第一节 国共关系陷入僵局
1941年1月18日，中国各报差不多都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触目惊心的皖南事变。
不过，那时的中国报纸，大多控制在蒋介石手中。各报刊载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蒋氏文告，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周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中共掌握的报纸，大体限于延安，很难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在那里产生影响。唯一突破“防线”的中共报纸，是在重庆印行的《新华日报》。不过，《新华日报》也要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稿件只有经过审查同意才能刊登。这天，《新华日报》有关皖南事变的新闻稿，全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押，只得临时采用巧妙的调包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另外，在第三版，还醒目地刊载周恩来一首诗的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后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不平常的报纸之后，曾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各国驻华记者，也纷纷发出急电，报告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来自各国的反应，随着各国的立场不同，而对皖南事变作出不同的评价。
美国的反应出入意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指出，皖南事变是“极大的不幸”，认为国民党称中共为“心腹大患”、日本为“癣疥之疾”，是极其错误的。
美国驻华使节詹森拜见蒋介石，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
美国对皖南事变不悦，是因为美日关系已极度紧张，美国不希望中国因内战削弱了抗日力量。
英国的立场和美国一致。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卡尔把意见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本的攻击。”
苏联的反应则在意料之中。苏联支持中共，理所当然反对皖南事变。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明确表示：“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美、英、苏三国采取反对立场，使蒋介石由“三喜临门”转为“三不欢迎”。
日本当然欢迎中国内战。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月，日军驻沪军部参谋长樱井便已赴南京，与驻华日军司令西尾寿造制订了计划，其中有一条：“对散驻京沪杭地区之新四军，决迫其向皖南退却，并设法使其与中央部队自相火并。”
最妙的反应来自汪精卫，他说了一句“名言”：“数年来蒋介石未做一件好事，唯此次尚属一个好人。”
国内也一片哗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出一片反对声。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宋庆龄、何香凝，她们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评蒋介石的话，最为概括：“自毁长城，自促国亡。”
态度最强硬的，自然是中共。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非1927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毛泽东还接连对中共内部作出指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蒋介石1月17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蒋1月17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1月17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
面对着只有日本、汪精卫和国民党右翼发出的稀稀落落的掌声，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一片谴责声，面对着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蒋介石不能不收敛了一些。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那姿态处于守势。虽说他仍坚持十天前“一·一七命令”的立场，但他的讲话调子明显变软了。蒋介石说：“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
蒋介石的意思是这回皖南事变，只局限于新四军，他并不准备与中共决裂。
蒋介石还摆出“家长”的架势说道：“新四军乃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我常说我们国民革命军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平时看待自己的部下，犹之于家长之看待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长的荣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长的耻辱。……”
蒋介石的讲话中居然还谈起了《圣经》——他在和宋美龄结婚之后，已成了基督教徒。蒋介石以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口气说道：“大家看过《圣经·新约》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条，训勉一般人，对于罪人，须要饶恕他七十七次的罪过，而现在新四军的罪过，早已超过了七十七次以上。我们就以耶稣的宽大为怀对于这种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军队，也决不能再隐忍，再饶恕，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的犯罪，就是我们贻害国家，要成为千古罪人。”
蒋介石的讲话，缺少幽默感，倒也不乏“生动”！
毛泽东当即读了蒋介石的讲话。他在三天后——1月30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反应：“蒋27日演讲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我方不满，他已贼胆心虚……”
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月29日作出《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对皖南事变作出了这样结论性的正式评价：
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
不过，那时的中国报纸，大多控制在蒋介石手中。各报刊载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蒋氏文告，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周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中共掌握的报纸，大体限于延安，很难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在那里产生影响。唯一突破“防线”的中共报纸，是在重庆印行的《新华日报》。不过，《新华日报》也要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稿件只有经过审查同意才能刊登。这天，《新华日报》有关皖南事变的新闻稿，全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押，只得临时采用巧妙的调包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另外，在第三版，还醒目地刊载周恩来一首诗的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后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不平常的报纸之后，曾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各国驻华记者，也纷纷发出急电，报告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来自各国的反应，随着各国的立场不同，而对皖南事变作出不同的评价。
美国的反应出入意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指出，皖南事变是“极大的不幸”，认为国民党称中共为“心腹大患”、日本为“癣疥之疾”，是极其错误的。
美国驻华使节詹森拜见蒋介石，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
美国对皖南事变不悦，是因为美日关系已极度紧张，美国不希望中国因内战削弱了抗日力量。
英国的立场和美国一致。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卡尔把意见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本的攻击。”
苏联的反应则在意料之中。苏联支持中共，理所当然反对皖南事变。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明确表示：“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美、英、苏三国采取反对立场，使蒋介石由“三喜临门”转为“三不欢迎”。
日本当然欢迎中国内战。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月，日军驻沪军部参谋长樱井便已赴南京，与驻华日军司令西尾寿造制订了计划，其中有一条：“对散驻京沪杭地区之新四军，决迫其向皖南退却，并设法使其与中央部队自相火并。”
最妙的反应来自汪精卫，他说了一句“名言”：“数年来蒋介石未做一件好事，唯此次尚属一个好人。”
国内也一片哗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出一片反对声。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宋庆龄、何香凝，她们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评蒋介石的话，最为概括：“自毁长城，自促国亡。”
态度最强硬的，自然是中共。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非1927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毛泽东还接连对中共内部作出指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蒋介石1月17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蒋1月17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1月17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
面对着只有日本、汪精卫和国民党右翼发出的稀稀落落的掌声，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一片谴责声，面对着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蒋介石不能不收敛了一些。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那姿态处于守势。虽说他仍坚持十天前“一·一七命令”的立场，但他的讲话调子明显变软了。蒋介石说：“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
蒋介石的意思是这回皖南事变，只局限于新四军，他并不准备与中共决裂。
蒋介石还摆出“家长”的架势说道：“新四军乃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我常说我们国民革命军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平时看待自己的部下，犹之于家长之看待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长的荣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长的耻辱。……”
蒋介石的讲话中居然还谈起了《圣经》——他在和宋美龄结婚之后，已成了基督教徒。蒋介石以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口气说道：“大家看过《圣经·新约》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条，训勉一般人，对于罪人，须要饶恕他七十七次的罪过，而现在新四军的罪过，早已超过了七十七次以上。我们就以耶稣的宽大为怀对于这种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军队，也决不能再隐忍，再饶恕，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的犯罪，就是我们贻害国家，要成为千古罪人。”
蒋介石的讲话，缺少幽默感，倒也不乏“生动”！
毛泽东当即读了蒋介石的讲话。他在三天后——1月30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反应：“蒋27日演讲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我方不满，他已贼胆心虚……”
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月29日作出《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对皖南事变作出了这样结论性的正式评价：
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