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7.张国焘开始摊牌，毛泽东坚决拒绝

　　芦花会议后，红军在前线局部地区进行着激烈的战争。但大部分时间，红军大部队按兵不动，以至于延误了松潘战役的战机。主要原因仍然是张国焘和中央在较劲。

　　还在移师毛儿盖的路上，张国焘就不断地召见各军首长，甚至一些主力师的师级领导也奉召前来谈话。而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果四方面军和中央的分歧公开化，他们将取何态度？总部前移到卓克基时，张国焘又下令各军按兵不动。

　　松潘战役失利后，实际上红军很被动，近十万人压在卓克基和毛儿盖很小的区域内，处境非常危险，中央需要适时调整战役计划。

　　就敌方而言，7月底，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纵队到达江油、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御，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天水和静宁、会宁一线，构成两道封锁线。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李家钰部占领威州，王瓒绪部占领茂县，杨森部占领懋功。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区。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中央领导人十分焦急。松潘计划不成功，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毛泽东恨不得插翅北上，飞离这个地方。

　　于是，8月3 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又拟订了《夏洮战役计划》。其要点是：“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其军事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的1军、3军和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5军、32军和红四方面军的9军、31军、33 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战役部署下达后，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

　　张国焘认为，此时最需要的是解决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他要同中央摊牌——让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进中央政治局和现在的中央分享权力。

　　张国焘给已经到达毛儿盖的中央拍发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要求中央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在这次会议上全面检讨中央的错误。

　　获悉张国焘的建议后，中央很快复电，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带上陈昌浩，立即飞骑赶到了毛儿盖。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寨子召开会议。历史上称这次会议为“沙窝会议”。

　　会议主要有两项议程：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闻天作《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决议重申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再次否定了张国焘西进或者南下方针，强调一定要北进；会议强调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以后的领导无疑是正确的，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报告对第一、四方面进行了全面估计，侧重批评了一方面军的缺点，提出必须立即整顿部队。决议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决议肯定“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刻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融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

　　报告还强调坚决反对“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指出这种动摇是目前“最大的危险”。报告还委婉地批评了张国焘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认为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政府还为时过早。

　　张闻天报告后，大家进行讨论。

　　张国焘要求第一个发言，他说：

　　“会合以来，我们之间争争吵吵有很多次吧？也有很多歧见吧？但这是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是要获得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威胁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下，摧毁整个中央；总政委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

　　毛泽东知道张国焘在借题发挥，就打断了他的发言，说：

　　“这种流言是很多的，比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不过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了，现在是想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张国焘知道毛泽东话里有话，进行了反击。

　　他话锋一转，说：“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认为我们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力气，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不能舍弃党。开‘六大’的时候，就有人说过，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的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至于这次会议，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行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张闻天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说法：“我们现在遭受到了挫折，但是怎么能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太过片面。”

　　对张国焘的这些论断，毛泽东是半赞成、半反对。长征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表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种退却不应看成是绝对的，否则就会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长征是战略转移，转移到一个合适的新地区再图发展。

　　毛泽东最关心的还是统一意见尽快北进，他说：

　　“西北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我们应做好准备，特别是到了甘肃、青海、宁夏，派一个支队去新疆。我们基本上是靠自己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的困难是这里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气候差，但均能克服。因此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我们会合后，要在这里领导全国革命，把党中央放在这里。”

　　朱德发言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的缺点是可以改进的。”

　　张国焘发言又对建立西北苏维埃政府进行了辩解，他说：

　　“一方面军应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四方面军也是如此，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各种问题才能解决。这方面据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但从自我批评来讲，有些问题未注意到。一方面军有过光荣的历史，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是打掩护战，受了很多损失。这教训是值得研究的。四方面军一路打了很多胜仗，开展苏区，英勇善战。四方面军西征是运动战，怎么说成是逃跑？退出通南巴是否轻视根据地？这些提法都是不对的。到了少数民族区域一定要组织政府，不管叫不叫联邦。西北特委所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原则上是正确的。”

　　张国焘口气强硬地说：

　　“不管哪个部队，一定有失败情绪、疲劳现象、纪律松懈，如果政治部把这些看轻了，就会影响整顿。要抓紧整顿，不是要向负责人来解释的问题。四方面军不能估计它落后，它是工农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纪律问题，党与军队的纪律有什么分别？我们并不赞成肉刑，就是有打骂，性质一定要弄清，不然会放松纪律。政治局的同志对一方面军了解清楚些，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地方或许不融洽，但不能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反党。这些同志是党的柱石，应当吸收到中央工作。”

　　周恩来说：

　　“当前敌我力量的变化，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力量来消灭敌人，建立苏区。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关于路线问题，我们的整个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在战略上有时是防御，现在则是进入反攻了。对四方面军的估价，我想我们都看得清楚。对鄂豫皖已有估价，对通南巴还未有结论。对一方面军，虽然国焘、昌浩的估计过火一些，出发点是要整顿我们的部队，但应注意对下面的影响。国焘讲，一切问题要在原则上来解决，这是对的。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一致。”

　　张国焘接着周恩来的话，继续说：

　　“为了统一党内的意志，我主张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过去我在鄂豫皖和川北时，曾屡次举行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成绩都很美满。特别是现在一、四方面军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这样，扩大的会议更有必要。我们不用惧怕这种会议，认为一定会吵架散场，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好一致意见。提交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解释一些过去的误会，嘉许两军奋斗精神，提倡互相学习，反而会收团结效果。”

　　张国焘开始摊牌了：

　　“中央应该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从一、四方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呢？”

　　当张国焘提出补充干部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也就进入了沙窝会议讨论第二项议题——组织问题。

　　张闻天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方案，宣布这次会议要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由政治局提议补选三个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补选三个中央候补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其中陈昌浩、周纯全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张国焘立即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可以多提几个人。”

　　他要求将四方面军中9名干部提拔为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等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其他干部更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多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最终中央作了部分的妥协。在中央政治局内张国焘的人虽然还是少数，但在红军指挥机构里四方面军占了明显优势。总政治委员是张国焘，红军作战指挥，他有决定之权。前敌指挥部是徐、陈，打仗要靠他们。总之，中共中央已经对张国焘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就是为了团结他。

　　毛泽东又提议：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同志负责。四方面军不变，红军仍然分成两个方面军。

　　会议对红军指挥机关又作了若干调整，调整后的指挥机构和负责人的情况如下：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杨尚昆、周纯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倪志亮，副参谋长王宏坤，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主任傅钟、曾传六。

　　会议最后，只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党的纪律，政治局委员们举手表决。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了。而且更令他恼火的是虽经他拼命反对，《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仍然被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