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9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太阳从草地的东边升起来了。红军的宿营地像往常一样平静,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红军战士照常在出操、整理内务,几天的休息和吃上了饱饭,过草地的疲劳逐渐得到了恢复。
毛泽东已经几天没有睡好觉了,长长的头发更衬托出疲倦的面容。这几天为了与徐向前、陈昌浩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与张闻天、博古等人就住在离前敌指挥部不远的潘州村一个小院子里。
就在中央寄希望于张国焘回心转意之时,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来了电报,并要他们转告中央。张国焘的这封电报,与8日中央电报作了完全不同的形势分析:
徐、陈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脚病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路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张国焘列举了一大堆南下有利的理由,说明他南下决策的正确。我们今天来看,张国焘列举的理由似乎很实际。四川是他们的老根据地,甘肃、陕北则是一个陌生的地区,凶吉未卜。相比之下,张国焘是不愿意冒险的。他在胆略和魄力上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这封电报完全说服了陈昌浩,陈昌浩此时已经改变了北进的态度,在张国焘和中央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之时,他内心偏向了张国焘。他拿着这封电报去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毛泽东当即严厉指出陈昌浩的想法是错误的。
下午,这位才华横溢、口才犀利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对红军进行了南下动员,动员大会进行得非常顺利。听众热血澎湃,群情激昂。
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主张,令毛泽东等人焦虑不安时,他又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
9月9日深夜,中央政治局在下巴西红三军团军部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
中央处境危险,继续说服和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已经没有可能,而且,处理不慎,还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红军大学连夜北上。这是两军会合后最为简短的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接着,毛泽东、张闻天又给张国焘发了电报,作最后的努力: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中央秘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在悄然进行着。
前敌总指挥部驻地表面看来,一如既往,作着行军“打粮”的准备工作。
没有任何异常情况表明,一件重大而又深远的历史事件即将发生。当“打粮”的命令下达后,并没有引起陈昌浩的怀疑。因为,那个时候,“打粮”是红军进入藏区筹措粮食的一种办法。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加上国民党和藏族上层反动统治者的欺骗宣传,藏族群众纷纷躲避红军。为了生存,红军不得不收割藏族群众的庄稼,然后通过通司(翻译)付钱。为了尽量避免不良影响,收割庄稼多在夜间进行。
凌晨两点,经过万里长征考验的红一方面军各部悄然北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班佑、巴西等驻地,与四方面军的部队脱离了接触。凯丰负责中央机关,林伯渠负责政府机关,杨尚昆负责总政治部,邓发、李德负责红军大学,叶剑英负责前总司令部。
这些机关都是一、四方面军混编的。出发命令下达后,中央机关和红三军团的人员陆续出发,在暗夜里急行,夜清凉如水,天际残云罩月,山峦沉黯凝重,四周朦胧。行进的队伍静悄悄地,只有沙沙的脚步声,一种庄重的气氛笼罩在这支行进的队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