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5 。张国焘“反对毛、周、张、博北逃”，组织围斗朱、刘

　　对于两军合后又分的原因，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解释：

　　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国焘的自我解释没有提及他的伸手要权，这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像他所说仅是一种政见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泽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历史自有结论。

　　9 月中旬，在分裂公开化的形势下，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再次步入草地。

　　陈昌浩热情高涨，给士兵们鼓着气，努力做着政治工作。

　　道路两旁陆续出现了政治宣传员拟制的许多标语口号：

　　“革命为了保家乡！”

　　“打回四川吃大米！”

　　“宁可向南走一千，也不向北走一天！”

　　再次穿过茫茫草地的红军，返抵毛儿盖，随后，向松冈、党坝一带集结。

　　15 日，就在中央离开俄界继续北进，再次劝告张国焘北上的时候，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命令，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会议”，历史上称“阿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方面军总部和9 军、31 军、33 军的党员干部近千人，红5军的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32军因驻地较远，没有参加。

　　在会场主席台两侧，挂着两条标语，左边标语是：“反对毛、周、张、博北逃！”右边标语是：“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

　　由于事先层层作了动员，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反中央倾向。

　　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他在会上攻击党中央的路线一贯“右倾”，军事上是一贯的“保守的机会主义”，诬蔑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仍然是瘫痪的，不得力的，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个“机会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

　　张国焘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张国焘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1、3 军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南下是正确的“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

　　张国焘讲完后，在秘书长黄超主持下，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干部先后发言表态，表示拥护张总政委讲话。

　　朱德站立起来，诚恳地说道：“中央苏区的丧失，我们有责任，这主要是我们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这个问题已经在遵义会议上解决了。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我没有指挥好，没有打好，这些我在以前也都讲清楚了。现在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北上……”

　　“又提你那北上，不准说北上！”黄超打断了朱德的讲话。

　　“姓朱的，你现在表个态！同姓毛的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

　　人的情绪是经不住在特定场合下煽动的，许多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在全力维护自己的观点时，会搜尽对方的缺点加以夸大和进行人身攻击，说出许多出格的话，有时甚至是舌头加拳头。阿坝会议也如此，有些人本来与朱德无冤无仇，可一进入争论的角色，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话是越说越难听。有人呼起了口号：“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参加会议的红5 军的人，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这个严重关头，内部出现了分化。军团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等坚决拥护中央，没有出席会议。也有一些干部认为中央不该把5军扔下，心里不满，也有人对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有意见，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张国焘一边。他们在发言中把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左”倾错误夸张扩大，甚至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中央红军内部的倒戈给阿坝会议火上浇油，更激起了四方面军部分同志对中央的反对情绪。

　　红5 军部分干部的转向，使朱德、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斗争的矛头集中在他们身上。许多人在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地乱喊。有的说：“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有的说：“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气势汹汹地问朱德：“你同意中央，把红军搞剩了多少，要交代！”有的要他当众表态反对中央。

　　朱德见大家谩骂，便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面色严峻。

　　张国焘对他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同志严肃地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我举了手的，同意北上的，今天要我反对北上是办不到的，中央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拥护北上。你们要是南下我也没办法，南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不会成功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只好跟你们南下。但容许我保留意见。”

　　朱德的话语不卑不亢。

　　张国焘迈着方步，在台上连兜了两个来回，走到朱德面前，说：“好，好，有你这一句愿意南下的话就行。”

　　接着，刘伯承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张国焘眼看部下闹得差不多了，才出来缓和气氛。他没忘掉自己的身份，只要把底下的人鼓动起来，用不着他在前台骂人。他对今天的会议相当满意，心中暗暗得意。

　　朱德和刘伯承从会场出来，心情十分沉重。党和红军中发生了这样的分裂，又是在长征途中，实在令人痛心。朱德对刘伯承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泽东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他们丝毫没有埋怨中央抛下他们，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怒火冲冲地说：“搞几棵枪打起走！”刘伯承说：“你晓得什么，不准吭声！”在这样情况下，除了忍耐，慢慢做工作，等待四方面军同志觉悟，不能采取任何火拼的办法，否则，那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在张国焘的操纵下，会议非法通过了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攻击和诬蔑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是“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红军的团结”，把张国焘的南下退却美化为进攻路线。大会决定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重返四川建立根据地。

　　张国焘还考虑到了用“纪律制裁”来压制不同意见，以保证“进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他在《决议》中还提出：“在斗争中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阿坝会议后，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对朱德发起轮番攻击，以图逼迫朱德、刘伯承就范。除继续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外，张国焘还以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名义，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他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不断地作报告，到处讲话，借以打击中央的威信而抬高自己。每次“批斗会”上，朱德与刘伯承都心照不宣地互相鼓励。会下，朱德说多次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革命，我相信事情总会搞清楚。”

　　阿坝会议，是张国焘公开与中央决裂的会议。他把中央内部的分歧完全向红军战士公开，利用红军战士的淳朴，挑动红军反对中央的政治路线，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虽然中央在俄界会议上声讨了张国焘，但范围仅限于中央委员和军队首长。张国焘则是一下就把范围扩大到全军，严重破坏中央的威望，这显然是为他日后宣布另立中央打基础，造舆论。

　　在通过《阿坝会议决议》的同时，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还拟订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与《决议》同时下达到各部队。几天之内，各部队中召集了不同形式的会议，传达贯彻张国焘的报告和《决 议》。

　　《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说什么只有大举南进，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事实上，张国焘的“进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从政治上说，它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对立，完全脱离了全国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只能使红军处于愈来愈孤立的境地；从军事上说，南下遇到的对手，并不是什么“川敌残部”，而是蒋介石追击红军的数十万大军；从根据地的条件来说，所选择的川康边的少数民族杂居区域，地瘠民穷，人烟稀少，不利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条“进攻路线”的碰壁和破产，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