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中旬,张国焘命令红军部队从大金川河上游南下,向马塘、松冈、卓斯甲等地集结。9月17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越过草地,重返毛儿盖。张国焘非常高兴,向后方的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王维舟发出了坚决南下的命令:
天云、维舟:
(甲)徐、陈率30军于昨晚安抵毛儿盖,4军今晚续到。毛无敌,他们过草地未遇困难。
(乙)右路已能排除第一道难关,坚决南下,现在就看你们能否速取党、绥、崇、丹、懋。南下打开绥、崇、丹进路,关系全军生死存亡。望用全力完成任务,并大大提高全军坚决南下,再不往草地的战斗意志。
九月十八日
9 月底,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朱德等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在沙窝会议分兵后的两个月,左、右路军又会师了。但是中央已经不在了。张国焘显得踌躇满志,十万红军在手,部队浩浩荡荡地南下,他开始盘算如何实现他的终极目标。
10 月初,红四方面军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卓木碉。
“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好,很吉祥!我们就是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我们在这里开个会吧。”张国焘以地名论事,决定在这个地名有着特别象征性意义的地方,完成他人生事业中的辉煌一跳。
10月5日,卓木碉白莎喇嘛庙阴森的大殿里,气氛紧张。殿外,北风怒吼。
张国焘端坐在位于大殿左侧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中央,他的背后是一尊木雕的巨大金刚。张国焘没有选择正面的大佛作背景,而是选择了这尊佛像,一手握金瓜锤,一手操纵着吐着信子的毒蛇的佛像。
这就是历史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卓木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约40余人。
张国焘等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相继进入会场后,开始主持会议。
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走的那一天,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
张国焘接着慢条斯理地作着报告,眼睛却不住地在与会人员的脸上扫来扫去。
他说:
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丢掉了江西苏区,把几十万红军搞得只剩下那么一点,是单纯的军事路线问题吗?不是的,这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我在两河口会议时,就指出要检讨政治路线,于是引起了争论,当时有些同志还看不清谁是谁非。后来又有了南下和北上之争,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是看不清谁是谁非。现在,我想大家看清楚了,谁坚持右倾逃跑路线?谁坚持正确的进攻路线?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红1、3军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这样的中央已经完全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威信扫地了!
接着,张国焘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他说:
毛泽东带着部队向北逃跑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分裂红军。因此,我决定,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经验,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与会的人员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多说中央如何如何不好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
会场上原本十分沉闷的气氛,到这时又陡添十二分的紧张。
张国焘成立新的临时中央的决定,对陈昌浩的震撼无异于晴空霹雳。陈昌浩是一个热血满腔,感情冲动的人。他不是一个战略家,他无法分清楚南下和北上孰是孰非,但他是一个有原则性的革命者。党中央是经过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要获共产国际承认的。现在一个会议就可以推翻中央,是否合法呢?
徐向前表情严肃,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地猛抽着烟。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乱如麻。在变化莫测的政治风浪里,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只好保持沉默。
张国焘停顿了一下,见会场上哑然无反应,既没有人立即表示拥护,也没有人立刻发言表示反对。
“请伯承同志发言。”张国焘见没有人再说话,只好点名。
刘伯承缓缓站立起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讲了一番当前红军的发展形势和加强红军团结的话,就坐下了。张国焘明白刘伯承的话中有话,也就不再强迫刘伯承明确表态和多讲。
张国焘驾驭这种场面是很有经验的,他将目光移到一位一方面军的将领身上,僵局打开了。
徐向前回忆说: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逆转!
人们开始表态坚决拥护“张主席”的决定,慷慨激昂地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中央。
“朱总司令,你的意见呢?”张国焘在此时显得对朱德很温恭。
朱德长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道:“同志们哪,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是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是一个整体,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队。我们已经有党中央,不能再有一个,再搞一个就不合法。”
张国焘皱了一下眉头,他从朱德的话音中已经明白,这个总司令今天可能要给他这个总政委找麻烦,便插话道:“总司令,请说得直接点,谈谈你对毛泽东逃跑主义的态度。”
“好,我 谈 毛 泽东。”朱德的声音使整个会场上的所有人都挺直了脖子,细听下文。
朱德的声音很平稳:“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世界都有名。现在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我们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红军的热闹!”
“你现在应该明白毛泽东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逃跑主义,你作为红军总司令应宣布同他断绝一切关系!”黄超吼叫道。
“你!你,你说什么?让我同毛泽东断绝关系,这绝对办不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朱德见黄超这么吼叫,非常愤怒,大声斥责黄超。
此时的会场上明显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以朱德为首的“拥毛”派,一派是以张国焘为首的“反毛”派。但由于张国焘在这时掌握着兵权要柄,所以没有人敢直接提出反对另立中央的意见。
此刻,张国焘非常希望在红四方面军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总指挥徐向前能表个态。但徐向前在这时候仍然什么都没说。徐向前的沉默,显然表明了一种态度。
在大家发言表态之后,张国焘掏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名单,宣读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名单:
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红昌、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苏、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肖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织中央委员会。
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
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
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
至此,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国焘的“中央”就这样产生了。
张国焘炮制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名单,颇费了不少心机。首先,他要建立一个能让共产国际承认的“正统”,所以尽可能把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排在前面。
张国焘炮制的“中央”,似乎也照顾到不同地区和红军,几方面都拉了些人。但是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里掺杂了他个人的好恶和成见。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毛、周、张、博不用说,已被他“开除”了。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一个也未选进。刘伯承、董振堂都没选上,仅有个“军委委员”的虚名。
不过,张国焘到底心里不踏实,没有真正的对外宣布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党籍,另立中央一事也暂未对外公开。
卓木碉会议后,张国焘单独找到徐向前谈话,徐向前明言直说他不赞成张国焘的这种做法。
徐向前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但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呢?”
张国焘无言以对,他太了解徐向前的脾气,弄不好翻了脸,就会影响这“第二中央”的组阁进程。徐总指挥的威信在红四方面军中可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会议结束后,朱德找到张国焘,义正词严地告诉他:“我是不赞成搞第二中央的。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这样是不行的。你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照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好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朱总司令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使张国焘无可奈何。
没有朱老总,张国焘成不了气候。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德也不能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所以,朱德决定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和张国焘周旋。
朱德、刘伯承等人在会上会下坚决表示反对另立“第二中央”,这对张国焘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他虽然私自宣布成立了“第二中央”,但却一直没有敢对外公开宣布。
另立中央的闹剧使得刘伯承无法入睡,一件极为机密的大事也使他无法入睡。他的手中掌握着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这事千万不能让张国焘知道。
几十年后,刘伯承回忆道:
这时,通国际的电台密码掌握在我们手里。我想:张国焘这一搞,说中央是什么“右倾逃跑主义”,谁又是什么“侦探”等等。如果他把密码搞去,把他那一套报告国际,不知要给中国党造成多么大的麻烦。于是,我就告诉刘少文,把密码烧了。这个密码就是一本英文的《鲁滨孙漂流记》,这件事除我二人外谁也不知道。当时如果张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刘伯承的这一决断真是英明。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控制不了张国焘,张国焘唯一畏惧的就是共产国际。后来,当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回到陕北后,对张国焘下达指示,张国焘因无法与国际联络,终于接受了林育英的意见,取消了自己的“中央”,再次北上与一、二方面军会师。
卓木碉会议使刘伯承总参谋长彻底认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虽然他和朱总司令暂时处于少数,但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张国焘软硬兼施,也丝毫不能动摇朱、刘的立场。实际上从阿坝会议以后,刘伯承的职务就被剥夺了。张国焘只让他教交通队如何打骑兵、放排哨。
卓木碉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来找到刘伯承。
张国焘说:“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否则,就不行。”
刘伯承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
张国焘怒气冲冲地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
刘伯承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张国焘说:“那你马上办交代。”
刘伯承交代完了工作,张国焘又要刘伯承作出一个南下行动计划来,限两小时完成。刘伯承说时间太紧,张国焘还是只给两小时。刘伯承知道他是存心整人,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刘伯承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去了。
这是刘伯承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算上南昌起义自然失掉参谋长职务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后来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