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1.张国焘作检讨，中央肃清张国焘路线

　　三军会合前后，张国焘疑虑重重，他担心一旦到了陕北，就会受到中央的批判。故而对北上三军会师一直犹疑不决。就当时而言，中央尚无时间来批判张国焘，而非常需要张国焘率军北上。

　　为使张国焘打消疑虑，前来会合。中共中央领导人在9月24日致张国焘的信中表示：“弟等与国焘间之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国焘兄对弟等有何意见，弟等均愿郑重考虑。”

　　对一方面军内部则指示，则是“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四方面军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表示对他们信任，不宜使他们感觉不信任。要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争取，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这些对一方面军内部的指示，张国焘当然是不会知道的。会合后，他确实心里忐忑不安地等待中央的处置。会师第二天，1 0 月1 1日，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张国焘见中央没有夺去他的职务，不禁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舒展眉梢，显得轻松了许多。

　　张国焘高兴的未免太早了一些，以为中央不会追究他的错误。

　　鉴于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一系列错误，从1937年1月在中央内部，开始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张国焘来到中央后，虽然还保留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些具体事情都不管了。他已经不能像当初在红四方面军中那样说一不二，称王称霸。这期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与张国焘谈了几次话，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对中央有个交代。他自己也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于是张国焘在1937年2月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讨。张国焘认为自己的“错误观点在哪呢？”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五次“围剿”中的客观情况，五次“围剿”中敌人采用战略战术的特点，和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这样就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

　　第二，在中央红军突围成为必要后，敌人追击的严重性，远过于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敌人所给予的压迫，对于这点，估计也是不足的。这就抹杀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一个数量很大的红军的万里长征，减员是不可避免的情况，终于达到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和大批干部的保存，正是表现着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在这一点上不应当超出党中央决议上的批评。

　　第三，因为有了上述两个观点，同时对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也估计过分，就发生当时对中央所提出战略方针的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之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的意见。

　　第四，同样对于中央苏区对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建设工作所获得的成绩估计不够，并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到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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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错误的根源在哪里？

　　我认为领导四方面军的党的组织和自己，在基本上是执行着一贯的为苏维埃中国奋斗的基本路线，一贯的忠实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这也是后来转变到党中央领导下来的基础，对于五次“围剿”中，和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中所损失的过右估计，和夸大领导的错误，对于五次“围剿”后，正是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应当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来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不了解，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去估计当时的军事方针，发生了军事策略上的彷徨。对于四方面军工作中的错误和特点估计不够。对组织原则不够原则不够布尔什维克的了解，军阀主义倾向得着发展，这些就是错误的根源。因此在过去一个时间中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和组织上的对立，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虽然我现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与中央一致，我应该申明坚决脱离过去有过的错误，而且反对过去的错误，并且劝告过去与我有过同样观点的同志们，应当坚决反对和脱离过去的错误。

　　应当认识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的，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和党中央。应当认识党和红军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反对一切派别观点，小团体观点，门户之见，地方观点，部落观点等等，这些是有苏维埃红军从不同地区发展起来和农民意识的客观原因做我的基础。应当扫清一切不正确的观点的残余，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党当前的历史伟大任务而勇往直前的奋斗。因为党的毫无缺陷的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和一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保障。

　　张国焘用晦涩的文字很不情愿地承认错误。当初他骂中央是“逃跑”，现在换成了“大规模运动战”。他另立中央，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仅仅说成是“组织上的对立”。涉及要害问题，张国焘仍然不肯认错。

　　对南下北上之争，他说：“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南下在战略上虽然有它的不利之点和在左路军北上守着阻碍的条件下执行的，可是在党员群众英勇奋斗的基础上获得了相当胜利。”

　　对分裂的责任，他承认：“那时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由南下主持者负责。”

　　对另立“中央”，他承认：“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有的。”

　　总而言之，张国焘并没有认错。

　　对张国焘的第一次检讨，中央是不满意的。2月27日，凯丰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全面系统剖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在政治形势、军事战略、红军和苏维埃建设等十几个问题上的错误。

　　在这篇长文章的结尾，凯丰给张国焘下的结论是：

　　总结起来，过去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路线上的争论。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与当时党的任务出发。国焘同志当时要采取继续的退却，向西继续的退却，在红军苏维埃建设上，在党的建设上，在民族问题上，在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都与中央分裂。

　　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他的客观根源则由于中国的军阀制度和农民狭隘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他的主观原因是由于国焘同志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四中全会时，国焘曾反对这种错误，但他没有彻底肃清他的错误，在与中央隔离，在没有中央的领导之下又发展起来，而成为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的路线。

　　国焘在鄂豫皖工作时，基本上是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因为那时有下列三个条件：1.鄂豫皖是老苏区，有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基础；2.有中央分局的集体领导，尤其是有沈泽民同志的帮助；3.那时与中央有直接的关系，获得中央及时的指示。但在最后一个时期已发生了严重的错误：（1）在肃反问题上开始采取脱离群众的办法；（2）在反对四次“围剿”的问题上，没有积极的准备与群众的动员，而是“左”的空谈；（3）在退出苏区的问题上，没有慎重的态度，而轻易的放弃苏区。

　　因为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地纠正，因此在西征中及到达通南巴后，这些错误都更加发展起来，在通南巴从打败田颂尧后，就形成了一种路线的错误，到与一方面军会合时就发展到顶点。

　　国焘路线的社会基础是：1.农民狭隘意识与流氓的破坏性的反映；2.中国军阀土匪主义的反映。

　　国焘路线的历史根源是：1.与国焘过去一贯的错误相联系；2.与他的思想方法论相联系，即他的狭隘经验论机械唯物论相联系；3.与他的高慢的宗派主义与派别成见相联系。

　　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

　　凯丰的文章拉开了全面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序曲。随之，中央派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以考察部队的名义，到二、四方面军考察了一遍。罗瑞卿认真地执行了毛的使命。对二、四方面军进行了考察，重点在四方面军。3 月底，罗瑞卿在庆阳步校给毛泽东、张闻天和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写了一个长篇报告。

　　罗瑞卿的报告反映出四方面军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关键是张国焘的影响依然存在，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与张国焘划清界限，真正站到中央的立场上来。因此，必须对张国焘进行彻底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是张国焘个人，各级的干部也都有自我检查的必要。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罗荣桓、廖承志、徐特立、肖劲光、胡耀邦等56 人。

　　有几位重要人物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当时在杭州与国民党谈判；刘少奇在天津领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邓发去了苏联；林育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被派往外地搞职工运动。张国焘几次找张闻天，要求让林育英出席会议。因为林育英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调解人，也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如果没有他在场，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张闻天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

　　会议首先讨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从27日到31日则是以批判张国焘路线为中心议题。

　　3月27日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自己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犯了路线错误、退却逃跑错误、反党反中央错误，承认自己对民族革命运动、中央红军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因而悲观失望，主张退却。对北上问题，承认自己对中央的方针发生怀疑，承认后来由于朱德拥护中央，广大干部拥护中央，促使他有了转变。但是北上以后，又改为西进，仍是对民族革命运动估计不足。他表示要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还没有认识的问题，也要很好地检查一下。

　　会上，有30多人发言。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深刻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张闻天、凯丰等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的谬论及其错误路线的性质。

　　朱德总司令发言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并叙述了他在南下时期同张国焘进行的斗争。朱德最后说：“国焘同志是老党员，但是他的思想是机械唯物论，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我希望国焘同志承认错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中心，以党放在前面，不要忘记了党。只有相信党才能领导革命，脱离了党的立场是没有出路的。”朱总司令的话有理有节。对张国焘过去的所作所为，朱德是见证人。他所揭露的完全是事实，张国焘抵赖不了。但是朱德以宽厚的胸怀，向张国焘伸出挽救之手，耐心帮助他认识错误，以改正错误。张国焘对朱德是口服心服，即使在几十年后写回忆录时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任弼时同志在发言中批判了张国焘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分裂行为。任弼时认为：张国焘长期以来看不到革命的形势，看不到阶级力量的变动。由于他在党内有很深的派别成见，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便发展到了最高峰。他坚持南下，使四方面军力量消耗很大。

　　贺龙揭露了张国焘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企图以军阀式的手段吞并红二方面军的行为。

　　彭德怀揭露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方针的活动，指出：我们如不采取坚决果断行为，就要跟着机会主义跑。

　　何畏等则检讨了自己追随张国焘所犯的错误。

　　3月30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的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

　　毛泽东在会上还谈到潘州密电事件，使在座的同志都感到震惊。毛泽东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件事情。除张国焘外，其他当事人没有在场。

　　毛泽东最后说：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是他的机会主义史的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

　　对大家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撤销其党内职务问题，张闻天建议暂时不作组织结论，给张国焘一个改过的机会。他的话得到大家的赞成。

　　张国焘最后说：“我的错误的确是反党反中央。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同意给我作组织上的结论。但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就是不把我当党员看待，当反革命看待。我认为我与托派和陈独秀是有区别的，我是坚决站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所以我有权力请求还把我当党员看待。”

　　3 月31 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主要内容，决定认为：

　　（一）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二）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三）张国焘忽视党的领导作用，“他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红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但这一企图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忽视红军的模范纪律，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在四方面军中存在着打骂制度，这就是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四）张国焘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门中表现出来，在群众工作中，他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而以军队威临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苏维埃工作方面他没有正确实行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没有建立苏维埃代表制度，实行苏维埃的民主。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布尔塞维克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五）张国焘的南下行动，是反党反中央和分裂红军，是根本错误的。不但“使红军受到损失”，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六）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七）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张国焘“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张国焘同志的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

　　（八）中央认为“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在文件的最后，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同时也说明中央为什么暂时不对张国焘作组织处理，其意在挽救张国焘。决定的第九条即最后一条说道：

　　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教育全党同志，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地为布尔塞维克的路线而奋斗到底。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表现自己的机会。

　　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彻底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肃清张国焘路线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教育全党全军，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后来指出，延安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延安会议后，张国焘于4 月6 日写了《关于我的错误》。他在检讨中说：

　　我上次那篇“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虽然揭发了一些错误，但是非常不够，甚至对自己错误没有从基本上去了解。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地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的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我应当申明，我已经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并坚决拥护党中央现在的路线，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路线，就不会深刻了解党目前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路线，因此，对于我自己过去错误更彻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对党的路线，有更深刻地认识和坚决的拥护。

　　而且我应该说到，在我与中央会合以后，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错误的过程，没有继续和加深自己的错误。但是在过去一时期中，没有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就没有能够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对于那些对我的错误缺乏了解的同志，没有能够起积极的帮助作用。

　　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与那些背叛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基本不同之点，就是我始终拥护共产国际。虽然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路线是不相容的，可是因为我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坚强信心，因此，我自信这是我能够改正错误最重要的保证。

　　由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恶习，堕入了狭隘经验论和机械论的泥坑，做了落后意识的尾巴，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和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发展过程中，对于时局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的估计。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估计不够，反而做了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和军阀意识形态的俘虏，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重新表现出来。因此，要彻底克服错误，我自己必须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我并且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就应当在党中央路线领导之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以后的事实证明，张国焘的检讨不是诚心诚意的，而是一时蒙混之词。

　　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在党内和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一步系统分析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8 月洛川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张国焘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1 月，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检讨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继续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张国焘先是拒绝出席会议，后来出席时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不仅没有前进，反而指责别人揭发批判他的错误是不对的。党中央批评了他的错误态度，指出退却路线、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是张国焘路线的三位一体。

　　这次会议后，张国焘就下了逃离延安的决心。他将边区政府的工作推交秘书长代行，整日在延安的山野中闲逛流连，几乎不再参加党和边区政府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