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5.洋顾问在“独立房子”内“图上作业”，实行“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导致北线连连失利

　　1933年9月，中央苏区红都瑞金出现了一位身材高大、蓝眼金发的洋人。

　　这位在瑞金出现的第一位外宾是何许人士呢？

　　这得从“左”倾中央进入中央苏区讲起。

　　1933年初，在上海已站不住脚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余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左”倾中央直接干预战事，增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困难。1933 年1 月，博古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向前方发出《关于作战新计划之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集中主力，转移到抚河西岸，攻占敌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要前方指挥员和中央局“站在一致的战线上执行”这一计划，并“电告执行之结果”。

　　但是周恩来和朱德坚持毛泽东前三次反“围剿”中大见成效的战术原则，以及毛泽东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制定的战略方针，对中央局这一不切实际的所谓“新计划”表示了不同意见，多次致电中央和中央局，强调必须实行运动战，详细说明攻击坚城的不利，并分析了攻城夺地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辩证关系。他们的意见遭到中央和中央局的拒绝。周恩来坚持认为在“敌情地形有变”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的情况下，则须放弃强攻南丰的计划，而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敌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周恩来、朱德在连续攻打南丰进展不顺时，采用一种“佯攻”战术，谨慎行动，目的在于调动敌人，便于我在运动中消灭敌军。所以一面虽在“强袭”，一面却加紧对敌情的侦察。当得知敌中路军陈诚主力驰援南丰的准确情报以后，红军乃立即撤围南丰，并终于捕到了战机，于2月27日和3月21日，先后在黄陂和草台冈地区，取得了两次大兵团伏击战的大胜利，歼灭敌人3 个精锐师，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悲哀地承认：“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在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后也写下“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等语，足见红军的胜利，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同毛泽东几次交手失败后，蒋介石总结教训，开始第五次“围剿”的组织准备工作。他向各帝国主义列强大量借款，购买飞机和大批军火，他聘请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参与拟定“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他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聘请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分批对他的军官实行法西斯的军事、政治训练。在作战方针上，蒋介石也采用洋顾问为他制定的“堡垒政策”。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50 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部署是：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指挥33 个师加3 个旅和1 个税警团，担任主攻任务；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9 个师加3 个旅；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11 个师加1 个旅；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指挥蔡廷锴的3 个师。这次“围剿”，蒋介石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打法，采取持久作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两三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步步向中央苏区进逼，以便达到他们“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之目的。这是敌我间的又一次生死较量。

　　这时，中央根据地已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片，拥有300万人口，红军兵力近10 万人，比过去有很大增长，群众武装力量也有很大发展。应该说，虽然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但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还是存在的。就是说中央苏区300万人民和近10万红军能否战胜敌人以保存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中央的决策与方针。

　　要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这对新上任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24岁的博古来说，无疑是无法胜任的。他虽然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没有直接接触过武装斗争，对军事工作基本上是个门外汉。于是，在博古进中央苏区前夕，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把一个名叫奥托·布劳恩的人送往中央苏区，做临时中央的“高参”。

　　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镇，是共产党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创建巴伐利亚共和国的战斗，并参加过德国中部的工人武装起义。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并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1926年9月20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妻子3个月后获释，他也在1年以后越狱逃往莫斯科，在苏联红军中工作。据考证，布劳恩在苏军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团长。1929年春，布劳恩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军事理论。3年后，他毕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工作。布劳恩到任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到中国送款。

　　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兼苏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谍报人员牛兰在上海英租界被捕，为营救牛兰夫妇，苏军总参谋部派人经东北去上海送巨款。由于当时东北被日本占领，而日本与德国关系密切，从安全考虑，选择了布劳恩去中国。可没有想到的是，布劳恩被不懂军事且病急乱投医的博古紧紧抓住，留在了中国，并成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布劳恩也变成李德（即姓李的德国人），实现了来华身份的转换。在博古看来，布劳恩有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应该是一个懂军事的内行，年纪仅比自己大十岁，又同是留苏学生，在莫斯科曾相识，这是军事顾问的最佳人选，可以辅助自己开展军事工作。

　　布劳恩来华是奉苏军总参谋部之命，他不属于共产国际系统，而在中国担任顾问，作为德共党员的布劳恩，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否则，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当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就是否愿意留在中国征求他的意见时，布劳恩仅表示请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使他在华使命有个合法依据。为此，尤尔特与博古分别几次向莫斯科发电请示，而共产国际的正式回复却是含混的：“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的指示有两层含意：其一，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具有建议权；其二，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并不受命于共产国际，而只受命于中共中央。显然，共产国际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才以这种模糊的指示，让中国共产党自己去认可。

　　然而，现实需要胜过一切。一向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的博古这回却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一边，把这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奉为上宾，不仅给予非同寻常的待遇，为他配备了两个专职翻译，专门为他腾空了一座独立的房子作为他生活和工作的专用场所，在物质极为匮乏的赣南山区想方设法地搜罗雪茄、咖啡一类极为罕见的西方舶来品供其享用，甚至为他物色一位中国姑娘做新娘，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李德，使他成为红军的统帅，全权指挥红军，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当布劳恩进入中央苏区时，博古在欢迎他的会议上说：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军队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由于博古的先声夺人，加之广大党员干部不明真相且出自对国际人士的尊重，布劳恩遂以李德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成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并列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会议，参与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与制定，特别是对战争、战役和战术，负有领导和监督的重任。为此，博古指示：

　　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可见，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已完全超越了军事顾问的权限，成为可以直接指挥红军的“太上皇”。

　　博古信任与重用李德，除了自己不懂军事、必须倚重李德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两人“左”倾思想基础有着一致性，对中国革命实践缺乏正确的认识，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特别是博古从“左”倾路线出发，不注意团结党内坚持真理的同志，排斥有着丰富斗争实践经验的同志，任人唯亲，以树立“左”倾领导人的个人威望。这些举措，无疑为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合适气候和土壤。

　　关于毛泽东，李德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他对毛泽东最初的印象：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谁不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李德一进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就开始了，博古把红军的军事大权交给了这个既不懂中国国情又毫无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外国人。由于李德的出现，毛泽东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思想和主张，特别是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挑战。中央苏区“风卷红旗过大关”的场景从此不再，红军和根据地的命运罩上了阴影。

　　在博古的支持与纵容下，使“左”倾军事路线在军事领域得以全面实施，并推向顶峰。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李德和博古等人彻底推翻了毛泽东在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完全照搬照抄苏联红军的模式和正规战争的经验，按苏联军事教程，在一张粗糙且比例错误的地图上想当然地设计作战路线，提出诸如“阵地战”、“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一类根本脱离战场实际的战略战术。

　　1933 年9 月下旬，敌人大举进攻，在人力、物力上占了绝对优势，而红军则处于暂时的劣势，但是，红军是在胜利的情况下，有依托、有群众基础的，因此争取主动和胜利的条件依然存在，可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不去极力争取优势和劣势的转变，一次一次地丧失了机会。

　　毛泽东向来认为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应保持战术上的主动性，应在敌人的外部交通线上或在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张要么跳到敌人包围圈以外，在外部交通线上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要么留在苏区内部，继续实行过去的“诱敌深入”的战术，在运动中创造有利条件歼灭敌人。毛泽东尤其主张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打击敌人。

　　李德完全放弃毛泽东的一套正确办法，充分利用了博古赋予他的特殊权力，实践他的正规战战略战术。

　　一开始，李德就要求“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迎敌，并实行“两个拳头打人”，采取“分离作战”的方针，把红军分成中央军与东方军两个集团。结果，东方军打得十分疲劳；中央军则找不到战机，无用武之地。

　　敌顾祝同指挥第八纵队的4 个师，由南城经硝石，首先向黎川红七军发起进攻。28 日敌占该城，“左”倾冒险主义者开始盲目轻敌，后又震惊于一城之失，根据“不放弃一寸土地”的冒险主义方针，命令红军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失去的黎川县城。命令东方军立即从福建回师江西，北上就敌，命红三、五军团硬行进攻敌坚固工事，去打得不偿失的阵地战，企图逼退黎川之敌。根据这项命令，红军主力不顾一切地向国民党密集的堡垒地区攻击，结果打了5天不仅毫无收获，而且陷入了强敌包围之中，险象环生。在黎川附近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地亦连战皆败北，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面对蜂窝一般的国民党碉堡群，李德极力推销被他称之为“短促突出”的战术。这种战术就是设法让敌人离开赖以掩蔽的碉堡，“一旦敌人离开碉堡区，就钳制敌人于主要作战区内，给敌人以直接的反击”。红三、五、七军团辗转寻战于敌堡垒和主力之间，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五次反“围剿”“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在反“围剿”的第二阶段里，红军又接连三次丧失主动权，被动挨打。

　　其一，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和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第十九路军，在福州揭起了“抗日反蒋”的大旗，宣布脱离蒋介石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显然，第十九路军在事实上成为了红军反对蒋介石的同盟军。在发动福建事变之前，十九路军已同红军达成协议，在中央苏区的东部战场闽西、闽北一线实行停战，互派代表，开通边界贸易。

　　这是解除中央苏区和红军四面受敌之围、击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绝好机会。特别是当十九路军在福州南校场上升起革命政府的旗帜之后，蒋介石立刻下令从围攻中央苏区的北线主战场上以及江苏、浙江一带，抽调十几个师开赴福建，企图一举扑灭这支异己力量。因此中央苏区的危机明显得到了缓解，而作为蒋介石战略后方的江浙一带却变得空虚起来。

　　蒋介石很清楚，曾经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声名显赫的第十九路军的反叛，对他很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如果第十九路军的7万名官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10万中央红军联合起来，这种危险就更大。因此，在最初一些日子里，蒋介石极其紧张和惶恐。

　　但博古和李德他们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为“比蒋介石更加危险的敌人”，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绝对不能予以援助。结果是坐失良机，于是，蒋介石从容消灭十九路军后，腾出手来集中打击中央红军。1934 年初春时节，蒋介石重新布置了在东、西、南、北四面更大的围攻，造成红军处境的更加困难。

　　其二，以主力对主力的广昌保卫战，使红军再次陷入被动。广昌是中央苏区北大门，4月14日，敌北线罗卓英率11个师、近15万人的兵力沿盱江向广昌进攻，敌人一面修壕筑堡，一面逐步推进，企图首先占领广昌，直捣根据地中心——瑞金。

　　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再三向李德、博古陈明利害，认为广昌不能固守，否则红一、三军团将全军覆灭。临时中央领导人却在“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口号下，命令红一、三、五、九军团共9 个师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死守”广昌，同敌“决战”。可是敌我双方的碉堡是不同的：赛克特的碉堡是钢筋水泥浇铸的，而李德的碉堡却是用木架子和上泥土搭成的，这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

　　“决战”从4 月10 日开始。那天一大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便雨点般地朝广昌北大门的甘竹倾泻。红军的土堡垒哪经得起炸？顷刻便被夷为平地，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

　　炮弹轰炸以后，国民党军队便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大片大片地向红军压过来。红军英勇反击，但弹药又接济不上，打得异常艰苦，牺牲了许多。

　　打了18天，敌人虽受到了沉重打击，但红军以伤亡5500多人的惨重代价结束战斗，广昌亦失守。

　　面对红军的惨败，彭德怀再也憋不住了，当面斥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下流无耻！”

　　其三，“六路分兵”，被动“挨打”。6 月中旬，敌人依托堡垒五里一推、十里一营步步进逼，于7月上旬，从六个方向向红军开始了新的进攻。临时中央领导人不懂得只有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扭转战局，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竟然“六路分兵”。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几经挫折后，博古、李德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们既不敢诱敌人深入，也不敢突破封锁线到敌人后方作战，而是处处设防，节节防御，实行阵地防御战，“实施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

　　红色政权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