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2.一向善于利用有利地形布下口袋阵等着蒋介石的部队去钻的毛泽东，却眼睁睁地看着主力红军被引向蒋介石重兵把守的口袋，无能为力，血染湘江

　　11 月中旬，红军又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占领宜章城，重又回到了7 年以前朱德、陈毅领导湘南暴动的地区。

　　但是，蒋介石很快查明了红军突围以后将向湘西边境与贺龙、萧克靠拢的真实意图，而这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在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纷争不息的情况下，蒋介石宁可让红军进入广西或广东以威胁桂、粤两系军阀，削弱其异己势力，也不能让中央红军与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造成新的根据地。

　　蒋介石很清楚两个月前萧克、王震和51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越过湘江到湘西的进军道路，因此他立刻在长沙部署了新的一轮追堵计划，在湘桂边广西境内的全县至桂林以北之湘江岸边，筑起第四道封锁线，调动20多个师约40万大军参与这场拉网式的追堵战役，决定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敌情，毛泽东忧心如焚。他深知中央红军如果继续按照博古、李德划定的路线，沿着原先红六军团的行军方向西渡湘江，必将遇到蒋介石的激烈堵击。蒋介石绝不可能放任中央红军再像红六军团那样从他手中滑过去，眼睁睁看着这8万红军去与贺龙、萧克的势力会合。他虽然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与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员等编在红星纵队中的中央三队，不能参加重要问题的讨论、决策，但他没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时刻关心长征的每一步发展。11 月6 日，在广东仁化的城口，毛泽东提议，“红军不要向文明碇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以此打破第五次“围剿”。然而，博古、李德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命令红军仍按既定方针沿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向蒋介石预设的封锁线前进。

　　红军继续西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不堪，湘、粤敌军从北南两侧压迫，中央军尾追而来，情况紧急，危险即在眼前。

　　当红军在郴州、宜章间时，彭德怀也向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敌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建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博古、李德对这个建议同样是置若罔闻。

　　红军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再次就进军方向提出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改道（州）、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这项建议还是被束之高阁。

　　中央红军占领道县后，有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的毛泽东，又向中央提出：“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粤汉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11 月下旬，红军越过都庞岭进入广西边境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出改变进军方向建议，郑重提出：“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取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谈及这场争论：“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立即向湘柱黔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粗暴”一词反映了毛泽东据理力争时的急切与愤怒。

　　然而，不管毛泽东等如何反对，红军大部队依然按照过去一个多月来的行军方式，护卫着代号为“红星”、“红章”的两支机构臃肿的中央纵队，继续西行，向蒋介石布置在湘江沿岸的火力网以及正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军形成的包围圈中闯去。往日，总是毛泽东利用有利地形布下口袋，等着蒋介石的部队去钻，而此时却颠倒过来，蒋介石借助于湘江天险，布下口袋，等着主力红军去钻。

　　敌人非常嚣张，从飞机上撒下的传单中这样写道：

　　“共匪”们，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的天罗地网！

　　于是，一场大厮杀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而双方力量的对比极为悬殊，红军方面是8万多名疲惫不堪的战士，而国民党则是40万大军。而且中央红军执行的不是一次常规的作战任务，确切地说，更重要的是掩护中央机关的突围。但是那些诸如印刷机、笨重的山炮及各种辎重，此刻严重地妨碍了行军速度，使得红军抢渡湘江计划失去了极宝贵的几天时间，使前线红军战士为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惨痛的代价。

　　战役开始的情形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本来，当11 月16 日我五军团占领临武，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永明方向开进时，白崇禧部已撤走，用意是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进入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敌刘建绪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11月25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

　　当时桂军的5 个师布防在北起黄沙河，经全州、兴安、灌阳，南至恭城的一条钳形线上。11月22日，白崇禧命他布防在全、兴、灌的3 个师退守龙虎关和恭城、贺县一带，兴安只剩下黄镇国师一部。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1 月28 日凌晨，“全州以上，无兵守河”。

　　1月30日，何键又电称：“我刘建部遵命赶至全县，侦知全州碉堡无一守兵，兴安有桂军一团闭城自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杨成武团）于11月27日下午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即占领了全、兴交界处的重要渡口。

　　由于红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占据要点，1 1月2 7日，红军已控制了界首以北60 余里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有四五处浅滩可以涉渡。军委纵队也已在27 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80公里，如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然而“左”倾中央再次丧失良机，部队仍按常规速度缓慢蠕动。

　　11月26日，中央军委纵队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一天之内只走了8 公里；

　　27 日，从桂岩到文市行程仅6 公里；

　　28 日，从文市到石塘，走了26 公里；

　　29 日，从石塘到界首，走了32 公里。

　　军情紧急，整整4天，中央军委纵队却在湘江以东只走72公里，平均每天18公里。这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红军的有利态势丧失殆尽。湘敌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先我占领全州，并南进向我扑来。11月29日，刘建绪“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4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这时，自11月27日起红军佯攻龙虎关的部队向北撤走。白崇禧见恭城、富川的威胁已解除，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界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一面指挥夏威率第十五军的2个师和第七军的1个师，以3师之众向红军左翼进攻。

　　由于军委没有抓住这一来之不易的良机，部队没能迅速跟上，红军指战员们不得不冒着头上100多架飞机的轮番轰炸和密集的炮火，向滔滔湘江扑去。而在湘江对面连绵不断的丘陵之间，还横卧着由140多座碉堡群组成的火力封锁线。只有渡过湘江，冲过这道碉堡封锁线，同时顶住紧随其后蜂拥而来的国民党追击部队，红军才能获得生路，这就使前线红军战士为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红军背水一战，连续几天，湘江两岸枪炮声与厮杀声交混在一起，一批又一批红军指战员饮弹牺牲，接着一批又一批红军勇士再冲上前去；刺刀的寒光交映着炽热的炮火，激昂的冲锋号声夹杂着惨烈的呐喊，组成一幕幕悲壮的场面。昔日宁静的湘江顿起汹涌的波涛，江面上一片血红，是火光，也是血水。

　　12月1日，是红星纵队渡江的一天，也是湘江突围战最壮烈的一天。国民党军一心想堵住并消灭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组成的纵队，红军全体将士则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护红星纵队顺利过江。

　　当时，红一军团的第一师、二师在全州的脚山铺为阻击湘敌血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到这一天的战斗时说：“敌众我寡，但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我们的士气惊天地而泣鬼神。于是在20 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国民党的一支部队甚至一直打到了红一军团的指挥所门口。

　　红三军团、五军团与向我侧击的桂军在灌阳的文市、新圩展开了殊死搏斗。据香港《循环日报》载：文市战斗之激烈程度“为赤匪抵桂北以来所创举”；新圩“连日战事，异常激烈，比之文市之役尤甚”。

　　于是，湘江战役便成为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广大红军指战员与优势敌人展开一个星期的激战，竭力拼杀，浴血奋战，虽然在12 月1 日突破了这道封锁线，但是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损失了一大半。其中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掩护主力走在最后的红三十四师，还没来得及过湘江，就全师覆灭了。

　　湘江的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震撼，大家开始思考：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要这样走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