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召开遵义会议的积极倡议者。早在湘江战役后,他就提出必须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的主张,并在高层领导人中作了酝酿。
据聂荣臻(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委)回忆,渡过湘江之后,他因脚伤感染化脓坐担架,有时就跟着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他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率部队。对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稼祥能够提出这样的主张,作出这样的抉择是极其可贵的,也是需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如果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大无畏的革命胆略是很难做到的。当然,为了实现这个主张,王稼祥也并没有轻率妄动,而是在中央政治局的历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步一步地同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作斗争。
在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他们轰下来”的时机成熟,王稼祥如何表现呢?
会前,他与毛泽东、张闻天一起讨论张闻天的发言提纲,当时是毛泽东出思想出观点,张闻天握笔捉刀写提纲,王稼祥帮助仔细推敲,补充发挥,大家协力同心制作了那枚重磅炮弹。
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遵义会议。为照顾他的身体,会场专为王稼祥准备了抽脚躺藤椅。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直截了当地提了三条:
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领导和指挥;
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三人团”。
因为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是继毛泽东发言之后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作用很大。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伟大功绩,称他投的是“关键的一票”。
周恩来也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聂荣臻说:“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伍修权回忆:“(在毛泽东发言后)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评李德和博古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王稼祥马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连珠炮式的批评,产生的效应非常强烈,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等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完全同意,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
据陈云在长征途中所写的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因为王稼祥在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后,王稼祥和周恩来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
王稼祥对于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在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多次讲过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
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在十年动乱中,在王稼祥处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的情况下,毛泽东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是从教条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坚持真理、服从真理,但他生前自己只讲过,不讲功,而且从不诿过喧功。
胡耀邦说:“作为我们党的一位卓越的革命家,稼祥同志在品德和性格方面,有许多突出的优点,他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人谈论他的历史,连非常熟悉他的同志,也往往弄不清楚关键时期他对党的重大贡献。”
朱仲丽曾经说:作为身边最亲爱的人的我,几十年来,从未听到过稼祥和我谈论功劳的问题。即使像遵义会议那样的大事,我也是到了60年代才稍知端倪。“1963年,我的一个亲戚去遵义参观回来时对我说: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遵义会议的情况时提到了王稼祥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作用。当时我把它当作新闻去问稼祥。他正在看书,抬头答应了一声,就又继续低头看他的书了。‘文革’中,我替他抄自述材料,只提了一句:‘在遵义会议上,我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她还说:“稼祥去世之后,我有机会同伍修权同志谈及会议上的详细情况,才算是始末大致弄清。”
王稼祥这种高尚的品质让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