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8.攻其必救，佯攻贵阳，逼蒋介石调出滇军

　　在战场上，能够成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是很有学问的。攻其必救是调动敌人最常用的方法。

　　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例是“围魏救赵”。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大将庞涓率8万大军进攻赵国，赵国抵挡不了魏国的进攻，乃向齐国求救。齐大将田忌打算把军队直接开到赵国去，与魏作战。军师孙膑则不同意，提出了“围魏救赵”的方法。田忌采纳了，乃以一部分兵力直趋魏国，把魏国的大梁（今开封）包围起来，以此调动魏军回援。魏军果然回援，在途中中了孙膑的埋伏。魏军大败，赵国得救。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机智地调动敌人，把蒋介石的主力远远地抛在身后。毛泽东的下一步计划是红军要经过云南西去，渡金沙江北上，彻底跳出敌军包围圈。但云南有重兵把守，强行硬闯，无异于自取灭亡。为了调出滇军，毛泽东已巧妙地组织红军三渡赤水，红军进入川南，逼近滇东北，滇军已被调往川滇黔边境。为进一步调动滇军，毛泽东又安排了—个佯攻贵阳行动，这与战国时的“围魏救赵”异曲同工。

　　贵阳是贵州省的中心，从地图上看，南北较长，东西较狭，成椭圆形，城外诸峰罗列，东西北三面有扶风、栖霞、狮子、黔灵等山环抱，市内地势平坦，面积只有八九平方公里，但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为了对付红军，蒋介石“御驾亲征”，行辕设在贵阳。

　　红军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给敌人摆了三个阵势：

　　一部分部队聚集瓮安、黄平方向，装作东进湖南，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

　　一部分部队（红九军团）佯装红军主力留在乌江以北地区，摆出决战姿态，牵制敌人；

　　主力部队则迅速向南移动，强渡乌江，扬言要攻打贵阳。

　　当然，调出滇军关键的一招是佯攻贵阳。因为调出了滇军，就为红军下一步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扫除了障碍。滇军主要任务是保护云南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盘，不愿意远离云南边境，是不容易调出来的，只有“攻其所必救”，才能调动滇军。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毛泽东将红一、三军团分开，让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小路运动，扬言攻打贵阳。蒋介石企图把红军聚歼于黔北地区，现在毛泽东却指挥红军杀到他的统帅部门口来了。毛泽东这一战略行动吓得蒋介石胆战心惊，手忙脚乱。他深知毛泽东用兵奇妙，担心厄运降临，却完全不知毛泽东的真实意图。

　　蒋介石表面镇静，内心疑团莫释，不知红军何处是虚，何处是实。

　　4月2 日，他召集陈诚、薛岳、何成浚等高级将领，讨论红军行动的企图及应取的对策。他判断红军行动的企图可能有两个：一是乘虚袭占贵阳，二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合。两者中间以后者可能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由于贵阳兵力很少，只有郭思演的第九十九师所辖4个团兵力，但这4个团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城内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2个团。为保证贵阳安全，蒋介石当即决定，严令前线各军对红军衔尾疾追，令驻黔西的陈金诚团星夜兼程赶来贵阳“保驾”；令在遵义的李韫珩纵队速至息烽堵截；令在黔东的李云杰纵队速至黄平、余庆地区防堵；令吴奇伟纵队速至修文、鸡场、沙子哨等地，周浑元纵队在黄沙河、六广河之线防堵；令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在东面，桂军廖磊部在南面堵截。因当时滇军离贵阳较近，蒋介石从3 月31 日开始每天“限即刻到”的十万火急的电报给孙渡，命令他速率所部向清镇前进，以保卫清镇机场的安全，防止红军夺取机场，断了他逃路的退路；速率所部前来贵阳，保卫他的安全。

　　蒋介石果然中计了。

　　蒋介石紧急加强贵阳的防备。他命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在3天之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加固，又命令别动队400余人警卫行营。4月5日，他获悉红军在离贵阳东几十里地区的消息后心神不定，步出行营，亲自察看碉堡工事修建情况，对刚表示过满意的工事忽又表示不满，并当面责备贵阳警备副司令，中央军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督促下属不力，玩忽职守。陈诚随即把郭思演撤职。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紧张。

　　4月5日夜间，传来了贵阳外围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消息，蒋介石心绪不宁。他亲自打电话询问贵阳周围工事和城防守备情况，并特别关切地询问清镇飞机场的守备情况。这一夜，是他备受煎熬的一夜，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宋美龄也伤风发烧，忧心如焚。第二天清晨，蒋介石大骂侍从副官蒋孝镇，责怪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里不服，私下发牢骚说：“他受了惊，怪房子。”活现了蒋介石夫妇在红军威逼贵阳时的狼狈相。

　　红军在贵阳附近积极活动的时刻，蒋介石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他时刻关心战局的发展，每分每秒都在盼望滇军的到来。滇军尽管全速前进，蒋介石总嫌他们行动不快。一天上午，他正在办公室与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谈话，顾祝同进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蒋介石急问王天锡：“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王天锡回答说：“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30华里。”蒋又问：“距清镇飞机场多远？”王尚未回答，陈诚又来报告说：“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蒋介石听罢大吃一惊，准备“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绕开清镇向安顺逃跑，他立即命令王天锡：“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王天锡迅速地组织好逃跑马队，并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的情报人员并没有什么过错，千真万确，这时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确已经占领霓儿关，那里离贵阳机场不远了，站在高处可以看到贵阳市里的烟囱。贵阳城郊的墙上已被刷出斗大的“攻打贵州城，活捉蒋介石”标语。红四团还把人集合起来呼口号，高唱《国际歌》，城里的敌军能隐约听到声音。

　　不过，这不是红军主力。红军也没有要攻打贵阳的意思。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说：

　　“临来前，上级明确交代，此行贵阳郊外，是声东击西，虚张声势，掩护主力从贵阳附近折向西南，往云南边境急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我们打造声势，佯攻机场，采取一切手段，给蒋介石造成错觉，即红军真的要攻打贵阳。”

　　红军加紧“示形”活动。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东进，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命令红三军团佯攻龙里，以“催促”蒋介石继续调动滇军东进。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蒋介石通过一个个手令，真的把滇军调到贵阳来了。4月6日，滇军孙渡的部队急行军三四天，行程400多里，终于按蒋介石的要求赶到了贵阳。蒋介石见“救驾部队”来到，真是如大旱之望云霓，又是迎接，又是犒赏。孙渡率部刚到清镇，蒋介石立即用汽车把他接来贵阳，并立即召见，嘉奖滇军行动迅速，作战勇敢，并犒赏孙渡纵队2万元，其他到贵阳的各旅各1万元。

　　这时，蒋介石获悉红军已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前进的消息，他才松了一口气，几天来充分愁容的脸上才露出了喜色。他判断红军“必然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出湘西回江西”。他命令刚到贵阳的孙渡立即率部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他对孙渡说：“现据飞机侦察报告，共军已转到清水江附近一带，并在清水江上架有浮桥两座，队伍正在纷纷过江，向东前进，似有向黄平、施秉、镇远一带回转模样。第三纵队应先开赴黄平、施秉附近防堵，如该处无共军到达，应继续赶到镇远附近迎头阻击。”孙渡立即指挥部队向龙里、贵定方向前进。蒋介石还命令吴奇伟纵队向红军尾追，湘军到黔东、桂军到平越线防堵。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正是毛泽东的计谋。

　　毛泽东的“诈兵”术的确成功，不仅敌人信以为真，就连红军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明底细。当毛泽东到达离贵阳很近的息烽县境内时，红军指战员们听说先头部队离贵阳仅20多公里，都议论纷纷：“这下蒋介石可跑不了啦！”他们止不住问毛泽东：“主席，这次我们要真打贵阳了吧？”毛泽东却笑答：“不忙，不忙！”

　　调出滇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从“声东”迅速转而“击西”，于4 月7 日晚给各军团发出指示：“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然后长驱西进，直插云南。

　　8 日，红军先头部队控制贵阳、龙里间公路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主力南移，红三军团以一个团占领贵阳以东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积极佯攻贵阳。4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贵阳至龙里间约30里宽的地段上迅速南移，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一过湘黔公路，红军就像长了翅膀一样每天以120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蒋介石听到炮声隆隆立即命令守城部队加强防守，并亲自派飞机侦察轰炸。

　　就在蒋介石顾此失彼、狼狈不堪时，毛泽东却骑马辗转在云贵高原。重兵围剿、艰难困苦、崇山峻岭不仅未让他畏惧，相反，却磨砺了他的意志，引发了他的豪情。李德曾这样评价毛泽东：“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一生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和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此时除了谋划战事，还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在马背上以山为题材吟诗。因为在长征中，山，几乎成了红军官兵生活的一部分，穿行在崇山峻岭中是红军的家常便饭，山成了红军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实在的敌人，也成为毛泽东的灵感源泉。毛泽东根据他在长征中对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山的总体感觉，以“山”为题写下了《十六字令》：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这三首诗描写了山的高耸、山的壮阔、山的陡峭，然而无论是高耸、壮阔还是陡峭，都是诗人在马背上飞驰获得的感觉。诗中通篇未写一人，但诗人赋予了山以生命的活力、一种精神。那种连绵起伏如巨浪奔腾的群山，那种陡峭尖锐得像利剑刺破青天的山，不正是象征红军勇往直前的精神，中国革命赖以支撑的擎天巨柱吗？

　　在诗人的眼里，山成了跳动的火焰，成了离弦的响箭，成了奔涌的狂澜。

　　长征中，是毛泽东鸿才大展的时期，亦是他写诗最多的时期。20年后他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因此，一路上，毛泽东偶尔是“马上低吟三五句，灯前速记六七行”。诗人的气质、军事家的风骨、长征的内蕴，一起融进了对群山的感觉之中。毛泽东正是从“山里”走向辉煌，红军正是在毛泽东引领下在对山的跨越中走向坦途。

　　四渡赤水战役，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战场的第二次直接较量。第一次是1931年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统帅30万大军向红军大举进攻，被毛泽东指挥的仅3万人的弱小红军打得大败而归，损兵折将3 万余人，蒋介石亲自品尝了毛泽东指挥艺术的厉害。四渡赤水战役，更让蒋介石领教了毛泽东领导战争的艺术。

　　遵义会议上，凯丰曾讥笑毛泽东不过是读了点“孙子兵法”而已。毛泽东在导演四渡赤水的活剧中，为中国这些源远流长的传统兵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孙子兵法》中说“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就是隐真示假。《三十六计》中有“声东击西”。声东击西的关键是隐真示假，迷惑敌人，使其判断失误，从而暴露弱点，然后乘虚而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获取胜利。“声东”的目标在于吸引敌人注意力，但这不是随便能做到的，必须得揣摩、迎合敌人的意图，从而使敌人产生真实感受，这样才能调动敌人。“击西”是真正的目的，但为了确保“声东”效果及成功，得暂时隐藏起来，一旦“声东”成功，“击西”自然顺理成章。所以，这“声东击西”的重头戏是“声东”，假戏要做足。四渡赤水实际是毛泽东指挥的一连串的声东击西的战役。在四渡赤水中，毛泽东就是摸准了蒋介石要在西南地区围歼红军、阻挠中央红军与其他方面军会合的意图，调动了蒋军和西南各地军阀。尽管蒋介石一再以朱毛“穷蹙于黔北一隅，大政未定，彷徨无计”的所谓“精辟”分析来掩饰其军事判断的低能；尽管他一会儿主观臆断，认定朱毛“必西窜渡江无疑”，一会儿又气急败坏，作出朱毛“仍要回窜江西，会合贺肖”的估计。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他认定被围困在黔北的朱毛红军不外有两条路：一为北渡长江，会合徐张；一为东返湘西，连接贺肖。按常规讲，舍此没有第三条路。蒋介石如是想，他的幕僚如是想，包围红军的各路敌军如是想，被围在中间的许多红军指战员也如是想。倘要北进，则要与决心拦阻红军过江的刘湘拼个鱼死网破；倘要东返，则要同绝不允许两支红军在他的地盘会师的何健杀个天昏地暗。一旦朱毛红军真要重返湖南，无须蒋介石动员，他会使出十二分力气去全力拦堵的。似乎红军命中注定，要同川军或者湘军有一番拼死角斗。

　　然而，毛泽东险峰独步，棋高一招。他选择了常人不愿想、不屑想，蒋介石不能想、不敢想的另一条路：他既不北上，也不东返，而是南下。直至红军兵临贵阳城下，蒋介石在红军佯攻的枪炮声中惶恐不安而又强作镇静之时，他仍然没能领悟这是毛泽东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惊魂甫定即断定朱毛此举决计东窜。

　　毛泽东胜利了，成功了。他不渡长江，避开了刘湘；他不返湘西，让开了何健。他在贵阳城下虚晃一枪，实现了调出滇军的预想。红军直趋云南，滇军主力却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拼命向东追去。毛泽东把围的、追的、堵的、截的；拦的、挡的、行军的、驻守的、战壕里趴的、碉堡里藏的；他把守河兵、江防兵、游弋兵、预备兵；他把黔军、湘军、川军、滇军、中央军通通地甩在身后，置于无用。

　　在长征胜利50年后，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地考察了四渡赤水战场，并对这次战役作了高度评价：“牵住蒋介石的鼻子”，“红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毛泽东的战略奏效了”。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一生中军事决策指挥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用兵如神，料敌如神，率领红军彻底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五 绝处逢生

　　在人们的印象中，渡金沙江、过大渡河、行崎岖蜀道，几十万敌军追堵，是一条绝路。太平军的一位骁勇善战的领袖石达开就是沿着这条路北上，最后在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全军覆没。但毛泽东不是石达开，他率领红军与大自然斗，与敌人斗智斗勇，冲破一道道艰难险阻，神速北进，终于在石达开的覆灭之地杀出了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