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5.王稼祥做张国焘的工作，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三点

　　尽管中共中央在“组织问题”上对张国焘是作出了重大让步，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拥有了对红军的统率权，但他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原因是红军还有一条重要的建军原则，那就是“党指挥枪”。张国焘认为即便担任了总政治委员，但还没有在完全意义上指挥红军。因为自己在政治局“势单力孤”。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当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行进至毛儿盖时，张国焘突然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应张国焘的要求，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又召开了“沙窝会议”。

　　会上，张国焘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9 人名单，都是四方面军的干部，目标是将他们增补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有8 个委员，任弼时不在，实际在岗的政治局委员是7人，张国焘一下就提出增补9人，目的就是改组政治局，控制政治局，使他的势力在政治局中形成多数。

　　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毛泽东同在遵义会议时的态度一样，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的形势未变，更何况张国焘此举是别有用心。因此，会议重申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错的是军事路线，并且在遵义会议上已得到纠正。这就保证了中央的团结统一。

　　在组织问题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一个多月来，毛泽东为了红军的内部团结，一直极力地避免着与张国焘发生正面冲突，甚至在身边的人都无法忍受张国焘趾高气扬的情况下，他也表现出了极度的忍让。但“9 人方案”抛出来后，毛泽东气愤地谴责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即使这样，毛泽东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还是说服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张国焘作了让步。他说：红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干部，我们只提出补几个同志为中央委员，这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其他干部可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会议讨论后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批评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突出强调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加强党的绝对领导以及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等问题。对张国焘的错误，决议没有点名批评，但明确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敌人有利的。”

　　在这场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王稼祥积极赞成毛泽东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为维护团结作了许多努力。

　　在两河口会议，他说：“这个地区有许多好条件：首先是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国主义的干涉远，敌人又隔离，群众受压迫，易于接近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但是能否成为苏区，要看我们能否消灭敌人，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躲避斗争，不看到进，只看到退。当然在有的情形下要退，但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在这里，而是要坚决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我们到这个地区，主要是为了消灭敌人。”

　　这些话，都有针对性。两军会师后，张国焘曾于6 月17 日给中央来电，提出红军经阿坝“占领青海、新疆”，如遇困难就“暂时向南进攻”的主张。王稼祥在发言中虽然没有点张国焘的名，但都是针对张的主张说的。

　　至于“战争怎样打？”王稼祥说：“敌人采取堡垒战对付我们，因此我们应有大的区域，便于机动，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王稼祥认为，要打到川陕甘广大地区去，关键是必须迅速从松潘打出去。“目前的地区处在高山深谷，狭路不便，敌人不容易来，使红一、四方面军能够汇合；但是，红一、四方面军已经汇合了，这个地区就很不利于我军作战。现在应该迅速打出去。敌人想把我们限制在这里，逼到草地，我们必须从北边打出去。”

　　他申述理由，强调必须争取时间，坚决、迅速，动作要快，“如果时间上拖久了，从松潘方面就打不出去；要迅速，使敌人的兵力还未来得及部署，这就有利于我们去消灭敌人。从松潘打出去是个关键。如果我们动作快，面临的困难就少。如果我们的动作慢，面临的困难就多，敌人就会增调兵力，向北过草地到了冬天更困难，红军的粮食、衣服等给养问题也势必困难重重。”

　　王稼祥最后说：“蒋介石很机动，但是机动的红军总是超过他，只要指挥正确，坚决、迅速，我们就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

　　王稼祥十分珍惜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有利局面，大力维护两军的团结。他受中央委托，同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组成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进行慰问，传达解释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和《松潘战役计划》。后因病伤发作，慰问团工作由李富春负责。

　　王稼祥因为伤病发作，不能行动，未参加沙窝会议。据当时担负王稼祥护理工作的陈光远回忆说：在藏族地区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他伤口又发炎了，发高烧，肠子腐烂，大便从伤口里流出来，病得很厉害，一点不能动，大部队都到毛儿盖去了，中央二队派了医生进行抢救，并派了一个连队加强警卫。在沙窝，大约住了将近一个月，待稼祥同志病好以后就到毛儿盖去。到毛儿盖，王稼祥同志的伤情已经好多了，能活动，拄着拐杖参加了毛儿盖会议”。

　　王稼祥虽然未能参加沙窝会议，但当他知道沙窝会议决定精神后，积极加以贯彻。他不顾病痛，耐心地同张国焘谈话，做说服工作。据当时担任王稼祥警卫员的邱仁华回忆：“红军到达藏族地区的毛儿盖，为了纠正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同志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稼祥的身体，谈话地点就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3点多钟。他们在里间房子里谈，我们在外间房子里等着，听到王主任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谈到在毛儿盖，王稼祥同他有过一次谈话，所述不乏歪曲之词，其中说到，“他求我暂勿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