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工农红军三支部队长征经过湖南,在艰苦的战斗和紧张的行军途中,充分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极大地唤起了湖南人民的革命热情,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一)传播真理,唤醒群众
红军长征开始后,离开了根据地,处于无后方作战状态,给养补给都很困难,必须沿途设法自筹。加上身处白区,受尽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和敲诈勒索的老百姓,最怕见到扛枪的人。而红军到来之前,土豪劣绅大肆造谣诬蔑,使得有些不明真相、胆小怕事的老百姓,不敢与红军打交道,听说红军来了,或关门闭户,或跑进深山老林躲藏起来。因此,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展示人民军队形象,争取民众理解支持,成了红军征战途中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要工作。红军长征经过湖南各地途中,充分发挥了宣传队作用,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
〔刷写标语、张贴文告和散发传单〕 红军官兵不论是在城镇或是乡村,也不论是在行军路上或是宿营地点,都要用石灰、墨汁或红土在墙壁上、岩石上书写标语口号,散发传单和张贴文告,甚至还张贴漫画。通过这些宣传品,大力宣传党的性质和纲领,宣传红军的宗旨、任务和纪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帮助群众增进对红军的认识和了解,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
红军经过湘南地区时,在桂东、汝城、宜章、郴县、桂阳、临武等地书写了大量标语口号,其中汝城境内至今还保留了147条标语,主要有“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打倒可恶该死土豪”、“彻底平分土地”、“欢迎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对日作战”、“白军弟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此外,红军还沿途张贴了许多文告,如“共产党十大政纲”、“国民党十大罪状”、“告靖卫团丁书”。
红军经过永州地区时,沿途书写标语和张贴宣传品136条,其中新田17条、蓝山34条、宁远28条、道县27 条,零陵(今永州市、冷水滩、双牌县)1 8 条、祁阳2 条、永明(江永)7 条、江华3 条。主要内容有:“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打土豪,分田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红军必胜,白军必败”、“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对日宣战,抗战到底”等。由于年代久远,特别是国民党的破坏,大部分标语和宣传品已不复存在,在永州境内至今清晰可辨或完整保存的尚有18 条,包括“红军是工农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工农革命胜利万岁,工农革命努力奋斗,复兴中国革命”;“要想不做亡国奴,只有联合红军打日本”;“白军兄弟,红军是抗日反帝的力量,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派代表来订立对日作战协定,大家一同北上打日本”;“中国民众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驱逐出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众总动员,为保卫中国而战”等。
红军长征进入湖南西部边境后,不断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搞好同少数民族的团结问题,引起了红军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1934年11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要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少数民族以实际的帮助,争取他们对于苏维埃和红军的同情。红军总政治部还制定了对苗民、瑶民的口号,如:“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帝国主义、军阀、财富者是汉工农与苗族共同的敌人”;“苗族与汉族的工农起来,共同扫平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反对苗汉民族的对立,只有苗族与汉族的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苗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等等。红军进入通道县境内后,总司令朱德在牙屯堡一块油菜地里,专门向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作了民族政策的报告。
红军长征在城步、绥宁、通道、黔阳、靖县等地都留下了大量标语口号,其中城步境内就有500 多幅,落款为“红政宣”的标语有79 条。至今保存下来的有城步县江头乡茶园村周新旺家板壁上书写的“取消一切高利贷!”;长安营青山口周春生家板壁上书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在通道境内,红军共刷写标语80余条,主要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如“苗汉平等”,“共产党主张平等、民族自治、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实行共产党的主张,各族人民得解放!”等。红军在通道的马龙、官团、双江、牙屯堡、播阳等地还张贴、散发了大量文告、传单,宣传党的主张、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牙屯堡泸溪村侗族老人李万宏得到红军散发的40余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并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冒着极大风险,将40 多张珍贵的红色传单保存到解放。
红二、六军团会师向湘西进军、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在桑植、永顺、龙山、保靖、大庸、石门、慈利等地,广泛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留下了大量标语、文告及宣传画。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突围长征、挺进湘中、转战湘西南时,在沿途经过的桃源、辰溪、溆浦、新化、锡矿山、洞口、武冈、隆回、绥宁、会同等地,都书写了诸如“红军是工人农民的武装”,“红军是打富济贫的军队”,“红军不拉夫,无事不进店,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废除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大批标语口号。红军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张贴布告,落款为“主席贺龙”,主要宣传红军抗日反蒋、救国救民的方针和不抓夫、不扰民、打富济贫等纪律。
在新化县城,红六军团借用唤民书局的印刷机,组织工人印刷各种宣传标语,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新化的影响。在洞口镇伏龙洲萧氏宗祠的青砖墙上,至今残留着红军书写的“开展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的标语。在会同县洒溪乡柿子团里墙上和堡子乡黄旗家祠墙上也保存着当年红军书写的“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对日宣战”等宣传标语。
这些内容丰富的宣传品,有如春风化雨,鼓舞了人民群众,使贫苦农民喜笑颜开,令土豪劣绅胆战心寒,收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协会的贫苦农民,见到这些大快人心的标语文告,激动地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赶忙把那些“躲兵”的亲人喊回家来迎接红军。
召开群众大会,开展文艺宣传。红军每到一处,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政治宣传;或者派出政工干部和文艺小分队深入群众当中,进行宣传解释和动员工作。
1934年8月红六军团进入新田、嘉禾等地后,任弼时、萧克等领导人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和北上抗日的意义。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湘南后,各军团相继在汝城热水圩、集龙圩,宜章县城,道县城隍庙、杨柳塘,江华沱江镇,祁阳白果市,蓝山火市等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性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号召群众参加革命,开展革命斗争。中央军委纵队经过宜章县樟桥时,军委组织部部长李弼廷接见了湘南特委委员谷子元,听取了汇报,布置了工作,并派两名红军干部参加宜乐工委做地方工作。红三军团六师占领宜章城后,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和工人赤卫大队,在宜章纱厂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党小组;红一军团一师宿营白石渡,在铁路工人和农民中发展党员42名,建立3个秘密党支部,组建60多人的红色游击队和100人的武装赤卫队,成立了3 个区苏维埃政府。红军这些工作,为湘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红军文工队还沿途演出话剧《打土豪分田地》,教唱革命歌曲,如《当兵就要当红军》、《送郎当红军》、《把苏维埃的红旗插遍全中国》、《打倒土豪》等。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县城县溪召开了5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前,红军宣传队表演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莲花落、红军战歌等文艺节目。会上,一位红军首长作了报告,宣传了红军的性质和作用,宣传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指明了穷苦人民翻身解放唯一出路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红军首长的讲话,使到会群众受到了很大鼓舞。会后,红军打开县城粮库,将没收来的粮食、衣被、油盐等,分配给穷苦人民。
在芙蓉大团,留传着一段红军与侗家认“老家人”的佳话。大团村居住有40多户侗族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散布了许多诽谤红军的流言蜚语,当红军长征来到这里时,受尽兵匪骚扰之苦的老百姓都进山躲起来了。红军分头进山宣传动员群众回村,侗族农民吴益庆被一位红军喊了回来。红军和他摆家常,谈乡情,还向他宣传民族政策,说红军主张苗汉平等,吴益庆被这位和蔼可亲的红军感动了,很快消除了恐惧心理,从内心里感到红军是可以信赖的。当这位红军说起自己是江西人时,吴益庆说:“我们这里的老祖宗也是江西迁来的。”红军兴奋地说:“你看,我们还是老乡呢!”说着说着两个人亲切地握起手来。吴益庆和红军认老乡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芙蓉一带传开了。后来,红军又来到芙蓉时,老百姓再也不跑了,还亲切地称呼红军是“我们的老乡”。
湘中是人口稠密、工商矿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红二、六军团突破沅、澧封锁线进入湘中地区后,广泛开展了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各级政工人员利用召开城镇工商业者座谈会等形式,宣传红军“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工商政策,赢得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同情与支援。在辰溪,红二军团宣传队跑遍全县10 多个乡镇、近百个村子,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深得劳苦大众的欢迎。红军在蓝田镇(今属涟源市),召开有2000 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锡矿山,召开了上万名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且还在人口集中的宝大兴、德华盛、三角坪、谭家冲、洞下、中连、连溪桥附近多次召开群众大会,每次都有数百上千人参加。会上,红军首长登台讲演,宣传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打富济贫、帮穷人闹翻身求解放和北上抗日、赶走日本强盗的革命队伍。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畴富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学着新化腔对大家说:“老板不劳动,剥削你们工人,养得肥头大耳,你们石匠师傅累得墨黑的,饿得皮包骨头。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打倒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他的一席话,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外,红军还深入车间、矿井访贫问苦,做社会调查。一次,1 0多名红军战士到大矿霸段楚贤开办的怡兴石厂实地调查工人劳动生活状况,当工人杨笃汉等讲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和矿工的悲惨生活后,红军战士义愤填膺,站起来愤怒地说:“我们就是要打倒这些吸血鬼、害人虫!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生活。”在红军的宣传教育下,锑都工农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只有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穷人才有出头之日。
红六军团某营在洞口县高沙镇宿营时,利用街上人口密集好宣传的优点,在王家码头召开了几百人的群众大会。一个红军干部站在一张四方桌前对大家说:“乡亲们,大家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打富济贫、专为穷人打天下的,是帮穷人翻身求解放的,蒋介石的部队虽有飞机大炮,却不抗日,要打内战,现在陈光中的部队就紧追着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长征北上抗日,为的是尽快地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解放全中国”。红军官兵一边宣传,一边把缴获到土豪劣绅的物资分发给到会的贫苦百姓。
此外,红军还沿途向群众赠送有关读物。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路过桂阳县两路口村时,送给群众《市民千字》课本;红军经过汝城延寿时,给农民尹举行赠送了3本医药书;红军过通道时,为了感谢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临别时向部分群众赠送各种革命读物数十本,在传播革命真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年的黄土小学老师李仲真,给红军带路到牙屯堡,红军不仅给他开了工钱,还送了两本名为《千里长征》的书。李仲真如获至宝,反复阅读,爱不释手,接触到不少新鲜的革命道理,使他原有爱打抱不平的江湖义气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此后,在革命真理的启迪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侗乡山寨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
(二)严守纪律,秋毫无犯
一支没有纪律的部队,任何宣传鼓动都不会有好效果,也不会取得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因为人民群众不光是听你怎么说的,更要看你怎么样做的。红军长征途经湖南各地时,沿途不仅广泛宣传了群众,而且以严明的纪律吸引和教育了群众,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称赞和拥护。
“红军纪律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得乱胡行。打土豪,分田地,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分文。讲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尽相亲。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归正,损失要赔银。便溺找厕所,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大家来执行。”这首朗朗上口的《红军纪律歌》就是当年红军行军湖南途中常唱的歌,也是红军官兵一言一行的真实写照。
红军长征经过湖南所到之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沿途留下了许多遵纪爱民、秋毫无犯的感人故事。
红军不拿群众的一针—线。即使因为行军和生活需要用了群众的东西,都要优价付款;如果主人不在场,吃了群众的米,就把钱放在米缸里;拔了群众的菜,就把钱放在菜地里。1934年8月18日,红六军团抵达距桂阳县城约10华里的燕山一带。这里到处是梨树,树上结满沉甸甸的梨子,黄澄澄的梨子在微风吹拂下飘着芳香,非常诱人。
红军指战员冒着酷暑连续急行军,到达这里时,人人口渴腹饥。而当地老百姓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谣言所骗,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本来,摘几个梨吃,谁也不会发现。但红军战士牢记群众纪律,谁也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这梨子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要靠它来换米、换油、换盐,养家糊口。不摘梨子,就是维护群众利益。当晚,部队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就地宿营,不准进民房,不准损坏群众的一草一木。夜幕降临,战士们就在山上的梨树下呼吸着充满梨香的空气露宿了一晚,但谁也没有摘一个梨吃。第二天,部队离开了村子,老百姓回到家中,一看梨园的梨子仍然挂满枝头,一个不少,知道上了保、甲长的当。为了表示对红军的拥护和尊敬,一个叫李友生的农民急忙摘了一担梨追赶着送去给红军尝尝。红军指战员个个婉言谢绝。李友生只好把梨子又挑回了家。望着远去红军的背影,他止不住热泪盈眶:“红军啊,你们真是天底下少有的好军队!”事隔60多年后的1996年,燕山村村民为缅怀红军,自愿捐资数万元,在梨山修建了一座红军纪念亭,以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湘南后,在桂阳县正和圩,农民李宗四烧了一担茶水放在路旁,红军每喝一碗就留下1个铜板;方元乡烟基桥农民何宪发为过境红军准备了一担熟红薯,红军战士每拿一个就留下2 个铜板,何不肯收钱时,红军战士就不再拿红薯,何只得把钱收起;在下洞太和村,红军一时买不到菜,在田里扯了一些萝卜,但又找不到主人,便写下一张字条,把字条和钱绑在一根棍子上,插在田里留给主人。红军经过宁远县渣力坪时,在一片红薯地用石灰划了一条线,示意不得越线踩薯。
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湘桂边界的城步五团一带宿营,其中有一个团住在五团独树村。第二天清早,炊事班因缺米无法作饭。红军司务长只好手持米升找当地老百姓借米。他找到苗族老人钟其辉家借了一升包谷,解决了做饭困难。中午便将一升白花花的大米还给钟其辉,可钟其辉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子弟兵,坚决不肯收。司务长坚持要还,说这是红军部队铁的纪律,不得违反。正当双方互相推让、相持不下时,突然传来一阵紧急的集合号声,司务长急忙把大米连同米升一起放在桌上就跑走了。钟其辉端着大米,望着红军部队远去的背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好将红军留下的米升作为传家宝进行收藏,放在箱子底部整整收藏了50年。直到1984年,才由城步县文物普查组将米升收集起来,藏于县文物管理所。从此,这只平常而又不平常的红军米升成为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实物教材。
中央红军过通道时,播阳所的冯明贵在红军进寨时跑到山里去了。红军走后,他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东西完好无损,只是火灶边的柴少了些,堂屋耳挂上的红薯少了几挂。他想:这些东西可能是红军拿走了,不过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拿就拿一点吧。当他从灶边取柴时,突然从柴堆上掉下一串钱来,并且看到一张纸条:“老乡,对不起,我们烧了你家的柴火,拿了你家红薯,这是买柴和红薯的钱,请收下,谢谢。”冯明贵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红军留下的。他拿着红军的留条看了又看,自言自语地说:“好军队,好军队,烧点柴火吃几个红薯,那么认真,给了那么多的钱,真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以后他逢人就说,像红军这样的好军队,世间少有。在通道县的下乡还流传着一个从猪嘴里吐出铜钱的故事。流源村杨光斌的父亲因暴病去世了,他母亲辛辛苦苦养了一头大肥猪,红军进寨时,他们母子和乡亲们都跑了,那头大肥猪只好放在家里,可是杨光斌的母亲一直挂念着肥猪。红军刚走,他母子就回到家里,一看肥猪不见了,他母亲伤心地大哭起来,后来在楼上终于发现了这头大肥猪的猪头,当拿起猪头时,哗啦哗啦,从猪嘴里“吐”出了一堆铜钱,一清点足足有300枚。杨光斌的母亲立刻转忧为喜,按当时市价计算,这头肥猪值不了这么多钱。杨光斌的母亲说:“红军杀了我的猪,给了这么多钱,红军真好!”
1935年12月,红六军团长征到达隆回县大沙江宿营时,因村子小,很多指战员找不到借宿的地方,就在老百姓的屋檐底下坐等天明,即使是进屋去堂屋里或火灶边用稻草打地铺,也要先付稻草钱。红军借用萧代造家的一个鼎锅做饭,饭后即与敌人发生遭遇战,红军战士仍冒着生命危险将锅送还原主。经过巷口铺附近一丘大弯田时,见田里种有冬小麦,红军宁可绕道也不从田里走捷径,践踏群众的庄稼。红十六师攻打鸭田时,一位红军号兵在农民陈易山家吃了2个煮红薯,付了100文钱;一位红军战士在陈世为家吃了一碗饭,付米1升;一个通信兵在谭河清家吃了几个生红薯,就留给他两盏马灯;农民阳水清给红军打了几双草鞋,红军送给他一条床毡子;农民聂文武烧了几罐开水让大家喝,红军给了1000文铜钱。对于那些帮助煮饭、带路、送担的,红军更是予以厚谢。鸭田陈哲方为红军送伤员到寨市,红军给大洋2块。红军遵纪爱民的举动,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红军路过隆回寨市镇和汉江边时,许多老百姓吹起唢呐,放起鞭炮,欢迎红军。
1934 年12月下旬,红军过洞口时,正逢连日下雨,寒气逼人,但红军宿营时不征得主人同意不乱进屋,即使征得主人同意后,也只借住在堂屋地上,不进百姓卧室,甚至连铺草都不向房东借。还有许多红军战士宁愿露宿街头山林,也不去敲门借宿。红军路过花桥桥亭时,刘学宝在卖甜酒,战士问多少钱一碗,刘学宝说3 个铜板一碗。凡买的没有一个战士少给钱,都是吃一碗甜酒给3 个铜板,有的战士没有铜板,吃一碗甜酒就量一大碗大米。尹大斗在卖甘蔗,红军战士问多少钱一根,尹大斗说3 个铜板一根,没有一个战士还价,都是拿一根甘蔗给3 个铜板。一担甘蔗很快卖得只剩下3 根,一个穿灰布衣服、背盒子枪的红军战士全部买下了,给他一块光洋。尹大斗连忙摆手说:“不能要这么多钱。”那位红军战士说:“我们红军买老百姓的东西,钱只能多给,不能少交,超过的就送给你作个纪念吧。”说罢一招手走了。回到家里,尹大斗把3 根甘蔗得一块光洋的事告诉大家,众人说:这块光洋不是一般的钱,而是红军战士留下的心,是红军纪律严明爱人民的活证明。红军在花园休整时,高坪刘秀姣正“坐月子”,在她家宿营的几个红军战士,天天主动帮主人挑水、劈柴,忙这忙那,刘秀姣很受感动,做了一餐荞麦粑粑给红军战士吃。红军战士硬要交给她两升米,临走时,又送给她家两担谷。为了永远不忘记工农红军对穷人的这份恩情,刘秀姣把刚生几天的女儿取名叫“红君”。
红军不仅买卖公平,拿了用了群众的东西优价付款,而且损坏群众东西更要赔偿。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汝城时,在文明乡新东村宿营的一支部队,有个喂马的战士生火烘烤衣服,不小心失火把当地农民的一间猪栏烧了,红军立即向受损失的农民道歉,并赔偿光洋20块。红军在临武县汾市乡小湾帮唐仁广家挑水时,不小心挑断了扁担,立即赔了钱。1935年12月24日,红二军团战士在绥宁县竹舟江村借用群众的鼎锅煮饭,临走时,农民徐自英的大锅被别人拿错了,红军补偿了一口小鼎锅,并送了1 块银元。
中央红军路过通道县播阳新寨村时,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在吴美才家煮饭吃。红军走后,吴美才跑回家一看。水缸里的水比原来还要满,屋里屋外比原来要干净,只是碗柜里少了一个碗,而桌子上却多了一个洋瓷碗,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老乡,碗被我们弄破了,留下这个洋瓷碗赔你,请原谅。工农红军一战士,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播阳黄寨黄汉仁家有一把柳叶刀,群众亲切地把它称为宝刀。说起这把刀还有一个故事:当年红军过境时,红军战士在村里煮饭吃,借用了黄汉仁家的一把缺口刀,不小心用断了,红军临走时赔了他家一把柳叶刀。这把刀一直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黄汉仁家仍舍不得换新的。
红二、六军团在冷水江时,军纪严明,对工农情深义重。借老百姓的一个鼎锅、一捆稻草、一双筷子,都要如数归还。住在宝大兴的红军借了工人何本轩家的一个箕篓,送还时,装了满满一箕篓盐,全家老小十分感激。有个红军战士路过矿山谢余香家时,见他家蒸了一鼎锅红薯,便拿出200钱要买红薯吃,谢余香立即端出一大碗红薯,要他尽管吃,钱就免收了。可那个红军战士再三解释:“买东西给钱这是我们的纪律,你不收钱我就不吃了。”谢余香只好把钱收下来。
(三)关心群众,扶助工农
红军长征途中不仅秋毫无犯,还十分关心穷苦人民的疾苦。每到一地,都要访贫问苦,问寒问暖,把从战场上缴获的或者打土豪得来的钱物,分送很大一部分给穷苦人家。遇到群众有困难,总是慷慨帮助。
红军在汝城县土桥乡清龙村白厅宿营时,通过访贫问苦,发现有一位壮年男子和一位老阿婆分别患急性痢疾和严重风湿病,红军立即派医生上门治疗,治好了那位壮年男子的痢疾病,老阿婆的风湿病也有明显的好转。部队临走时还给病人留下了药,病人依依不舍。
红军在通道县的临口、下乡、菁芜州、县溪等地,先后给近千余穷苦群众送了粮食、衣、被、食盐等物。红二、六军团在锡矿山时,一个红军战士看到工人萧中秀冬天还穿着破烂的单衣,冻得瑟瑟发抖,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披在身上。去蓝田的红军路过十八茅湾时,看到路边一栋破房里住着一个年老体弱的老婆婆,床上连被子也没有,一个红军战士连忙解下自己的被子放在老婆婆床上。
为了救护老百姓,红军更是不惜赴汤蹈火。红军在通道县芙蓉村新团宿营的一个晚上,这个寨子突然失火,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火光就是命令,红军官兵纷纷赶来救火,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冲入火海,与凶猛的烈火搏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大火终于被扑灭。事后,红军拿出一部分银元救济受灾的群众。灾民们手捧银元,热泪直淌,都说红军好,红军是侗家的恩人。中央红军经过蓝山大汉口村时,正遇农民陈良顺、厉继焕家起火,火势殃及到邻居的房子,红军战士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帮助灭火,并拿出60块银元资助两户遭灾群众重建家园。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内,红二、六军团与人民群众更是心连心,即使是在反“围剿”紧张战斗的空隙,红军指战员们也不忘记帮助群众收割。
1934年12月21日,红六军团第十六师指战员行进到洞口高沙至花园间的李家渡时,两架敌机俯冲下来,一连投下6颗炸弹,造成20多位红军战士牺牲,数十人受伤。当敌机临空时,1 2岁少年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行走在敌机投弹这一带。一位红军战士见状大声喊他卧倒,少年被惊得慌了手脚,无所适从。这位红军战士不顾个人安危,一个箭步跨过去,一手将小孩按倒在地,并伏到他的身上,用自己的身子掩护着他。结果炸弹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爆炸,王康元虽安然无恙,而这位红军战士却血流如注,身负重伤。敌机飞走后,周围群众赶到现场,目睹红军战士牺牲受伤的惨状和爱护百姓、舍己救人的感人事迹,无不感激万分。尤其是被救的少年及其亲人,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让为国为民光荣捐躯的红军烈士安息九泉,主动协助红军战士买来棺材,将烈士的遗体进行了安葬。从此,王康元每年清明都要来墓前扫墓,表示对红军烈士的深切怀念。特别是1972年王康元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后,在公社党委支持下,率李家渡一带干部群众,在红军烈士墓前竖起了一块英雄纪念碑,碑上刻着“红军烈士墓”5个大字。1995年12月,洞口县委、县人民政府拨款重新修葺了西中红军烈士墓,并请当年的军团长萧克将军写了“红军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题词,刻刊于烈士纪念碑。后来,花园镇党委和政府还主修了红军桥、红军街和红二、六军团途经花园时的司令部驻地,把它们一并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为了方便群众,维护群众的利益,红军还开设了随军银行,用银元、铜板兑换散发在群众中的苏维埃纸币。红军占领宜章后,在城里设立临时银行,按日兑现,收回钞票,并且严格执行党的工商政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
(四)严惩土豪,为民除害
红军不仅以铁的纪律昭示自己是人民的军队,而且每到一地就开展惩办恶霸、打富济贫的活动。征战途中,红军一路发动群众,打击横行乡里的劣绅,严惩为富不仁的土豪,为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除害,伸张正义;同时根据事先掌握的线索,带领群众到财主土豪家里杀猪出谷,派粮派款,除了解决军需外,把没收的大部分粮食衣物分发给生活困难的穷人,使贫苦百姓得到好处。
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长征转战湘南期间,在资兴、汝城、郴县、桂阳、嘉禾等县处决了一些土豪劣绅及地方反动头目。在资兴黄草坪,人民群众对几个平日作恶多端的大土豪非常愤恨,红军来到这里后,到这几个土豪家里杀猪出谷,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还在下街口的墙壁上写下了“把一切无益公产祠堂庙宇的财产没收分给贫苦农民!”“反对封建剥削”等标语。在桂阳,镇压了贪赃枉法的县法院熊法官和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在嘉禾广发,枪决了大恶霸李文轩、李辉廷、李发仔等。通过打击土豪劣绅,惩办恶霸地主和反动官僚,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红军进入永州境内后,先后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79名,如新田的黄时泰、宁远的李郁英、道县的毛德仔等大恶霸。与此同时,没收他们的财物,散发给当地群众。在新田,红军没收义太隆绸缎铺、同济昌南货铺、罗成茂杂货铺、永和昌绸缎铺等几家洋行的物资,分给群众。在蓝山,红军打开旧县政府的仓库,没收了5000多块银元、10 多斤金子和缴获了一批军装、被服。在道县,红军打开旧县政府粮仓,分粮给群众,同时处决土豪劣绅28 名。
中央红军1934年12月4日至8日途经城步的8天中,共打击土豪劣绅120人、地痞7人、土匪46人,其中处决惯匪和国民党民团头目21人。在蓬洞,红军处决了当地国民党反共“义勇军”的头子、区长秦昌贵和“地头蛇”杨进东。在长安营,红军打败了国民党乡长罗亨沛和副团总龙仲林等人带领的“反共义勇军”的堵截队伍,并击毙了龙仲林;在五团,击毙了土匪头子聂光富。为受压迫贫苦农民伸张了正气,大灭了地方土豪劣绅恶霸势力的威风,深受城步各族人民的拥护。
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北地区后,在龙山、桑植、大庸、保靖、慈利等地广泛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实际利益,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积极投身支援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热情。
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湘中后,在新化、冷水江、溆浦、辰溪、涟源等地广泛开展了打土豪斗争。在新化县城,打开官办的淮盐局仓库,把食盐分给连盐都吃不起的贫苦百姓。在锡矿山,红军发动工友同矿霸作斗争,为贫苦工人撑腰说话;同时深入附近农村,组织发动农民打土豪、分浮财,镇压劣迹昭彰的恶霸和保甲长。锡矿山北矿宝大兴的老板杨笃武,勾结官府,采取明买暗夺手段,霸占矿地几千亩,在冷水江、安化开设公司、炼厂6 家,每天收入光洋几箩筐,新化、长沙都有他的豪华庄园。南矿开源公司老板段楚贤,挖空心思巧取豪夺,使炼厂和采石厂发展到10多家,雇请工人6000 多,每天收入光洋两三万,在中连、冷水江等地都有他的仓库和锑庄。杨、段两家豢养打手几十人到上百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对广大工人和附近农民敲骨吸髓地进行剥削压迫,在群众中民愤极大。红军带领工农群众,首先抄了杨、段两个矿霸的家,并打开他们的仓库,低价卖谷给穷苦的群众,没有钱的也可以挑谷,有些没劳动力的,红军还送谷上门。仅在段楚贤的大兴庄(今冷水江大湾里)担谷的群众就达四五百人。据调查统计,红军在湘中打土豪劣绅上百户,捉拿土豪500余人,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劣绅50余人。其中在锡矿山、洞下、谭家山、七里江、中连、连溪桥等地打击矿霸26 家,没收稻谷3000 多石,抄出光洋16000余块,杀猪20多头,还有大批衣物、布匹。这些物资除部分补充军需外,都分给了穷苦的工农群众。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中地区之前,转战洞口、城步、绥宁、隆回、芷江等地,沿途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土豪、筹款筹粮的活动。在洞口县石江码头,没收了富豪巨商的七八船粮食,大部分发给贫苦群众。许多贫苦农民、居民、手工业者、小贩、乞丐等涌上船来,用箩筐挑,用簸箕端,甚至还有用衣裤兜的,个个满载而归,欢欣鼓舞。在石背双竹观音桥,红军根据佃户周炳南兄弟的指点,打开大地主曾达松庄园的4个粮仓,出谷1万多斤,除一小部分作了军粮,大部分发给了贫苦农民。在清风亭帽子石冲里院子,红军打了土豪劣绅尹成哉,杀猪三四头,出谷1 万多斤,粮食大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家里有劳动力的自己去担,无劳动力的户还由红军战士送上门去。红军还逮捕了一些民愤大的土豪劣绅,根据罪恶大小给予不同的惩处。如岩山有个傅升延,绰号叫“石牛麻子”,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一贯欺压百姓。他有5 个儿子,个个无恶不作,贫苦农民称之为“傅家五虎”。红二军团经过岩山街上宿营时,立即派人将石牛麻子抓住,除将其部分家产没收分发给穷人外,还把他押到绥宁李熙桥处决了。在洞口县石下江,红军捕获了乡绅数人,并且处决了一贯包揽讼事、欺压贫民、敲诈勒索、作恶多端的反动乡绅王文祥。
红军在隆回境内共打土豪113户。在小沙江,首先打了平日作恶多端、乡邻无人敢惹的土豪王文斋。红军战士带领穷苦农民去他家担谷米、拿衣服、搬家具,把他搞得威风扫地,并把从溆浦抓来的3名罪大恶极的劣绅毙在王家屋旁边,王文斋吓得面如土色,跪地求饶。在金石桥,红军打开张光德、杨鼎卿、罗维山等30 多个土豪家的谷仓,干了好几口鱼塘,杀了几头肥猪。把大鱼大肉和一担担谷米,全部分给本地的穷苦农民。在黄金井三善亭,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清算了当地32户土豪劣绅的浮财,针对有人害怕在红军走后遭报复的心理,红军把没收来的财物堆放在大路上,让群众自行拿走。在石桥铺,红军发动群众去土豪阳鼎成家开仓担谷,有胆子小的,不敢进土豪的家门,红军战士就把土豪家里的衣物、粮食搜出来,大袋小担地摆在墙外的空地里,让穷人只管去拿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