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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由弱小走向强大
秦穆公，名任好。前659年至前621年为秦国君主。秦国原是周朝的附庸，秦襄公因解救骊山之难和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封为诸侯，并被赐予今陕西岐山以西的土地。秦襄公和儿子秦文公经过两代的战争，打败了犬戎，才实际占有了这些土地。文公经几代传至穆公时，秦国已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秦穆公聘晋献公的女儿伯姬为夫人，联姻于西韩城西南，一说在今山西芮城）击败晋军，俘获晋惠公，不久攻灭梁、芮（今陕西大荔县朝邑城南）两国。他还扶植晋文公重耳上台为君。晋襄公初上台时，他派兵越晋袭郑，被晋军在崤地（今河南三门峡东南）击败。又经过了多年的准备，他亲率大军攻晋复仇，奏凯而还。秦穆公在东线的胜利震惊了列国，西方十余小国惧而纳地请朝，尊秦穆公为西戎伯主，周王亦为此遣使颁赐祝贺。
穆公晚年因爱女弄玉与女婿萧史突然离去，遂产生超世之念，不久染寒疾而死，终年六十九岁。
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他在先辈基业的基础上广招贤才，锐意图强，向东西两方积极发展，在列国前期的舞台上持续展现了他的政治品格。
树德立威
秦国地处周疆西陲，杂于戎、狄之间，他们一方面吸收了西戎的强悍之气，另一方面又接触到了周朝及中原的礼仪文明。秦穆公采纳了谋臣蹇叔、百里奚的建议，明确提出了立德立威的战略方针，着手把两方面的优势统一起来和发挥出来，开始了他的创霸活动。
由于地僻路遥、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秦以前很少与中原诸国有政治交往，列国也几乎忘却了秦的存在。如齐桓公的几次大型会盟秦国都未参加，当时的盟主也未想到要让秦国参加。长期与列国不相往来，这种地理条件，虽使秦国失去了与列国竞争创霸的机会，却使秦国避免了消耗，聚积了日后创霸的力量。还在秦襄公平息犬戎骊山之难时，卫武公就评价说，秦习于戎俗，其兵中，秦国最紧要的在德，只有充分吸收中原的礼仪文明，以之教化国民，才能形成与列国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从而有资格跻身于列国争霸的行列。
秦穆公出身世家贵族，本人受到过周朝礼仪观念的熏陶，他在接待西戎使臣由余时问道：“汝戎夷无礼乐法度，何以为治？”
（第二十六回）他对无礼仪的政治感到不可理解，表明了他本人对这种礼仪的迷信。由于秦穆公本人的这种思想基础和秦国创霸的政治需要，秦穆公上台后积极地引进东方人才，借以向国民传教中原文明。如他的主要谋臣百里奚是虞国（今山西平陆北）人，曾流亡周、晋、楚国，他招降的由余原是晋国人，公孙枝也是在晋国发现的人才，为他确定创霸战略的蹇叔是宋国人。他在军事上重用的“三帅”，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一个是蹇叔的儿子白乙丙，在他的高级幕僚中，出身秦国的只有公子絷和作为“三帅”之一的西乞术，相比之下，还远不比对中原人才的重用。秦穆公在创霸初期曾觉察到贤才多出于异国，益加采访，表明了他对中原人才和中原文明引进的重视程度。
秦穆公在创霸中立德立威、以德为主的战略方针的制定，既出之于秦国现实政治环境的需要和他本人的主观意向，又与他自发的爱民思想相吻合。穆公有次在外狩猎，夜间丢失良马数匹，他打发当地官员寻找，结果在岐山之下发现三百余山野之人正围聚吃马肉，官员急报穆公让迅速派兵捉捕，穆公感叹说：“马已死矣，又因而戮人，百姓将谓寡人贵畜而贱人也。”于是索取军中美酒几十瓮，使人送往岐山之下，告诫这三百人说：“食良马肉，不饮酒伤人。”（第三十回）即以美酒赐之。秦穆公曾扶植晋惠公为君，晋惠公即位后，拒绝割让入国前答应付秦的五城之地，不料晋国连年大荒，民间绝食，晋惠公又乞籴于秦国，秦穆公向群臣解释以救晋民之饥。秦穆公朴素的爱民思想中渗透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强化了他以德化民的思想观念和以恩施民的行为方式，使秦国的创霸走着一条积极稳妥的路线。
秦国占据雍（今陕西凤翔一带）岐之地，南山北原，川狭地险，这既是固守自强的有利条件，又是扩张创霸的限制条件，具体环境决定了秦国只能向东西二向发展。秦国西介戎狄之间，东临强晋，创霸的条件是极为苛刻的。秦穆公上台后，设计招降了西戎使臣由余，并采用其主张，派兵制服了西境诸戎，迫使他们献地称臣，其后转而向东，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和晋国的政治军事交往上。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秦穆公的创霸走着一条缓慢而特殊的道路。
小心对晋：东向扩张的不平之路
与东邻晋国的交往是秦国跻身列国的必由之路，因而成为秦穆公一生政治活动的重心。秦穆公在位近四十年，这期间晋国依次为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几朝执政，秦穆公在和几朝晋国执政的交往中几次调整政策，慎重地谋求秦国的发展。
秦穆公上台第六年，当时西戎尚未降服，他主动聘娶晋献公的长女伯姬为夫人，以姻亲形式结好于晋，这既是稳定东境，以便制服西戎的重要步骤，又为以后的东向交往准备了条件。晋献公死后，秦穆公选择晋惠公夷吾，将其扶植为君，因惠公负约拒割五城，尤其因为在秦国逢荒之年，晋国不报先前“泛舟之役”的恩德，反倒加兵于秦，于是发生了秦晋韩原之战，秦国在战役中俘获了晋惠公，数月后又以索取五城和留质其世子子圉为条件恢复了晋无望，遂在楚国访得晋公子重耳踪迹，将其迎至秦国，劝其与怀嬴结婚，深相结纳重耳一行，不久派兵入晋境摧毁晋军，扶植晋文公重耳为君，还协助晋文公平息了惠公之党吕省、郤芮的政变，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晋文公的创霸活动，如出让给文公勤王之功，派兵支持晋国的城濮之战，参加河阳会盟等。晋国在城濮之战后的迅速崛起既超出穆公的预料，也超出了穆公对邻国强大的许可程度，于是在秦晋合兵伐郑之役中秦穆公不辞而别，甚至留下军队帮助郑国抗晋，表明了他对晋合作的中断。晋襄公即位之初，秦穆公派兵越过晋国伐郑，设想乘晋国治丧期间侥幸取得东线的军事胜利，结果被晋军大败于崤山，损失惨重，经过多年的准备，秦穆公亲自率军报了崤山之仇。
总起来讲，秦穆公对晋献公采取的是靠近的政策；对惠公和怀公采取的是拉拢的政策，其打击措施为拉拢的目的服务；对晋文公主要采取支持的政策；对晋襄公一直采取竞争对抗的政策。
晋国犹如一块巨大的屏障挡在东方，秦国绕不开、吃不掉、穿不透，严重阻碍着秦国的东向发展。
应该说，秦穆公除过曾对晋襄公时的武备估计不足而有崤山之失外，对晋国采取的其他一连串方针措施都是比较慎重的，其主旨在于积极稳妥地发展自身。有如下几例：第一次，晋献公死后，晋国内臣连续刺杀即将继位的奚齐和卓子，国内大乱。秦穆公准备参与晋国的立君之事，遂派人考察了曾被晋献公驱逐出国的公子重耳与公子夷吾，准备在二人中扶植一人为君，当使者汇报了所见二人的情况后，秦穆公得出结论说：“重耳之贤，过夷吾远矣！必纳重耳。”他手下大臣公子絷问道：“君之纳晋君也，忧晋乎？抑欲成名于天下乎？”穆公回答说：“晋何与我事？寡人亦欲成名于天下耳。”（第二十八回）公子絷建议说：君如忧晋，则为之的主张，遂决定扶植夷吾为君。穆公既取得了扶君美名，有恩于晋，又给晋国送去了一个不贤的国君，有利于自己。第二次，晋惠公上台后，负约于秦，又在国内大诛群臣，一次杀掉谋反的九位在朝大夫，晋臣丕豹因为父亲丕郑父被杀而逃奔秦国，向穆公献策说：“晋侯背秦之大德，而修国之小怨，百官耸惧，百姓不服。若以偏师往伐，其众必内溃，废置唯君所欲耳。”穆公集群臣反复商讨，最后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寡人亦疑此言。彼一朝而杀九大夫，岂众心不附，而能如此？况兵无内应，可必有功乎？”（第二十九回）
秦穆公充分估计了晋惠公政治行为的社会基础，充分估计了敌方的优势，他留用丕豹为秦大夫，但坚持不肯轻易出兵伐晋。第三次，韩原之战俘获了晋惠公，对其如何处置，穆公会集群臣计议，当时逐一考虑了五种可能的方案，一是杀之，大臣公孙枝认为这样会加深秦晋两国的怨忿，若两国世代挟仇报复，于秦无益。二是杀掉后树重耳为君，公孙枝分析说，重耳先前不以父丧而入国，这次很可能不以弟死而入国。如果重耳不入国，别立他人为君，与惠公差不了多少；如果重耳愿意入国，肯定会因为弟弟夷吾之死而仇秦。这样弃前德于夷吾，又树新仇于重耳，也与秦国不利。
第三种方案是长期囚禁，公孙枝认为：“囚之，一匹夫耳！于秦何益？”第四种方案是驱逐出走，公孙枝认为：“逐之，必有谋纳者”，不是彻底的处置方式。第五种方案是恢复其君位，公孙枝赞成这种处置方案，主张以交割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之西）五城和留质世子圉为条件放归惠公，认为这样的话，“晋君终身不敢恶秦，且异日父死子继，吾又以为德于圉，晋世世戴秦，利孰大乎？”（第三十回）穆公非常赞同公孙枝的分析，遂在惠公接受了两项条件后恢复了其君位，既使秦国得了实利，又避免了两国更深的仇怨。后来崤山之战中晋国俘虏了秦国三帅，晋襄公之母加晋文公的河阳会盟时，二君曾共同约定：“异日若有军旅之事，秦兵出，晋必助之；晋兵出，秦亦助之，彼此同心协力，不得坐视。”
（第四十三回）后来晋文公挟仇伐郑，秦穆公率兵相助。郑国老臣烛武秘密见到穆公，对他说：“郑在晋之东界，秦在晋之西界，东西相距，千里之遥。郑虽亡，尺土皆晋之有，于秦何与？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益强，则秦益弱矣。为人善地，以自弱其国，智者计不出此。”（第四十三回）穆公听到亡郑后对秦无益并有损的道理，频频点头，烛武又进一步对他说：“君若肯宽目下之围，立定盟誓，弃楚降秦。君如有东方之事，行李往来，取给于郑，犹君外府也。”穆公听了这话，即时与烛武歃血为誓，反留两千人助郑戍守，背着晋文公回国而去。在晋郑交战中，秦穆公最终转变到助郑的立场，这是对晋政策的一次大转折。在和晋的交往中，秦穆公持慎重的态度，其主旨在于谋利于秦，为秦的东向发展创造条件。
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秦穆公对晋国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他既想结好于晋国，又希望晋国发生内乱。因为当时秦国在实力上吃不掉晋国，只有结好于晋，秦国才有稳定的东方阵线，才有东向交往的通道，才能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晋国的支持，也才会与穆公爱民布德的思想观念相一致。同时，只有晋国发生内乱，秦国才能有平乱扶晋的机会，才能制服晋国，在秦晋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秦穆公对晋的交往基本上是按这一思想进行的。他求婚于献公长女伯姬，其后又把女儿怀嬴嫁与晋文公，安排了世为甥舅的“秦晋之好”；他先后扶植晋惠公、晋文公为君，又为晋文公诱诛叛乱头目、重整山河，总计“三定晋国”，这都是结好于晋的行为。
他在晋献公之后为晋国选择夷吾为君，有意舍弃重耳，选择不贤之人，实际上是要诱发晋国内乱，抑制晋国的发展。
线降服了诸戎，他收兵后论功行赏，大宴群臣，不觉酩酊大醉，梦见一容颜美丽、妆束华贵的妇人，自称“宝夫人”，手握天符，奉上帝之命，将他领至天宫王阙，堂上大声呼叫着他的名字道：“任好听旨，尔平晋乱！”（第二十六回）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梦是愿望的满足。秦穆公眼看到了晋献公晚年朝政的昏暗，他既希望晋国发生一场内乱以削弱其国势，又希望这个内乱由他来平定，以便秦国能扬名显威，制服和结好晋国。秦穆公在梦中把这种愿望以上帝旨意的曲折形式表达出来，掩饰了自己对晋国的恶意，又体现了这种情况发生的不可避免性。先前秦文公在太白山附近的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发现野雉一对，名曰“陈宝”，为野雉精气所化，相传“得雄者王，得雌者霸”（见第四回和第二十六回），秦穆公在梦中见到的“宝夫人”，即是他想像中的“陈宝”之雌，梦见“宝夫人”，反映了秦穆公在乱世之际强烈的求霸心理。
秦穆公抱着强烈的求霸心理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特殊的地理状况使得他把政治活动的重心放在和晋国的交往上，他既结好晋国，又想制服晋国，在和五世晋君的交往中不断调整政策，慎重地谋求着秦国的发展。
人才盛行的原因：挖掘与信任
秦穆公早先就有吸收中原文化、以礼教民的愿望，他上台后，积极地访求和招纳秦国内外的人才，真正达到了求贤若渴的地步。秦穆公求贤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性，他不分国别和老少，见贤即聘。他尤其重视异国人才。二是不计出身和贵贱，惟贤是求。如百里奚曾是晋献公为女儿伯姬安排的陪嫁的媵仆，穆公作里奚之名，而无其人，仔细一打听，知道百里奚有经世之才，于是询问大臣们说：“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后来根据其妻子在楚的线索，派人去楚国打听到百里奚为楚王牧马，他怕楚王知道百里奚之贤而拒绝给秦，乃使人持五张羊皮，对楚王假称说：“敝邑有贱臣百里奚者，逃在上国，寡人欲得而加罪，以警亡者，请以五羊皮赎归。”（第二十五回）楚王遂囚百里奚付秦使。又如穆公在接见西戎使臣由余时发现其很有才学，于是焦急地对相国百里奚讲：“寡人闻之：‘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而用于戎，将为秦患奈何？”（第二十六回）内史廖献计说：“戎主僻处荒徼，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遣之女乐，以夺其志。留由余不遣，以爽其期。使其政事怠废，上下相疑，虽其国可取，况其臣乎？”穆公采纳了内史廖的建议，向戎主送去善乐美女数人，一面让秦国大臣轮流与由余作伴，强留为欢。由余留秦一年方归，戎主怪其迟返，怀疑他有二心于秦，与他疏远，由余见戎主耽于女乐，不听劝谏，非常忧闷，穆公于是密遣人招由余来秦，任为亚卿。穆公为聘用人才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秦穆公求贤的第四个特点，是他为秦国群臣创导了一种求贤的风气。公子絷是出身于秦国的大臣，他为穆公去晋求婚时路遇公孙枝，立即将其带回秦国加以推荐，公孙枝被任为大夫，他文武双全，在韩原之战中俘获了晋惠公，并参与穆公的重要决策。公子絷受命去宋聘请蹇叔时，发现了其子白乙丙之才，一并将白乙丙带回秦国引荐，其后又推荐了本国人西乞术之才，这二人同时列于“三帅”中，是秦国有名的勇将。百里奚一见用于秦，即推荐了蹇叔和由余。在穆公晚年，孟明推荐了子车氏之三子，国中称为“三良”，穆公一并拜为大夫，恩礼甚厚。穆公执政时的秦国，确实形成了一股求贤荐贤的小气候，历史上有名的相马能手伯乐就产生于秦穆公的国度，伯乐晚年又推荐九方皋为秦穆公尊重贤才，每临军国大事，他总是召集群臣问计，积极采纳其中的正确主张。如立德立威的战略方针是蹇叔和百里奚为之制定，招降由余的计策是内史廖提出，选择夷吾为晋君的主张是公子絷提出，俘获晋惠公而复之是公孙枝的建议等等。除过后期违众之谏派兵袭郑之外，其他事情的决策基本上是君臣商议，最后才由他拍板决定的。由于任用人才，爱护和尊重人才，秦穆公极大地团结了部属，形成了一致对外的凝聚力。总观列国情况，秦国是几个大国家中势力最小，内耗最少的国家，这种风气延至战国，终使秦国积聚了并吞列国的力量。
非常信任人才也是秦穆公用人上的一个显著特点。秦军越晋袭郑时，在崤山（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中了晋军埋伏，全军覆没，三帅被擒，后来孟明等三帅侥幸被晋君放归，身边的人以为三帅丧师辱国，穆公一定会对其诛戮正罪，因为城濮之战后楚王就令率兵的成得臣自裁以警三军，然而穆公对身边的人讲：“孤自不听蹇叔百里奚之言，以累及三帅，罪在于孤，不在他人。”（第四十五回）乃亲自迎之于郊外，仍使三帅主持军事，并且愈加礼待。两年后，孟明请示穆公，欲兴兵报崤山之仇，穆公给予积极支持，不料晋国提防着秦国报仇之举，竟先期出兵伐秦，两军在彭衙（今陕西澄城县西北）打了一场遭遇战，秦军败退。孟明兵败回秦，自料必死，谁知穆公一意引咎，全无责怪之意，依旧使人在远郊迎接慰劳，回国后任人如初。孟明非常感激自愧，于是尽出自家私财以恤阵亡之家，每日操演军士，约定来年大举伐晋。这年冬天，晋国派兵袭取了秦国的彭衙而还，孟明没有出兵御敌，秦国人都以为孟明已心怯晋军，惟穆公对孟明深信不疑，他对群臣讲：“孟明必能报晋，但时未至耳。”（第四十六回）次年夏，孟明做好了一切准备，请师伐晋，穆公亲自随军督战，兵至崤山，晋军未有一人一骑深地懂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孟明屡败之后始终相信他的能力，积极鼓励和支持孟明，终于借其力而成就了霸业。
秦穆公即使在孟明屡败时任用他，也对其非常放手。如穆公督军伐晋时，秦兵渡过黄河，孟明下令尽焚其舟，穆公问道：“元帅焚舟，何意也？”孟明解释说：“‘兵以气胜’。吾屡挫之后，气已衰矣。吾之焚舟，示三军之必死，有进无退，所以作其气也。”（第四十六回）穆公在孟明焚舟后方才发问，看来事前并不知道，也并不想干涉，放手地让孟明按自己的战略意图去指挥，对部下信任到这种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穆公最终成为西戎伯主，成为春秋霸主之一，看来诚非偶然。
晚年丧志难免江河日下
秦穆公苦心经营秦国三十余年，早年立志继齐桓公而称霸列国，但由于地理状况的制约和东邻强晋的阻塞，终未能彻底实现这一夙愿，他称霸于春秋西隅，远不及齐桓、晋文的事业。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从主观上来讲，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很少与中原诸国往来，养成了一种封闭心理。秦国以前几乎和列国没有往即使晋文公组织的几次大型会盟，他仅参加了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之会，赴会后他向晋文公表示说：“前此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之会，因惮路远后期，是以不果。”（第四十二回）他以地僻路遥为借口，放弃了惯常对列国的接触了解，长期以往，形成了一种封闭和容易满足的思想观念。东周洛阳离秦不算很远，当时东部诸国争相结好周室，以捞取政治资本，但秦穆公从未去过周室接触考察。穆公成为西戎伯主后，周襄王派人入秦赐金祝贺，穆公自称年老，不便入朝，派公孙枝赴周谢恩了事。齐桓公当年亲征北戎，远涉孤竹，召陵伐楚，长年颠簸于军旅之途，晋文公六十一岁执政后亦屡屡征战在外，直至六十九岁去世，秦穆公却缺乏这样一种艰苦奋争的精神，自我封闭导致他易于满足现状。
第二，在具体的决策和政务的处理上过于谨慎，缺乏大刀阔斧、敢作勇为的气魄。晋惠公曾一次杀掉九位大夫，国内确有不平之气，晋臣丕豹赴秦，建议秦国乘机伐晋，穆公顾虑重重，未予答应。俘获了晋惠公后，他不是乘胜伐晋，而以复其君位换取邻秦的五城。周襄王被弟弟太叔带赶至外地，周王派人向秦、晋两国求救，晋文公及其群臣将此看做是创霸的良好机会，生怕秦国抢功，迅速出兵勤王，蹇叔、百里奚劝穆公迅速出兵时，穆公顾虑说：“寡人非不知勤王美事，但东道未通，恐戎狄为梗。”（第三十八回）遂把勤王之功让给晋国独占。其实，当时秦晋两国勤王的通道都有阻梗，晋国通过向二夷行贿的手段，假道出兵，迅速完成了勤王之举，秦国却没有积极地疏通戎狄之道，遂放弃了勤王立功的机会。后来穆公为西戎伯主，周襄王本欲将其册命为列国侯伯，与晋文公平等对待，但周室大臣反对说：“秦自伯西戎，未若晋之能勤王也。”（第四十六回）周王权衡一番后，只向穆公颁赐祝贺，未加册封。在东向发展的整个创霸过程中，秦穆公谨慎过分，年，却难酬壮志，不能说与他的这一性格没有关系。
大概正是他本人考虑到了与晋文公的功业对比，因而在后期非常急忿，在和晋国合兵围郑时，他转变立场，留兵助郑，不辞而归，表示了与晋文公的决裂。晋文公死后，他更是作了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当时留在郑国助守的两千兵将受到郑国新君的冷遇，领兵的三将遂派人向穆公密告说：“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若遣兵潜来袭郑，我为内因，郑可灭也。晋有大丧，必不能救郑。况郑君嗣位方新，守备未修，此机不可失。”（第四十四回）谋臣蹇叔、百里奚竭力反对这次出兵，认为劳师远征，成功的可能极小，但穆公力主袭郑，信心很大，他对二臣说：“寡人三置晋君，再平晋乱，威名著于天下。只因晋侯败楚城濮，遂以伯业让之。今晋侯即世，天下谁为秦难者？郑如困鸟依人，终当飞去。乘此时灭郑，以易晋河东之地，晋必听之。”蹇叔又建议说：“君何不使人行吊于晋，因而吊郑，以窥郑之可攻与否？”穆公反对说：“若待行吊而后出师，往返之间，又及一载。”他遂约定时间，选精兵袭郑。穆公始终认为晋文公的霸业是靠他而取得的，也是他让给的，晋文公死后，他急不可耐地要扬武东征，想一下子夺取本来属己所有的霸主地位，这是他东向发展长期受阻后而必然出现的一种补偿心理。由于急忿贪功，他低估了晋国的实力，致有崤山大败。
秦穆公一生政治活动的重心在谋求东向发展，但这方面他在实质上进展不大，后来复有崤山之败，这一情况极大地挫伤了他的图霸之心。崤山之败后的几年里，强烈的复仇愿望在支撑着他，他尚能积极支持孟明强兵练武，图谋东征。伐晋胜利后，他成了西戎伯主，情况立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一是由于长期封闭而形成的自我满足心理；二是由于极少亲历政治斗争惊涛骇浪的磨炼，承受力脆弱的心理不愿再担当拔城破国的风险；三是由于东他的幼女弄玉善于吹笙，自誓一定要嫁给一位深通音乐的人，后来选取萧史为夫，二人后来据说是乘龙跨凤，自凤台翔云而去。
穆公听说后，对身边的人说：“神仙之事，果有之也！倘此时有龙凤迎寡人，寡人视弃山河，如弃敝屣耳！”（第四十七回）他把自己一生千辛万苦创得的基业看得一钱不值，迷恋于神仙之事，达到了灰心丧志的极致。三年之后，他染寒而死。秦穆公在春秋的政治舞台上奋争了一生，创下了不容忽视的政绩，他晚年转而灰心丧志，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教训。
秦穆公在一个地理状况特殊的国度里创建霸业，积极地引进中原人才和中原文明，制定了德威并济的战略方针，慎重地实施东向发展，最终在列国西部创建了霸业。秦穆公以他自己的政治业绩维护了华夏诸国的西境安全；弘扬了秦国基业，使秦国自此跻身于列国，为后世的繁荣强大奠定了基础。他所创导的求贤之风后来蔓延于列国，促进了战国乃至于后世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他暮年的自满和丧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惋惜。
穆公晚年因爱女弄玉与女婿萧史突然离去，遂产生超世之念，不久染寒疾而死，终年六十九岁。
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他在先辈基业的基础上广招贤才，锐意图强，向东西两方积极发展，在列国前期的舞台上持续展现了他的政治品格。
树德立威
秦国地处周疆西陲，杂于戎、狄之间，他们一方面吸收了西戎的强悍之气，另一方面又接触到了周朝及中原的礼仪文明。秦穆公采纳了谋臣蹇叔、百里奚的建议，明确提出了立德立威的战略方针，着手把两方面的优势统一起来和发挥出来，开始了他的创霸活动。
由于地僻路遥、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秦以前很少与中原诸国有政治交往，列国也几乎忘却了秦的存在。如齐桓公的几次大型会盟秦国都未参加，当时的盟主也未想到要让秦国参加。长期与列国不相往来，这种地理条件，虽使秦国失去了与列国竞争创霸的机会，却使秦国避免了消耗，聚积了日后创霸的力量。还在秦襄公平息犬戎骊山之难时，卫武公就评价说，秦习于戎俗，其兵中，秦国最紧要的在德，只有充分吸收中原的礼仪文明，以之教化国民，才能形成与列国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从而有资格跻身于列国争霸的行列。
秦穆公出身世家贵族，本人受到过周朝礼仪观念的熏陶，他在接待西戎使臣由余时问道：“汝戎夷无礼乐法度，何以为治？”
（第二十六回）他对无礼仪的政治感到不可理解，表明了他本人对这种礼仪的迷信。由于秦穆公本人的这种思想基础和秦国创霸的政治需要，秦穆公上台后积极地引进东方人才，借以向国民传教中原文明。如他的主要谋臣百里奚是虞国（今山西平陆北）人，曾流亡周、晋、楚国，他招降的由余原是晋国人，公孙枝也是在晋国发现的人才，为他确定创霸战略的蹇叔是宋国人。他在军事上重用的“三帅”，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一个是蹇叔的儿子白乙丙，在他的高级幕僚中，出身秦国的只有公子絷和作为“三帅”之一的西乞术，相比之下，还远不比对中原人才的重用。秦穆公在创霸初期曾觉察到贤才多出于异国，益加采访，表明了他对中原人才和中原文明引进的重视程度。
秦穆公在创霸中立德立威、以德为主的战略方针的制定，既出之于秦国现实政治环境的需要和他本人的主观意向，又与他自发的爱民思想相吻合。穆公有次在外狩猎，夜间丢失良马数匹，他打发当地官员寻找，结果在岐山之下发现三百余山野之人正围聚吃马肉，官员急报穆公让迅速派兵捉捕，穆公感叹说：“马已死矣，又因而戮人，百姓将谓寡人贵畜而贱人也。”于是索取军中美酒几十瓮，使人送往岐山之下，告诫这三百人说：“食良马肉，不饮酒伤人。”（第三十回）即以美酒赐之。秦穆公曾扶植晋惠公为君，晋惠公即位后，拒绝割让入国前答应付秦的五城之地，不料晋国连年大荒，民间绝食，晋惠公又乞籴于秦国，秦穆公向群臣解释以救晋民之饥。秦穆公朴素的爱民思想中渗透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强化了他以德化民的思想观念和以恩施民的行为方式，使秦国的创霸走着一条积极稳妥的路线。
秦国占据雍（今陕西凤翔一带）岐之地，南山北原，川狭地险，这既是固守自强的有利条件，又是扩张创霸的限制条件，具体环境决定了秦国只能向东西二向发展。秦国西介戎狄之间，东临强晋，创霸的条件是极为苛刻的。秦穆公上台后，设计招降了西戎使臣由余，并采用其主张，派兵制服了西境诸戎，迫使他们献地称臣，其后转而向东，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和晋国的政治军事交往上。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秦穆公的创霸走着一条缓慢而特殊的道路。
小心对晋：东向扩张的不平之路
与东邻晋国的交往是秦国跻身列国的必由之路，因而成为秦穆公一生政治活动的重心。秦穆公在位近四十年，这期间晋国依次为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几朝执政，秦穆公在和几朝晋国执政的交往中几次调整政策，慎重地谋求秦国的发展。
秦穆公上台第六年，当时西戎尚未降服，他主动聘娶晋献公的长女伯姬为夫人，以姻亲形式结好于晋，这既是稳定东境，以便制服西戎的重要步骤，又为以后的东向交往准备了条件。晋献公死后，秦穆公选择晋惠公夷吾，将其扶植为君，因惠公负约拒割五城，尤其因为在秦国逢荒之年，晋国不报先前“泛舟之役”的恩德，反倒加兵于秦，于是发生了秦晋韩原之战，秦国在战役中俘获了晋惠公，数月后又以索取五城和留质其世子子圉为条件恢复了晋无望，遂在楚国访得晋公子重耳踪迹，将其迎至秦国，劝其与怀嬴结婚，深相结纳重耳一行，不久派兵入晋境摧毁晋军，扶植晋文公重耳为君，还协助晋文公平息了惠公之党吕省、郤芮的政变，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晋文公的创霸活动，如出让给文公勤王之功，派兵支持晋国的城濮之战，参加河阳会盟等。晋国在城濮之战后的迅速崛起既超出穆公的预料，也超出了穆公对邻国强大的许可程度，于是在秦晋合兵伐郑之役中秦穆公不辞而别，甚至留下军队帮助郑国抗晋，表明了他对晋合作的中断。晋襄公即位之初，秦穆公派兵越过晋国伐郑，设想乘晋国治丧期间侥幸取得东线的军事胜利，结果被晋军大败于崤山，损失惨重，经过多年的准备，秦穆公亲自率军报了崤山之仇。
总起来讲，秦穆公对晋献公采取的是靠近的政策；对惠公和怀公采取的是拉拢的政策，其打击措施为拉拢的目的服务；对晋文公主要采取支持的政策；对晋襄公一直采取竞争对抗的政策。
晋国犹如一块巨大的屏障挡在东方，秦国绕不开、吃不掉、穿不透，严重阻碍着秦国的东向发展。
应该说，秦穆公除过曾对晋襄公时的武备估计不足而有崤山之失外，对晋国采取的其他一连串方针措施都是比较慎重的，其主旨在于积极稳妥地发展自身。有如下几例：第一次，晋献公死后，晋国内臣连续刺杀即将继位的奚齐和卓子，国内大乱。秦穆公准备参与晋国的立君之事，遂派人考察了曾被晋献公驱逐出国的公子重耳与公子夷吾，准备在二人中扶植一人为君，当使者汇报了所见二人的情况后，秦穆公得出结论说：“重耳之贤，过夷吾远矣！必纳重耳。”他手下大臣公子絷问道：“君之纳晋君也，忧晋乎？抑欲成名于天下乎？”穆公回答说：“晋何与我事？寡人亦欲成名于天下耳。”（第二十八回）公子絷建议说：君如忧晋，则为之的主张，遂决定扶植夷吾为君。穆公既取得了扶君美名，有恩于晋，又给晋国送去了一个不贤的国君，有利于自己。第二次，晋惠公上台后，负约于秦，又在国内大诛群臣，一次杀掉谋反的九位在朝大夫，晋臣丕豹因为父亲丕郑父被杀而逃奔秦国，向穆公献策说：“晋侯背秦之大德，而修国之小怨，百官耸惧，百姓不服。若以偏师往伐，其众必内溃，废置唯君所欲耳。”穆公集群臣反复商讨，最后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寡人亦疑此言。彼一朝而杀九大夫，岂众心不附，而能如此？况兵无内应，可必有功乎？”（第二十九回）
秦穆公充分估计了晋惠公政治行为的社会基础，充分估计了敌方的优势，他留用丕豹为秦大夫，但坚持不肯轻易出兵伐晋。第三次，韩原之战俘获了晋惠公，对其如何处置，穆公会集群臣计议，当时逐一考虑了五种可能的方案，一是杀之，大臣公孙枝认为这样会加深秦晋两国的怨忿，若两国世代挟仇报复，于秦无益。二是杀掉后树重耳为君，公孙枝分析说，重耳先前不以父丧而入国，这次很可能不以弟死而入国。如果重耳不入国，别立他人为君，与惠公差不了多少；如果重耳愿意入国，肯定会因为弟弟夷吾之死而仇秦。这样弃前德于夷吾，又树新仇于重耳，也与秦国不利。
第三种方案是长期囚禁，公孙枝认为：“囚之，一匹夫耳！于秦何益？”第四种方案是驱逐出走，公孙枝认为：“逐之，必有谋纳者”，不是彻底的处置方式。第五种方案是恢复其君位，公孙枝赞成这种处置方案，主张以交割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之西）五城和留质世子圉为条件放归惠公，认为这样的话，“晋君终身不敢恶秦，且异日父死子继，吾又以为德于圉，晋世世戴秦，利孰大乎？”（第三十回）穆公非常赞同公孙枝的分析，遂在惠公接受了两项条件后恢复了其君位，既使秦国得了实利，又避免了两国更深的仇怨。后来崤山之战中晋国俘虏了秦国三帅，晋襄公之母加晋文公的河阳会盟时，二君曾共同约定：“异日若有军旅之事，秦兵出，晋必助之；晋兵出，秦亦助之，彼此同心协力，不得坐视。”
（第四十三回）后来晋文公挟仇伐郑，秦穆公率兵相助。郑国老臣烛武秘密见到穆公，对他说：“郑在晋之东界，秦在晋之西界，东西相距，千里之遥。郑虽亡，尺土皆晋之有，于秦何与？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益强，则秦益弱矣。为人善地，以自弱其国，智者计不出此。”（第四十三回）穆公听到亡郑后对秦无益并有损的道理，频频点头，烛武又进一步对他说：“君若肯宽目下之围，立定盟誓，弃楚降秦。君如有东方之事，行李往来，取给于郑，犹君外府也。”穆公听了这话，即时与烛武歃血为誓，反留两千人助郑戍守，背着晋文公回国而去。在晋郑交战中，秦穆公最终转变到助郑的立场，这是对晋政策的一次大转折。在和晋的交往中，秦穆公持慎重的态度，其主旨在于谋利于秦，为秦的东向发展创造条件。
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秦穆公对晋国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他既想结好于晋国，又希望晋国发生内乱。因为当时秦国在实力上吃不掉晋国，只有结好于晋，秦国才有稳定的东方阵线，才有东向交往的通道，才能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晋国的支持，也才会与穆公爱民布德的思想观念相一致。同时，只有晋国发生内乱，秦国才能有平乱扶晋的机会，才能制服晋国，在秦晋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秦穆公对晋的交往基本上是按这一思想进行的。他求婚于献公长女伯姬，其后又把女儿怀嬴嫁与晋文公，安排了世为甥舅的“秦晋之好”；他先后扶植晋惠公、晋文公为君，又为晋文公诱诛叛乱头目、重整山河，总计“三定晋国”，这都是结好于晋的行为。
他在晋献公之后为晋国选择夷吾为君，有意舍弃重耳，选择不贤之人，实际上是要诱发晋国内乱，抑制晋国的发展。
线降服了诸戎，他收兵后论功行赏，大宴群臣，不觉酩酊大醉，梦见一容颜美丽、妆束华贵的妇人，自称“宝夫人”，手握天符，奉上帝之命，将他领至天宫王阙，堂上大声呼叫着他的名字道：“任好听旨，尔平晋乱！”（第二十六回）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梦是愿望的满足。秦穆公眼看到了晋献公晚年朝政的昏暗，他既希望晋国发生一场内乱以削弱其国势，又希望这个内乱由他来平定，以便秦国能扬名显威，制服和结好晋国。秦穆公在梦中把这种愿望以上帝旨意的曲折形式表达出来，掩饰了自己对晋国的恶意，又体现了这种情况发生的不可避免性。先前秦文公在太白山附近的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发现野雉一对，名曰“陈宝”，为野雉精气所化，相传“得雄者王，得雌者霸”（见第四回和第二十六回），秦穆公在梦中见到的“宝夫人”，即是他想像中的“陈宝”之雌，梦见“宝夫人”，反映了秦穆公在乱世之际强烈的求霸心理。
秦穆公抱着强烈的求霸心理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特殊的地理状况使得他把政治活动的重心放在和晋国的交往上，他既结好晋国，又想制服晋国，在和五世晋君的交往中不断调整政策，慎重地谋求着秦国的发展。
人才盛行的原因：挖掘与信任
秦穆公早先就有吸收中原文化、以礼教民的愿望，他上台后，积极地访求和招纳秦国内外的人才，真正达到了求贤若渴的地步。秦穆公求贤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性，他不分国别和老少，见贤即聘。他尤其重视异国人才。二是不计出身和贵贱，惟贤是求。如百里奚曾是晋献公为女儿伯姬安排的陪嫁的媵仆，穆公作里奚之名，而无其人，仔细一打听，知道百里奚有经世之才，于是询问大臣们说：“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后来根据其妻子在楚的线索，派人去楚国打听到百里奚为楚王牧马，他怕楚王知道百里奚之贤而拒绝给秦，乃使人持五张羊皮，对楚王假称说：“敝邑有贱臣百里奚者，逃在上国，寡人欲得而加罪，以警亡者，请以五羊皮赎归。”（第二十五回）楚王遂囚百里奚付秦使。又如穆公在接见西戎使臣由余时发现其很有才学，于是焦急地对相国百里奚讲：“寡人闻之：‘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而用于戎，将为秦患奈何？”（第二十六回）内史廖献计说：“戎主僻处荒徼，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遣之女乐，以夺其志。留由余不遣，以爽其期。使其政事怠废，上下相疑，虽其国可取，况其臣乎？”穆公采纳了内史廖的建议，向戎主送去善乐美女数人，一面让秦国大臣轮流与由余作伴，强留为欢。由余留秦一年方归，戎主怪其迟返，怀疑他有二心于秦，与他疏远，由余见戎主耽于女乐，不听劝谏，非常忧闷，穆公于是密遣人招由余来秦，任为亚卿。穆公为聘用人才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秦穆公求贤的第四个特点，是他为秦国群臣创导了一种求贤的风气。公子絷是出身于秦国的大臣，他为穆公去晋求婚时路遇公孙枝，立即将其带回秦国加以推荐，公孙枝被任为大夫，他文武双全，在韩原之战中俘获了晋惠公，并参与穆公的重要决策。公子絷受命去宋聘请蹇叔时，发现了其子白乙丙之才，一并将白乙丙带回秦国引荐，其后又推荐了本国人西乞术之才，这二人同时列于“三帅”中，是秦国有名的勇将。百里奚一见用于秦，即推荐了蹇叔和由余。在穆公晚年，孟明推荐了子车氏之三子，国中称为“三良”，穆公一并拜为大夫，恩礼甚厚。穆公执政时的秦国，确实形成了一股求贤荐贤的小气候，历史上有名的相马能手伯乐就产生于秦穆公的国度，伯乐晚年又推荐九方皋为秦穆公尊重贤才，每临军国大事，他总是召集群臣问计，积极采纳其中的正确主张。如立德立威的战略方针是蹇叔和百里奚为之制定，招降由余的计策是内史廖提出，选择夷吾为晋君的主张是公子絷提出，俘获晋惠公而复之是公孙枝的建议等等。除过后期违众之谏派兵袭郑之外，其他事情的决策基本上是君臣商议，最后才由他拍板决定的。由于任用人才，爱护和尊重人才，秦穆公极大地团结了部属，形成了一致对外的凝聚力。总观列国情况，秦国是几个大国家中势力最小，内耗最少的国家，这种风气延至战国，终使秦国积聚了并吞列国的力量。
非常信任人才也是秦穆公用人上的一个显著特点。秦军越晋袭郑时，在崤山（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中了晋军埋伏，全军覆没，三帅被擒，后来孟明等三帅侥幸被晋君放归，身边的人以为三帅丧师辱国，穆公一定会对其诛戮正罪，因为城濮之战后楚王就令率兵的成得臣自裁以警三军，然而穆公对身边的人讲：“孤自不听蹇叔百里奚之言，以累及三帅，罪在于孤，不在他人。”（第四十五回）乃亲自迎之于郊外，仍使三帅主持军事，并且愈加礼待。两年后，孟明请示穆公，欲兴兵报崤山之仇，穆公给予积极支持，不料晋国提防着秦国报仇之举，竟先期出兵伐秦，两军在彭衙（今陕西澄城县西北）打了一场遭遇战，秦军败退。孟明兵败回秦，自料必死，谁知穆公一意引咎，全无责怪之意，依旧使人在远郊迎接慰劳，回国后任人如初。孟明非常感激自愧，于是尽出自家私财以恤阵亡之家，每日操演军士，约定来年大举伐晋。这年冬天，晋国派兵袭取了秦国的彭衙而还，孟明没有出兵御敌，秦国人都以为孟明已心怯晋军，惟穆公对孟明深信不疑，他对群臣讲：“孟明必能报晋，但时未至耳。”（第四十六回）次年夏，孟明做好了一切准备，请师伐晋，穆公亲自随军督战，兵至崤山，晋军未有一人一骑深地懂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孟明屡败之后始终相信他的能力，积极鼓励和支持孟明，终于借其力而成就了霸业。
秦穆公即使在孟明屡败时任用他，也对其非常放手。如穆公督军伐晋时，秦兵渡过黄河，孟明下令尽焚其舟，穆公问道：“元帅焚舟，何意也？”孟明解释说：“‘兵以气胜’。吾屡挫之后，气已衰矣。吾之焚舟，示三军之必死，有进无退，所以作其气也。”（第四十六回）穆公在孟明焚舟后方才发问，看来事前并不知道，也并不想干涉，放手地让孟明按自己的战略意图去指挥，对部下信任到这种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穆公最终成为西戎伯主，成为春秋霸主之一，看来诚非偶然。
晚年丧志难免江河日下
秦穆公苦心经营秦国三十余年，早年立志继齐桓公而称霸列国，但由于地理状况的制约和东邻强晋的阻塞，终未能彻底实现这一夙愿，他称霸于春秋西隅，远不及齐桓、晋文的事业。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从主观上来讲，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很少与中原诸国往来，养成了一种封闭心理。秦国以前几乎和列国没有往即使晋文公组织的几次大型会盟，他仅参加了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之会，赴会后他向晋文公表示说：“前此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之会，因惮路远后期，是以不果。”（第四十二回）他以地僻路遥为借口，放弃了惯常对列国的接触了解，长期以往，形成了一种封闭和容易满足的思想观念。东周洛阳离秦不算很远，当时东部诸国争相结好周室，以捞取政治资本，但秦穆公从未去过周室接触考察。穆公成为西戎伯主后，周襄王派人入秦赐金祝贺，穆公自称年老，不便入朝，派公孙枝赴周谢恩了事。齐桓公当年亲征北戎，远涉孤竹，召陵伐楚，长年颠簸于军旅之途，晋文公六十一岁执政后亦屡屡征战在外，直至六十九岁去世，秦穆公却缺乏这样一种艰苦奋争的精神，自我封闭导致他易于满足现状。
第二，在具体的决策和政务的处理上过于谨慎，缺乏大刀阔斧、敢作勇为的气魄。晋惠公曾一次杀掉九位大夫，国内确有不平之气，晋臣丕豹赴秦，建议秦国乘机伐晋，穆公顾虑重重，未予答应。俘获了晋惠公后，他不是乘胜伐晋，而以复其君位换取邻秦的五城。周襄王被弟弟太叔带赶至外地，周王派人向秦、晋两国求救，晋文公及其群臣将此看做是创霸的良好机会，生怕秦国抢功，迅速出兵勤王，蹇叔、百里奚劝穆公迅速出兵时，穆公顾虑说：“寡人非不知勤王美事，但东道未通，恐戎狄为梗。”（第三十八回）遂把勤王之功让给晋国独占。其实，当时秦晋两国勤王的通道都有阻梗，晋国通过向二夷行贿的手段，假道出兵，迅速完成了勤王之举，秦国却没有积极地疏通戎狄之道，遂放弃了勤王立功的机会。后来穆公为西戎伯主，周襄王本欲将其册命为列国侯伯，与晋文公平等对待，但周室大臣反对说：“秦自伯西戎，未若晋之能勤王也。”（第四十六回）周王权衡一番后，只向穆公颁赐祝贺，未加册封。在东向发展的整个创霸过程中，秦穆公谨慎过分，年，却难酬壮志，不能说与他的这一性格没有关系。
大概正是他本人考虑到了与晋文公的功业对比，因而在后期非常急忿，在和晋国合兵围郑时，他转变立场，留兵助郑，不辞而归，表示了与晋文公的决裂。晋文公死后，他更是作了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当时留在郑国助守的两千兵将受到郑国新君的冷遇，领兵的三将遂派人向穆公密告说：“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若遣兵潜来袭郑，我为内因，郑可灭也。晋有大丧，必不能救郑。况郑君嗣位方新，守备未修，此机不可失。”（第四十四回）谋臣蹇叔、百里奚竭力反对这次出兵，认为劳师远征，成功的可能极小，但穆公力主袭郑，信心很大，他对二臣说：“寡人三置晋君，再平晋乱，威名著于天下。只因晋侯败楚城濮，遂以伯业让之。今晋侯即世，天下谁为秦难者？郑如困鸟依人，终当飞去。乘此时灭郑，以易晋河东之地，晋必听之。”蹇叔又建议说：“君何不使人行吊于晋，因而吊郑，以窥郑之可攻与否？”穆公反对说：“若待行吊而后出师，往返之间，又及一载。”他遂约定时间，选精兵袭郑。穆公始终认为晋文公的霸业是靠他而取得的，也是他让给的，晋文公死后，他急不可耐地要扬武东征，想一下子夺取本来属己所有的霸主地位，这是他东向发展长期受阻后而必然出现的一种补偿心理。由于急忿贪功，他低估了晋国的实力，致有崤山大败。
秦穆公一生政治活动的重心在谋求东向发展，但这方面他在实质上进展不大，后来复有崤山之败，这一情况极大地挫伤了他的图霸之心。崤山之败后的几年里，强烈的复仇愿望在支撑着他，他尚能积极支持孟明强兵练武，图谋东征。伐晋胜利后，他成了西戎伯主，情况立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一是由于长期封闭而形成的自我满足心理；二是由于极少亲历政治斗争惊涛骇浪的磨炼，承受力脆弱的心理不愿再担当拔城破国的风险；三是由于东他的幼女弄玉善于吹笙，自誓一定要嫁给一位深通音乐的人，后来选取萧史为夫，二人后来据说是乘龙跨凤，自凤台翔云而去。
穆公听说后，对身边的人说：“神仙之事，果有之也！倘此时有龙凤迎寡人，寡人视弃山河，如弃敝屣耳！”（第四十七回）他把自己一生千辛万苦创得的基业看得一钱不值，迷恋于神仙之事，达到了灰心丧志的极致。三年之后，他染寒而死。秦穆公在春秋的政治舞台上奋争了一生，创下了不容忽视的政绩，他晚年转而灰心丧志，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教训。
秦穆公在一个地理状况特殊的国度里创建霸业，积极地引进中原人才和中原文明，制定了德威并济的战略方针，慎重地实施东向发展，最终在列国西部创建了霸业。秦穆公以他自己的政治业绩维护了华夏诸国的西境安全；弘扬了秦国基业，使秦国自此跻身于列国，为后世的繁荣强大奠定了基础。他所创导的求贤之风后来蔓延于列国，促进了战国乃至于后世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他暮年的自满和丧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