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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风口浪尖上顺舟而下的陶朱公

范蠡,字少伯,楚国人,越王勾践的重要谋臣。他曾协助勾践抵御吴国,越国失败后,随勾践赴吴为质数年,灵活地应付了在吴国的各种复杂情况。回国后他帮助勾践砺志复仇、刻苦图强,经过战略上的全面准备,终于使越国灭亡吴国,创建了霸业。后来,他洞察到了越王机险阴狠的为人品格,遂辞别越王,遁入五湖(太湖流域一带的湖泊),不久,使人载取妻子,游入齐国,称鸱夷子皮,仕为上卿。其后又弃官隐于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自号陶朱公,以经商致富,据传他曾写有《致富奇书》。勾践在范蠡离越而去后追之不及,因念其大功,使工匠在自己的座侧铸范蠡铜像以志纪念。

范蠡的政治活动是在越国,辅佐越王反亡为霸、转衰为兴,构成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全部内容。从《左传》上看,范蠡首先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他以自己简约深邃的理论指导了越国战略策略的制定,并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将其身体力行,越国霸业的创建显示了他作为春秋末年政治理论人物的特色。

顺应“天时。”

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范蠡非常重视客观环境和外部条件的作用,甚至将其看成是政治行为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主张“随时以行事”,“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他反对背离客观实际的任意妄为,提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认为“争者,事之末也”。把违背天时的主观用事看成是不好的行为。越王勾践即位后,与他商议伐吴之事,他根据自己应天顺时的思想,提出了如下的治国理论:“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他首先认为保守成业应该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从而持盈保泰,他反对勾践不顾客观情况而伐吴,勾践未听他的劝谏,兴师战吴,败于会稽。勾践在丧败之余召他商议,他这次着重强调了“定倾者与人”,认为安定国家,免除危难必须取得人心,人道好谦,倾危之中,应当“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提出了向吴国卑词乞和、以身为质的策略方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向勾践提出向吴王尝粪诊疾,以取欢心的建议。勾践去吴三年回到越国,与范蠡商议复仇之策,范蠡这次着重强调了“节事者与地”的思想,认为成事应当法地,地有包容万物的全面性,在万物的自然发展中成其功利。他主张越国应当等待天时的变化,如果“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后来,勾践一度急于伐吴复仇,范蠡劝谏说:“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他认为伐吴的时机尚未成熟,劝勾践说:“夫吴,君王之吴也,王若蚤图之,其事又将未可知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向勾践提出了修兵练武的主张。

范蠡特别强调政治行为应从客观情况出发,顺时应天,以此“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主张将人的能动性与客观实际相配合,以取得事情的成功。但总的来讲,范蠡的思想理论特别注重对客观实际的遵从,他认为客观环境具有不断变化的必然趋势,“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人只有等待客观环境变化到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条件下积极努力,事情才能成功。

范蠡将自己应天顺时的思想用于军事斗争,制定了待时击敌的策略,勾践伐吴报仇时,两军对阵,吴国出兵挑战,范蠡力劝勾践勿战,以等待战机。他解释说:“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必顺天道,周旋无穷。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王姑待之。”他提出了天地万物赢缩转化的观点,认为敌军刚来,锐气正盛,应等其刚阳之气耗尽后以兵攻之。

范蠡应天顺时的思想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消极等待,其中包含了在成熟时机下的积极进取。他认为:“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他将这种思想用之于对吴国的最后处理。吴国战败后,派人向越国乞降请和,欲效法昔日越对吴的故事,勾践起先准备许诺,范蠡劝谏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他认为办事应以天时为功用,不应违背天时而自遭惩罚,并提醒越王要防止吴国像越国一样由衰转盛,主张乘时灭掉吴国,勿使再兴。越王同意他的见解,但又觉得不好推却吴国的使者,于是范蠡出面对吴使说:“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以上均引自《国语·越语下》)他认为客观情况如果具备了胜敌灭敌的条件,就应当抓住时机,消时是一个赢缩转化、阴阳互变的运动过程,人应该辨清形势,努力不怠,在情况不利的时候尽其阴柔,耐心等待,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积极努力,争取成功。根据这种思想,他向越王提出过治理国事的三条原则,提出过待机击敌的军事策略和灭掉吴国的主张,对越国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忠且不愚

范蠡是春秋末期出色的政治家,他受到过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很有智谋,在辅佐越王的实践中,真正做到了忠与智的统一。

勾践赴吴为质前,非常伤感,范蠡前去劝勉说:“臣闻‘居不幽者志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古之圣贤,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岂独君王哉?”(第八十回)勉励勾践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不利的遭遇。勾践临行前,他又对越国诸臣讲:“吾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国之忧,臣吴之辱,以吾浙东之士,岂无一二豪杰,与主上分忧辱者乎?”激励诸臣为越国的事业奋斗到底。范蠡随勾践去吴期间,他朝夕侍于君侧,寸步不离,有时越王与夫人坐于马厩之旁,他执鞭立于其侧,君臣之礼不去,连吴王夫差也感动地说:“彼越王不过小国之君,范蠡不过一介之士,虽在穷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寡人心甚敬之。”(第八十回)有一次,夫差召勾践入见,勾践跪伏于前,范蠡立于后,夫差对范螽说:“寡人闻‘哲妇不嫁破亡之家,名贤不宦灭绝之国’。今勾践无道,国已将亡,子君臣并为奴仆,羁囚一室,岂不鄙乎?寡人欲赦子之罪,子能改过自新,弃越归吴,寡人必当重用,去忧患而取富贵,子意何如?”夫差以富贵为诱饵,对范蠡公开劝降,范蠡稽首对答说:“臣闻亡国除,出给趋走,臣愿足矣。尚敢望富贵哉?”(第八十回)他在夫差面前承担了败国责任,实行自我贬损,以此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吴王的劝降。夫差见他不降吴,很不高兴地对他说:“子既不移其志,可仍归石室。”范蠡回答:“谨如君命。”夫差本想以囚禁生活相威胁,范蠡却故意将他的话视为君命,表示坚决遵守,使夫差再也无话可说。在吴王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面前,范蠡机智地表现了自己的忠贞立场。他在劝勾践为吴王尝粪诊疾时,勾践起先不肯,他对勾践说:“夫欲成大事者,不矜细行。不如此,何以取其怜乎?”(第八十回)正是靠他这一策略的实施,吴王才下定了赦放勾践的决心。据说勾践自尝粪之后,常患口臭,回国上朝时臭气尚存,范蠡知城北山上生长一种名叫蕺的植物,有腥味,可食,便让人采下蕺草,举朝皆食,诸臣上朝后俱有口臭,也就觉不出勾践的口中气息。范蠡用这种方式淆乱其气,维护了君王的威信和尊严。

范蠡曾以应天顺时的理论来指导越国的政治实践,他同样用这种思想来指导个人的生活行为。越国灭吴称霸后,勾践在祝贺的宴席上听到有赞扬大臣之功的歌词,面失喜色,范蠡以他机敏的洞察力看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私叹说:“越王不欲归功臣下,疑忌之端已见矣!”(第八十三回)次日他入辞越王说:“臣闻‘主辱臣死’。向者,大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隐忍成越之功也。今吴已灭矣,大王倘免臣会稽之诛,愿乞骸骨,老于江湖。”

越王恻然泣下,他以戮其妻子相威胁,拒绝范蠡离去,范蠡回答说:“臣则宜死,妻子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顾矣。”晚上乘扁舟而遁。范蠡懂得,只有在敌国存在的环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谋臣的价值,敌国破亡了,客观环境变化了,谋臣的价值自然就会丧失,一个没有价值的智谋之士必然被君王视作威胁统治的心头祸谋臣,在成功后的必然选择只能是弃官离去、隐居一方,以避免成为下一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越王另一功臣文种后期的遭遇从反面说明了范蠡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据传夫差爱妾西施被范蠡离开时一并带走。明人高启认为范蠡并不是迷恋西施的倾国之色,而是包含着热爱越国的一片苦衷。他在吴江县作《三高祠三首》,其中云:功成不恋上将军,一舸归游笠泽云。

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

但更多的人确信,西施归越后,勾践夫人暗中派人将西施绑上大石,沉于江中。也有人认为是范蠡将其沉于江中。清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林黛玉之手感叹西施的命运不及当年效颦的东施,作《西施》一诗,看来是相信沉江一说,认定范蠡是独身离吴的。其诗曰: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然而,范蠡以自身所具有的才智,是绝不甘心于终身隐居、老死江湖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他的价值和地位,他把自己的才智投之于政治之外的经商贸易活动,他在这个领域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价值。越为临海之国,非农业的生产经营必然形成他们的商品交换活动,范蠡早先就有很强的商品意识。当年勾践阴图吴国,欲将西施献于吴王,范蠡奉命聘西施入城,国人慕美人之名,出郊争相观看,道路被人流拥塞,范蠡将西施停于馆舍,布告说:“欲见美人者,先输金钱一文。”他设柜收钱,顷刻而满,西施在郊外停留三天,收获金钱无数,他用美人展览所得的金钱来充实国库。商品意识加上他的才智,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不少钱财,现在,他弃政从商,专搞贸易,实际上是进入了另一个熟悉的活动领域,据在政治活动之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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