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

天帝之尊与一统天下的理念

王学理

天帝之尊与一统天下的理念秦人在立国之前，从民间到官方，都是多神崇拜的。因此，祭祀对象也“杂”到上自天界的各种神灵，下至自然界的万物鬼怪，以及自身的宗祖。

自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史记·封禅书》。之后，出于政治的需要，把上帝视为君主的保护神，就开始了隆重的祭祀活动，历世不绝。

尽管秦襄公给自己确立了最髙的“族神”之地位，但多帝、多地、多祀，仍是秦人祭祀“上帝”活动的一大特征。所以直至战国初年，先后祭祀的上帝就有白帝、青帝、黄帝和炎帝（赤帝）等等。

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时期被政治化。人为的五“德”成了运动、替代的核心，出现了五德配五色、五方、五时的一套理论模式。而这些，从政治制度延及社会生活，成了一套人们的社会行为准则。在此，我们不可能用几句话说清它涵盖的所有内容。但从中抽绎出“五帝守五方”这一对搭配关系看，发现它不仅被秦人接受，而且还在演绎着新的内容。那么，这中间的思想基础、认识过程、追求的理想境界等问题，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我想，如果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对理解汉代郊祀制度应该说也是有帮助的。

一、宗祖神——白帝——在天界地位的确立

天，是中外一切原始先民普遍崇拜的神，秦人也不例外。他们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变迁，社会地位从统治者上层的帮办，下降到被歧视、压抑的种族奴隶，远徙陇东之后又过起耕牧兼营的生活。其受到生产水平低下的制约，自然灾害对生存和生活的影响，很自然地把超人的支配力量、无形的主宰，幻化成至高无上并被人格化了的茫茫上苍。

自非子在“汧渭之间”为周王养马并取得成绩，营秦邑号“秦嬴”起，秦人获得了立身安命的契机。如果说秦仲为“大夫”，庄公为“西垂大夫”，是在周人“国难”时期使秦人获得政治翻身的一个个台阶的话，而“犬戎之乱”、结束西周的统治，则是秦襄公获得立功建国的天赐良机。所以说，只有在这个时候，秦襄公作为一方诸侯，不但获得了资格，而且也真正有了以祭天这最具号召力的能力和条件。

《史记·秦本纪》载：“襄公於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駠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祭祀用牲之数，固然这些不合周礼的规定，但毕竟炫耀自己政治身份今非昔比的不凡。其所谓“西畤”，我们还只能认为它是设在汉西县的一处神坛。当然，这个叫法也并非它原来的称呼。因为这一祭天的场所是由秦“国家”确立之后而固定化了的，所以后来司马迁在表述时就釆用了能为人们所理解的这种叫法“西县”是西汉时设立的县，属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

至于用“西畤”来“祠白帝”的这一说法，则来自《史记·封禅书》的记载：“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由此可见，秦襄公把自己的老祖先“少皞”推到了天帝的位置，使“白帝”成为亲族顶礼膜拜的宗祖之神，从根本上就改变了过去那种笼统的、没有实指的情况。而第一次在发源地的陇东为祖先建立国家祭坛，其政治用意也可说是不指自明的。那么，把“作西畤，祠白帝”作为团结内部、协调政教关系的教育基地，也充分显示了秦襄公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职能放在立国后的重要位置上来。

白帝已定，立畤祭天，是秦人把祭祖和郊祀结合的最高表现。使自己的宗祖神居于天帝中的正统地位，由此的供奉就贯彻始终。自秦襄公立“西畤”开始，后有秦文公在汧渭之会立“鄜畤”、秦献公在栎阳置“畦畤”等等，其祭祀对象无一不是白帝。至于西畤、鄜畤和畦畤等名称，在功能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也没有深究的必要，只能认为是随着秦都的迁徙而取设畤所在地的名称罢了。那么，从秦襄公置西畤起，到秦献公设畦畤，前后跨越400多年时间。秦祭祀自己的宗祖神——白帝——始终未变，我们从中也看不出这个“白帝”能同“西方之主”有什么联系？

当然，秦人除了自己的宗祖神之外，祭天帝的名目也随时随地的在增加。据《史记·封禅书》载，在秦文公未作“鄜畤”之前，雍地的吴阳就有“武畤”，雍东就有“好畤”。大概是这些祭坛设施因为年久失修，无人问津也就统统“皆废无祠”了。但在秦迁都雍之后仅过了四年，宣公于公元前674年在渭河之南设置了“密畤”，用以祭青帝。公元前422年，灵公于吴阳之地设了“吴阳上畤”祭黄帝，设了“下畤”祭炎帝。这比上距立“密畤”的时间，相隔了252年；比立“鄜畤”时晚了332年，比立“西畤”晚了近350年。我们若从都城地域诸畤遍设的情况看，算上“鄜畤”，虽然这几处畤地分别在渭河南北，但毕竟都距雍不远。况且其中大多数的畤地还设在原上，这是因为当时选址的标准就是“自古以雍州积髙，神明之隩”。古人以为，神仙喜欢居住在地势积髙之处。而今凤翔县的“南原”正符合这一条件。在这里，除过渭河南的“密畤”外，“鄜畤”和吴阳的上下畤都位于原上，所以后来这里就有了“三畤原”的称呼“三畤原”横亘在渭河以北至北山之间的地段上，西起汧河左岸，东到漆水河（中亭川），跨越凤翔、宝鸡、扶风、武功等县。我们平常把凤翔南的原地称作“三畤原”，显然是狭义的称呼。不过，有一点还需明白。在这里秦人除了自己的宗祖神少昊为白帝之外，还出现了青帝、黄帝和炎帝。如按东方色青，则青帝即是太昊。但太昊和少昊都属于东夷集团的首领，均以“皞”为氏。因为都是秦的远祖，因此也给予封号。虽然时、空距离很大，出自“政治需要”，融为一体，总是“可以理解”的。一时间出现“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的局面，仍然具有“杂祠”的特征。这种情况说明，被“人格化”了的天帝，从笼统的一般概念开始走向“多帝”的具体化。也就是说，为天帝一统的那个“神界”被突破了，而被“神格化”了的历史人物挤了进来。但有另外一点也需明白，尽管四天帝已经具备，但毕竟还没有同天地的“五方”发生对应。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重实用”的秦人，在周的故地上虽然早就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只有进入战国时期才真正触及到了周文化的源头——炎黄文化。那么，他就会以秦为本体，用传统的处事方式，对外来事物所具有的包容精神，很快地做出了回应。

二、神化炎、黄，推行耕战

黄帝和炎帝，是同时又几乎是同地进入秦人的祭天礼仪之中的，而且又各有专祀——上畤和下畤。这是非常有意思而又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其中隐含了炎黄文化的外扩、秦文化形成的轨迹，也就是农业文明内部的冲突与重组等一系列问题。

炎黄故事，荒远渺茫。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面对欲梳理又繁乱的材料和传说，在作《五帝本纪》时也发出了“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感慨。但他还是肯定了黄帝属于神农氏的继承者和取代者这一历史顺序。炎、黄同时，“炎帝欲侵凌诸侯”，于是爆发了氏族部落之间兼并、组合的“阪泉之战”。《国语·晋语四》里，载有季子对重耳说的一段话：“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他把二人说成是弟兄。但据徐旭生研究认为：“少典生黄帝、炎帝，是说后面这两个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说这两位帝是少典的儿子”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此说有道理，因为神农氏炎帝传八代约500年，才是榆罔。而榆罔被黄帝打败，显然两人并非同胞弟兄！当然，在没有更早又可信史料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信从太史公观点并釆用了的此一史册。那么，在探讨秦人同炎黄的关系时，就不能不首先提出：炎、黄发源地的“姬”和“姜”这两条古水，还存在不？如有，又相当今天的哪条河流？

《水经·渭水注》：“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很明白，渭水支流之一的岐水，经过姜氏城南之后的一段，即是姜水。据多年来多位学者的论证，取得了“姜水不在渭河之南而在渭北”的共识，从而否定了今宝鸡市渭滨区的清姜河、姜城堡的附会。有说岐水、姜水实即今岐山县横水河汇合雍水后东南流的后河或湋河，此意见颇具说服力刘宏斌：《岐水、姜水与姜氏城》，宝鸡市社科联编：《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更有先生考定，姜水在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原雍水旁的畤沟河下游李仲操：《姜水辨》，宝鸡市社科联编：《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当然，在这一不算过大的区域里，无论是一条河的两段流程，或者是并行的两条河流，但都应是炎帝出生并成业的地方。如有实证材料而不具排他性，指明某地就是炎帝的诞生地最好。否则，就没有计较的必要。

关于黄帝的出生地，也有多种说法，又极其分散。文献记载中的不同，理解有别，当然使结论南辕北辙前有晋人皇甫谧既倡山东“寿丘说”，又主张河南“新郑说”（晋皇甫谧），而北魏郦道元则有“天水轩辕谷说”等，后世学者也多循此导引，踵事生华，以致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把出生、成长和居地分开，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是很难办到的。至于说，这是作者有意把黄帝一生几个关键时期选出来放入一个句子中的说法，也是难于成立的。如果我们缩小查找范围，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查考姬水的所在，则不失其为一种有效的途径。据何光岳先生研究，“黄帝生于姬水，姬水即岐山下的岐水。因姬与岐同音相通，姬姜二水相邻”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这个说法，较为合理。不可想象的是，在交通不便、生存环境恶劣的原始社会，有虫乔氏之女生下两子竟能分隔千里而各为氏族？若在一个地域的两地，各自发展，那绝对是合乎情理的。所以，炎、黄二帝发源于关中渭河流域的黄土地带，创造出人们赖以生存繁衍的农业文明，自然成了后世缅怀的先哲。

我们只有揩去历史演变中的一层层涂彩，才能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

当秦人越过陇山东进关中之后，在周的故地上早有神农氏、轩辕氏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此时，对这两位“人文始祖”称“帝”了没有？现在看来还没有。秦穆公病卧五天，人事不省。当他睁开眼睛时，说自己“梦见上帝”。还说上帝命他“平晋乱”《史记·封禅书》。当然，他的话被史官记录下来入了档案。这个时间，上距宣公作“密畤”只有14年。可见这时的“上帝”还不是炎、黄这些具体化了的“帝”，而是神界那位最高的主宰。“帝”，在古代指的是天神。顾颉刚先生举例说明，“帝”与“天”是可通用的同纽字。换言之，“天”即是帝，“帝”即天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因为帝在天上，所以也可称作“上帝”。

至于把“帝”作为最高君王的称呼，那时间要晚得多，而且最早还属于对所崩之王上的尊称。秦灵公于公元前422年在雍都的吴阳一地，分别设立了上、下两畤，应该说是除自己的宗祖少昊为“白帝”之外，第一次把黄帝和炎帝推上了天帝的宝座。两位历史人物被同时、同地的享有专祀，其内在的动因是什么？同秦国的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

由秦国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观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来看精神建设，我以为以下几方面似乎可以成为问题研究的切入点：

1.需要进一步发扬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

炎帝和黄帝，在开辟草莱、种植五谷、驱赶野兽，为生存而搏击自然；在社会分化、部落争战，为维持新秩序而“修德振兵”，武装统一。总之，他们所领导的部族在告别野蛮、迈入文明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炎黄精神”。其恩泽、其影响，不仅普及当时的中华大地，而且在发源地的关中，更为浓烈。那么，这种精神文化的穿透力必然地又直接地触及到秦人敏感的神经。因此，秦灵公设畤祭祀炎、黄，显然具有直接的价值取向。

秦自襄公建国到灵公即位时，已经传世17代，长达350多年。为开拓疆土、霸西戎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伐魏国、战河西则在于谋求“以河为界”。不过，近期的目标是，首先巩固关内，然后再谋东进。为了占有“河西地”，秦与三晋争战了百年之久。但至灵公时，黄河西岸仍有魏国的军事据点。为了牢固地控制“河西地”，还需要秦国上上下下发扬开拓进取的“炎黄精神”。秦灵公是在朝廷内乱中即位的，当权力巩固后的第六年即向魏国开战。公元前419年，魏在黄河西岸筑少梁城（今陕西韩城市南），秦起兵夺回了这一军事据点。随之，在西岸筑起一道防魏的长城，还在籍姑（今陕西韩城市北的北潘庄附近）建起扼守黄河的要塞《史记·秦本纪》。可以看出，这些涉及秦国前途的军事行动，都同通过祭祖来统一力量、团结内部有关。

2.发展农耕生产，增强国力

周的故地以农为本，炎黄传统代代相承。后稷教民稼穑，周原丰饶。穆公重农，盈粮济邻。灵公自然也懂得，在同魏国争夺河西地的两军战争中，只有粮足兵精，有着强大的国力，才能把魏国最后赶出去，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所以，神化炎黄，立畤祭祀，就在于动员国人，遵照“农神”的教导，努力从事农耕生产，增加产量，提高综合国力，支持战争。

3.加强秦人和周人的团结，增强国内人心的凝聚力

秦人建国，举的是白帝少昊的精神大旗。而周人尊奉炎黄，重视礼制。尽管在国内秦人占据主导地位，又多从事战事，也接纳了周的人才，从周文化中汲取营养。但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周人及其他少数族相比，终因信仰的不同，毕竟造成情感上的隔膜。如果说在秦文公未作“鄜畤”之前，雍地原来就有“武畤”和“好畤”的话，当地人祭祀的很可能就是黄帝和炎帝。而现在秦灵公神化炎、黄，重新立畤祭祀，共尊其为人文初祖，无疑地从精神上、思想上、行为上起到了向心的作用。“宗教”作为“一人心”的粘合剂，在经过秦国内乱之后的秦灵公那里是深谙其底蕴的。

炎帝和黄帝，是实实在在的受人爱戴的历史人物。而秦灵公第一次把他们推向天界，作为上帝，作为顶礼膜拜的偶像，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帝号的尊贵，从天上转向人间。及至战国时七国称王，王的升级就成了“帝”。秦昭王自称“西帝”，也想要齐湣王来称“东帝”。虽然没有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可，遂之“去帝复为王”《史记·秦本纪》、《史记·田齐世家》，但谋求称“帝”的意识终竟在时人的头脑里生了根。所以，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就自轩辕始称“黄帝”起，夏、殷朝诸位君主名前都冠上了“帝”号。只有周朝是个例外，诸君一律称“王”。那大概是因为西伯昌本人自称“文王”而带的头。不论怎么讲，天上诸帝并存，就有了主次的区别。主者尊贵，居于领导地位；次者非一，就有了分工位序、各司专职的需要。天界偶像秩序，是人间统治的影子。人世间追求一统的想法，成了普遍的社会心态。

三、五方对应，天下一统

虽然至秦灵公时，秦地已有了白、黄、炎、青等四帝，而且由模糊的影像转为有实指的人。不过，要把他们作为天界的四方之神，恐怕在这时似乎只是一种朦胧的意识。而真正付诸实施的，那还是战国以后的事。有五行搭配关系的，主要者如下表：

配者五行土金木水火五方中西（白虎）东（青龙）北（玄武）南（朱雀）四季六月秋春冬夏五色黄白青黑赤四神白虎青龙玄武朱雀天帝黄帝白帝（少昊）青帝（太昊）黑帝（颛顼）炎帝

秦献公之所以在栎阳立“畦畤”，却是缘于两个特殊而又显滑稽的理由。据《封禅书》记载：一个是周太史儋对献公说：“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另一个是在栎阳地方，天上落下了金子。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必是国家昌盛的好兆头。分合嬗递和五行之瑞，本来就是阴阳五行说的一套理论。而现在尽管“畦畤”祭祀的对象仍然是白帝，但毕竟透露出了秦人接受“五德终始”的影响。当然，作这样的倡导无疑对“子孙饮马于河”的信念是一种精神的鼓舞和力量的加强。

战国并立，兵革相向。固土与外侵，往往是大国这时并用的两种武力形式。因为国家存在的与否，都面临消灭别国或被别国消灭的可能。秦人立国之后，越过陇东高原，沿着渭水，一次又一次地迁徙自己的国都，随着周退秦进的发展趋势，地盘在不断扩大。秦国同魏国在河西地上的军事较量，也不意味着把“以河为界”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当周天子失去“共主”地位而无力回天时，追求霸王、奄有天下的想法可以说各国是共同的。而这时，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给霸权主义者提供了理论根据。“兆五帝于四郊”，本来就是“小宗伯”的职责之一《周礼·春官》。郑玄注解的“五天帝”，就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那么，天界“封神”的结果就成了这么一幅统治蓝图：东方是青帝（太昊）、西方是白帝（少昊）、北方是黑帝（颛顼）、南方是炎帝，黄帝居于中央。当然，居中的黄帝是天界诸神的主导。从此，人间对五帝的祭祀之隆重，就成了压倒一切的祭祀。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们的五帝之尊虽对的是“天上”，而实际用意则在于“天下”。春秋末年，有人就“褅礼”问孔子。他回答说：“不知。知褅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把天下看作手掌，观览全局竟是如此的容易，这大概是各诸侯国梦寐以求的“天下一统”的目标。不可讳言，秦国岂不也是如此！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称帝，推五德之传，说“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在这里，五行的终始相克、对应的颜色、祥瑞对人事的影响等等，可以说是环环紧扣。随后，东巡郡县、封禅大山，为天帝的祀典奠定了天子之礼的规模。

天有五帝，各主一方。但秦仅立四畤，汉高祖遂为黑帝立了“北畤”。五天帝俱全，西汉或分祭，或合祭，故而有不辞劳苦地“祠五畤”、“郊泰畤”之远旅，也有望祭同宇的“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的近祀。更进一步认为“五帝是泰一之佐”，在甘泉宫更筑“泰畤”。使“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泰一坛三陔，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汉书·郊祀志》。以后，又在长安附近立南北郊。虽然远近无一，分合常变，固然是西汉社会动荡的一种曲折反映。但秦汉对天帝秩序的整理，毕竟是为巩固一统天下和中央集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