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

第2章 章泽传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章泽，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青年团组织和青年工作的领导人之一。

　　章泽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内外担任过多个重要领导职务。他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章泽是一位具有一定思想理论修养、坚定政治立场、务实领导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领导干部。他熟悉热爱青年工作和民族工作，尊重知识和人才，关心知识分子，重视科技教育，待人宽容大度，生活艰苦朴素，严格管教子女，他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为人们所称道。

　　从蓝旗堡走出的闯关东后裔

　　章泽原名张志伟，参加革命时改为现名。章泽的家乡是辽宁省海城县（现海城市）牛庄镇蓝旗堡。蓝旗堡现属营口市大石桥市旗口镇。

　　蓝旗堡位于辽南北端，辽河下游左岸。这里平原坦荡，旷野无垠，百里丰疆，诸流汇集，水域宽广，山河壮丽，素有“渤海奥区”、“辽南粮仓”之美誉。

　　远在明末年间，辽南一带的汉人，不堪忍受明廷残酷统治与压迫，约有六万余众东逃建州女真地区，成为满人的“包衣”（奴隶）。1644年，清顺治皇帝入关，建都北京，号称百万之众的满汉八旗兵丁连同家眷、包衣等相继入关，海城、营口等辽南地区人口锐减，荒芜闲置的无主土地区域更加扩大。

　　清政府为了不使“龙兴之地”荒芜，颁布了招民垦荒的优厚政策和具体实施例则。在优惠政策的诱惑下，关内山东、河北、河南一带成千上万的农民，携家带口，陆陆续续地走上闯关东之路。同时，内蒙、黑龙江和吉林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地区的一些牧民及林区穷苦百姓也相继南下，聚居到这里，同闯关东的农民一起开荒种地，安居乐业，繁衍子孙。

　　顺治八年（1651年），章泽先祖同宋、宛、任、田、王、孟、宁等八姓同乡加入了闯关东的移民队伍，从山东跨海来到这一地区安家落户，垦荒耕种。

　　迁徙而来的移民或群居，或散住，形成一个个居住区。许多村落的名称以迁入的姓氏来定。章泽的先祖张家是个大户族，迁来人口较多，占有一大片荒地，遂即划定数十亩作为张家的祖坟用地，户族依坟地筑房而居，形成一个新村落，人称张大坟。

　　从章泽先祖迁徙到这里的当年起，清廷又将迁入关内的八家八旗子弟及其家眷迁回辽南，并特准他们跑马射箭圈地，划户入旗。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满族正蓝旗一皇族在张大坟附近方圆数十里的地带跑马射箭圈地，在一个叫庙儿沟的地方，一箭射到沟口，插上蓝旗，占领了大片土地，遂改庙儿沟为蓝旗口，张家所占荒地区域归属了这家正蓝旗皇族管辖，张大坟改名为蓝旗堡，这里至今还流传着先有张大坟，后有蓝旗堡的历史说法。后因蓝旗口与蓝旗堡同属一个管区，容易混淆，遂将蓝旗口的“蓝”字去掉，称旗口，就是现在蓝旗堡的镇政府所在地。

　　历史的车轮大约转过了150多年，到了章泽曾祖父这一辈，张家家道已经相当富裕殷实，是个名副其实的耕读之家。祖父张阴恩毕业于当时的奉天（沈阳）法政学堂，北洋军阀时期，曾担任过奉系张作霖大帅府内务秘书。后来成为辽南一带有名的律师，人称张大律师。也就是从祖父这一辈起，同是海城的两个张家建立了世交关系。张阴恩生有一男一女，男孩便是章泽的父亲张松筠，张松筠早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沈阳，同后来成为知名人物的海城县高崇民、阎宝航、张学良等人一起参加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张松筠任青年会干事。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掌帅印，实行东北易帜，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张松筠一直在张学良所部任职。张学良入关进驻北平、天津一带，张松筠先留在沈阳，后去了北平，在张学良所办的北平外交月报社当编辑，后任报社经理部经理，报社由王卓然具体负责。章泽的母亲佟碧如，毕业于沈阳女子师范学校，曾在沈阳省立第一小学教学，后主持家务。

　　从章泽祖父开始，全家从海城县蓝旗堡搬迁到沈阳，安家在沈阳城大东关小什字五圣园胡同一个两进的院子，有房七八间。海城祖上分得的40多�（约160多亩）土地租种给当地农民，收取租金。1919年11月，章泽出生于沈阳。他们兄弟四人，章泽为长子，并有一个妹妹。

　　从1925年春开始，章泽先后入沈阳省立第一小学、海城同泽中学读书，同泽中学由张学良出资办学。九一八事变后，同泽中学停办。章泽回到沈阳，入文华中学就读。文华中学是个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学校，学费很贵，加之日军天天制造数起暴行，社会秩序混乱，1932年下半年，章泽又转入省立一中。1933年春节期间，母亲带着章泽和弟弟妹妹流亡北平，祖父祖母和姑母留在沈阳。章泽一家移居北平后，14岁的章泽插班进入北平私立知行中学二年级就读。这时，章泽家里的经济来源很少，仅依靠父亲每月数十元薪金维持生活。

　　这年暑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北平开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专门招收东北沦陷区流亡到北平、天津一带的学生，并为学生提供食宿，章泽先考入该校高中预备班，相当于初中三年级，第二年直接升入高中班，读了两个学年，完成了高中一、二年级学业。

　　1934年暑期，章泽父亲离开北平外交月报社，去了武汉，任张学良“剿匪”总司令部第四处副处长，和郭维城一起协助处长卢广绩襄理军务。随后，母亲也带着弟弟妹妹南下武汉。1935年秋，其父又随张学良东北军进驻西安，其母和弟弟妹妹一度由武汉返回北平，不久，又从北平去了西安，和父亲团圆。西安事变时，受张学良之命，其父和郭维城一起，接管国民党政府在西安的各大报纸和新闻单位。

　　当父母离开北平期间，十五六岁的章泽虽然孤独了一些，却有生第一次锻炼了他独立生活的能力。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章泽第一次经历了革命风暴的洗礼，结交了郭峰、刘鹏、于克（树文）等进步同学。回忆起这次革命洗礼的收获，章泽在他1947年撰写的《自传》里无不感慨地说：“一二・九运动之前，我就只知道读书、打球，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我所在的中山中学没有参加游行，12月16日，我怀着热情参加了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走上街头，参加游行，我在游行队伍的前后做交通联络工作，还举行了罢课，成立了学生会。”“这次运动大开了我的眼界，我开始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鲁迅、茅盾的著作，从而获得了一些新思想和新知识。我开始明白，东北家乡沦陷，原来是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我们要抗日，收复失地，就必须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我还知道了俄国有个列宁，当时多译为伊里奇，中国还有个共产党……”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章泽对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更大的热情，当他进一步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中国的政治讹诈、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时，再也不想继续闭门读书，成天思考着如何才能参加到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列中去。暑期，北平东北大学招收补习班，在同学、朋友的劝说下，他报名参加了考试，被录取了。于是他离开中山中学，进入北平东北大学补习班就读。章泽在《自传》里又讲到：“在东北大学，国民党反动分子同进步师生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斗争的双方都是高年级和年长一些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我虽然打心眼里同情和支持主张抗日的进步师生，痛恨那些媚日亲日的右派分子，但是我年级低，年龄小，不可能参加到他们双方斗争的旋涡中去。”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作为东北军统帅和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不可能再行履职。1937年初，国民政府趁机重新任命臧启芳担任北平东北大学代理校长，会同北平社会局接收东北大学，并下令东北大学南迁，暂借开封河南大学校舍，成立国立东北大学，还以宣布停发北平东北大学办学经费相威胁。章泽和一些同学一同去了开封，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开封河南大学设立的东北大学办事处所收留。这时已经进入寒假，章泽从开封来到西安同父母团聚，父亲给他讲述了几件他所未闻的大事情：比如，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将士强烈的抗日要求；东北军、西北军都与陕北的共产党和红军来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利于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这个寒假，使他大开眼界，原先知道了列宁，现在还知道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共产党的大人物。同时，他也看到了父母对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东北军内部不和而产生的忧虑与不安。寒假结束，章泽返回开封，继续补习班学业。

　　就在章泽离开西安返回开封不久，这支参加过西安事变、高举团结抗日大旗的东北军，被蒋介石调离西北，移驻安徽蚌埠接受改编。父母随东北军到蚌埠后，父亲应当时的东北籍安徽省主席刘尚清的邀请，到省政府供职，母亲带着弟妹返回到北平。

　　1937年上半年，章泽完成补习班学业，准备参加东北大学升学考试，期望学习经济专业，将来当个经济学教授。为此，章泽在课外阅读了大量有关经济专业的知识，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同时还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可是考试的结果，他却被政治系录取。

　　升学考试结束，章泽回到了北平，与母亲又一次团聚，只是父亲不在家中。此时的父亲，已辞去了安徽省政府的工作，到原东北军将领何柱国部驻南京留守处任职。

　　章泽正在北平度假期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枪炮声在北平附近炸响。章泽走上街头，买来了各种报刊，了解事变的真相，和北平民众一起，声援英勇抗日的吉星文团。

　　面对日军全面侵华的行径，章泽心绪不平，再也无法继续呆在北平家中。暑期还未结束，七月中旬，他便离开家，赶到古城西安，因为东北大学也迁移到了西安原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分校工学院旧址。这时，学校还未正式开学，被日军枪炮声唤起的爱国师生们，纷纷提前聚集到学校，观察中日时局的进一步发展。趁此机会，学校一些秘密共产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组织这些师生千里迢迢，赶去南京请愿，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交抗日请愿书。章泽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并在南京见到了父亲张松筠，这是他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南京失陷后，父亲张松筠随留守处去了武汉，任何柱国部驻武汉办事处副处长。武汉失守后，办事处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张松筠任国民政府哈尔滨市公用局局长。辽沈战役期间，张松筠担任国民政府东北物资协调局局长，辽沈战役正酣，张松筠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粮食会议，期间，沈阳解放，张松筠会后回到北平家中。平津战役开始后，张松筠带着章泽的母亲、弟妹一起南下上海，后来去了台湾。到台湾后，张松筠退出政界，投身教育界。20世纪60年代末，章泽父母客死于台湾。

　　直到1990年7月和1991年4月，章泽之妹张蕴梅、二弟张志超、三弟张志鹏分别从美国和台湾先后回大陆探亲，章泽与分别50多年的弟妹才在西安重逢团聚。使章泽伤悲的是，和弟妹团聚后始知，大弟张志杰早在1942年随东北中学内迁到四川自贡时就不幸病逝。

　　弃学参加革命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

　　章泽由南京请愿回到西安后不久，新学年开始了。

　　在这国难当头，抗日烽火熊熊燃烧之时，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发生着新的变化。校方虽然一再强调：学生只有安心学习，将来才能报效祖国。可是，随着全国抗战时局的变化，校园的围墙再也圈不住这些年轻学子一颗颗沸腾的心，他们耳闻目睹并关注着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个个重大事件。章泽在他的《自传》里对当时的所见所闻，作了如下的记述：

　　“当时，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在北京南苑抗日战场壮烈牺牲；‘八一三’上海军民发动的上海抗战，苏州河八百壮士孤军奋战；蒋介石不得不释放爱国‘七君子’；全国各地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成立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北平、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慰劳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西安和关中东部地区的抗日民众热烈庆祝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欢送八路军和赵寿山将军率杨虎城旧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西安民众倾城出动，进行抗日大游行，陕西父老乡亲踊跃送儿送夫参军参战等，给师生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前方传来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喜讯，也传来了杨虎城旧部在保定、娘子关和忻口抗战的战况，同时也传来太原失守的噩耗。每一次胜利和失败都牵动着同学们的心情。”

　　这一切都促使章泽的思想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他和相当一部分同学不想继续在校读书，一心想着要走上抗日前线，奋勇杀敌。学校也失去往日朗朗读书的宁静气氛，师生们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是继续读书还是去抗日杀敌的激烈辩论。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章泽，一边学习新的课程，一边参加辩论，一边观察着师生们的抗日动向。他还在校外找到了李达著的《政治学》和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以及《抗日三日刊》等进步书刊，接触了几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还了解到一些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前去延安的消息。这都使章泽逐渐了解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抗日的中坚力量。他认为，关起门来学习，不如弃学参加革命，到抗日战场去杀敌，这才是学习政治的大课堂。

　　章泽大多数时间和同学刘鹏在一起，刘鹏为“民先”队员，是章泽在北平中山中学的同学。章泽决心到陕北去参加革命，他一方面托刘鹏给他介绍去延安的途径，另一方面给时在武汉的父亲写信，让父亲找个关系，介绍自己前往延安。

　　这学期刚一结束，父亲张松筠从武汉来信，信封内装有一份刘澜波写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亲笔介绍信。刘澜波是共产党员，他在西安时，曾在张学良东北军中搞过统战工作，也是父亲张松筠的东北同乡和挚友，时在武汉东北军救亡总工会工作。章泽拿着刘澜波的介绍信，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便介绍他前去安吴青训班参加学习。安吴青训班亦称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1937年10月创办于泾阳县斗口镇，1938年1月迁至安吴堡，领导人是冯文彬和胡乔木。青训班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讲授、学习政治、军事和群众运动理论，培养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干部。学员大多是来自国统区、沦陷区和海外华侨中的爱国青年。

　　1938年2月，章泽离开东北大学，到达渭北泾阳县的安吴堡青训班，被编入第五期第一大队学习。这个大队由田扶和罗毅分任连长和指导员。他报到时改姓名为章泽。学习期间，父亲张松筠还给章泽寄来一些零用钱，支持他的学习和生活，章泽也把改名一事告知了父亲。

　　青训班新鲜的革命理论和热烈的气氛深深地教育并感染了章泽。他在《自传》里这样写着：“充满严肃活泼、沸腾热烈的学习生活气氛和团结友爱的人际环境，使我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抗日政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是我在大学政治专业课堂上难以学习和无法理解的，这儿学习的是更加科学、更加现实、更加先进的政治理论。”

　　入学两个月后，章泽便经青训班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青训班第五期结业后，章泽被留在青训班工作，先后担任青训班排长、连长、指导员等职。

　　章泽在安吴青训班学习工作了一年时间。1939年初，中央青委决定组织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前往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工作，章泽主动向青训班党组织提出参加战地工作团的申请，经批准，章泽被分配到战地工作团第三分团担任指导员。他由安吴堡出发，随工作团经延安，从陕北佳县渡过黄河，到达晋察冀边区机关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按照上级指示，工作团成员分散到边区各县开展工作，章泽被安排在边区青救会，负责与分散在各地工作团成员的联络工作。

　　这年9月，章泽和部分工作团成员被派往平西地区开展工作。平西地区背靠山地，面向平汉铁路，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广袤平原，距离北平不过百公里左右，属于冀热察边区领导下的一块根据地，是刚刚开辟的新区，中心区域在房山、涞水、涿县一带。章泽被任命担任中共房涞涿联合县委青委书记，1940年初，章泽又被任命担任新成立的涞水县青委书记，主要工作是负责组织当地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政策，建立青年救国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青年抗日武装，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壮大、支援主力部队，动员青年参加减租减息斗争，帮助青年学习文化，开展扫盲工作。

　　1940年8月，章泽被调到中共平西地区青救会工作，担任平西区党委青委委员，青救会组织部长一职。到任不久，章泽因工作劳累过度患病。这时，正值秋季反扫荡结束不久，章泽和区青救会的一些同志住在涞水县汤各庄。一天拂晓，大家正在睡梦之中，突然枪声大作，敌人进村了。大家赶忙穿衣整装出发，向村外后山转移。一连翻过两个山头，章泽因病体力不支，在一个山凹里暂时隐蔽下来，时刻准备和前来搜山的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可是，直到天黑也没有什么动静，章泽便走出山凹，找到一家牧羊人的窝棚，安身一宿，次日又返回汤各庄。后来才查清楚，这是当地地主武装搞的一次暴乱。

　　从1939年初到1941年初，章泽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生活了两年多时间，这是他弃学参加革命所经历的第一次最实际的工作锻炼和烽火考验，20岁左右的章泽为敌后抗日工作做出了一份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