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

第29章 整顿

　　（1981年6月23日）一

　　党中央二十一号文件为我们整顿治安工作规定了明确的基本任务和要求。就是“要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在今年下半年取得显著的成效。保证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保障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同时，又指出了整顿社会治安工作的重点在城市，但农村治安工作也不能放松。我省农村案件还是上升趋势。要在着重抓好城市治安的同时，认真抓好农村治安。文件也给我们提出社会治安工作搞出成效的标志，就是“要把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压下去，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使群众普遍有安全感”。就是要贯彻党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用这个标志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的整顿社会治安工作是有成绩的。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部门做了许多工作。使社会治安的形势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西安的治安情况也有了好转。但是，我省的社会治安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危害社会安定的因素仍然很多。有些方面还很严重。我们必须看到社会治安这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我们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还很不够。工作中存在着打击不力的问题。特别是在对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力。处理不及时。五月份，重大的刑事案件还在继续上升。人民群众是不满意的。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就会脱离人民群众。

　　我们工作中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法部门的同志思想上疑虑较多。还有一些糊涂的和错误的认识，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这是需要加经澄清的。

　　1.关于依法从重从快惩处重大刑事犯罪恶案件的问题。中央指出，对于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它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分子。要继续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这个方针。是在分析了当前的治安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形势决定方针和任务。当前的治安形势是，社会治安没有根本好转，存在的问题还相当严重。重大刑事案件比较突出。从这个形势出发，提出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把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两法”当然要执行，执法和从重从快并不矛盾。我们说的从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从快是在法定时间内的从快，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

　　2.关于落实政策与依法从重从快的问题。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大规模地落实政策，平反“三案”，是在错误地搞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十年动乱中，颠倒了敌我，颠倒了是非，打击甚至杀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提出落实政策问题，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现在的情况同“文化大革命”时根本不同了，中央制定和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我们是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工作的，大规模地落实政策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因为那个历史条件不存在了。当然，个别案子搞错了的情况也是难免，发现了就纠正，不能因噎废食。

　　3.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会不会扩大打击面的问题。我看不会，因为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是清楚的。不是大量的一般的触犯刑律的人，而是少数重大的刑事犯罪分子，特别是那些教唆犯、惯犯和团伙作案的首犯。

　　4.关于坚决打击犯罪活动与发动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关系问题。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这是政治工作的老传统。现在有些群众看见坏人不敢抓，不敢管，好人怕坏人。有人说这是道德风尚问题。这同社会道德风尚不好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与我们政法机关对罪犯打击不力，不能给群众撑腰有关系。群众抓了坏人，他的安全和生命就受到威胁，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只要政法机关自己的腰干硬，又给群众撑腰，就能发动更多的群众起来协助我们打击犯罪分子。

　　5.关于颁布“两法”的目的问题。任何国家法律都是有目的性和阶级性的。我们颁布“两法”，有力、有秩序地打击敌人和坏人，有效地保护人民，而绝不是用它来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当然，也有束缚的一面，就是束缚那些不依法办事，任意胡来的人的手脚，但其目的还是为了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敌人和坏人，保护人民群众。最近全国人大决定下放部分杀人权，就是让我们既要依法，又要放开手脚。

　　6.关于公检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公检法三个机关是为维护社会治安这个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分工负责，各把一关，三者之间既互相配合、支持，又互相制约。在当前，要强调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一面。这方面的具体经验很多。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应继续采用。各地党委要把三个机关的关系解决好。使他们的思想、步调一致起来，协同作战，共同对敌。

　　7.关于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问题。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要教育人民群众都能依法办事，中小学要开法制课，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政法部门要主动、积极地配合宣传部门搞好对人民群众的法制教育，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广泛宣传法制，提高群众的守法观念，就可以大大减少产生新的犯罪分子。

　　8.关于干部不能庇护、包庇犯罪子女的问题。子女犯罪当然不应株连父母，但要说明父母有对子女教育不好的责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特殊公民，不论那一级干部的子女犯了罪，都不能庇护、包庇，不能为子女开脱罪责。为犯罪的子女到处活动、走后门是党风不正的一种表现，是党纪所不允许的。政法部门对这种不正之风要抵制，各级党委要给政法部门撑腰，支持政法部门依法办事。

　　三

　　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队伍的建设。彭真、彭冲同志的讲话中都讲了，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还必须强调：

　　一是要加强党的领导。要全党动员，搞好综合治理。现在刑事犯罪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犯罪分子中，青少年占80%以上。搞好社会治安，只靠政法部门的工作是不够的，各级党委要抓综合治理。动员和组织各部门、各方面的力量做防范工作，做青少年教育工作，做单位的管理工作，共同协作搞好社会治安。

　　各级党委要注意解决政法部门的实际困难。财政有困难，不能全部满足要求，但总可以解决一部分。

　　二是要加强公安队伍的建设，提高破案能力。要积极培训政法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现在政法干部中新手多，要抓紧对他们进行培训。要调正、充实政法队伍，要经常整顿思想作风，每年抓两、三次，总是会见成效的。财贸工作要适应新形势这是章泽在陕西省财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标题为编者所拟。

　　（1981年12月12日）一、要研究新问题，适应新情况。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是社会再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四个环节。组织社会生产，必须同时搞好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而且要平衡、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活动不中断，形成良好循环，向前发展。在这四个环节中，财贸部门占了流通、分配两个环节。可见地位之重要，工作任务之繁重。财贸工作搞好了，可以促进生产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搞得不好，就会使生产过程处于中断、半中断状态，既影响生产，又影响消费，甚至会使经济活动发生混乱、停滞，经济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往往是从这里集中反映出来。现在有两个矛盾焦点，一是计委，一是财政，这是国民经济的两个重要的综合部门。陈云同志早在50年代就讲，要我们经常重视财政和银行工作，说这两个部门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它们反映的情况和数字，关系着全局。

　　财贸部门的同志，工作是很辛苦的，是有成绩的。近几年来，在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过程中，各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如何适应这个新形势的要求，这是摆在财贸部门面前的一个新任务、新课题。譬如，过去商业单一经营，环节多，渠道少，现在要多渠道、少环节，如何适应？当前要发展集体、个体工商业，怎么支持、指导？1957年，我省集体和个体商业营业额占到总数的30%以上，现在还不到20%。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既能方便群众生活，增加财政收入，活跃市场，又能安排待业青年。现在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工商户不是多了，而是不够，还要积极发展。我们有些制度、规定还不大适应，对集体和个体经济不是扶持，而是阻碍，要研究改变。有些同志怕乱，我看只要搞好国营经济，加强管理工作，真正能发挥主导作用，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是不会乱的，也不会出现什么危险。老经验、老办法，可以作为工作的借鉴，但不能死抱住不放，墨守成规。重要的是要研究新问题，适应新的变化，改变旧的、过时的管理办法，学会运用经济规律、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按老一套办事，是不行的。这就要加强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创出新办法、走出新路子。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搞好财贸工作。

　　二、要坚持“三兼顾”原则，就是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现在出现的一个偏向就是片面强调农民利益，对国家利益照顾不够，有的甚至破坏和损害国家利益。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就拿粮食征购来说，今年我省秋粮虽然受灾减产，但全年总产仍约150亿斤，还是一个好年成。夏季丰收了，可是夏粮征购任务没有完成。秋粮任务只有6.5亿斤，还说有困难。还有一些农民，随意侵犯工矿企业的利益，象挖企业的墙，截留水、电，盗窃财物等。对这些问题，有的队干部不仅不管，还带头干。侵犯工厂企业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侵犯国家的利益。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农民的利益不是没有照顾，而是照顾的不少了。今年汉中地区遭受了水灾，各方支援，平均一户农民分到五六件衣服，有吃的、有住的。这说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农民的利益应当照顾，但过多了不行，国家没有那么多财力和物力。必须注意维护国家的利益。只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才能更多地照顾农民利益。

　　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也要正确处理。象工商矛盾、农商矛盾，都不能过份强调各自的局部利益，使关系全局的利益的事情搞不成。要坚持局部服从全局、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凡是上级决定办的，下级必须坚决执行。如果有错误，也只能由上级修改，不能不服从，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不能只顾眼前，不要长远。如奖金问题，必须按规定办，不能为了多捞几张选票就多发、滥发。多发、滥发，国家受不了。生产没有搞上去，市场上的东西不多，票子过多了，必然就要涨价。照此下去，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那怎么了得；任何社会的消费水平，都必须和它的生产水平相适应，如果消费水平超过生产水平，暂时上去了，最后还要掉下来。我们决不能走这条路。因此，一定要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不要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

　　三、实行经营责任制的问题。实行经营责任制的方向是正确的。它能够把企业的责、权、利统一起来，有效地解决“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问题，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实行经济责任制，首先必须明确企业对国家、职工对企业所负的责任，不能光要权和利，不讲责任。前一段，在推行中出现的毛病，就是只讲利，不讲责，只和利润挂购，没有进行全面考核。结果，有些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却给职工发了不少奖金。西安、宝鸡的一些菜店没有菜卖，职工闲着，还要月月照拿奖金。这怎么能行呢？没有同志提出奖金不要封顶，我看还要封顶。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很低，基础工作没有搞好，没有一个平均先进的定额。在这种情况下，职工拿的奖金不完全是超额劳动所得，不限制，不封顶怎么行。

　　四、要把经济搞活，提高经济效益。搞活经济，关键的一条，是要把政策搞对头。该管死的一定要管死，该活的一定要管活。要有死有活，大死小活。具体地讲，粮、棉、油等一类农副产品的收购，必须完成国家任务，这点要管死，不完成是不行的。那些该活的三类农副产品，要搞活，可以搞市场调节。价格也是这样，不准涨价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坚决不能涨价，也不能变相涨价，要管死。允许有浮动价格的小商品，可以活起来，不要都管死。大死小活，就是说计划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必须按计划办事；市场调节是计划经济的补充，起辅助作用，要搞活。现在的问题是该管死的没有管死，该让活的没有活起来，有些方面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经济政策有管死的一面，也有搞活的一面，我们要研究，并把它掌握好，使它符合实际，起到促进生产，繁荣经济的作用。

　　要合理地运用资金，加快资金周转。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重要措施。现在，资金一面缺，一面多，预算内、计划内很困难，预算外、计划外却不少。明年，我省财政收入只有13亿多，支出却要16.7亿元，收的少支的多，这样下去，是没有办法发展生产建设的。但是，预算外的资金不少，银行的贷款有的贷不出去。要研究如何把预算内外、计划内外的资金，包括国家的、企业的、群众口袋里的钱，都能调动起来，加以合理运用。这样就会弥补预算内、计划内资金的不足，减少困难，促进生产的发展。不要采取过去“土老财”的办法，把银子埋在地下不用。要想办法把社会上各种闲置的、沉淀的资金都利用起来。现在，我们的资金周转很慢。俗语说一个钱要顶十个钱用，而我们一个钱才顶两三个用。资金利用率、转运率还没有恢复到50年代水平，真是有钱不会用。因此，一定要讲生财之道，聚财之道、用财之道，不讲是不行的。财贸部门一头指导生产，一头指导消费，需要很大的本事，一定要学好这个本事，增加收入，开辟财源，要从正道入手，靠改善经营管理，发展经济来取得，不能搞歪门邪道、违背政策的事，象变相涨价、增加环节收管理费、截留税利等。不能挤来挤去，把负担都挤在老百姓头上。

　　五、关于机构问题，要进一步研究。过去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今后要改变它，多用经济办法进行管理。前一段，成立了一些公司，老机构没有辙，公司未搞成企业性的，还是个行政单位，结果增加了一个机构，多了一个扯皮单位，这种搞法不行。国民经济必须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章泽在中共陕西省委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1989年11月29日）五中全会，是继四中全会着重解决了当时最急迫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的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四中全会的继续和发展。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对当前和今后我国的经济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为了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省委在召开工作会议之后，又举行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组织大家联系陕西实际，学习五中全会文件，落实五中全会《决定》。这次会议将动员陕西全党和全省人民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完成“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实现陕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有10年，我们的经济、改革开放及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今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到现在也有一年多了。一年来，我们的治理整顿已初见成效：经济过热开始扭转，通货膨胀初步抑制。但是，由于国民经济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难关尚未渡过，治理整顿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如实估计困难。肯定成绩，会增强信心；正视困难，能勇渡难关。就我们有些干部的思想状况来说，现在主要应该注意的是对困难估计不够，缺乏认真贯彻《决定》、走出经济困境的自觉性。

　　这十年来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正如《决定》中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教训。这种指导上的失误，严重挫伤群众积极性，往往造成巨大损失，是经济工作中的要害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困难相当严峻，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支撑不了：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现有国力和社会生产能力已支撑不了庞大的建设规模和严重膨胀的社会消费需求；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现有农业已支撑不了过大的工业生产规模；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能力已支撑不了过大的加工工业。再加上这几年内外债借的比较多，人口增长过快，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等积累下来的问题，致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大的起伏，又走了一个弯路。本来，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因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1984年第四季度就已经显露出来。1986年开始的被称为“软着陆”的调整，实际上还没有“着陆”就又更高地“起飞”了。对于这种状况，党内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但是，由于民主生活不健全，当时的主要领导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横加指责，堵塞言路，致使问题愈演愈烈，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困难的地步，迫使我们不得不用三年乃至更多一些时间进行一次经济大调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殷切地希望各级党的组织要健全党委的集体领导，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善于集中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要坚持把治理整顿搞好，决不能半途而废。牢固地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治理整顿也不能急于求成”，再不要干那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大干快上”的蠢事了。

　　实践证明，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不协调，经济不可能真正搞上去，即使一时上去了，也不能持续发展，最终还是要掉下来。所以，要真正做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有计划按比例稳步前进的客观规律。我们很有必要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再教育。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几次因急于求成而发生总量失衡，比例失调，国民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破坏了生产力，造成了巨大损失，从思想上说都是主观主义作怪。当然，也应当看到急于求成有它的社会基础。群众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要求，干部有快见成效的愿望，两个方面一折即合，结果是热起来容易，冷下来难。但是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主观愿望一定要符合客观实际，即主客观必须统一，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工作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话还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多一点辩症唯物思想，少一点主观唯心思想。只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我们就能够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国民经济就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政治稳定。国家不稳定，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就为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只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关于粮食生产和农村改革的意见这是章泽在中共陕西省委贯彻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农村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90年6月19日）关于当前农村形势和粮食上台阶问题

　　总的来看，当前的农村形势是好的，政治形势稳定，社会秩序好转，经济持续发展，农民安居乐业。

　　去年，陕西农业是一个丰收年。全省10种大宗农副产品（粮食、油料、棉花、肉类、蔬菜、水果、果瓜、蛋类、烤烟、大牲畜）中有粮食、肉类、水果、烤烟、大牲畜这五种创历史纪录；油料平历史纪录；棉花比上年增产。其余的蔬菜、果瓜、蛋类8种虽然比上年减产，但主要原因并不是生产能力问题，而是物质成本上升，市场价格下降所致。今年夏粮又喜获丰收。据估计，产量接近或超过去年。乡镇企业克服重重困难，去年的总产值达到131亿元，比上年增长19%。农业丰收为农村和全省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证。这是农村形势好的基本原因。

　　但是，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农产品流通不畅，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农民负担沉重，社会治安不好，乡镇企业困难重重，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收摊歇业，宏观调控乏力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需要认真加以解决。在这些问题中，带有根本性的、影响面最大的，还是粮食生产后劲不足的问题。粮食，关系到人民的吃饭，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看农村形势，主要地还是要看粮食形势。我省去年和今年夏粮虽然获得丰收，但在粮食生产上的种种制约因素并没有解决。耕地锐减、水利设施老化失修损坏、种子品种退化混杂、农技推广网线断人散、粮食比较利益下降等等，依然严重地制约着粮食生产发展。我们绝不能因近一两年的粮食丰收而盲目乐观，要清醒地认识到，粮食丰收固然与我们的主观努力分不开，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帮忙。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粮食总产的增长，虽然粮食丰收了，但供求矛盾还是十分紧张。陕西去年粮食总产创纪录，达209.8亿斤，但人均占有量却由1984年的890斤降到636.4斤，这还是按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计算的，如果加上几十万没上户口的“黑孩子”，人均占有量只有640公斤，比1984年少50斤，比全国平均水平少98斤。

　　考虑到本世纪末我们陕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粮食生产任务更艰巨，后劲不足的问题更突出。我们省制定的2000年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粮食总产要求达到280亿斤，比1989年增长70多亿斤，平均每年要增产7亿斤。而从1949年到1989年平均每年增产只有3.6亿斤，任务十分艰巨。即使粮食生产达到280亿斤，届时人口可能增加到3775万人，而不是原来预测的3550万人，人均占有量也只有742斤。可见，这一目标是最起码的要求，达不到就影响小康水平的实现。因此，从长远看粮食的形势也是很严峻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对粮食生产绝不可放松，对粮食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这个指导思想，绝不能动摇。

　　要使粮食上一个新台阶，农业生产条件、综合生产能力必须首先上台阶。水、肥、土、种、植保、耕作方法的改革等硬件投入都要相应增加。同时，我们还需要解决软件问题，首要的是解决粮食增产走什么路子。我国的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是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还在继续。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粮食上台阶的基本路子应当是依靠科技、集约经营、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把重点放在挖掘现有耕地的潜力上。当然，开发农业也要抓上去，不能放松，但重点还是要靠挖掘潜力，这至少是未来10年内多快好省的办法。

　　提高单产，要把“吨粮田”、“双千田”（亩产千斤，收入千元）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因为它不仅能够增加产量和收入，还能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其影响不可低估。陕西省的粮田面积约有4200～4300万亩，其中高产田有1300万亩左右，生产水平在关中灌溉农业区（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制）亩产约1200斤左右；在陕南灌溉农业区（水稻、小麦一年两熟制）亩产约1500斤左右。如果到本世纪末有600万亩建成吨粮田，就能带动全省各类高、中、低产田的单产达到一个新水平，粮食上台阶就大有希望。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实现这一目标是有可能的。

　　吨粮田过去就有，“双千田”则是改革以来出现的。夏粮田和双千田近几年发展很快，我们今年搞了40万亩，粮食一季的亩产已达到700―800多斤，就看秋粮和经济作物这一料了。这件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都不可低估，应把它作为一件新生事物认真抓好。一方面，要围绕它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推广“几统一”下的“大包干”，发展社会化的服务，通过集体的力量，解决那些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的问题，把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同统一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制度的路子来；另一方面，吨粮田、双千田又是农业耕作制度上的一场革命，它必然会对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及合理配置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围绕它采取必要的措施，发展农用工业建设，良种体系建设，植保体系建设，科研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等，促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