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汉唐文明简本

第三节 都邑及建筑

　　早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产生了都邑，西周时期，都邑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出现相当规模的王宫建筑。到秦、两汉和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封建集权帝国的不断扩张和壮大，前后作为天下中心的咸阳、长安及洛阳等都城，无论是在占地面积、人口数量，还是在建筑设计等方面都继续发展，形成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最为恢弘、壮观的都市。

　　一、周朝的都邑及建筑

　　西周的都邑及其变迁发源于今陕西关中西部的周族，在公刘时期已在豳（今陕西彬县东北）建立了城邑。以后，周族因受到北边戎狄人的压迫，遂在首领古公皗父的带领下迁往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东北）。周人在此开垦土地，营建了城郭，此即“岐邑”，后又被称作“太王城”，并定国号为“周”，在周原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已初步展示了当时宫殿、宗庙、陵墓以及作坊的情况。

　　从建筑的角度来看，早周的都邑、屋室属于土木建筑。其结构由夯土台基、夯土墙壁和木梁构架的屋顶组成，与商代建筑的基本特征一脉相承。已故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曾对中国独特的土木建筑主要特征指出：其一，以木料为主要构材；其二，利用构架制之结构原则（即梁柱式建筑）。而这种建筑手法正基于当时黄河中游丰富的木材及黄土资源。经过周人对土木建筑的继承和发展，使得这一风格的建筑方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商朝明显有所不同的是，周原出土的宫室遗迹中有许多瓦，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需要指出的是，屋瓦在建筑中的出现要算是一种突出的进步。

　　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文王将都城迁往沣水流域的丰（今陕西户县东），以后，西周的国都虽然迁移，但丰京依然是一处重要的政治都邑，周朝的宗庙便保留在此地，成王、康王、穆王及恭王等也都曾在此发号施令。

　　据现代考古发掘证实，丰京遗址面积大约有6-7平方公里，已经出土了十余处大型夯土基址，组成了成片的建筑群体。其中最大的一座主体建筑遗址呈“T”字形平面，在基址附近还有用烧制的陶管铺设的排水设施。显而易见，这一组庞大的建筑群体是属于西周王公贵族居住的宫室，也有可能是王室的宗庙。

　　武王即位后，继续将都城东迁到沣水东岸的镐京（今陕西长安北）。史诗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镐城周围的地势明显较旧开阔。事实上，镐与丰因近在咫尺，所以通过桥梁保持了两地的密切联系，又有丰镐的并称。

　　西周国都镐京西周的国都一直在镐京，前后历时达257年之久。

　　据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周礼·考工记》记载，镐京城的布局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城市呈方形，方九里，每边有三座城门。城中的街道为九经九纬，左有宗庙，右有社坛，朝堂在宫殿前，市场则在宫殿后，总体市容相当整齐。然而，这一记述因尚未得到考古发掘的有力证实，所以未必完全可信。不过，从目前镐京遗址出土的大量实物情况来看，镐京城的规模不小，应当包括天子居住的宫殿、贵族及平民的居住区，还有手工业作坊区及陵墓等等设置。如在其遗址中多次出土了青铜器、陶器、玉器和蚌器等等器物以及十余处车马坑，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许多组夯土台阶、门厅等建筑遗迹。

　　东方重镇——雒邑西周在灭亡商朝之后，为了加强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控制，于是营建了雒邑（今河南洛阳）城，并给其以“成周”之名，与镐京的“宗周”相对称。雒邑在西周时期一直作为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而存在。到犬戎攻杀幽王、焚毁镐京后，平王遂将国都完全迁往雒邑（又名王城），雒邑又成为东周的政治中心。到秦最终消灭名存实亡的东周，雒邑作为都城存在了515年。

　　据史书记载，雒邑城一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经过不断的考古发现，在雒邑城的遗址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而且发现了夯土城墙的遗存。从建筑的角度上看，此时继承了以往的土木建筑方法，在技术上又有所进步。

　　二、秦国和秦朝的都邑与建筑

　　先秦时期秦都的变迁先秦时期，秦人最早的活动中心在今甘肃天水一带。以后，秦庄公因征伐西戎有功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其都邑定于西垂（今甘肃礼县）。到西周末年，秦国力量已经强大起来，其疆域也由西向东不断扩展。在此背景下，秦襄公将都邑迁移到皘邑（今陕西陇县南）。此后，秦人还先后以皘渭之会（今陕西宝鸡县西）、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等地为都邑。1978年在宝鸡太公庙一带发掘的一处秦铜器坑，就很可能是当年秦国平阳宫或宗庙的遗物。但值得指出的是，以上都邑存在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的。

　　秦德公元年（前677），随着领土的进一步向东扩大，秦国的都邑再度东迁到雍城（今陕西凤翔南），至灵公时才迁都泾阳（今陕西泾阳）。泾阳作为国都的时间并不长，秦献公即位后便因为泾阳狭小而将都城迁往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秦国定都栎阳35年，至孝公时最终将国都迁往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秦国都城雍城雍城作为秦都一直存在了大约250年，是先秦时期秦国定都时间最长的地方，成为当时西部最宏大、壮丽的城市。

　　据现代考古发掘掌握的情况看，秦雍城城垣大致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形状，其东西长约3300米，南北宽约3200米，周长约13000米，其面积大约11平方公里。雍城周围有白起河、雍水、凤凰泉水及人工城河环绕。目前遗留下来的部分夯土城墙高1至7米多，厚达3至8米多，由此可以推测其城池之雄伟。史书记载，雍城内有大郑宫、蕲年宫、橐泉宫等等宫殿。除此之外，城内还有宗庙、雍之宫、高寝、太寝以及仓库等大型建筑群。其中在城内西部发现的宫殿遗址有可能是“太寝”，即秦公居住、生活的宫殿。在城内南部，有祭祀祖宗的宗庙，其面积达7000平方米。这些宗庙建筑都呈坐北朝南之势，由土木结构组成，其屋顶则为四面坡式大屋顶。宗庙之外有夯土围墙及宫门。在宗庙遗址内外，挖掘出181处各类祭祀坑。在宗庙以西发现了面积为2万多平方米的3号建筑群遗址，从其基址及出土的各种遗物来看，这是一座布局严谨、气势恢弘的五进深院落建筑群，很有可能是秦国国君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地方。而大型铜质建筑构件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建筑水平的提高和豪华的程度。另外，在雍城遗址内还发现了一处储存冰块的冰窖和几处存积青铜器的窖穴。

　　在雍城城内北部，有用于商业贸易活动的“市”，其东西长180米，南北宽160米，面积大约有28800多平方米。在市场周围也有夯土围墙及城门，这显然是一种封闭式的交易场所。在市场废墟之中有许多秦半两钱出土，说明其商业贸易活动之活跃。通过考古发掘，还揭示出雍城的街道分布：东西、南北方向都有4条大街，每条大街都长达3000多米，从而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街道网。

　　位于雍城城内的北园，是当年秦国君主游猎、消遣的园囿之区。唐朝初年，就在这一带发现了10块记录秦君狩猎情况的石鼓。自1977年以来，在雍城附近的陵园区内陆续发现了13个秦公陵园，共探出44座大墓，有中字形、甲字形、国字形及凸字形等等。其中的秦公1号大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陵墓，其深24米，长300米，面积竟达5300多平立米，据分析可能是秦景公之墓。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秦国君主的气势。至于秦国贵族以及平民的墓葬，在雍城城郊也有发现，并出土了大量的各种器物。

　　秦朝首都咸阳及其建筑咸阳作为秦都历经八代君主，前后存在了143年。特别是在公元前221年至秦朝灭亡期间，咸阳成为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于世界历史上占据了显赫的位置。

　　咸阳不仅是秦朝的政治心脏，也是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通过四通八达的驰道、直道等交通线，咸阳城与全国各地乃至于塞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咸阳经过数代秦国君主的兴修，形成了规模极为宏大、布局更为讲究的都市。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咸阳横跨渭河两岸，其城市布局采用了不对称的建筑群体组合形式，因地制宜，依山势地形而修建城郭，突破了原来以宫室为中心的城市建设规划认识。就咸阳的建筑分布而言，渭河以北集中了政治性的宫殿群——咸阳宫城，所谓“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咸阳宫是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处理政务和宴请百官的主要场所。秦灭六国后，在咸阳宫周围又兴修了各具特色的“六国宫殿”。另外，手工业作坊和市场也汇集于渭河北岸。在渭河南岸，则有长安宫、章台宫、兴乐宫、甘泉宫、华阳宫、信宫以及阿房宫等等宫殿群；同时还有上林苑、宜春苑等皇家园囿以及祖庙和陵寝。由于渭河横穿过整个咸阳城，所以为了方便南北岸往来，当时建有一座宽六丈、长二百八十步的大桥。当年的咸阳城是否有城墙，目前尚无定论。

　　辉煌壮丽的咸阳城虽然是许多代修建的产物，但其迅猛的发展无疑却是在秦始皇时期。在统一后的第二年，便在渭河南岸修建信宫和甘泉前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在渭河南岸的上林苑中营造了规模宏大的朝宫，其前殿称阿房宫。阿房宫之壮美宏巨，在中国历史上极富盛名，后世诗人曾有“蜀山兀，阿房出”的诗句，形容其雄伟的姿势。据司马迁记载：仅阿房宫大殿的面积，东西就有五百步（折合约750米），南北达五十丈（折合约116米），上面可容纳一万余人，下面可竖立五丈高的大旗。此外，当时兴建的离宫别馆多达七百余所，遍布函谷关内外及渭水南北两岸。

　　目前通过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掌握了秦都咸阳宫殿的许多情况。如1974年至1975年，在咸阳市窑店乡牛羊村北原之上发现了一座宫殿遗址。这一“秦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其基址是一座高出地面6米，下深5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从出土的情况来看，当年在这座台基上耸立着三层构架的殿宇，其内部由诸多用途不同的屋宇组成，另外，又有多处排水池和陶制下水管道。在这一遗址上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建筑材料，像多种饰纹的铺地砖、空心砖、筒瓦、板瓦、各种动物纹瓦当和植物纹瓦当、云纹瓦当、金属构件以及壁画残片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宫殿在设计上对各房间的功能、结构、采光及排水等方面都有合理的安排，并且将分散的布局融会于一处。这些都反映了秦代建筑在技术上有显著的进步和提高。

　　从“秦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出土的情况看，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的基本技法及风格在秦朝都得到了成熟的应用，如梁柱式构架、高台基、翼展式屋顶以及对称格局等等。另据推测，以后影响巨大的斗拱技术很可能也已使用。

　　诸多手工业作坊和市场遗址的出土，则说明在秦都咸阳中手工业、商业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规模也达到空前的水平。

　　秦朝时期，兴修陵墓的工作深受帝王的重视，而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时的建筑风貌。在诸多秦陵中，毫无疑问以秦始皇陵最为突出。秦始皇不仅生前为他修建了豪华的宫殿，而且还为其死后准备了同样豪华的陵墓，这便是与阿房宫齐名的骊山陵。

　　秦始皇陵规模极为宏大，分内外两城，内城方形，周长2525.4米；外城为长方形，周长6294米。现存陵丘高76米，底部为485×515米。据历史记载，秦始皇陵内筑有各式宫殿，陈列着各色珍奇珠宝，用明珠做成日月星辰，用水银铺成江湖河海。通过现代考古挖掘工作，不仅古人的这一记载得到了证实，而且揭示出更为丰富多彩的内容，包括周围陪葬的名闻天下的兵马俑坑。

　　到秦朝灭亡之后，咸阳才丧失了国都的地位。

　　三、两汉的都邑与建筑

　　汉长安城的设计与布局长安本是秦朝咸阳城渭河南岸一个乡聚名称，当年曾建有兴乐宫等宫殿。西汉长安城的建立便首先从修复兴乐宫开始，并改其名为长乐宫。到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工程结束，汉高祖率群臣从栎阳迁入新都城长安。

　　汉长安城位于今陕西西安城区西北10公里之处。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布局基本呈正南北向。长安城城墙上窄下宽，基址宽16米，高10米以上，墙体由版筑夯土建成。其周围长25700多米，相当于当时的六十多里长，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长安城垣共有十二座城门，即每面有三个城门，其中东面由北向南依次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由东向西依次为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由南向北依次为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由西向东依次为横门、厨城门、洛城门。每个城门上设城楼，下设三条门道，每条门道宽约8米，可以并行四辆大车。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街特别宽敞，是皇帝专用的“御道”。当时长安的街道不仅开阔，而且路两边还种植了槐树、杨树及柏树等，树木相连，蔽日成荫。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左右。城西北角为东、西市，是长安的集中商业活动区。另外，东、西市不仅仅是商业区，而且是手工业区，市内还有官府的手工业作坊。

　　在长安城北郭以北，有五个陵邑（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在东郭以外有二陵（霸陵、杜陵），这里也居住着从各地强制迁移来的大批富豪。诸多陵邑实际上构成了国都长安的外围区域。另外，长安城外还有庞大的皇家园囿——上林苑，位于今天渭河南岸的蓝田以西，周至、户县以东广大地区，方圆三四百里。在上林苑内，湖池星罗棋布，离宫别馆此起彼伏。在长安城外西南郊的昆明池，昆明池接纳樊川、杜曲诸河流，又通过两条渠道将水引入长安城里。

　　汉长安城的宫殿与建筑西汉时期，长安城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明光宫、桂宫以及北宫等宫殿群，其中以长乐、未央宫和建章宫三座宫殿区规模最为宏大。长乐宫位于长安城东南部，据考古探测，长乐宫周长10600米，面积约6平方公里。其宫墙为版筑夯土墙，基址厚20米，四面均有一座宫门。在长乐宫东、西两面宫门之外，建有阙楼，称东、西阙。长乐宫坐北向南，内有14处主要宫殿。长乐宫是西汉初年的皇宫，惠帝以后，因皇帝迁往未央宫，这里遂成为专供太后居住的场所。

　　未央宫位于长安西南部，是西汉时期皇帝主要活动和居住的场所。经考古探测，未央宫周长8560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其内部有70多处殿阁，巍峨壮观，气势恢弘。

　　建章宫建于长安城西上林苑中，“度比未央”，而奢侈豪华的程度又过之。建章宫周长达二十多里，其内殿阁林立，号称“千门万户”。

　　西汉的建筑工艺已明显取得进步，如砖、瓦等建材的质地和纹饰更为讲究，而木构架的结构技术已渐趋完善。在这一时期，抬梁式、穿斗式这两种主要构架结构技法得到了成熟的运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土木建筑所特有的“斗拱”在此时明确出现。

　　西汉长安城的经济文化西汉时期，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在同期世界城市中罕有与之匹敌者。长安人烟稠密，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西汉末年长安人口有二十四万。而现代有人依据考古发掘的情况推测，长安人口应不少于五十万。长安城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各种作坊相望于道，为宫廷以及市场提供着琳琅满目的货物。与此同时，长安的商业也很繁华，有所谓“九市开场”之说。关于“九市”，历来说法不一。陈直先生认为：“今可考者，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七市之名，此外尚有高市”。长安九市，其六在道西，其三东在道东。市场集中在城西的原因，主要在于城东为贵族官僚居住区，屋宇高大，空闲较少。另外，城西接近渭桥，交通便利，这也是商贾云集的重要原因。

　　随着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将当时国内的丝织品、瓷器以及铁器等商品销往西方世界；与此同时，长安又吸收了中亚、西亚的大批客商前来贸易，汇集了无数异域的货物，从而成为海内外的国际大都市。

　　西汉长安城独特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汉武帝时期，设立太学和五经博士，吸收了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前来读书，太学生多达千余人。同时，长安城内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而在石渠阁、兰台等等藏书机构中荟萃了大量的图书石刻，这些都对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西汉的其他重要城市西汉时期，由于商业的繁荣，各地出现了许多大都市。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今山东淄博）、邯郸（今河北邯郸）、宛（今河南南阳）以及成都（今四川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其中洛阳水陆交通方便，是关东重镇。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地区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

　　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而且在南方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江陵（今湖北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吴（今江苏苏州）“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列，亦江东一都会也”。番禺（广州）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东汉国都洛阳的布局及其建筑东汉都城洛阳位于今河南洛阳郊区白马寺东侧，依山傍水，其前身为周朝的成周城、秦朝的吕不韦城。据文献记载，洛阳城垣东西长“六里十一步”，南北长“九里一百步”。通过现代考古探测证实，洛阳城垣东面长3895米，西面长4290米，北面长3700米。由于南面城垣已经被洛水冲毁，所以今天无法寻觅到其踪迹，不过如以东西城墙之间距离计算，其长度大致为2400米。城郭周长约14多公里。也就是说，洛阳城大致呈不规则长方形，当时的洛阳城共有十二座城门，其中东墙由北向南依次为上东门、中东门、？门；南墙由东向西依次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西城垣由北向南依次为上西门、雍门、广阳门；北城垣由西向东依次为夏门、谷门。在城内纵横交错着二十四条街道，直达各城门。

　　东汉洛阳城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以往都城设计的原则，其中宫城位居中央，又分南、北两宫，其间宫殿林立，楼阁相望。在洛阳宫殿中，史籍对北宫正殿——德阳殿记述比较详细。该殿东西长三十七丈四尺，南北宽七丈。所谓：“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远望极其巍峨壮观。

　　除了宫室、衙署之外，在当时的洛阳城内偏北位置有一部分市场存在，还有一些市场则分布在诸城门之外。如：东门外有马市，北门外有金市等等。至于居民居住的地方都设置“里”，到北魏时期洛阳依然号称有“二百二十里”。在洛阳城外，帝王依旧广设园囿、池沼，诸如上林苑、芳林苑、西苑、长利苑、灵芝池以及御龙池等等，作为游猎、观赏的地方。

　　就建筑的角度来看，东汉的都邑建筑在风格上基本继承了西汉的遗风，又在以往技法的基础上有某些进步。如斗拱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使用极为广泛，出现了多级斗拱，即自墙壁出拱或梁以挑承栌斗，其上施拱，也有柱上施栌斗者，所谓“一斗三升”。斗拱的普遍使用，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在石阙、画像砖以及明器上都有反映。

　　东汉洛阳的城市经济与文化东汉时期，洛阳城的商业相当繁荣，传统都邑“面朝后市”的格局有所突破，在洛阳城中除了常设的几个市场外，还出现了粟市、书肆等市场。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早年在洛阳时，因家贫无力买书，就常常到书肆中看书。各种日用百货、奢侈品充斥市场。东汉洛阳的手工业也很发达，丝织、锦绣、造纸、冶铁、制陶以及漆器等产品都很有名。

　　在东汉时，洛阳城中的文化教育事业有突出的表现。当时，这里既有规模宏大的太学，最多时曾吸收了三万多学子前来就学，也云集了全国著名的文人、学者。灵帝在位时，还刻写出著名的“熹平石经”（五经）。此外，洛阳外又有收藏图书的东观、观测天文的灵台等等设施。据传为我国最早的佛寺——白马寺，也建造于明帝时洛阳城东。

　　四、隋朝的都邑与建筑

　　隋朝国都大兴城的设计与布局隋文帝登基后第二年下诏重新营建新都城。新城的地址选择在长安旧城的东南方，北枕龙首原，南对终南山。当时，左仆射高皛总负责建设，而实际主持这项工程设计和监督者则是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到当年年底，工程大体完工。由于隋文帝在北周时曾受封为大兴公，于是，新城便被取名为大兴城。

　　宇文恺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规划设计家，其施工顺序是“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从平面布局来看，大兴城包括外郭城、宫城及皇城三部分。其中外郭城大致为正方形，东西城垣长9721米，南北城垣宽8651米，总周长约36.7公里，面积大约为83平方公里。从考古出土掌握的情况看，外郭城墙仍为版筑夯土结构，城垣基址宽达9至12米。在城垣约3米外则是宽9米、深4米的护城河。全部外郭城共有十一座城门，除了城墙北面为二座城门外，其余东、西及南三面城墙皆为三座城门。其东墙由北向南依次为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南端由东向西依次为启夏门、明德门、安化门；西城垣由北向南依次为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北城垣由西向东依次为光化门和华林门，分别位于宫城两侧。除了南面正南门——明德门为五个门洞外，其余每座城门依然保持三个门洞的设计。

　　在大兴城外郭内，东西向有十四条大街，南北向有十一条大街，纵横交错直达各城门，其中通往东、西和南面城墙三个门的六条大街是城内的主干街道，极为宽敞。密布的大街将外郭城分成排列整齐的坊市，以起全城南北中轴线作用的朱雀大街为界限，形成东、西两面对称的街区、坊市。坊是官吏和百姓居住的场所。全城共有108坊，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当时城内各坊都有围墙，人们出入必须经过坊门。在外郭内，还有与坊同时并存的市，即在东、西城区各有一处占二坊的市场，称作“东市”“西市”，是为商业集中的街区。

　　宫城位于大兴城内正北，是皇帝居住和听政的地方。宫城之内又分为三部分，即：居中的皇宫——大兴宫、东面太子居住的东宫、西面普通宫女居住的掖庭宫。

　　皇城位居宫城之南，其北墙就是宫城南墙，此处是隋朝中央机构所在之地，四面皆有门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另外，在皇城南墙之内，依照“左祖右社”的传统规矩，也在东西两侧分设祖庙和社稷坛。

　　隋朝对都城中的供水问题十分重视，先后开凿了龙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等水渠，分别将周围的诸水引入城内，既满足了饮水需要，同时也美化了环境。

　　隋朝东都洛阳隋炀帝即位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在大业元年（605）下令营建洛阳。当洛阳城建成之后，其作为陪都获得了“东都”之名，以与位于关中的西京长安区别。值得指出的是，隋炀帝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都洛阳度过的，这里一时成为事实上的政治中心。

　　东都洛阳建立于汉魏故都以西，其城制依照长安，包括外城郭、宫城和皇城三部分。外城郭周长27516米，呈不规则正方形，其以洛水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在外城郭之内同样有坊市设置。

　　五、唐朝的都邑及建筑

　　唐都都城长安的布局与改造李渊建唐称帝，定都于隋故都之上，只是将大兴城重新改名为长安城，并对都城进行了一些改造。这项工作始自唐太宗李世民，经过高宗、玄宗基本告一段落。对长安城的重要扩建工程有修建大明宫、兴庆宫以及部分街道改建等。贞观八年（634），唐太宗李世民修建永安宫。次年，将此宫改名为大明宫，高宗进一步扩建之。重修后的大明宫在规模上足以与太极宫匹敌，而在气势上则超过了太极宫。宫北墙长1135米，南墙为都城外郭北墙东段，长1674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则呈现出向西北方倾斜线，长度为2610米，面积约3.3平方公里。大明宫内平面建筑设计依据的是“前朝后寝”的原则，前朝由含元殿、宣政殿组成，是皇帝视朝听政之所；内朝主要有紫宸殿、蓬莱殿、麟德殿、金銮殿及延英殿等等，是皇帝起居和召见个别臣子的场所。在内庭还有供天子、妃嫔游乐的太液池、蓬莱山等山水园林。由于大明宫位于龙首原之上，其宫殿更显得巍峨壮观，向西可以俯视京师城区。又由于大明宫位于太极宫（宫城）东北，所以在当时被称为“东内”，或称“北内”，而太极宫则被称为“大内”，或“西内”。

　　目前，唐朝大明宫遗址经过长期的探测、发掘，已大致可以复原出其非凡的风貌。如大明宫正殿——含元殿，殿基高出地面15.6米，大殿本身东西长60米，南北宽40米；进深四间，宽十一间，每间广5米。在大殿外四周有宽5米左右的玉石阶梯三级，殿前两侧各建有一座阁楼，整个建筑主次分明，布局协调。在大殿及阁楼前面则是宽广的殿庭，当年唐朝皇帝曾在此举行过大型歌舞会，也曾举行过阅兵仪式。

　　麟德殿的建筑更具特色。麟德殿坐落于太液池以西隆起的高地上，其坐北朝南，由前、中、后三大殿组成。殿面进深十七间，宽十一间。其中中殿为主殿，进深五间，长九间，前后殿进深三间，长九间。气势极为恢弘，其面积大约等于保存至今的明清北京故宫中的太和殿的三倍。值得一提的是，三殿相连的建筑形式，在唐朝之前尚未发现，所以麟德殿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独特的地位。

　　唐朝对国都的第二项重要扩建工程——兴庆宫，建于玄宗开元二年（714），以后又几度扩充。兴庆宫位于长安城外郭东墙春明门内北侧，因其位居大明宫以南，所以被称为“南内”。在宫城之内，由一堵大墙分隔成两个区域，其中北面为宫殿区，有兴庆殿、南熏殿、大同殿等等建筑；南面为风景园林区，其中心为龙池（兴庆池），周围点缀着勤政务本楼、长庆殿、花萼相辉楼及沉香亭等等殿阁、楼台。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兴庆宫逐渐受到冷遇，此后的皇帝又迁回大明宫。

　　唐都长安的其他建筑风格在当时的长安城内，除了高大巍峨的宫殿建筑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府邸民宅和寺院道观等建筑，它们也姿态各异，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唐朝建筑的特色和成就。就住宅而言，大致皆为对称布局的庭院式建筑。其中达官贵人的府邸，多采用回廓环绕房屋的设计方法构成大四合院；普通百姓家则或由房屋直接围绕成平面狭长的四合院，或用木篱笆、茅草屋建成简单的三合院。这种四合院式的建筑，反映了追求尊卑、主次的封建等级观念，同时也具有保护隐秘的功能。如敦煌壁画描绘的一座大宅院；其以廊庑将整个宅院分为前后两院。前院进深较浅，起到保护和过渡到正院的作用。后院宽阔，其中心建有该台基的重楼，气派非凡。四周的廓庑既有走廓的功用，也是住房的一部分。另外，在宅院外侧还有马厩，饲养着许多匹马。从这幅画的画面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有财势的官宦人家的宅第。

　　在高宗、武则天当政之后，京城中高官显宦的官邸越建越豪华奢侈，到“安史之乱”后，长安城内营造攀比之风更甚，成为当时朝政衰败的一种突出标记。

　　与官僚贵族争奇斗妍的豪宅相比，寻常百姓的屋舍就显得非常简陋，以至于杜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隋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已经极为昌盛，到唐代时此风更甚，于是佛寺、道观遍布长安城内外。当时，在长安城内共有159座寺观，分散于人口密集、热闹繁华的里坊之中。由于得到了官方、民间的有力支持，寺观建筑大都壮观、宏大。如慈恩寺“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几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九间”，这里还有著名的佛塔，即大雁塔。

　　大雁塔建于永徽三年（625），由高宗支持玄奘法师设计建造，其用途主要是为了储藏玄奘从印度取回的经像。武则天时期，对此塔进行了修复。该塔系外砖内土之塔，历经千余年岁月侵蚀，大雁塔至今依然保存完好，充分反映了唐朝高超的建筑水平。

　　唐都长安的市政设施和人口唐都长安城的街道虽在扩建城市的过程中小有变化，但基本上保持了隋朝的风貌，即维持了东西、南北纵横交错的格局。其中通往东西、南北城门的主要大街极为宽敞，宽达百米以上。最宽的大街是贯通太极宫、皇城朱雀门和外郭城正南门——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其宽度达155米，而其余街道则在数十米之间。街道的这种处理方式，既适应了主次街道在交通上的实际要求，又突出了封建皇帝的无比尊严和权威。在当时的街道两旁，还建有排水沟，种植着槐树和榆树等大树。

　　唐朝时期，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修建了许多条引水渠，如黄渠等等，形成纵横交错的供水网，使都城拥有了丰富的水源，既解决了城市的饮水问题，也满足了美化宫殿、园林的需要。如三大宫殿区内的太液池、龙池和城东南巨大的曲江池风景区等，都因为获得了足够的活水，而变得优美动人。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曲江池，其一半位于城内，另一半在城外。这里早在秦汉时期已出名，隋朝时又加以疏浚。到唐朝开元年间，对曲江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通过黄渠从南山将？水引入池内，形成约70万平方米的水面，环曲江池遂出现花树密布、亭台辉映和烟水荡漾的著名风景区，当年不知吸引了多少游人在此流连忘返，又不知在此演出了多少悲喜剧。唐人有诗云：“忆昔曾游曲水滨，春来长有探春人；游春人静空地在，直至春深不似春。”（羊士谔《乱后曲江》）

　　唐长安的人口虽无明确具体的记载，但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其人口大大超过前代、不少于百万人是毫无问题的。唐人笔下便有“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岑参《秋夜闻笛》诗）之类的诗句。

　　唐都长安的工商业、文化及对外交流为了满足宫廷、官府及市民的需要，在唐都长安之内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既包括官营作坊，也包括民营作坊。

　　唐都长安的商业极为昌盛，东、西两市汇集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店铺和无数货物，唐政府专门设立东、西市局及平准局进行管理。据记载，当时的东、西市各占二坊之地，市内又各有两条东西、南北交错的大街，将市场划分为“井”字形九大街区。当时的商业行业被称为“行”，两市因经营的商品内容不同，而各自有二百二十个行业，诸如金银行、铁行、绢行、帛行、大衣行、肉行、鱼行以及药行等等。日本僧人圆仁根据自己亲眼目睹的实景记载：会昌三年（843）六月的一天夜晚，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多家商铺被大火焚烧，损失惨重。这一资料从侧面说明东市规模之大，而在唐人的眼中，西市比东市又要繁荣得多。除此之外，长安还有为客商存放货物服务的邸店、为商贾存放货币服务的柜坊和多种旅店，至酒肆茶楼、饮食摊点，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热闹非凡的商业场景不仅见于有关史书，而且在当时的诗词、小说中都有很多的反映，如《太平广记》就收录了许多描写与唐长安市场活动有关的小说。

　　还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长安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周边国家、西域乃至欧洲的商人也被吸引而来，带来了各种新鲜独特的商品，极大地丰富了长安的市场和市民的生活。如在东、西市中就有不少胡人开设的出售波斯、阿拉伯货物的店铺，其中既有价值连城的珠宝，也有方便的胡饼。与此同时，长安又继续保持了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每年通过中外客商将国内大批货物远销西方世界。

　　唐都长安在当时还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属于唐政府国子监管辖的国学六馆（国子监、太学馆、四门馆、书学馆、律馆和算学馆），是全国最高学府，不仅招收国内官宦子弟、民间俊杰之士和少数民族贵族子弟入学，而且接纳诸如日本、朝鲜等外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以及学问僧将其本国文化也带到唐朝，甚至有些留学生还在长安定居、做官。长安的雕版印刷业已有相当规模，每年出版许多书籍，再通过书肆推向世人。

　　唐朝时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广泛，异域文化大量传播，这便无疑从各方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唐朝的舞蹈和音乐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既有声势浩大的宫廷乐舞，也有深受市民喜爱的民间乐舞，唐玄宗李隆基还亲设“梨园”，教习音律；长安的百戏、杂技也很盛行，其中不乏异国他乡的技巧高超者，每每吸引如潮般观众观看。当年的长安城，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对各种体育活动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比较流行的体育活动主要有打马毬、蹴鞠（即足球）、角抵、拔河、秋千、放风筝以及下围棋等等。

　　唐朝时期，除了长安之外，还有东都洛阳、太原、汴州（今河南开封）、扬州、苏州、杭州、益州（今四川成都）及荆州（今湖北襄樊）等等大都邑，无论是在经济文化上，还是在人口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其中又尤以扬州和益州最为繁荣，当时人称“扬一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