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汉唐文明简本

第六节 经学

　　经学，是指对经书——儒家经典文献进行研究、注释、阐发的议论之学。在先秦时代，各学派的经典文献，都可以称为经。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字便基本上被儒家所垄断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经学，实际上专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儒家经典，从《周易》到《春秋》，到《尔雅》，内容十分广泛。所以中国的经学，实际涵盖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应该说，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基础与主体，更是周、汉、唐学术文化的基础与主体。

　　一、周代的经与经学

　　孔子以前的经书周代是经学诞生与奠基时期。这中间，孔子是一位核心人物。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儒家学派，也就没有经学。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当春秋晚期。经书既指儒家经典，照理说孔子以前就不能有经。但事实上，文献本身则是先经而存在的。它们主要有：《易》，指《易经》，即现在《周易》中经的部分，是一部占筮书。所谓占筮，就是用蓍草卜卦。占筮时用五十根蓍草茎，抽去一根，把剩下的四十九根通过揲（分）、营的手法来成卦。然后根据所成的卦象参考占筮书来预测吉凶。卦象是由阴（——）阳（—）两种符号的重叠与交易而构成的。如重叠三层，便组成八卦。八卦互相重叠，又组成六十四卦。把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并且给各卦作卦辞及爻辞，一般认为是周文王所为。与《周易》同时的古筮书，还有《连山》《归藏》。二书已经不存。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竹简有《归藏》，为了解其内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书》，就是后世所说的《尚书》。《诗》，就是《诗经》，是诗歌的总集。诗是表达思想的，歌是咏唱语言的。把文字记录的诗歌汇集起来，就是《诗》。

　　《礼》，是指各种礼节仪式的书，后世专指《仪礼》，礼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同时，礼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尊卑制度，具有很强的作用。周礼，一般认为是周公所作，应该有可信度。当然，周公不可能一次将所有的礼仪全部制定出来。应该说，周礼是随着其社会的需求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礼经·中庸》说：当时“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乐》，即所谓的《乐经》，是有关音乐的专书。乐的起源十分早。古人对乐十分重视，用它做教化的工具，并且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

　　《春秋》，本来是按年、时、月、日顺序记事的史书的通名。周代大约自宣王以后，不仅周王室，而且各诸侯国也都有《春秋》。各国的《春秋》之中鲁之《春秋》，最为有名，以致后人把《春秋》误认为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关于《春秋》的命名。有人认为古代只分春、秋二季，没有夏季、冬季、所以用“春秋”代表一年，实际上是不对的。称为《春秋》只是约举或者简称而已。

　　以上是孔子以前的经书，即所谓古六经。

　　孔子与六经经书本身产生在孔子以前，但是孔子以后所传的经书，却都与孔子有关。下面分经叙述：

　　孔子与《周易》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一般称之为“赞”。赞，是辅、助的意思。也就是说，孔子对《易经》原书并没有改动，只是在经后面作了辅赞。辅赞经，就犹如给经增添翅膀，所以也称为“翼”。相传孔子共作了十篇辅赞《易》的文字，所以称为《十翼》，由于与经相对，所以又称为《易传》。

　　现在的《周易》的《易传》，分别为：一、二：《彖传》上、下。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和卦辞，随原经分为上、下。三、四：《象传》上、下。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和爻辞，也随原经分上、下。五：《文言》。解释《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六、七：《系辞》上、下。通论《易经》，内容庞杂，篇幅较长，分上、下。八：《说卦》，主要记述说明八卦所象的事物，如云：“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之类。九：《序卦》。解释六十四卦的顺序。十：《杂卦》。解释六十四卦的卦义。因为不按照六十四卦的顺序，而是错杂解释，所以称为“杂卦”。

　　以上《十翼》，事实上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品。据研究，其中有的可能较早，而大部分，则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甚至要晚到汉初。可见已经不是孔子的《易传》。不过它既然沿用了“十翼”的名称，想必与孔子的《易传》有一定关系。应该说，它是后世经学家对孔子《易传》的补充与发挥。

　　孔子与《尚书》

　　孔子与《书》的关系，一般称之为“删”。我们知道，《书》本来是史官对统治者言行及朝廷大事的记录，孔子以前的书篇很多。而孔子以后所传《尚书》，据《书序》最多也只有一百篇，说明后世《尚书》肯定是经人删定过的。另外先秦文献中引“《书》曰”，很多不见于今本《尚书》，却见于《逸周书》。而《逸周书》，自汉人就以为是“孔子删《书》之余”。可见后世的《尚书》，确实是经过删定的。

　　关于孔子删《书》，《尚书正义》引《尚书纬》记的比较具体详细。它说：孔子寻求古代的《书》，一共得到从黄帝玄孙帝魁到秦穆公时代的书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去远取近，选取可以作为社会法戒的一百二十篇，以其中一百零二篇为《尚书》，以十八篇为《中侯》。书的记载固然不能全信，但也不能全不信。比如去远取近、选取可以作为社会法戒者编为《尚书》的说法，就比较符合情理、符合事实，也符合孔子的主导思想。

　　另外，正像《艺文志》所说，孔子当时还作了《书序》。现在保存在《尚书》里的《书序》（分散在各篇前），有人认为不是孔子所作，其实没有道理。

　　孔子与《诗经》

　　孔子与《诗》的关系，一般也称之为“删”。《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汉书·艺文志》也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零五篇。”应该是可信的。

　　《诗经》三百零五篇，分为三大类，即《风》《雅》《颂》。《风》也称《国风》，是地方民歌。包括《周南》《召南》《邶》《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是正的意思，与《风》相对，指非民间的，即上层的、贵族的作品。《雅》分为《小雅》与《大雅》两部分，《小雅》共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颂》，是宗庙祭祀的颂歌，共四十篇。分《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所谓《商颂》，一般认为是周代宋国的作品。因为周成王封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于宋（都城在河南商丘南）继承商祀。

　　孔子与《仪礼》

　　孔子与《礼》的关系，一般称之为“缀”，即采辑编缀。孔子一生好礼，小时候“为儿嬉戏，常设俎豆，设礼容”。后来又“适周问礼”。平时“入太庙每事问”，处处留意礼。周游列国期间，也没有放松对礼的演练。曾经与弟子们在宋国一棵大树下习礼，被宋国的司马桓？砍了大树。所以，由他把周鲁的各种礼仪采辑起来加以整理记录，是完全可能的。

　　《仪礼》共十七篇，各篇篇名分别为：《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

　　孔子与《乐》

　　孔子与《乐》的关系，一般称为“正”。《论语》里记孔子的话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所谓正，就是正它的曲调，使《雅》有《雅》的曲调，《颂》有《颂》的曲调，所以《雅》《颂》各得其所。因为当时《诗经》是配乐演唱的。除过配《雅》《颂》的乐以外，孔子所正的，主要应该是配合各种礼仪的乐。又因为古代礼乐不分家，有礼就有乐，如周武王灭商后举行的典礼，就有乐相配，所以后世恒言“礼乐”。

　　孔子与《春秋》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一般称之为“修”。修，就是编修，就是作。我们知道，《春秋》本是编年体史书的通称。孔子所修《春秋》，据内容知道它主要记鲁国的史事，但是《春秋》里还有不少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事情，而鲁国的旧史，“局于一国，其于列国，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隐讳，不能得其实，即鲁史载笔，亦未必无误”。所以，孔子当时肯定还参考了鲁国以外的史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看来也是可信的。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贬、损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春秋》之义行，而天下乱臣贼子惧”。这正是《春秋》被儒家奉为经典，并得后世后代封建统治者认可的主要原因。

　　以上是孔子与《六经》，实际上也可以看做孔子的经学。孔子的经学，有四个特点，就是所谓的“不语怪、力、乱、神”。也就是说他不讲怪异，不歌颂暴力，反对犯上作乱，不讲牛鬼蛇神。这正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后世经学的基本思想。

　　孔门之经学孔门，指孔子的弟子及后学。

　　孔子定六经，主要是为了用来教学。所以，孔子的经学是最直接、最正统的经学。孔子死后，其门徒大的做到诸侯的卿相，小的为士大夫的教友，有的则隐而不现。真正传经学的，只有子夏、曾参等人。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卫国人，小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死后他居西河，即现在的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教授”，专门传播经学。

　　子夏于经学的贡献，司马贞《史记索隐》称：“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

　　所谓《序》，就是作《诗序》。《诗序》由“大序”“小序”组成，“小序”解释各篇主题，“大序”概论全部《诗经》，均保存在今《毛诗》之中。

　　所谓传《易》，就是作《易传》。子夏究竟作了哪些《易传》，文献没有记载。今本《周易》易传中，很可能有子夏的手笔。

　　关于孔子以“《春秋》属（嘱）商”的说法，所指虽不特别具体，但子夏确与《春秋》有关。又据《风俗通》所载，《？梁传》的作者？梁赤，是子夏的门人，而《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相传也是子夏门人。

　　关于传《礼》，一般认为现在《仪礼》中《丧服》一篇，为子夏所作。另外，子夏于《礼》有创立流派之功。

　　子夏对经学的最大贡献，应该是发明章句。“《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是汉以来的说法。

　　可见子夏于六经皆有贡献。另外郑康成以为，《论语》也是子夏等人撰定。后世继承子夏之学的，主要是荀子。

　　曾参，字子舆，鲁国人，小孔子四十六岁。从孔子，主要学《礼》。今《礼记》中的《曾子问》，《大戴礼记》中《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等十篇，都与他有关。《大学》《孝经》，相传也是他作。《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后世继承曾子之学的，是子思、孟子一门。所以后世以之为宋学之祖。而子夏，则称之为汉学之祖。

　　还有商瞿，字子木，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据《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把《易》传给商瞿，商瞿传给楚人眪臂子弘，子弘传给江东人矫子庸疵，庸疵传给燕人周子家竖，家竖传给淳于人光子乘羽，乘羽传给齐人田子庄何，应何传给东武人王子中同，中同传给眫川人杨何。杨何汉武帝元朔中为中大夫。可见商瞿的《易》学传流久远。

　　除子贡、曾参、商瞿外，孔子弟子中子游、子张、子贡、原宪、公西赤、宰予等人，有的传《礼》，有的问《易》，有的问《书》，有的学《诗》，也各有所传。

　　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据后人考证，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道，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可见不仅各有所传，而且已经有了致用之意，这些儒家，都是孔子的门人弟子所创。

　　孟、荀之经学孟、荀，指孟子和荀子。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代最大的两位经学家，所以以他们的经学来代表战国经学。

　　孟子的经学

　　孟子名轲字子居，邹国人，生活于战国中期，孟子的经学，受传于子思的门人。子思，一般认为是孔子的孙子孔？（字子思）。也有人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原宪（字子思）。总之是孔门中人。孟子于六经均有研究。后人认为“知《易》者莫如孟子”，“知《书》者未有如孟子者”，“知《诗》未有如孟子者”，“知《春秋》未有如孟子者”，“达礼、乐之情，无如孟子者”。可见他的经学比较全面。不过总体上说来，孟子的经学还是有他的特点，这就是让经学为自己服务，把经书作为宣传自己思想的工具，所以后世认为他是经学之祖。

　　荀子的经学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时代稍后于孟子。荀子的经学，出于子夏之门，所治有《诗》《礼》《乐》《易》《春秋》五经，而于《春秋》则兼通三传，于《诗》又兼开三家。

　　关于《春秋》三传之学，《左传》受之于虞卿，传之于张苍；而其《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贤穆公善胥命，《王制篇》言桓公劫于鲁庄，又言周公述职之事，全与《公羊传》相合。

　　关于《诗经》，他受自根牟子、曾申，下授大毛公毛亨，是为《毛诗》。《鲁诗》，为鲁人申公所作。而申公，则是荀子的学生，受《诗》于荀子另一学生浮丘伯。而《韩诗外传》又引荀子说《诗》四十余条。说明三家《诗》全出荀子。

　　关于《礼》学，《荀子》书有《礼论》一篇。而他的政治主张，更提倡“隆礼尊贤”。

　　关于《易》学，《荀子·非相篇》引《易》“括囊无咎无誉”以喻腐儒；《大略篇》说《易》之“咸见夫妇”，又引《易》“复自道何其咎”，以赞美能变。可见他的《易》学比较活。

　　总的说来，荀子对经学的贡献，主要在经传方面。汪中《荀卿子通论》说：“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不以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了也。”其说是中肯的。

　　二、西汉经学

　　《周易》学秦代基本上没有经学。西汉初，惠帝除挟书令，开献书之路，经学才逐渐得到恢复。所以，从总体上说，西汉是经学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一是自汉武帝设五经博士，经学由私学变成了官学，得到了统治者的提倡，并成为知识分子做官食禄的必治之学；一是传注之学兴起，并形成不同的门派；一是今文学与古文学的形成与相互论争。

　　《周易》不在秦焚禁之列，所以一直传授不绝。汉初最早传《易》的，是田何。他的《易》学，受自孔子弟子高瞿的弟子眪臂的三传弟子光羽。汉惠帝时田何年老，守道不仕，惠帝亲自登门受业，所以他最终成为《易》学之宗。当时治《易》的，还有即墨成，官至城阳相；孟但，为太子门大夫。周霸、主父偃，也都“以《易》至大官”。田何弟子有王同、周王孙、丁宽、伏生，四人各有《易传》数篇。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易》博士杨何，即王同的弟子。丁宽从田何受《易》，学成以后东归，田何对门人说：“《易》以东矣。”丁宽到洛阳后，又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他自己又“作《易说》三万言，以传田王孙，为博士。王孙又传施雠、孟喜、梁丘驾，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又有《京氏易》。京指京房（非杨何弟子京房），受《易》于孟喜弟子焦延寿，以善明灾异得幸。

　　以上各家皆列于官学，另外汉代民间《易》尚有费氏、高氏二家。费氏名直，治《易》长于卦筮，没有章句，只是用《彖》《象》《系辞》《文言》解释上下经。后世称赞费氏《易》为古文，而备受青睐。汉代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之作传，以授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曹魏时期的王肃、王弼也为之作注。现在的《周易》，就是由这一系传下来的。高氏各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学出丁将军（宽），也没有章句，专说阴阳灾异。

　　《尚书》学西汉最早传《尚书》的是故秦博士济南人伏生，名胜。秦始皇禁《书》的时候，伏生把自己的书藏在了夹壁之中。不久大兵起，他也流亡异乡。汉朝建立以后，伏生回去找所藏的书，只剩下29篇，于是就用它在齐鲁之间教授。汉文帝时，就准备召他进京，而当时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上路，于是下诏太常，让掌故官晁错去跟他学，所学也是这29篇。

　　伏生的弟子主要有张生和欧阳生，二人共撰《尚书大传》。张生之学传夏侯都尉，都尉传其族子夏侯始昌，始昌传夏侯胜，胜传夏侯建，于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欧阳生之学传倪宽，宽又授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到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为博士。欧阳高的孙子欧阳地余也为博士，参加石渠阁会，元帝时官至少府。儿子欧阳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此《尚书》有欧阳氏学。

　　以上欧阳及大、小夏侯氏之学，是所谓西汉《尚书》三家今文学。《尚书》古文学出于孔氏。关于《古文尚书》的来源，《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壁之中。武帝末（初），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所以，传《古文尚书》的还是孔安国。《史记·儒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起其家，就是兴起了他的家法。这就是《古文尚学》学。《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不同，除了多出十六篇之外，还有文字方面的差异。

　　《诗经》学《诗经》虽属秦代禁书，但诗可以口诵，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被禁绝。西汉一代，《诗经》学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

　　《鲁诗》，由鲁人申培所传。申培受《诗》于荀子的弟子浮丘伯，汉初教授于乡里。《齐诗》，最早始于齐人辕固。辕固景帝时为《诗》博士，传齐人后苍，作《齐诗》。《韩诗》，韩指燕人韩婴。据《史记·儒林传》，韩婴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清河王太傅。他“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其学传于燕赵之间。《毛诗》，毛指赵人毛亨。毛亨受《诗》于荀子，作《故训传》，授毛？。当时人称毛亨为大毛公，毛？为小毛公。于是世有《毛诗》之学。

　　四家《诗》中，鲁、齐、韩三家为今文，毛属古文。实际上也只有个别文字与训诂不同而已。

　　《礼》学汉初最早传《礼》的是鲁人高堂生。他所传《士礼》十七篇，就是后世所谓的《仪礼》。高堂生的弟子徐生，善于“为容”（表演礼仪），文帝时为礼官大夫。后来世代相传，孙子徐延、徐襄及其弟子数人都曾做礼官大夫。

　　另外《礼古经》，与《古文尚书》同得于孔子旧宅壁中（一说出鲁淹中，为河间献王所得），共五十六篇，除去十九篇与高堂生所传本相同的，多三十九篇，所以又称“《逸礼》三十九篇”。

　　《礼》除经以外，还有“记”。“记”是礼家关于礼的撰著。《汉书·艺文志》著录《礼》一百三十篇，相传也出于孔壁。据郑玄说，当时传《礼》的有十三家，只有高堂生及其五传弟子戴德、戴圣的名字尚在。戴德（即大戴）传《记》八十五篇，戴圣（即小戴）传《记》四十九篇。

　　还有《周礼》。《周礼》本名《周官》，为先秦古书。关于《周礼》的流传，一般的说法，是汉武帝时有一个姓李的人得到了《周礼》，把它献给了河间献王，献王发现缺《冬官》一篇，购求不得，就用《考工记》补足，然后献给了朝廷，藏在了秘府，世人莫得见。一直到王莽时，刘歆请立博士，才显于世。

　　与《礼》相关的《乐》，秦火以后完全失传，所以汉人无传《乐》者。至武帝立五经博士，就不含《乐》，从此也就没了“六经”之名。《汉书·艺文志》有“《乐记》二十三篇”，只相当于《礼》之“记”而已。

　　《春秋》学孔子修《春秋》，叙事简明，微言而有大义，所以后世弟子口说相传，互有发明，于是形成了不同的门派，即所谓“传”。汉代流行的主要有《公羊传》《？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和《左氏传》。其中“《邹氏传》无师、《夹氏传》无书”，所以下面只说三传。

　　《公羊传》传自公羊高。文献记载：子夏传《春秋》与公羊高、高传其子羊，羊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与胡母子都二人将所传著于竹帛，而有了书。由于是公羊五世相传而来，所以题称《公羊传》。胡母子都以治《公羊传》景帝时为博士，弟子有公孙弘等。当时传《公羊传》的另一大师是董仲舒，也为博士。他以《春秋》灾异推阴阳变易，著《灾异之记》。弟子有褚大、殷忠、吕步舒等，皆至大官。胡母子都是齐人，所以汉代《公羊》学主要流行于齐。其特点是不重训诂，重点发挥微言大义，重王霸，盛称齐桓公，“为汉制法”，讲灾异神话，多妖妄之说、刻薄之语。武帝尊信《公羊》家，立博士，由此《公羊》学大兴。

　　《？梁传》传自？梁赤，系鲁学，也不重训诂，讲微言大义。但“下笔矜慎，于事实不甚明了者，常出怀疑之词，不敢武断”。不重视王霸，“有儒者之风”。汉初传《？梁》学的主要是江生。

　　江生受《？梁传》于鲁申公，传子孙。宣帝尊信《？梁》，闵其学将绝，征江生之孙为博士，选继教授。甘露元年，召名儒萧望之等人在殿中评议《公羊》《？梁》异同。当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瞚、伊推，《？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等都参与辩论，结果萧望之等人多从《？梁》。从此《？梁》之学大盛，周庆、丁姓均被拜为博士。《公羊》《？梁》虽均属今文，但《？梁》的传授方法则近似古学，所以后世有人以之为古文。

　　《左氏传》，本名《左氏春秋》，相传为左丘明所作。汉人说《左氏传》与经，犹衣之表里。《左传》与《春秋》的最大不同，就是叙事详尽，可知其旨在采集事实，以考同异，不以训诂为事，与其他解经之传不同。“汉兴，北平侯张苍献《左氏春秋》”。当时治《左传》的还有贾谊、张敞等人。贾谊作《左氏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又经贯长卿（贯公少子）—张禹—尹更始—尹咸、翟方进一线传到刘歆，平帝时，立《左氏传》博士。班固说：“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可知汉人《左传》学也讲义理。

　　今古文之争秦时社会上通行隶书。汉代相沿，从伏生传的二十九篇《尚书》，一直到社会上流传的其他各经，都是用隶书书写的，当时也无所谓今文。后来鲁共王在孔壁中发现的经书，都是用古文（战国文学）书写的，于是便把当时的文字隶书称为今文，遂有了古文、今文的概念。孔壁中发现的古文经，有《古文尚书》《逸礼》《论语》《孝经》等，后来河间献王从民间又得到了《周礼》等，张苍献的《左传》也是古文。这些古文经典，后来都上缴朝廷，被藏在了秘府，民间莫得见。汉武帝立五经博士。

　　成帝发秘府，命刘向校理旧文，于是古文始显。刘向死后，哀帝又命他的儿子刘歆代理父职。于是引发了今古文之争。古文经与今文经，本来只是个别文字的不同，由于利禄的驱使，今文学家对经书任意发挥，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逐渐宗教化，离原经越来越远。所以到了刘歆，开始建议朝廷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这一建议，受到今文博士们的反对。刘歆便写公开信（《移太常博士书》）指责他们。结果激起了更激烈的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能实现，他自己也吓得做地方官去了。王莽掌权后。把刘歆召回朝中，使掌儒林。于是刘歆再次倡行古文，得到王莽的支持。结果《古文尚书》《左传》《逸礼》《毛诗》都被立为学官，设立了博士，使古文经典第一次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古文经学由此得到了发展。

　　三、东汉经学

　　“七经”东汉是经学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变化，一是《孝经》《论语》升格为经，出现了“七经”的名称；一是在今古文论争中古文经逐渐由弱转强，今文走向衰落。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学大师。

　　自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五经”定称，专指《易》《书》《诗》《礼》《春秋》。《春秋》虽有三传。《礼》虽有《记》，均未尊之为经。所以一直至东汉初，还是五经。而到了东汉后期，开始出现“七经”的名称。七经，是指原来的五经加上《论语》《孝经》。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言论的书，相传为子夏等人共同撰定。西汉《论语》有三家，一是《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训说；二是《齐论语》二十二篇，属今文；三是《鲁论语》二十篇，也属今文，比较盛行。西汉治《论语》的学者除孔安国外，主要是王吉、张禹、夏侯胜等人。其中张禹最为有名。东汉初包咸治《论语》，并作章句。贾逵治《古论》，“为之训说”。后来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这也就成了后世《论语》的定本。

　　《孝经》，是一部专讲孝道的书，相传为孔子授意弟子曾参而作。西汉《孝经》也有古文、今文两本。《古文孝经》凡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作传，昭帝时鲁国三老献于朝廷，刘向校书时校及。《今文孝经》十八章，传之者有长孙氏，江翁、刘向“以《孝经》颜芝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仍属今文。东汉《孝经》升格为经，许慎、马融传古文《孝经》，各有注、说。郑玄、郑小同传今文，为之作注，成为后世定本。

　　今古文之争与今文的衰落经今古文之争，始终是围绕着立博士而展开的。古文经王莽执政时虽一度立博士，但不久随着王莽的垮台也就被废止了。东汉初，光武帝立五经博士十四人，全是今文。于是便引发了东汉第一次今古文论争。当时尚书令韩歆上书，建议立《费氏易》和《左氏春秋》博士。今文博士范升反对，引起论争，而光武帝最终立了《左氏》学，结果论议哗然，公卿大夫多次上朝廷争，光武帝便又废了《左氏》学。这场论事，最终虽然古文学派失败了，但从此以后相信古文的人渐渐增多，皇帝也开始渐渐倾向古文。

　　第二次论争，是在章帝时，建初六年，贾逵入宫讲《左传》《古文尚书》《毛诗》，并具条奏《左传》长于《公》《？》的地方，又为帝言《古文尚书》同异，又撰齐、鲁、韩三家与《毛诗》异同。当时今文家李育出面反对，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诏李育与诸儒在白虎观论五经，李育以《公羊》难贾逵，“往返皆有理”，结果古文家失败。

　　第三次是在桓、灵间。当时今文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和他的老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的观点，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以难《左传》《？梁传》。郑玄针锋相对，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批驳之。服虔也以《左传》驳何休。结果《左传》虽然没有被立在学官，但今文学则日渐衰落，而古文学则日渐兴盛了。

　　今文学的衰落，主要是其自身的弱点所致。今文学最大的弱点，一是妖妄，一是烦琐。因为今文学家从根本上是把经书作为升官进身的工具，所以他们必然要使经学为政治服务，因则往往用谶纬说经，使他们的经说中充满荒诞不经的迷信邪说，时间一久，自然被人蔑视。另外他们对经文的解释，支离蔓衍，极为烦琐，一经之说，往往多达百余万字，少者也有几十万字。这种烦琐的说教，自然也引人憎恶。

　　古文经学的兴盛及古文学家与今文经学相反，古文经学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与提倡，所以古文学家也用不着去讲灾异，去迎合统治者，去为政治服务。他们只是把经书看成史料，把经学当成学术，去研究而已。他们的治学方法，是“通训诂”“举大义”，不搞烦琐说教，所以古文学在民间得到发展。东汉由于光武帝一度立《左传》博士、章帝好古文经，相信古文经的人愈来愈多，再加上今文学自身的弱点，所以古文经学在民间逐渐地占了上风，成了私学的主流，并进而兴盛起来，最终取代了今文学。

　　东汉一代，出了一大批古文经学大师，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贾逵、许慎、马融、郑玄。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一生著经传义诂及论难一百余万言。经他倡导，古文经典得到推广传行，他也成为“诸儒宗”。

　　许慎字叔重，贾逵弟子，博通五经，当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称。撰《五经异义》及《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就是总结古文经学训诂的成就而撰成的，并成为我国第一部文字学著作。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才高博洽，为当世通儒，教养诸生，弟子千余，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使古文经学臻于成熟。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曾师从京兆第五元先，东郡张恭祖，师从马融，因而兼通今文、古文。他遍注《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等，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盙？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一百余万字，多传于今。郑玄注经，不拘家法，兼采古今，择善而从。结果形成一家之言——郑学。郑学的盛行，使古文、今文的家法完全混乱，从而也加速并导致了今文学的完全衰落。

　　白虎观会议与熹平石经白虎观会议，也是东汉经学中的一件大事。建初中，因今文学家杨终建言，章帝诏诸儒在北宫白虎观论考五经异同，“共正经义”。当时参加论定的大儒有班固及贾逵、丁鸿、刘羡、魏应、淳于恭、张？、李育等人，章帝亲临称制，并令班固记录撰集其事，而成《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又名《白虎议奏》，流传至今。

　　汉灵帝时，由于当时以甲乙科考试博士，致使诸博士互争高下，以至发生贿赂兰台私改经书文字以合私文的事。议郎蔡邕等人，又以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便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等一起上书，奏主正定六经文字，立石经。灵帝准奏，蔡邕便亲自书写，使工镌刻石经立于太学堂前东西两侧。碑高一丈、宽四尺，前后两面刻字，每面四十行，每行七十三字，共五十六通。包括《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鲁诗》《仪礼》及《论语》，世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我国第一次将经籍文献全文刻于石碑，这对经籍文字的统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唐代经学

　　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唐代是经学的统一时期，突出的表现，就是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的颁布及开成石经的刊立。而经学自身，又以音义、义疏及集解之学为发展特征。同时，经书的范围，也扩大到九经、十二经。

　　经书传至唐代，已经“去圣久远”，文字多有讹谬。太宗贞观四年（630），诏颜师古于秘书省校定《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经。颜师古名籀，祖父颜之推，是北齐名儒。他受诏集五经旧本，详加校阅，多所厘正。校完以后，太宗又诏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经过辩难答疑，诸儒及皆叹服。贞观七年，朝廷将颜师古所校定的五经颁行天下，称为“新定五经”。

　　从此以后，五经文字统一，不再有师说之异文。这是唐太宗统一儒学的第一步。

　　五经定本颁行以后，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义疏之学，起于六朝。至隋代，各经已均有义疏。孔颖达等作五经义疏，是一种带有总结性的工作。贞观十六年（642），五经义疏初稿完成，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于是太宗下令重加裁定。到太宗崩逝，未能完工。永徽二年（651），高宗又诏进行校正，于是长孙无忌等人又作增损订正。至永徽四年，始以《五经正义》之名颁布。其体例，是各经均选旧注一家，注下作“疏”，“疏”兼释经、注，有疏通证明之意，所以征收繁富，发挥殆尽。从此，五经经义无异说。而且朝廷每年明经考试，均以之为准，所以被天下士民奉为圭臬。

　　“九经”与四经注疏四经，指《周礼》《仪礼》《公羊传》《？梁传》。玄宗开元八年（720），国子司业李元璀建议允许习四经者入第，玄宗从之。至此，《三礼》《三传》均上升为官方承认的经，有了“九经”之名。于是乎又出现了私家四经义疏。

　　四经义疏，与《五经正义》体例完全相同。其中《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出现较早，作者均为贾公彦。二经义疏之注均用郑玄。《？梁传义疏》，为杨士勋作，注用范宁《集解》。《公羊传义疏》，为徐彦所作，出现最晚，注用何休《解诂》。四经义疏虽皆私家所撰，但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所以一直流传至今。

　　“十二经”及《开成石经》“十二经”，是指“九经”及《论语》《孝经》《尔雅》。《论语》《孝经》，本在汉人“七经”之内，历来传治不衰。《尔雅》，是一部专门解释古词诗的书，分为十九篇。其作者有以为周公所作，有以为孔子所作，也有以为子夏、叔孙通、梁文等递增而成。《尔雅》本身虽不是经，但它是读经的工具，所以自汉代学者就重视它。西汉武帝时犍为舍人及哀帝时刘歆均曾为之作注。东汉作注的有樊光、郑玄等。晋代郭璞，一人作了《尔雅注》《尔雅音》《尔雅图》《尔雅赞》，使《尔雅》之学渐盛。到了唐代，便升格成了经。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二月，命唐元度覆定诸经文字。十二月，命于国子监两廊刊立石经。至开成二年（837）十月告成，后世称《开成石经》，至今仍完整地保留在西安碑林。石经的刊刻，较五经定本的颁布是又一大进步，它为经字以至经学的统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并为后世经书传刻提供了可靠的版本依据。迄至今日，《开成石经》作为现存最早的十二经文字版本，仍发挥着它的作用。

　　陆德明《经典释文》陆德明名元朗，以字行。由隋入唐，任国子博士。所撰《经典释文》，是唐人最有价值的经学著作之一。该书博采汉魏六朝以来音切二百三十余家，兼取诸家训诂，考证各本异同，凡三十卷，分为《周易音义》《尚书音义》《毛诗音义》《周礼音义》《仪礼音义》《礼记音义》《春秋左氏音义》《春秋公羊音义》《春秋？梁音义》《孝经音义》《论语音义》《老子音义》《庄子音义》《尔雅音义》，及《序录》一卷，是汉魏六朝以来“音义”学之总汇。陆德明采诸本、访异同，撰成《经典释文》，保存了大量唐以前各经典中文字的音读，不仅为后人阅读研究诸经典提供了方便，而且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音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经典释文》的体例，一般都是摘采单字注音、释义，或直注直释，或引各家说，或引《尔雅》《说文》。对版本文字的异同，也多有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