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汉唐文明简本

第三节 同南亚、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周秦汉唐文明向周边地区的拓展，南亚、东南亚也是重要方向之一。

　　周秦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已经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文明有所沟通，考古发现的若干现象为说明这一历史文化过程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两汉时代，岭南文化的进步与西南夷道的开通表现了中国文化南向进取的积极态势，南洋航运的发展，描写了这一时期汉文化历史成就的辉煌的一页。

　　唐代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有些是通过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实现的。唐代海运所开通的陶瓷之路，经过南亚、东南亚地区，将中华文明的精美创造一直远送到遥远的非洲。

　　一、周秦两汉同南亚、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同南亚、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的迹象普遍发现于华南地区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是中国南方地区具有浓厚地方性特征的文化遗物。

　　有段石锛是石锛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其背部偏上有横脊、凹槽或台阶，锛被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便于装柄。

　　有肩石器又称作双肩石器，其中以锛数量最多，也有少量的斧和铲。有肩石器的共同特征是器形宽扁，上部有双肩，以肩为界，器身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装柄。

　　有段石锛的主要分布地域，包括太平洋西岸各地区、南美洲西海岸以及南太平洋诸岛屿和菲律宾等地，最南抵达新西兰岛。也就是说，这一器物类型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大部分地域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化特征。

　　有肩石器则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广东、广西、云南诸省区及香港地区，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如印度、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等地。

　　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尽管只是华南地区早期文化中的两种因素，但是其延续年代之长久和流布范围之广阔，却为其他文化因素所不及。这两种典型器物，不仅构成中国东南地区早期文化的主要特质，而且也成为有助于了解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原始文化演进脉络的指示物。

　　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的使用地域尽管在一定范围内有所交叉重合，但是却有各自明确的起源中心和流传线索。有段石锛在长江下游地区发源，随后主要循东路南下，进入南太平洋岛屿。有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发源后，则主要循西路南下，进入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及南亚诸国。

　　显然，中国东南地区的早期文化曾经对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诸岛屿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铜鼓：文化传播的神秘信号铜鼓是一种青铜铸作的打击乐器。

　　铜鼓的主要分布区，以中国的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海南诸省区，以及越南北部最为稠密。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有零星发现。

　　一些文献记载，在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有以“铜鼓”作为地名的情形，据说曾经有出土铜鼓的传闻，然而尚无考古资料可以证实，因此一般并不划入铜鼓分布区内。

　　中国是铜鼓分布最为密集、出土数量最多的国家。据初步调查，现收藏于我国各地各级文物博物馆单位的古代铜鼓，有1360多件。中国又是最早著录和研究铜鼓的国家，许多历史文献、文学作品和地方志中，都记载了南方发现和使用铜鼓的情形。据说历代官私著录，涉及铜鼓的，不下一百种。

　　铜鼓往往在盛会时作为主要乐器击打，有时也用作发布某种信号的工具，用以传递消息，召集群众。

　　关于铜鼓的起源，有印度说、柬埔寨说、越南北部说、中国云南中部说以及中国两广交界处说等多种。现在看来，以起源于中国说论据较为充实。这多种见解能够提出，足见铜鼓是一种跨地域的文化存在，其流传，表现出不同系统的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过程。

　　汉代南洋航运自汉武帝时代起，汉帝国开始打通了东南海上航路，推进了南洋交通的发展。《汉书·地理志》记述了西汉时期初步开通的南洋航路的交通状况：“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西汉时代，中国远洋舰队已经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代，中国和天竺（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相当艰难，然而仍大致保持着畅通；海路于是成为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二条通道，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佛教题材摩崖造像，其中又多有“胡人”形象，结合徐州东海地区佛教首先炽盛的记载，则可以理解海上交通的历史文化作用。汉顺帝永建六年（131），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或苏门答腊的叶调国国王遣使经日南航海来汉，同期抵达者还有位于今缅甸的掸国的使节。

　　秦汉时期南洋海路的开通，多有文物资料以为证明。

　　广州及广西贵县、梧州等地的西汉墓葬多出土形象明显异于汉人的陶俑。这类陶俑或托举灯座或头顶灯座，一般头形较短，深目高鼻，颧高唇厚，下颔突出，体毛浓重。有人认为其体征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人”接近。这些陶俑的服饰特征是缠头、绾髻、上身裸露或披纱。另有下体着长裙的女性侍俑。这些特征也与印度尼西亚某些土著民族相似。然而从深目高鼻的特点看，则又可能以南亚及西亚人作为模拟对象。这些陶俑的发现，反映当时岭南社会普遍使用出身南洋的奴隶，也说明西汉时期南洋海路的航运活动已经相当频繁。

　　广州汉墓还曾出土陶制象牙、犀角模型。这些随葬品的象征意义，也体现出南洋贸易对当时社会意识的普遍影响。

　　南洋海上交通的发展，在东南亚及南亚诸国留下了大量汉文化遗物。除出土地域分布甚广的五铢钱而外，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中还曾出土中国汉代陶器。苏门答腊曾出土底部有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纪年铭文的陶鼎。

　　秦汉时期海外航运的发展体现出与外域文化相互交流的空前活跃的气象，标志着历史的进步。然而同时人们又可以发现这种交通活动的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许即后世海运最终难以真正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当时海上贸易交往的主要内容，往往仅限于奇兽珍宝等等为上层社会享乐生活服务的奢淫侈靡之物，因而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并未产生广泛的深刻的影响。

　　第二，当时较大规模的海外交通，多由政府组织，如南海诸国，“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浮海来华的船队，也以“遣使贡献”者受到重视。而所谓“民间的海外贸易”虽然逐步得到发展，但是在海外交通活动中的比重，依然不宜估计过高。

　　第三，对当时中外海上航运活动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突出感觉到秦汉人在海外交往中相对被动、相对消极的倾向。当时东南亚及南亚人在南洋航运中相当活跃，汉使亦往往“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大秦人也不仅反复经行南海洋面，还数次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从事外交和贸易活动的足迹。然而史籍中却看不到汉人航海至于罗马帝国的明确记载。

　　海西幻人来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述永宁元年（120）掸国遣使奉献事，说到掸国与大秦的海上联系：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自言“海西人”，当浮海而来。《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又有“临西海以望大秦”语。大秦又称黎轩、犁？、犁轩，或谓泛指古代罗马帝国，或指古代东罗马帝国，包括今地中海东岸土耳其、叙利亚及埃及一带，也有以为专指叙利亚的认识。《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与东方往来通路有陆路亦有海路，而海路似较先开通，“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看来汉代文物资料中出现的深目高鼻的“幻人”形象，可能多是经由海路东来的大秦杂技演员。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海路航行之艰险，成为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严重阻隔。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是为人为制造的障碍。大秦使臣亦曾经由南海航路来访：“至桓帝延嘉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东汉王朝与大秦帝国终于至公元166年“始乃一通”。安敦，可能是公元138—161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Pius）或者他的继承人，公元161—180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留斯·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nns）。

　　二、唐代同南亚、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王玄策、义净的南亚之行今南亚的主要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唐时统称为天竺，其与唐帝国贸易往来频繁，并不时遣使通好。交往促进了彼此的文化发展。唐太宗时曾派人到天竺的摩揭陀，“取熬糖法”，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制糖技术。随着佛教经典的翻译，唐代产生了与佛教有密切联系的变文。唐代石窟的壁画和雕塑，均明显有着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也陆续传入，对唐产生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在7世纪末，中国的纸经中亚传到印度，以后又经尼泊尔传去了造纸术，从而使那里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

　　在唐与南亚的文化交流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自然首推玄奘。由于他沿塔里木盆地北缘，经高昌、热海（伊塞克湖），渡阿姆河，取道迦毕试（喀尔布附近）而入印度（此一线时称“北道”），后来返回则经昆都士沿塔里木盆地南缘一线（时称“中道”）可谓名副其实的“西天取经”。玄奘之外，还有两个人，同样对唐与南亚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王玄策和义净。

　　王玄策，洛阳人。贞观十七年（643），他曾三次奉命出使天竺，大大宣扬了唐帝国的国威，对7世纪中叶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国交与文化、宗教交流，建立了特殊的功勋。他曾撰《中天竺国行记》，已佚，《法苑珠林》等书中仅存零星遗文。

　　义净，俗姓张，字文明，唐齐州（治今山东济南）人。幼年出家，受具足戒后，访求名师，广探群籍。他羡慕法显、玄奘之高风，于咸亨二年（671）搭乘波斯商船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印度。先在那烂陀寺钻研佛学十年，后又到室利佛逝、末罗瑜（在苏门答腊）搜罗并抄写佛经，滞留南海又十年。他周历三十余国，历时二十五载，于证圣元年（695）携梵经近四百部归抵洛阳，武则天亲迎之。后在洛阳、长安翻译佛经十二年，译经凡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他还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记录了南亚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状况，是研究7世纪时印度、巴基斯坦和南洋诸国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这里附带再说说南亚另一个重要国家斯里兰卡与唐的交流情况。大家知道，斯里兰卡在我国史书上称狮子国。咸亨元年（670）和天宝初，狮子国曾两次遣使来唐。该国使者送来了大珠、钿金、宝璎、象牙、白？等贵重礼物。唐人李肇的《国史补》中讲，当时来广州的外国船只，以狮子国的最大，次数也多。这表明两国关系相当密切。

　　陶瓷之路唐代中国瓷器的外销，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物质文明史上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

　　在这一时期，无论陆上丝绸之路沿途的中亚、西亚和埃及，以及海上华船和阿拉伯船所停泊的印度洋各地，都有唐瓷的碎片遗存。自公元8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瓷器海外市场的开辟，直接推动了海上运输业的发达，使中外文化交流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有的学者曾经把南洋、西洋海上通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则称之为“陶瓷之路”。无论称作“陶瓷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注意到了这条通路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动脉。

　　在印度尼西亚，唐末中国瓷器的出土很早就受到重视。马来西亚沙捞越河口各遗址，也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也都有类似的发现。伊朗出土中国古瓷数量极多。其中晚唐制品尤为引人注目。伊拉克也多有唐瓷以及唐三彩出土。阿拉伯半岛的巴林，也发现过越窑青瓷碎片。

　　中国瓷器还远销非洲。出土物中也多有晚唐制品。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是阿拉伯人兴建于公元642年的古都。这一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中，有唐代越窑的产品。出土物中还有唐三彩。

　　唐代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广东和浙江沿海。从外销的窑口、数量和分布来，瓷器的外销与海运的兴起息息相关。

　　桑给巴尔·僧祗唐代中国同东非的交往主要是通过大食即阿拉伯与波斯商人进行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索马里以南至莫桑比克的东非沿海地区和岛屿称为“桑给巴尔”（Zanz-ibar），唐代中国人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受到他们的影响，译名于是依波斯语的Zangi称为“僧祗”。

　　大食商人曾经把东非奴隶输入中国。中国对于这些东非黑人奴隶有“昆仑奴”“僧祗奴”的称呼。唐代传奇中，昆仑奴的艺术形象以侠胆义肠感人至深。1954年陕西西安南郊唐墓曾经出土一件黑人陶俑，生动地表现了“昆仑奴”“僧祗奴”坚强健壮的形象。

　　唐德宗时代（780—805）宰相贾耽撰《皇华四达记》，准确详细地记载了中国至波斯湾及其以西的航程，其中说到的距波斯湾内乌拉国（今奥波拉）四十八日航程的所谓“三兰国”，有的学者认为在东非沿岸的桑给巴尔附近。

　　唐世有名可指到达非洲的第一人叫杜环，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是《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侄，出身望族。天宝十年（751）他随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军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兵败被俘，送至库法，受到优待，使他得以周游西亚，并随着阿拉伯使团经过埃及、苏丹到达埃塞俄比亚的摩邻国。后自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港回波斯湾，于宝应元年（762）附商船经海路至广州。写有《经行记》，记述他从耶路撒冷启程，经过埃及、努比亚到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的见闻及沿途风土人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已佚，仅在《通典·边防典》中尚存数条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