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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在其著《冰鉴》一书内就有《刚柔篇》,下分“总论刚柔”、“论外刚柔”、“论内刚柔”三节,专门探讨盈虚消长的道理。他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饣曹”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祸福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可能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柔顺、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柔顺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刚毅”过了头才需要柔顺,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柔顺。

  柔顺是什么?曾国藩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

  人生智慧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一语道破以柔克刚之奥妙。君子柔且刚,刚且柔,这又道出了刚柔相济之道。非一味地柔,而是为柔,月缺不改光;为刚,剑折不钝锋。那么,以柔克刚,要点在于“克”,柔是刚的手段,以柔为挺,以柔为进,这就是柔的实质。

  人生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运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事物的正与反也是处于动态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世上没有死的教条。面对悬崖如果直走过去,不但不能走到对面,相反会摔得粉身碎骨。只有采取迂回的方式,才能达到光辉的彼岸。

  在生活中,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往往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什么时候应当强硬,什么时候需要妥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暂时的妥协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强硬。

  比如奉劝别人,不能直来直去,要以婉转的方式打动他,这样才能达到说服他的目的。《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

  河南人乐羊子的妻子,不知是谁家的女儿。羊子走在路上时曾拾到一块金子,回来把它交给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叫盗泉的泉水,廉洁的人不吃嗟来之食,何况是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贪图利益从而玷污了自己的品行!”羊子十分羞愧,就把金子扔到野外,而到远方去拜师求学。学了才一年,羊子就回来了,妻子跪着问他回来的缘故,羊子说:“长时间在外,因而思念你,没有别的原因。”妻子就拿起刀走到织布机跟前说:“这绸缎是从养蚕抽丝开始的,后在织布机上织成的。一丝一丝的积累起来,才织成一寸,一寸一寸地不断积累,才能积成一丈一匹。现在如果割断这绸缎的话,就会前功尽弃,浪费了时光。您积累知识,应当每天学到自己所不懂得的东西,用来修养您的美德。要是学到一半就回来,与割断这绸子有什么两样呢?”羊子被妻子的一番话感动了,就又回去学完了学业,七年没有回家。

  就此看来,乐羊子的妻子确是一个奇女子,为了成就丈夫的学业,宁愿忍受空房的寂寞。但更让人佩服的是她劝人的方法。如果见到丈夫如此卿卿我我,就生气指责的话,羊子很可能听不进去。她拿断织来类比学业,形象生动,使人信服。效果当然不错,羊子七年没有回家而成就了学业。

  “以迂为直”的劝说方式,比直接“死谏”更有效。迂,并不是单纯的“迂回”或走弯路,这需要大智慧,是高层次的人生技巧。

  人世间的人情冷暖是变化无常的,人生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要知退一步之法,明让三分之功。因此,当你遇到困难走不通时,必须明白退一步的为人之道;当你在事业一帆风顺时,一定要有谦让三分的胸襟和美德,这样会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顺畅。

  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不仅自己时刻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而且不时要求身边人戒骄戒躁,厚道做人。曾国藩深悟“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的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珍惜自己的人际关系,心中常怀感激之情,不要用瞧不起的目光抵触他人,剔除虚假成分,谦虚有度,人才显得堂堂正正,谦虚不等于阿谀奉承,它是处于对人的真实的诚意。

  1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原文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力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虚欠虚欠。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

  翰臣方伯廉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然而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自家亲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说:“豫章平定贼寇,家乡保护人民,不要惊讶书生建功立业,都因为二十年积累道德学问才产生;翠竹斑如滴泪,苍梧招魂欲返,怎可疑惑贤妻死节贞烈,也如同千万载臣子死为忠孝的常行”。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众人学习之意,然而仅处于客卿的位置上,估计无人响应,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生存,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种情形的叹息呀!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尽心力修养德行的,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都秉持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说不上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法协理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而记录典籍以《周礼》做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通晓礼法,擅长游说辞令的人,常能说服众人,实现主张而使国家强盛。战国以后,以仪式的华美琐碎为礼,就是叔齐所讥讽的虚有其表。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追逐流俗啊!近代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原貌的佳处。秦蕙田编辑《五礼通考》,把天文、算学录入授时门一类,把地理、州郡录入体国经野门一类。这样做,对于著书的意义和条例来说,就有些繁杂不精,但该书对古代经营世事的礼则都全盘具备了,说不上有什么失误。

  原文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殓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译文

  崇尚节俭是用来培养廉洁之风的。过去,州县的佐官杂员有省城任职办事,国家没有薪水银两。如今,每月可领到数十两银子还嫌得到的少,是所说的不知足呀。要想学习廉洁正直,必须先知足。看到那些各地的难民,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而我们却衣食住行不缺,已属万幸了。哪里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哪里还敢任意糟蹋东西呢?不仅应当正当地获得利益,还要正当地赢得名誉。不要贪图向上保举获得功劳,不要贪图虚浮不实的名誉。事事知满足,人人守纪律,那么正当的风气就可挽回了。

  曾氏体悟

  曾国藩初出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借此来号召乡土的豪杰人才。

  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又说: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

  正因为他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对儿子纪泽说:“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习气,吃饭住宿,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约可以,略略丰盛也可以,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是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

  “一品”者,“一荤”也。他三十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遇庆贺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藏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他规定家中妇女纺纱织麻,他穿的布鞋布袜,都是家人做的。

  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真有这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不由得再三感叹,以为不能满足费用,所以又赠予四百两金子。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藩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系之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而且,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人生智慧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而贪欲者,众恶之本。人一旦贪欲过分,就会方寸乱,计算谋虑一乱,欲望就更加多,欲贪多,心术就不正,就会被贪欲所困,离开事物本来之理去行事,就导致把事做坏、做绝,大祸也就临头了。所以贪欲不忍,什么事情都会办不好,受贪欲的影响,总是奢望自己能够多占多得,不劳而获,稍不如人,便气恨不已,只见眼前的利益,有损人格不说,长远的利益也同样会失掉。

  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每个人都要注重自身修养,行动中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正”影响部属,激励部属。古人对这个问题就有清醒认识:《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什么是为政问题时强调:“为政就是正。君主端正自己,那么百姓就服从于政令了。君主怎么做,百姓怎么跟着做。君主无所作为,百姓怎么跟着做啊?”唐太宗也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卷一》)在《周书·苏绰传》中,对统御者本身做了形象比喻:“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射中也。”大意是说:君主本身,就是黎民百姓的“表”,就是一个国家的“的”。“表”树立得不正,不能要求有笔直的影子;“的”不明显,不能要求射中目标。如果君主不能自我治理,而希望治理百姓,这如同“表”歪却要求影子直。如果君主不能自我修养,而要求百姓修养,这如同没有“的”却要求射中目标。

  正人和正己的关系,其核心是正人必先正己。虽然讲的是君主和百姓,但其理适合于各行各业,凡有御者和被统御者存在,便都适用。历史上许多的统御者也做到了这一点。创造出“文景之治”的西汉文、景两帝,在他们统治期间励精图治并以身垂范——文帝诏开籍田,亲自耕作;景帝“朕亲耕,后亲桑”,都为百姓作出了榜样。我们亦应深知此道。2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原文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间狷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译文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就会心胸宽宏,无畏无惧,更不会羞惭。所以,公治长不愧对老师孔子,东汉范滂没辱没母亲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纯朴诚实淳厚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

  可是意外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沉思,充满悔恨不满。这时正应加深提高修养,发扬美德。不能因此而增疑虑,略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此地滥竽充数,结果也不太好。糟糕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跻身高明者之列。独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不会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原文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期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

  译文

  主张矫揉造作之说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做用它的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不通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导致伤害仁义,使道理颠倒不顺畅。

  高谈虚玄妙论,自己却没有见识的人,好像浮萍飘泊在江湖上。凭空论述本性、天命的学问,却不探求事物外在形状和内在神色,这种学问实际是模糊不清、说不通顺的。只有体察精微,不隐蔽自己意图,不屈挠自己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顺利行事。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终身才会没有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述矣。

  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阅览王夫之所注解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意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自己不可知、无法出力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上“尺蠖之屈”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欠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怎么勤苦终归庄稼焦枯绝收,这就是命。

  热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是性。热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答理,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者有或者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没有用力,这其中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曾氏体悟

  湘军成立之初,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计划。后以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之意,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两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岂能不知。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然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太平军完了,便有许多御用官吏,乘机制造罪状,打击湘军,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网打尽,这样毒辣阴谋,编修蔡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南京被占领后,曾国藩的名声一下子升到了最高点,可是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处理好与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另立新朝,与清政府对着干。二是裁军。曾国藩想了几天,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裁军。从而受到朝廷信赖。

  人生智慧

  《菜根谭》中说,“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忧,可以消躁急之念。”长久潜伏林中的鸟,一旦展翅高飞,必然一飞冲天;迫不及待绽开的花朵,必然早早凋谢。了解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凡事焦躁是无用的,身处被猜疑、被诬陷的横逆之中,只要能储备精力,重展身手的机会一定会来临,所以能够持久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抱着这种信念,才会跑完人生这段漫长的旅程。明代贤相李贤,就是这样一位。

  李贤,字原德,邓州(今河南邓县)人。明宣德八年(1433)中进士,奉命到河清视察蝗灾,授验封主事。他为人正直,对民间疾苦深有了解。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李贤看到塞外进关投降者足有万人,这些人在京城居住,每人每月实支十七石五斗粮食,而官府里的指挥使月俸为三十五石,但实支只有一石,一个降人相当十六个半京官。李贤上奏要求解决这种不合理状况,英宗没有采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军侵犯边关,大同吃紧,英宗朱祁镇为了振奋军民斗志,决定“御驾亲征”。这时,李贤又经从考功郎中升为文选扈从,跟随英宗亲征瓦剌:由于太监王振瞎指挥,英宗在土木堡蒙难,成了瓦剌军的俘虏,明军五十万人马土崩瓦解,李贤脱险回京。英宗落难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乱成一团,幸亏有于谦、于直等大臣的努力,总算把“国不可一日无君”的难关度过了,经皇太后的同意,另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景帝,改年号为景泰。

  李贤在景泰二年(1451)二月,给景帝上正本十策,也就是当好皇帝的十条方策:一、勤圣学;二、顾箴警;三、戒嗜欲;四、绝玩好;五、慎举措;六、崇节俭;七、畏天变;八、勉贵近;九、振士风;十、结民心。景帝非常欣赏李贤的“十策”,让翰林院书法家写成条幅,放在殿堂左右的屏风上,以便随时都能看到这十条。这十条实际上成了景帝表明自己心迹的行动纲领。

  李贤得到景帝的鼓励,更加积极进谏。他奏请朝廷改善边备废弛的状况,兵部尚书于谦建议景帝把李贤的奏章发给边将阅读,以示策励。景泰八年(1457),景帝病危。当时,被瓦剌放回的英宗被软禁在南宫,徐有贞、石亨等几个大臣搞了一次请英宗复位的政变。这几个人因此受到英宗的重用,而景帝时的大臣则大都受到迫害。英宗对李贤仍很器重,命李贤为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与徐有贞共同参与机要工作。李贤一身正气,气度端凝,向皇上禀报、奏对皆中机宜,深得英宗倚重。

  这一年山东饥荒,英宗召集李贤、徐有贞商议,准备发粮款赈济灾民,徐有贞认为,发放赈灾粮款,大多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李贤说,不能由于官吏的中饱私囊就不发放救济款,而坐视百姓死亡,这是因噎废食。英宗很欣赏李贤的观点,决定增加银两,做好赈济工作。石亨等人与徐有贞争权,并且忌恨李贤等御史对他们的议论,于是就向英宗诬告徐有贞和李贤,英宗竟听信谗言,将徐、李逮捕下狱。正好这天风雷骤作,李贤得释,谪为福建参政。还没起程,王某奏请挽留李贤,结果李贤留任吏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又重新担任尚书直阁。经过这一折腾,英宗更加信任李贤,李贤这才敢如实地把石亨等人所谓“夺门复位”的真相揭穿。原来,没有这些人的“夺门”,英宗也是可以复位的,他们抢在景帝咽气之前搞了一出“复位”闹剧实在没有必要。他劝谏英宗辨忠奸、远小人。英宗彻底明白了“夺门复位”的内幕后,对朝廷上下进行了一次清理,共清除冒功者四千余人,朝野均为之大快。3能屈能伸,寂静藏锋

  原文

  《杨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衷,而取验于颜面。

  译文

  《杨雄传》中讲:“君子遇到圣明的时候,就力行其道;遇到政治紊乱、君主无道的时候,就如龙蛇,可屈可伸。”龙蛇,就是讲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是屈的一方面。此言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古往今来有道的人,淡雅谦和无不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变化,是不是欲望没淡化?机心没有消弭?应该在心中猛省,表现在脸面上。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有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译文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用什么办法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趋向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人中君子,大都常常是终身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跟一般人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看到了大的东西,而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自从秦汉以来,所谓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尽呢?

  当他们高踞权势要地,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才智超过别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就跟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熙熙攘攘地生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而其中又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才智超过他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跟当日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熙熙攘攘的生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深义而地位显贵,因而泰然自若地自奉为高明,竟然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熙熙攘攘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同归于尽,而没有毫毛差异,难道不叫人悲哀吗?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志向和胸怀都很广大,事业规模宏远,但是,他们教训与告诫子孙,做人应该总是很虚心、谨慎、藏锋的样子,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贵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对于人,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让他们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一切都不要做;供应物品穿用,都要有节度。奇异服装玩物,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应该适宜地多多引见佐吏,相见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我就无法了解人们的感情思想,人情不了解,又如何知道民众的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治理国家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弟,都是意旨简约,往卑微处着想,收敛抑制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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