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大智慧

第十篇

　　曾国藩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国藩说：“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观金日石单、张安世二传，解示后辈可也。”霍光为前汉大将军，总揽朝政二十年，炙手可热，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高官厚禄，起阴宅，缮阳宅，晏游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族灭，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当初霍家奢侈之时，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预言道：“霍氏一定灭亡。他奢侈又不谦逊，不谦逊定轻怠了皇上。轻怠了皇上就背了礼。权倾朝野，妒忌他的人很多。天下人妒忌他，他言行又不注意，怎能不亡！”徐生的话，不幸而言中。而与霍光同时代的金日石单则相反。例如，他见长子与宫人淫乱，亲手杀之；皇帝赐给他宫女，他“不敢近，其笃慎如此。”班固盛赞他说：金日石单“以忠厚尊重来使皇上悟出事理。他忠信自著，功为上将，荫及后世，世代忠孝，七代都在宫中作内侍，多么兴旺！”

　　曾国藩要求弟弟澄侯把霍光、金日石单的这些正反事例“解示后辈”，意在要后辈戒奢戒骄。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

　　曾国藩治家有方，兄弟多有建树，子孙也人才辈出，家中一团和气，尊老扶幼，子孝妻贤，世世代代广为流传。

　　人生智慧

　　家和则福自生。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没有不应承的，一家人融洽相处，和气蒸蒸，像这样的家庭不兴旺发达，从没有过。相反，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彼此扯皮，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不衰败，也从没有过。

　　现在的家庭大都是三口之家，因此家庭关系远比曾国藩那个时代的家庭关系单纯，一般说来，家庭关系越单纯，彼此之间也就越好相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矛盾随之消隐。相反，这种矛盾以一种更精细、更微妙的形式存在着，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况且，现代家庭关系始终保持着人类家庭关系的基本结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家庭的矛盾和冲突就基本存在于这几种结构之中。

　　家庭矛盾并不可怕，产生一点家庭矛盾也很正常。即使是一个人，也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唇齿之间，也有不和睦的时刻，更何况是年年月月生活在一起的另外一个或几个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兴趣、观念和独立性，这是矛盾产生的根源；解决家庭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和，当然，或许有人会说，我可以不理，去躲或逃，然而那矛盾仍然存在着。夫妻之间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那矛盾已无法解决了，或者不愿意解决，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和独立性；即便如此，那矛盾也仍然存在着，甚至以一种更尖锐的方式存在着。

　　所以说，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和。左宗棠讲，“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这个和，就是看你是否尊重他人的独立性，是否理解并宽容他人的性格、兴趣和观念。这个和，不是说你应在矛盾产生时才讲，而是在你平常的生活中就自然而然地这样做。

　　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是最核心的关系，这种关系处理得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其他关系，夫妻不和睦，往往导致婆媳不和，父子反目。那么该如何对待夫妻关系呢？当然你首先得爱她、关心她、体贴她，不要计较她的爱，爱情是最脆弱的，你越计较，爱情就越稀少；在家庭中，你创造的爱越多，你获得的爱也将愈多；你越吝啬你的爱，你获得的爱就越少。

　　其次，在矛盾产生后，应该冷静，尽量减少过激行为的发生，不要动不动就喊离婚。在世界上，谁怕谁呀！当然这也可能是愤极之辞，正因为如此，它才最刺痛人心。有人离婚，不是不爱对方，甚至她找不到他以外的更爱的人，但由于出言伤人，酿成苦果。他呢？也应反省自己，即使道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妨给她一个台阶，也许她就因为你有这等气量而更加爱你。

　　还有一个小办法，但很灵，那就是当天的矛盾当天解决。荀子讲，无宿问，说的是学习碰到疑难，当天解决，不要过夜。解决夫妻矛盾这个办法也很好，有什么纠纷，当天解决，不要等它过夜。有人喜欢打“冷战”，耗它十天半月，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有新矛盾，旧的问题就会风助火势，激化矛盾。

　　有人生活了一辈子，也找到了一些适合他们的解决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应以“和为贵”。3虚怀若谷，恪尽职守

　　原文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译文

　　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察访官吏要点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却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却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最好的解释。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只谋私利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行为上去勘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识见能力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译文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来，圣贤豪杰，哪怕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是所说的“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呀！

　　原文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译文

　　我踏入仕途已有好些年了，看够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达官贵人、显要人物，特意显示出从容宽宏的气派来提高声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这种现象我久已知道并熟悉。但自己多年养成的惯常禀性，不仅没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惩治迂腐恶象这一途径，心里本想改变一下社会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的坏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超过应有的限度，有时更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深重怨恨，被一些人讥讽而自取其罪。然而，真正有道德的君子本不应责备他人没恪守中庸之道，还理当同情体谅他被激发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许多事都难办、焦灼万分的时候，没有不想着干脆眼一闭，睡到棺材里躲避算了。舒舒服服地休息，什么事也不管，也许比今日活在人世间更快活。于是变焦虑的愈多，公事越繁乱，而快乐死期却杳无音信。况且又晋升为大学士，责任更重，被人指责评议的地方也越多，别人以官至极品为荣耀，我现在真把它当作痛苦，懊恼的境况，但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又万万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曾氏体悟

　　勤敬之于政务，首要的是治民；而治民的第一要义是爱民。做官的人，首先需要有政见或者施政纲领，那是对整个时局的看法，对自己所领导的部门基本构想和设计；这见解或者从历史中来，或者从经验中来，或者从部属中来，但不能没有见解。官越大就越需要有见解，那是他的行为守则、思维准则和施政原则。

　　早在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对于内忧外患纷陈迭至的原因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困惑不解中他涉猎了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著作，自然地把对西方的了解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曾国藩从中寓悟到，必须经历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改革，才能使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振作起来，以重新恢复到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改革的切入点应是整顿吏治，改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为此，他先后上呈《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痛陈对统治危机的忧虑，阐述吏治弊病的极度严重，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种：退缩与琐屑。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的勤敬精神在他治军方面有深刻的体现。曾国藩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国藩说：“担心民心一旦失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堵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希望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目的在于，要在精神上唤起兵勇的自觉，以对抗太平军。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

　　曾国藩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曾国藩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

　　曾国藩在湘军操练上，严格要求，从不间断，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到熟练掌握技艺的程度，从而训练出一支精强的军队。

　　人生智慧

　　为政须勤敬，当官须勤敬。成大事者，必以事业为重。诚惶诚恐地对待自己的权力，尽职尽责，如履薄冰。古往今来，中国不乏这种人物。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称一绝。康熙帝从政六十余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彻曙听政，日哺而食；数十年间，极少间断。这是康熙帝勤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康熙帝于每日清晨至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这就是衙门听政之制。而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务在精勤，有始有终。在他执政的前几十年间，“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仍用左手执笔批旨，而决不假手他人。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并非过誉之词。

　　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以身作则，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后来的雍正帝、乾隆帝等树立了勤政的榜样。

　　雍正帝从政，日日勤慎，戒备怠惰，坚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

　　知勤敬者，在于努力充实自己，恰如宋代的赵普。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元勋，宋太祖赵匡胤待他如同手足，任命他为宰相，不过他出身微贱，很少读书，处理朝政多凭经验，全无学术。

　　公元965年（太祖乾德三年），北宋消灭了西蜀国，宋太祖将蜀国国君孟昶之妻，著名绝色美人花蕊夫人据为己有。一次他发现花蕊夫人所用的梳妆镜的背面有“乾德四年铸”五个字，不由十分惊疑，问道：“这‘乾德’二字怎么和我朝的年号相同，这是哪个朝代的？”

　　花蕊夫人答不出，宋太祖遍询大臣，赵普茫然不知所对，其他大臣也不能回答，只有翰林学士窦仪答道：“蜀国旧主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

　　太祖十分高兴，就道：“看来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窦仪确实具有作宰相的才识！”

　　太祖便有任窦仪为宰相的考虑，当同赵普商量时，赵普想，如果窦仪入相，自己便相形见绌了，便回答道：“窦学士学问有余，治国的能力却是不足。”

　　于是此事作罢，不过太祖也劝赵普多读点书。赵普从此手不释卷，每日退朝归来，便独处一室，关上房门读书，直到深夜，到了第二天入朝理政，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很有章法。他去世后，家人入室检点遗物，发现书箱中只有一本《论语》，原来赵普晚年所读的，就这么一本书，他自己也曾对太祖的继承人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半部帮助太祖夺天下，半部帮助陛下治天下。”后世遂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赵普虽然有武大郎开店之嫌，但他还是知道提高自己，最终不愧为一代贤相，不像有些官员，自己永远安于武大郎，却又永远拒绝高人指点。4廪实为要，勤俭为本

　　原文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

　　译文

　　勤俭自立，习惯劳苦，可置身优裕的环境，也可置身节俭的环境，这才是知书达理的君子。我做官二十年，一丝一毫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还谨守艰苦朴素的家风，极俭朴也可以，略丰厚也可以，太丰厚就不敢领受。凡是仕宦人家，由俭朴到奢华容易，由奢华恢复俭朴可就难了。人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养成懒惰习气。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凡是勤俭节约的，没有不兴旺的；凡是骄奢倦怠的，没有不破败的。

　　大抵治军、治国方面，没有充足的财力使用，就无从下手。自从王安石因理财被正人君子评论批驳，后世的人就避开理财的问题，以从不说财力有无多寡为高明。实际上到了补救国力时就艰难了。断断不是贫穷困苦能解决问题的，叶适曾说：仁人君子不应当不讲理财问题。这真是个很好的说法。

　　原文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译文

　　洋务本来很难处置，但根本问题，不外乎孔夫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浑厚；敬，就是慎重；信，是不说假话。然而，说起容易，真正做到极难。我们应当从此处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能因小的利害关系而改变。如果一定要推我主持洋务，也不敢推脱。将祸福置之度外，只以不了解外国的情形而深为忧虑。上海那里如果有很懂洋务、了解洋情，而又淳厚正直的人，可请他到我这儿来一趟。

　　从正理上说，我们以孔子的忠敬来与洋人共事；从机谋私利来讲，我们可以采用勾践卑辱以使吴王骄傲的方式，来对付洋人。听说前些日子，上海的兵勇多被洋人侮辱轻慢。而自从你带湘淮各处兵勇防卫以来，还从没有受辱的事。孔子说：能够自治的国家，谁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严肃，各种事宜处理妥当，自然不会无端受欺。既然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自然无后患。以柔和之道谋发展是这样，自强的路也是这样。

　　原文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译文

　　就各省出海口来说，我认为和外洋通商，正和内地盐务相同。通商就是以海外的土特产，行销中华大地。盐务是以海滨的各物产，行销于口岸各方。通商由广东开始，由闽、浙到江苏，到山东，到天津，盐务也是兴起于广东，由闽、到江苏，到山东，直达天津。我们以“耕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泰西各外国以“商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需要动用军队时，就重重地收商人的资费；和平无事时，就照顾随顺众商人的要求。众商人所请求的，国王没有不应允的。他的公使代商人向中国提请的事务，定要等到应允才罢休。众商请求开放三子口，不但便利洋商，也便利华商。中外贸易，互通有无，购买实用的外洋器物，更属名正言顺。

　　曾氏体悟

　　曾国藩“廪实”的理财之道，自然是从俭字入手。他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告诫人们，须知“一文钱摔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因此，在理财问题上，大手大脚最是要不得的，既不利于人的德性修养，又不利于财物的积累。

　　曾国藩曾对家中的理财之事做过严格的限定，说起来很有意思。

　　他说：从来一国或一家的财政问题不出大乱子，都是由既勤劳又节俭所致。我平生也很重视以“勤”字来激励自己，其实却没有做到勤，所以读书时没有手抄的札。前在军营排场很大，沿袭下来没有改变，近来因为多，费用更是漫无限制。从节俭变到奢侈，跟下水一样容易；由奢侈返回到节俭，则难如登天。我在任两江总督职时，还存下朝廷给予我的两万银子。我当初没有料到竟有这么多，但像今天这样放手用去，转眼就会马上用光。你们以后持家，要学陆梭山的办法，将每月要用多少两银子限定一个固定的数目，另外封好称出来。本月用完，只准有节余，不准有亏欠。衙门奢侈之风气，不能不彻底痛改。我带兵之初，就立下志向，不取军营钱财来肥私囊，今天所幸这件事被我基本上做到了。但我也不愿意子孙过于穷困，低三下四去求别人的施舍，只要靠你们大力推崇节俭的美德，善于操持以后的生活。

　　曾国藩在这里之所以反复强调勤俭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教导其子女要懂得生活之艰辛。

　　当然，其目的是不愿意子孙后代过贫困潦倒，低三下四去求得别人恩赐的生活。如何避免这种困境的出现呢？曾国藩教导子孙后代的办法就是谨守节俭二字，只有这样才能理好家财，操持好以后的生活。

　　曾国藩以勤俭持家，就是在署衙中，他也以“廪实”的“俭”字诀教诲幕僚。他讲了很多徽商的经营理财之道。明、清两朝间徽州出大商大贾，全国出名，而他们致富的原因，曾国藩认为离不开“俭”字诀。他说：徽州以勤俭甲于天下，所以其富庶也甲于天下……青衣童子在家赋闲，或长途跋涉而进京应试，都是身穿仅到小腿的短衣，光脚穿草鞋，随身只带一把伞，为节省轿子、车马的费用而徒步出行。而其实都是拥有千万金的富室子弟。徽州人无论士、工、商，都很俭朴，所以他们起家致富，称雄天下，没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家业就不能

　　称为富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