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民族移民

第二节 生意人蜂拥而至，兰州商业异军突起

　　从1935年开始，京、津、晋一带的商人和商业团体及流亡人口就陆续迁往兰州，最初经商者一般不带家属子女，而抗战开始后不得不将家眷接来兰州，甚至连晋南蒲剧也搬来兰州上演。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兰州，除原来的商号扩大、从业人口增加外，还出现了遍布于全市的小商业经营者。

　　大量人口迁入兰州，成为兰州私营商业迅速走向繁荣的催化剂。1945年前后，兰州的商店总数已达到2095家，营业总额增加到10亿多元，店员人数也达1.3万人之多。仅兰州的杂货店就有277家；京货店更是分门别类，形成了专门经营布匹、丝绸呢绒、百货、服装的商店。其中布商114家，丝绸呢绒商26家，百货商98家，服装商63家。此外，茶商、烟商、食品商和粮行等均有较大数量的增加。与之相适应，进出口货物也大幅度增长。

　　在其他大城市遭受日寇蹂躏、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兰州商业却异军突起，独占鳌头。但就整个发展来看，兰州地区的商业与东南沿海和内地城市相比，其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即使是比较有名的京货行、杂货行、茶叶行和烟行等，资本额也大都在几千元之间，最多不过数万元，甚至还有几百元者。在这些商行中，除了极个别的新兴近代商业外，许多都是恪守封建行规、循规蹈矩的的小商小贩，甚至一些京货行、杂货行乃至十分有名的茶销业和水烟业，也不例外。这种状况，使兰州地区没有能够出现十分有名的富商大贾，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兰州商业迅速走向了衰落。

　　在兰州，抗战时期的经商者始终以外地人为主。如著名的山西绛太帮，在兰州经商者约有一万余人，兰州的海菜行（酱园）、客栈业几乎全为他们经营，其他绸布、百货、五金、铁器、杂货、行商等也大都为其经营；京货、杂货业大都以京、津一带商人专营；水烟中的青丝烟也主要由陕西籍商人经营。所以有人说，兰州“金融之权，操纵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购办皮货绸缎杂货事业，津、晋两帮，又称并驾；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这些外地商人的移居兰州和对兰州商业的大规模经营，使各地先进的经营方式传入兰州，为兰州商业的发展及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兰州商业的发展，还使兰州再次扮演了“丝路”重镇的重要角色。当时，俄国商人在兰州专门设立机构，运销各种土特产品。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仍然通过兰州，经嘉峪关、新疆等地，将大量的皮毛、药材、茶叶等，运销西伯利亚和其他地区。当时，中西交通更加畅通无阻。在国内，兰州的商人将南方大量的工业品运销新疆等地，新疆等地丰富多彩的土特产品如地毯、皮衣、葡萄干又被运回兰州。在甘新公路修通后，这种交流更加频繁。兰州终于再次成为古丝绸之路上一颗明珠，古老而神奇的“丝绸之路”重新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彩。其时，一方面兰州的商人奔波于全国各个地区，从其他城市购买各种工业品运销兰州市场；另一方面，外地商人也在兰州设点立行，运销西北土特产品。由于兰州地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使本地工业品的销售量迅速增加，尤其是面粉、火柴、纺织等工业品更是名列前茅，年平均销售值均在数百万元以上，纺织品的销售量甚至在数千万元以上。所以，抗战前后，兰州工业格局迅速发生变化，原来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作坊迅速向以机制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过渡。据1943年统计，这一时期，兰州地区的机制工业厂数已达106家，除了战前创办的25家外，战后新增加81家。与此同时，由于烟草、食品、面粉、皮毛等销售量的增加，使农业、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兰州市已成立和筹备的同业公会共有102个，计2252户。1940年，贺笑尘当选兰州市商会理事长。早在抗战前，就出现了“甘肃羊毛的产量及绵羊头数均在中国占多数”的局面。农产品中水烟、棉花更是兰州出口货物的大宗，动辄数百万斤。从此，兰州的水烟和皮毛成为名闻遐迩的土特产。近代兰州，客商的足迹不仅遍及中国各个城市，而且还与欧美人直接交往。这种交流，除了将国内外先进的工业品引进兰州外，客商们也将兰州的工业品和土特产远销国内外。尤其是西北地区有名的农副产品，更成为国内外商人及消费者青睐的佳品。这种商品的交流，使兰州地区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兰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代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外地先进的经营方式进入了兰州的城乡经济之中，许多农牧业产品不再是一般的产品，而直接变为商品，并一开始就进入流通领域。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观念的转变。广大农民开始自觉接受新鲜事物，并走出家门，去了解世界。

　　抗战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兰州的商业贸易，主要由山西和陕西商人经营，尤以山西商人较多，仅从当时在兰州的山西商人的人数上就可见一斑。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当时的兰州警察局调查全市人口仅有十余万人，而山西和陕西人就达一万多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0%以上，山西人又占多数。这一年的商业已经极为萧条，但在兰州的山西人还有如此之众，可以想象商业兴盛之时，往来于兰州的山西商人该有多少。

　　柴仲圭便是晋商中的代表人物。柴仲圭（1892—1966年），山西省新绛县北柴村人。13岁时，随其父来兰上学和经商。1929年其父病逝，他继承父业，在兰州经营“致兰斋”海菜铺。仲圭注重商业道德，讲究经营信誉，且以店为家，勤于事，精于业，重质量，创出远近闻名的优质糕点兰州饽饽点心。他善于经营，精于理财，持之以恒，稳步发展，先后在兰开设“中和当”“均和当”当铺两处，“德顺诚”食品店、“顺德”百货店、中盛永洋广杂货批发店各1处，购置房屋10多处，还在家乡新绛县开设顺城食品店1处。

　　建国前兰州海菜行有五大名牌产品驰名西北各省，即致兰斋的饽饽点心、三合公的水晶饼、恒丰裕的白酱油、高明远的甜面酱、文聚成的蓼花糖。其中饽饽点心，色香味俱佳，名冠榜首。

　　20世纪中叶，兰州的晋商中名气最大、贡献最多的当属奇才贾继英了。

　　据考证，贾继英曾因给八国联军入侵而逃亡的西太后借银元30万元，后任清廷“大清银行”行长；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四儿媳、六儿媳和最小的子女避难兰州，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在兰州生活工作了七八个年头，期间大力支持甘肃办矿。1943年去世后，埋在五泉山的一黄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