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诗文集和地方志为标志的兰州士人文化形态完全形成。据《兰州市志·文化事业志》载:“自魏晋至明清,兰州地区共有164人著有诗文集263种(笔者注:绝大部分为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的作品),蕴含相当丰富的兰州历史文化信息,值得研究和开掘。还有自明初以来的多种方志,其中最早的方志是《金城志》,明肃王在永乐年间令儒臣修纂,可惜早已湮灭。”
据有关史志记载,清代,由于兰州地区士人群体进一步扩大,士人著作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见于史志的就有96人,共撰著作169种,其中经学方面的有皋兰杨维仁的《周易汇参》、皋兰佘德楷的《易翼贯解》等15种;历史方面的有皋兰王鉴潭的《历代帝王总纪》、皋兰张国常的《土司蕃族考》等4种;军事方面的有皋兰杨维仁的《训兵纪要》、皋兰朱克敬的《历代边防汇钞》等5种;医学方面的有皋兰张振濯的《痘症管见》、皋兰秦霖熙的《惊风治验录》、金县刘一明的《眼科启蒙》等10种,农田水利、个人诗文著作及其他方面的有135种。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兰州、甘肃乃至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历史状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是兰州地方史志学的重要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官修史志的空前发达。这一时期由地方官府组织或个人编纂所修的志书和由私人撰写的史书众多,民国以前的30部地方志中,有26种修于明清两代,其中清代的有朱士华纂的《兰州志》、陈如稷纂的《重订兰州志》、吴鼎新修,黄建中纂的《皋兰县志》、黄璟修,秦维岳纂的《皋兰县续志》、卢政纂的《皋兰县续志稿》、张国常纂的《重修皋兰县志》、耿喻修,郭殿邦纂的《金县志》、恩福修,冒蕖纂的《金县志》、无名氏纂的《平番县志》、李绍晟纂的《青城记略》等。
在现存兰州诸地方志中,体例严密,影响较大的是清光绪年间张国常编纂、1917年刘尔炘刊印的《重修皋兰县志》。
张国常(1836—1907年),字敦五,别署冬坞,兰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由于他生性恬淡,不迷恋官场,因而数月后辞职归里,侍奉老父。后受陕甘总督之聘,任兰山书院山长20余年,教授选自全省各府州厅县的学生,这一时期考中举人进士的,大多是他的学生。张国常为人端庄,教学严肃,学生心怀戒惧,发奋苦读。张维《陇学略述》说他:“常用经史教授,先后从学者甚众。训诂严谨,为一代宗师。”兰州著名学者刘尔炘、王烜均为其所培养。光绪十六年(1890年),甘肃学政胡景桂疏荐,加员外郎衔,以表彰其兴学造士之贡献。
张国常虽然是封建时代的士人,但他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却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光绪十六年(1890年),陕甘总督杨昌浚在督署东侧(今甘肃省人民政府东侧)创设了甘肃电报局,栽了电杆,架设通讯线路。恰巧遇到那一年旱情十分严重,一些迷信的绅民便认为是由于栽了电杆,破坏了风水所致,便想拔除电杆缓解旱情。张国常却不相信这些迷信传言,亲自出面解释劝说:以前没有电杆,旱灾照样经常发生,可见天旱与栽电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经他劝说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通讯杆线才顺利地架设起来。
张国常虽是饱读诗书的封建文人,但却思想进步,能顺应时代潮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甘肃奉诏将书院改为学堂。三十一年,清廷下诏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科举制度宣告结束,多数绅士学子对这一巨变深惑不解,抱着抵触情绪,牢骚怨言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而张国常却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是明智的做法。张国常撰文解释,称赞崧蕃雷厉风行地废科举、创学堂的政绩,并呼吁学子“相与戒帖括(八股文)之陋风,鄙记诵词章之凡想”,鼓励他们读有用的书,学习机器制造,数学、地理知识和外语,为家乡服务,为国家做贡献,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
在教学之余,他博览群书,潜心治学,著述《听月山房诗词文集》、《土司蕃族考》、《甘肃忠义录》、《重修皋兰县志》等书。《重修皋兰县志》为甘肃有名的地方志。张维在其《陇右方志录》中给予高度评价:“(志书)分图、表、志、传四纲,依类相从,有条不紊,旧志讹误,订改无遗;又始立方言、金石两目,义例谨严,文词渊雅,吾省名志也”。张国常的《重修皋兰县志》为兰州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科举时代,一个名进士,不谋仕途显达,不求生活安逸,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在一个书院任山长20多年,辛勤课士,致使兰州地区人材辈出,这在封建社会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被誉为“陇上文坛泰斗”。
这一时期,兰州士人继续深入地研究甘肃、全国的历史,并撰写出一些著作。同时继续整理经学,著书立说,为兰州地区的经学发展做贡献,如杨维仁所著《周易汇参》、王怀玉所著《羲经精义》等。
清代也是兰州书法与绘画的昌盛时代。这一时期的书法多学二王和唐宋名家法帖,楷书端庄,篆书圆劲,草书飞动,行书纵逸,绘画方面,唐琏的画骨格清奇、笔意生动,马虎臣的花鸟虫草气韵生动。
唐琏,字汝器,号介亭,是清代兰州著名的艺术家,书画俱佳。他的画先学倪云林,后学荆浩、关仝、李龙眠,经过融会贯通,遂自成家数。《国朝画后续集》和《墨香居画识》对他的评价是:“点染云山,苍茫古秀,陕人目之为小子畏。”子畏是明朝唐寅的字,可见对唐琏的画评价之高。唐琏的书法也很有名,他的学生任国钧说他“行年七十有余矣,而画法入唐,且能日作蝇头千余字,勤勤忘倦。”唐琏的书法古朴雅健,真、草、隶、篆均有自己的特点,特别讲求骨力,正如唐琏自己所说:“学书不贵形貌,筋骨精神尚焉。”
据陈永革《清代陇上著名书画家唐琏》一文介绍:他精通诗、文、书、画、印、琴、医、道学等,集多种技艺于一身,尤擅书画和医学。清乾隆年间至甘肃名胜榆中栖云山(现兰州市东郊榆中县境内的兴隆山西山)修道,住持四十余年,道艺甚高。他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在书画理论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在书法方面,他十分重视书道,认为学书者要懂得文字的源流,考究真、草、隶、篆、行诸书体的演变,不作媚世之书。他在当时的金城艺苑中与朱克敏齐名,同被誉为“兰山二秀”,著有《松石斋印谱》等,作品流传甚多。唐琏书法诸体皆精,尤以行草书显山,其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也以行草书居多。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并达到了返璞归真,自然大成的最高艺术境界。作品《唐琏行书七言对联》用笔老到,自然流畅,上下联错落有致,方圆兼施,一气呵成;用墨粗细变化有致,枯润结合天成,善用胶,淡墨法;笔法或连或断,或慢或疾,或轻或重;结体上紧下松,以长势为主,兼用方、扁体;造型优美别致,变化多姿,章法布局协调,厚而不实,虚而不空,恰到好处;落款钤印与正文浑然一体,洒脱秀丽,飘飘然如有仙气。
唐琏的学生温虚舟也是清代兰州有名的画家。温虚舟名又新,号野园居士。幼年即喜欢绘画,长大后拜唐琏为师学习书画。成名以后,为表示永远不忘老师的教诲之恩,捐资刊刻了唐琏的书画理论专著《松石斋集》。温虚舟擅长画山水、人物,其画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马虎臣,名文炳,字虎臣,号正山道人、五泉髯叟,清同治、光绪间兰州人,回族,是清代兰州有名的回族画家,他的花鸟画取法八大山人、石涛、李复堂等,笔墨简练豪放。马虎臣精山水花卉,特别善画写意墨牡丹,被人们称之为“马牡丹”。他所画的牡丹,一花数叶,疏斜历乱,别具情趣。他的画作曾经受到清太后慈禧的赏识。清同治六年,陕甘总督穆图善慕名观赏他的画卷,感慨万端,叹赏不绝。他所画的“雪景图”、“墨牡丹”等现藏于甘、宁、青穆斯林家庭。
马虎臣不仅善画,而且也善诗,他所写的七绝“不官不隐亦优哉,多少名花掌底开。为我子孙留富贵,玉树之下起楼台”。抒发了致力花鸟画创作的愿望。他常与回族进士马中律、举人马世焘以及名画家朱克敏、温虚舟友好往来。
清代,兰州书法名家甚多,从现存的一些碑刻、名胜楹联看,历代肃王、历届地方官员大多能文善书,如林则徐、左宗棠等,都是书法大家,只不过这些人由于政绩过于显著,其书法往往被人们忽略。
楹联与书法的完美结合,是明清特别是清代兰州士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兰州虽地处西北边陲,但自有明以来,人文颇盛,除诗词而外,楹联佳作亦复不少,遗憾的是,由于时过境迁,清以前的楹联几乎无存,现存楹联均为有清以来的作品。各种类型、各种内容的楹联都有,但影响较大的则是名胜建筑楹联。清代以来,在兰州题过联的有名的或较有名的楹联作者主要有梁章钜、谭云观、查九峰、吴柳堂、左宗棠、裴伯谦、龚允凯、谢威凤、吴可读、刘一明、谭钟麟、刘尔炘、吴镇、慕寿祺等数十人。
兰州地区的楹联书法最早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但至明清时期,已经十分兴盛。自清代以来,兰州的官府、书院、寺庙、名胜古迹以及一些较有规模的民居等处,均广泛采用书法楹联以增添其文化内涵,加之文人墨客又往往以书法楹联相互酬赠、收藏,流风所及,影响到一般民众,从而使书法楹联的实用领域和艺术领域不断扩大。
从兰州楹联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看,有描写兰州胜景的、有借景抒情的、有以事言理的、有阐扬宗教义理的、有歌颂圣人的、有颂扬对国家和对地方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的、有表达作者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内容复杂,不一而足,总是以个人的身份地位、所处的时代环境、个人的思想理念、当时的心情等的不同而不同。
明代和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由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也较快,士人心态比较平衡,所撰对联多为描绘河山之美,名胜之优,表达个人的胸怀抱负,借景抒情,借景传意之作。
吴可读是清代兰州本土楹联成就最大的士人之一,在全国也是很有一些影响的。他的《携雪堂诗文集》中,《携雪堂对联》部分收联87副,其中有死谏前自挽联:“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自题京邸联:“万事未甘随俗转;一官辛苦读书来。”题兰州精忠祠联:“碧血奠英灵,万古忠臣惟孝子;翠微传妙句,千秋名将几诗人。”题兰州甘肃贡院联:“广厦万千间,地转长安,文运从来关国运;圣朝三百载,天生名相,将坛拜后又词坛。”题甘肃甘谷石作子墓联:“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大有传人”、“梓里访遗踪,看空庭草碧,荒冢花殷,何处是唐封宋赞;杏坛亲教泽,听渭水莺啼,陇山鸟语,此中有化雨春风。”题兰州甘肃贡院联长达192字(见前),是全国书院楹联中最长的。联语典雅丰瞻,气势恢宏,状写出举院的宏大规模,甘肃的壮丽河山以及贡院对甘肃人文进步的巨大意义。
清代左宗棠所撰甘肃贡院至公堂门联云:
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此联表达了左宗棠要求认真批阅试卷,为国家挑选有用之才,不使之埋没的思想,又回顾了他坎坷不平的科举之路,勉励兰州学子要奋力进取。这一对联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左宗棠致力于为国求才的政治抱负和当时的思想感情。
印来明月一潭,青霭冥冥,此地上通星宿海;
傍着大河九曲,黄流滚滚,出门如见浙江潮。
这是清代杨昌浚为莲荡池(小西湖)所撰门联。杨昌浚字石泉,湖南湘阴人,与左宗棠为布衣交,曾随左宗棠镇压浙江太平军,升任为浙江巡抚,坐事去官。后起任,继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著有《平浙纪略》、《平定关陇纪略》。此联为其用江南造园手法,仿杭州西湖造景重修莲荡池并命名“小西湖”时所撰,联写莲荡池的美景,令人神往,同时表达了他思念故地的心情。有诗人的想象力,才能化优美为神奇,这幅楹联似乎已经把莲荡池之美说到家了。
清代道光年间甘肃布政使梁章钜为五泉山寺僧撰赠的楹联云:
佛地本无边,看排闼层层,紫烟千峰平槛立;
清泉不能浊,笑出山滚滚,黄河九曲抱城来。
以楹联这一文学形式,言简意赅地描写了五泉山水绕禅林的优美景色,以及登上五泉山极目远眺,整个兰州城紫塞千峰,黄流滚滚,城池南峙,大河北环的雄伟气势。这一联把兰州依山傍河的地理特点,兰州城四周层峦叠嶂,滚滚黄河远出云天,近压碧野,傍城而过的雄伟气势写得淋漓尽致。
千古文章功参麟笔;
两朝开济庆洽牺爻。
这是左宗棠六十四岁寿时,吴可读的赠联。上联盛赞左氏的道德文章,可列名于历史典籍;下联借用杜甫《蜀相》中“两朝开济老臣心”句意,赞颂左宗棠历经咸丰、同治两朝,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联中暗喻其功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这正好与左氏平时爱自比诸葛亮相合。据说,左宗棠见此联后,非常高兴,并传各司道官员共同欣赏,声言“不可负此佳联”。
吴可读为伏羌石作蜀墓所撰写的联云:
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
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大有传人。
这幅联结合甘肃士子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对联的形式指出,不要以为甘肃地区只是黄沙漠漠的古战场,只能出一些手持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的赳赳武夫,因而产生自卑心态,不求上进;事实上,古代的甘肃地区是一个人文极盛的地区,华夏文化的根就在甘肃,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其中七十二贤人中来自甘肃的就有石作蜀等三人。作者以此鼓励诸生不要妄自菲薄,而要勤奋好学,积极上进,后来居上。
刘一明是个道士,他的对联道学气就十分浓烈。他所撰的兴隆山自在窝联:
老则无能,及早藏头退步;
虚而有益,须当洗垢涤尘。
这一联既是讲修仙学道,又是讲人生哲理。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西方文化也随着轰轰的炮声,如洪水猛兽般地滚滚而来,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此时,兰州士人也和全国各地士人一样,产生了一种忧患和激愤心理,表现在对联上,就是除继续吟颂山川名胜外,忧国忧民、抒发救国情怀、劝喻国民奋起、学习西方长处以富国强兵等方面的对联多了。
吴可读的兰州镇远桥联云:
天险化康衢,直为海市楼中现不住法;
河壖开画本,安得云梯关外作如是观。
清林则徐的金天观缮性园联云:
跳荡中原,万派激湍流剑外;
萧疏斜日,四山苍翠落尊前。
清黄毓麟的五泉山赛楼联云:
碧天曾补,黄土偶抟,问从来何事非戏?一曲传奇,作俑且休嘲优孟;
绿水常流,青山自在,到此处几人留名?千秋怀古,开场端合唱嫖姚。
清升允的明肃王府凝熙园拂云楼联云:
砥柱溯中流,正持节河源,乘槎天上;
阳关歌一曲,看驱车绝塞,饮马长城。
清李秀芳的甘肃贡院联云:
是辅世雄才,忠昭护国,义著分闱,化洽儒林,恩垂庶政,湘雨挟衡云,直润遍陇坡东西,天水南北;
誓安民壮志,意切解悬,情殷济困,筹抒阃阈,泽普闾阎,干城绾玉塞,重新见卧龙策略,司马文章。
清曹春生的五泉山武侯祠联云:
山水有清音,知其乐者谁乎?看栏外天晴,到眼前无非是云树茫茫,人烟错落;
春秋多佳日,登斯楼者几次?当村中酒热,留心处莫放过林泉啸傲,花鸟精神。
清林之望的兰州若己有园栖鹤亭联云:
此地复停骖,喜秦陇言旋,依然绕屋云山,满亭风月;
他年来瑞鹤,趁园林无恙,莫负向阳花木,近水楼台。
清代,兰州诗词歌赋创作进入繁盛时期,在兰州活动过的外地士人和本地文人学子写出了许多吟咏兰州的诗词。清代兰州人秦维岳的《听雨山房诗钞》,共收诗293首。清人洪亮吉在他的《北江诗话》中称赞秦维岳的诗是:“蹊径迥殊,语语超脱,五言如《泊舟江岸》云:‘江渚鱼争钓,衡阳雁正回’;七言如《黄冈即事》:‘新茶雀舌关心久,旧牍蝇头信手钞。’他若《勘灾展赈》诸作,则又仁人之言,语语自肺腑流出者矣。”评价是相当高的。秦维岳的诗大多是吟咏兰州山水人物、古迹胜景、风物人情、民俗民风的,形象地展示了兰州地区在清代中叶时的自然与社会状况。如描写夜雨岩的有“脉脉出石洞,滴滴垂下土。混漾水晶帘,常此遮岩户”;描写天都山的有“河湟山色多干燥,如此秀骨眼前无”;描写玫瑰花的有“霞光锦缎覆苍苔,点缀芳园朵朵开”等等。他在《金山寺》诗中,记述了道光十三年兰州大旱的惨景,描写民间疾苦:“目睹冻馁形,令我潸挥泪。连年遇旱荒,死亡复累累”。诗歌对平民百姓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清代兰州人江得符的《我忆兰州好》诗十二首,清新自然,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兰州的自然风光,如:
我忆兰州好,熏风入夏时。
踏花寻竹坞,醉日泛莲池。
泉石多清趣,园林尽古姿。
晚来水车下,凉意沁诗脾。
诗歌以清新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兰州的夏季景色,突出描绘了莲荡池的山石林池之美和暮色中的河滨水车,诗情画意跃然纸上,读来让人心旷神怡。
有的诗则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兰州的悠久历史和重要的军事地位,如谭嗣同《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拂云楼诗》共二篇,其中一首为:
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
岂料一时雄武略,遂令千载重边防。
西人转饷疲东国,南仲何年罢朔方。
未必儒生解忧乐,登临偏易起旁皇。
有的则吟颂名人的历史功绩,如杨昌浚的《左公柳》: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诗歌热情地颂扬了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时沿陕甘新大驿道植树造林的政绩。
有的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林则徐因查禁鸦片而被投降派诬害,被革职,并充军新疆伊犁。在去新疆途经兰州时,写了不少诗。《程玉樵方伯德润饯余予兰州藩廨之若己有园,次韵奏谢》二首,其一为:
短辕西去笑羁臣,将出阳关有故人。
我坐名园觞咏乐,倾来佳酝色香陈。
开轩观稼知丰岁,激水浇花绚古春。
不问官私皆获惜,平泉一记义标新。
其二为: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
闻道狼贪今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
白头合对天山老,赤手谁摩岭海云。
多谢新诗赠珠玉,难禁伤别杜司勋。
描写了若己有园的美丽景色和宴饮场面,表达了他对国家形势的担忧,指出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企图决不会真正有所收敛,作为封疆大吏,应当“须防蚕食念犹纷”,充分显示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并不因身为羁臣而有所减弱。
谭嗣同在来兰州后,写有很多诗作,《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署拂云楼二篇》其一云:
作赋豪情脱帻投,不关王粲感登楼。
烟消大漠群山出,河入长天落日浮。
白塔无俦飞鸟回,苍梧有泪断碑愁。
惊心梁苑风流尽,欲把兴亡数到头。
首联写登楼的豪情逸飞,暗寓对时局的沉痛之感和个人不得志的感慨。胸联写登楼远眺之所见,腹联写近观之所见,由白塔写到断碑,从而联想到舜的遭遇,抒发诗人缅怀故国,追思先基的感慨。尾联由景入情,抒发慨叹。全诗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时之感和不满现实,要求变革的思想情绪。
有的吟颂兰州地区的名胜古迹,如陈跟垣的《五泉瀑布》:
谁导银河泻碧天,青崖怒劈走飞泉。
雷鸣峭壁四时雨,雪点危岩一炷烟。
仿佛断虹山外挂,分明素练阁中悬。
登临无限徘徊意,活泼灵源悟道传。
张澍《金城关》诗云:
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
白马涛声喧日夜,青鸳幢影出冈峦。
轮蹄不断氛烟尽,风雨常愆草木瘝。
回忆五泉泉味好,为寻旧日漱云湾。
有的描写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如王三祝的《青玉案·癸卯乡居春感》:
乡居我亦离尘秽,
恰喜得,
繁花退。
月姊风妹愁错配。
桃花艳水,
巧合穷儒对。
深知富贵多娇态,
柳眼迎人向谁睐?
只有春辉曾级爱。
黄河不冷,
青山不热,
日久交情耐。
清代,兰州士人们创作诗词内容相当广泛。这一时期,长期寓居兰州的外地士人和兰州本地士子也编印了很多诗文集。如谢天锦的《燕游近草》、王授的《停云亭诗文集》、江得符的《三余斋诗文集》、江为式的《幼则诗词草》、黄建中的《西圃诗文集》、许学诗词的《东园吟草》、王光晟的《晚翠轩诗词稿》、牟实有与牟实大兄弟的《牟氏诗文稿》、秦维岳的《听雨山房诗抄》、秦维岩的《妙莲馆诗集》、田毓采的《家园杂吟诗草》、陈增与陈坦二人合著的《世德堂诗文集略》、巫揆的《小竹巢诗词稿》、秦恩嘉的《藏诗词坞集》、杨绍玠的《吟竹轩诗章》。朱克敏的《赋律入门法》、朱克敬的《暝庵诗录》、李绍晟的《杂诗》、马世焘的《枳香山房诗词草》、吴可读的《携雪堂集》、王三祝的《文香楼诗文集》、陈泰的《听春雨楼诗文集》、秦咏的《醉石山房诗词稿》、王澍霖的《宜春草堂诗词集》、张国常的《听月山房诗文集》、刘尔炽的《南村诗词草》、段成忠的《蔗园诗文稿》、段维翰的《石芝山房诗词草》、段士俊的《筱园诗稿》、白鉴真的《北游诗词草》、黄国珍的《南墅闲吟》、张浚濂的《栖云诗词集》、李联桂的《龙山诗草》、金汝砺的《砚农诗词稿》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兰州士人从医者为数也不少,其中在兰州地区比较有名的有刘一民、秦霖熙、甘子民、关文清等。
刘一明是兴隆山道士,一生精研医术,专长眼科,尤擅针灸。行医处方所用草药,均为他自己亲自在本山采集,并亲自炮制而成,从不收取患者分文。著有《眼科启蒙》、《痧胀全书》、《经验奇方》等医学专著。刘一明一生乐善好施,普救众生,在陇右颇孚众望。
秦霖熙,字春帆,兰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十年,任广西恭城县知县,先后在京20余年,从事医业,他自己在所著《惊风绪论》中说:“余每年夏月诊病,阅人不下五六百人。”因医术精湛,尤擅长治小儿惊风,跻身京师名医之列。光绪年间,北京宣武城南一带民间流传有“若要小儿惊风安,城南快请秦春帆”的民谣,可见其名声之大。即使在恭城任内,往往利用公余时间,治病救人。平乐府知府锡晋存《治验录》载:秦霖熙在任内“邑中之贵贱老幼,求治者恒无虚日,咸获十全。于是声名远播,数百里外,扶筇负襁而就诊,莫不霍然愈,欣然去”。著有《外感辨记录》、《惊风治验》、《简易录》等。
关文清,甘肃永登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廪生,淡薄名利,一生从医,坚持医道,注重医德,以“治愈病人为行医天职,若怀私念,不是为医的行动准则”为座右铭。一生重医德而轻于财,不交官,不谄富,不骄贫,不定方脉费,说:“定方脉费,岂不拒贫人于门外!”其济世之心可见一斑。曾因治好甘肃督军陆洪涛母亲之病,陆委以县令,被关婉言谢绝。后任兰州兴文社同仁局主治医师,为贫苦群众施医施药,深得社会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