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重教兴学

第七章 “战时教育”推行后方 高等学校扩充调整

　　抗日战争期间，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处于大后方的甘肃政局相对稳定，各项建设工作均有所推进，兰州的教育事业也因此在一个相对开放、较为有利的环境中有了明显的发展进步。抗战胜利后，经过“复员”、调整，兰州的各类教育在头一年里尚能保持正常发展。此后，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教育发展的进程遭到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则在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

　　抗日战争开始后，兰州作为抗战后方的大城市之一，国防、经济、文教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显现了它的重要性，教育如何革新、推进，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就成为当时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同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3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要求各级学校“力持镇静”、“维持课务”。次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救国纲领》提出了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课程，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人员，“以应抗战需要”等规定，并强调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的一致。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的教育纲领，并制定了“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的抗战教育的总方针。

　　国共两党提出的有关实行战时教育的纲领、政策，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教育界关于战时教育的主张与实践，在抗战时期的兰州都有反映。一种观点认为，兰州不是战地，只是战时，教育应维持常态。另一种观点主张改变现状，发展教育，以适应国防和生产建设的需要。来甘肃考察教育的顾颉刚教授认为，兰州地处西北中心，“国防经济两端俱有其重要性，而欲为此两端之建设，教育工作实居首位”。还有一种主张，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它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广泛宣传、积极推动，在甘肃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其中尤其以谢觉哉的《甘肃教育的商榷》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依据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和甘肃的实际情况，驳斥了教育应维持常态的说法，提出了如何实施抗战教育的方向、内容和方法。主张要“彻底改善教育制度以应抗战之需要”，提出学校要与社会合一，学校编制、教材应适合于抗战的实际，教师、学生都应实地参加救亡活动等具体主张。谢觉哉还多次造访两任甘肃省主席和教育厅长，以及各界有关人士，宣传党的有关政策、主张，还曾亲往学校考察，接待来访师生，支持和指导学生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对团结教育界人士和广大学生，促进发展抗战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初，朱绍良就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同年秋，郑通和被委任为省府委员、教育厅长。他们到任后，以忠实执行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为己任，提出遵照国家教育宗旨、中央教育法令，针对西北现实环境办理全省教育事业，以适应抗战建国的需求等原则，兰州教育被正式纳入“战时教育”。1940年，谷正伦接任省主席后，重申了国民党实施战时教育的方针，同时强调办理教育必须“合乎时代、合乎地域”，以信仰“三民主义”、培养国防人才、获得求职技能为三大目标，继续推行战时教育政策。

　　在兰州全面而有计划地推行“战时教育”方针，是从1939年1月制定《甘肃教育实施方案》开始的。《方案》以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为依据，提出了健全教育设施，创设国立院校、增设中等学校、推行国民教育、办理社会教育等许多具体规划。

　　根据战时教育政策，创立国立院校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按照分层负责的原则，高等教育由中央主办，省政府积极协助。即由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划拨经费，直接管理；省府协助解决学校创建、发展中的有关具体问题。依照上述方案，开始在兰州创设了一批国立院校。

　　先是充实了甘肃学院，为筹设国立大学做准备。在抗战之前，兰州只有一所高等学校，即省立甘肃学院。所谓充实，除了设备和师资外，关键是经费。省立甘肃学院自建立以来，因经费、师资等长期欠缺，维系相当困难，1938年全院只有学生38人。因此，实现充实的关键，就是由省立改为国立，这也是甘肃当局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为了给甘肃学院改设国立大学创造条件，省府请准教育部补助经费，并请教育部选派学者专家来院指导、任教。同时增设、调整系科，以求符合办学规程和本省实际需要，在原有文史、教育二系的基础上，先后恢复法律系，增设政治经济系、银行会计系和人事管理专修科，并拟定在此基础上筹设国立大学的计划。1943年，经省府会议决议，划定兰州萃英门地区为未来甘肃大学校址，扩展校舍，增添设备，适量扩大招生。当年10月，教育部在给甘肃学院的指令中称：“经本部派员视察，该院院舍整齐，场地宽敞，学生思想尚属纯正……”后经省府、甘肃学院多次呈请，经中央政府批准，于1944年将甘肃学院由省立改为国立，但仍为独立学院性质。到1945年，甘肃学院设有法律、政治经济、银行会计、人事管理等系科，在校学生达318人，专、兼任教师42人，初步形成了建设国立大学的基础。

　　再有西北师范学院迁入兰州。独立设置高等师范学院，注重培养中等学校师资，是抗战期间国家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在地域分布方面，尤其注重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师范教育的发展。按照1938年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的规定，由抗战爆发后内迁陕西的北平师范大学等三院校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进行改组，于1938年7月分设师范学院，独立设置西北师范学院（校址在陕西城固县），委任原北平师大校长李蒸为西北师院院长。1940年，教育部以甘肃迫切需要培养师资发展教育为由，遂令西北师范学院再迁兰州。同年5月，甘肃省府致电教育部，表示热诚欢迎之意，省临时参议会也致电西北师院，称迁校之举将对于整个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发挥重要作用，并代表甘肃民众表示欢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院西迁兰州，困难极大。对此，院长李蒸正视现实，积极遵办。部令到达后，即着手准备，率员赴兰州勘查，经调查比较，选定兰州西北郊十里店为校址。当时的十里店地处郊野，空阔僻静。学院选此地为校址，考虑到既可防避日寇空袭，又有利于今后长远发展。学院的迁移工作耗费甚巨。在部拨经费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在短期内全部迁兰，只得分期进行。先是于1941年3月奉部令在兰州设西北师院分院开学招生，继而待城固本院学生基本完成学业后，院本部和大多数教职员迁移兰州，城固改为分院，至1944年，城固分院运行结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来兰州。

　　西北师范学院直接继承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悠久，系科设置比较齐全，从办学传统、培育人才、辅导和支持中等教育的发展提高等方面，都为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迁来兰州后，在原来10个系科的基础上增设了5个专修科，以及劳作师资和优良小学教师训练班，以适应加快培养训练中小学师资的需要。学院有较强的师资阵容，黎锦熙、李建勋、董守义、邹豹君等一批知名学者受聘任教。1944年全院有教师159人，职工66人，在校学生1010人。在教学方面，依照《师范学院规程》，西北师院课程分为普通基本科目、教育基本科目、分系专门科目和专业训练科目四类。教师授课风格多样，既有沿用多年讲稿而偏于保守的，也有乐于传授新知识而趋于激进的。例如中文系叶鼎彝教授的《文选》课，即大量选讲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并能结合实际针砭时弊，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而大多数教师都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教学认真负责，能按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西北师院设有教育研究所，以研究教育理论、培养教育管理人才及协助教育机关研究教育问题为目的，有教授8人，实力雄厚。

　　战时创办的西北师范学院，在条件简陋、生活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办学，广大师生继承北平师大优良传统，爱国爱校，努力进取，为发展兰州和西北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教师，做出了卓越贡献。

　　创设农业和医学专科学校。在抗战后方创设工农医科专门学校，是抗战期间教育主管当局的重要决策之一，兰州乃至西北是其中受益地区之一。1939年夏，教育部以“开发西部培植人才”，提请最高国防会议批准，在兰州设立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以教授应用科学，培植技术人才，发展西北生产事业”为宗旨。同年6月，教育部委派曾济宽为筹备主任来兰州筹建，并聘请本省有关人士为筹备委员。由于筹备者的积极筹备，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地址、建筑、聘师、招生等方面的支持协助，建设进展较快，但所遇波折、困难也很大。为了尽快开学，先借用教育厅旧址和实验小学等处房舍作为临时校舍，委任曾济宽为校长。9月该校开始招生，首届录取兰州、天水、宁夏、青海等地新生210人，10月即开学上课，但开学之初即遭日寇飞机轰炸，临时校舍被毁，图书仪器损坏，被迫暂行放假，直到次年3月校舍修复才开学复课。1940年初，选定兰州市郊西果园为固定校址，招标兴建房舍110余间，当年9月竣工搬迁，随即在新校开始办公、上课。西北技专条件虽然简陋，但师生情绪甚高，又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协助，办理尚称顺利。

　　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所设系科，分五年制和三年制两种。五年制专科设有农艺、森林、畜牧、兽医4科，招收初中毕业生；三年制专科设有农业经济、农田水利等6科，招收高中毕业生。还开办过凿井等三个训练班，培养初中级急需人才。1942年6月即有首届三年制专科学生毕业，服务于社会，成为本省培养的第一批农业技术人才。至1944年，先后培育各科毕业生168人。在经济落后的甘肃，创设高等学校的困难是很大的。因此，因陋就简，以应急需，是办校一大特点。该校的另一特点是倡导崇尚实际，鼓励学生学以致用，使学生“认清其所学为改良当地农业生产而学，为改进农民生活而学”，“更于求得实学之后，实地用其所学”。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该校重视实验实习及研究场所、设施建设，先后在武威、榆中、平凉、临洮等地开设农、林、牧场及研究室，供师生实验实习之用，为培育实用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初期，兰州的医学教育只有省立甘肃学院的医学专修科，学生很少，教员缺乏。1942年春，教育部鉴于西北医学教育的基础亟待奠定，遂聘请兰州西北医院院长张查理、教育部医教会干事汪元臣、甘肃学院医专科主任于光元等三人会同负责，以于光元为主任委员，在兰州筹建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并邀请兰州医药、教育、卫生、科学机关负责人参与办学。从当年5月开始筹备，历时5个月，同年10月即告正式成立，院址定在兰州市郊上西园。原甘肃学院医学专科即并入该校，于光元、齐清心先后担任院长。

　　国立西北医专的诞生，对于一向缺医少药，急需医药专门人才的兰州，无疑是雪中送炭，深得民心。然而，按当时兰州实际情况，并不具备设立医学专科学校的条件。办校之初，除由甘肃学院医专科并入的五年制学生一班（11人）外，新招六年制学生一班60人。然而医学教员延聘困难极大，幸赖国立西北医院及兰州市卫生机关协助，医生、教员相互兼任，勉强维持教学。而实验室、教学医院则由于缺少经费等因素，始终未能设立。所有教学上必须的试验和学生实习，几乎全部仰赖于西北医院和西北防疫处等医事机关。图书不足万册，仪器药品少而不全，再加待遇菲薄，生活困苦，教与学均极艰难。

　　1944年，教育部令设在陕西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迁来兰州，将西北医专并入办理，其目的在于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以谋提高医学教育的效能。但由于抗战胜利，教育“复原”，国立西北医学院迁兰未果，而兰州西北医专又已成为该学院的分院，反而形成了西北医专分别在陕西南郑、甘肃兰州两处分立分散的局面。

　　在高等教育得到显著发展的同时，兰州地区的中等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都有了一定发展。

　　中等教育方面。1938年，教育部颁行《划分各类中等学校区办法》，规定各省依照各地交通、人口、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分别划定中学、师范、职业三类中等学校区，分期按区设校，以求按计划均衡发展。随后，甘肃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组织实施。在省教育当局得力督导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协助下，经过七年的努力，各类中等学校基本上按照预定计划增设和创立，兰州的中等学校通过这一计划得到较快发展，建立了较为齐全的中等教育体系。除原有的省立中学和师范学校在规模、设备等方面得到加强外，又增设了一批其他各类学校。

　　1940年，为了吸引女子入学，逐步改善女子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在力倡女子教育的教育家沈滋兰女士的奔走呼吁、亲手操办以及省府、教育厅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帮助下，创建了兰州女子初级中学。同年，由兰州兴文社等团体创立的私立中学——兰州志果中学，在兰州的中等教育中也具有较好影响。

　　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经合并、改建、增设等方式，形成了兰州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兰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兰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等一批职业中等学校。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间，兰州农业学校的高级科班增加了8个，初级班增多3个；省立兰州工业学校高级班增加7个，初级班增多4个。到抗战结束时，兰州职业技术学校各科学生人数都有显著增加，这表明随着社会的需求，职业学校受到人们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求学。

　　国民教育方面。抗战期间，兰州的国民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38年至1940年，按省颁《甘肃教育实施方案》，以增设短期小学，逐渐普及一至二年义务教育为主要目标。但新增学校多因校舍简陋，教学水平低下，很难承担普及教育的任务。这表明靠增设短期简易小学来承担普及义务教育，除了学校数量和入学儿童增加外，从培育合格小学毕业生的目标来看，并无多大实际意义。

　　第二阶段从1940年起，开始实施“国民教育”，并与实施新县制结合推行，更具“战时教育”的特点。所谓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其基本原则是“政教合一”，“管教养卫合一”，儿童教育与成人补习教育合一。在此前提下，国民教育被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

　　1940年3月，教育部按照推行新县制的要求，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决定将儿童与民众补习教育合并进行。实施“全民训练”，以达到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的目的，并确立了“五年为限，分三期进行”的普及计划。按照当时的教育法令，国民教育包括儿童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6至12岁的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已逾学龄未受义务教育的失学民众应受补习教育。两类教育对象都合于国民学校之内进行，所有国民学校都要兼办儿童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据此，省府教育厅参酌地方需要，拟定颁行了《甘肃省国民教育实施方案》等一系列规章，从当年8月投入实施。

　　在实施国民教育工作中，兰州行政当局对增设学校、筹集经费、充实设备、培训师资等都做了相应规定。从最初三年增设学校、动员儿童和失学民众入学情况看，进展还是比较快，各项目标虽未能如期全部实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当可观的。有关资料显示，到1940年下半年准备推行国民教育时，兰州的完全小学、初级小学均被改名为国民学校，并增设了不少国民学校，学生人数大量增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量儿童和失学民众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机会，表明教育管理当局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尽了很大努力。为了有效推进国民教育，缓解经费师资等困难，省府、教育厅及地方教育部门都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诸如增加教育经费支出、培训师资改善待遇、充实学校设备等等，缓解了一定的困难。同时，地方人士和民众也热心支持，对国民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社会教育方面。抗战时期兰州的社会教育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失学民众教育。这方面的教育从1941年并入国民教育统一办理；二是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的宣传、文化、体育活动，其中又以推行战时民众补习教育为中心工作。

　　战时民众教育以16至35岁的失学民众为主要施教对象，以“启发民智，策励民气，提高文化水准，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1938年，民众教育在兰州开始试办，先后办了三期，因受日寇空袭等因素的影响，入学民众流动大，三年间总共只结业了2300多人。至1941年，民众教育合于国民教育，由国民学校民教部主办，实施战时公民训练识字教育。规定的课程有国文、常识、算术、唱歌等。入学民众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尽管规定结业期限一般应达到4-6个月，但实际上大多只进行两个月左右的短期训练，一般只进行一些识字和浅显常识教育。

　　办理民众教育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前提，用战时各种政令为教材，使民众教育发挥“推动政治的原动力”的作用；二是用行政力量推行施教，发动各界人士共同教育民众；三是各地实行统一的政策。正是由于行政力量的推动，以及民教馆、小学民教部的积极推动，40年代兰州的民众教育是比较兴盛的，尽管据有关资料记载，多数国民学校的民教部并无多少实际内容的教育活动，受教民众文化知识究竟提高了多少，很难准确评估，但战时民众教育的推行，对于启发民智，增进文化知识，动员民众抗战起过积极作用。

　　民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的中心机构。抗战时期，兰州及各县的民教馆订有教馆规程、工作要项和经费标准。为加强对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的训练，在兰州师范学校设有社会教育师范科，培养、训练社会教育师资，还通过国语教育人员训练班，培训民教馆长和其他社会教育人员。

　　抗战胜利后，各地教育由“战时教育”进入了以“复员”、调整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对兰州教育影响最大的是国民党积极准备和发动内战，军政当局对教育的控制愈益加强，广大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接受”、恢复工作随即展开，教育事业也面临着复员与调整的问题。在兰州，所谓“复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由沦陷区迁来的学校返还原地，以及战时新建学校的调整；二是战时遭受破坏的学校的修整恢复，以及救助、安置战时参军、失学的青年复学、就业等。

　　在兰州，受战后复员影响的主要是高等学校，其中对西北师范学院的影响最为直接。西北师院是战时内迁的高等学校之一，西迁后虽经改组，但它直接继承了北平师范大学的历史，在改院任教的教师大多来自北平师大或其他地区，学生则来自全国各地。因此，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复校，是学院广大师生的共同愿望。但是，1945年9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确定，战时内迁的国立专科以上学校，一部分返回收复区，一部分留在后方，以图通过复员，调整学校布局，部分地改变高等学校集中于沿海、沿江大都市的偏向。这一原则对抗战后方各省是有利的，但与迁出学校的利益和愿望不相符合，在实施中就产生了矛盾和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西北师院复员的问题即属此类。

　　按照教育部的原则，教育复员开始时，西北师院未被列入复员名单，这很快引起全校师生的不满，从而掀起群众性的复校运动。此后，在“北师大校友总会”、“北平师大复校运动联合会”公推代表多次交涉、几经申诉，加之各方面的支持、呼吁，教育部终于同意在北平复校，校名定为北平师范学院，并任命袁敦礼为院长。同时，西北师范学院仍设兰州，该院一部分教职员和300多名学生即转赴北平，大多数仍留在兰州，复校运动结束。之后，北平师范大学恢复原名，西北师范学院建制保留，两校并存。这一决定对促进兰州及甘肃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与提高，都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到1949年，西北师范学院已成为西北地区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系科设置齐全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当时，全院有本科学生700多人，教师近百人，其中教授23人。从1942年在兰州建校招生到1949年，共毕业本科生793人，专科生498人，研究生29人，为甘肃和西北输送了一批高级专门人才，其中主要是中等学校师资。西北师院已经是一所“桃李满天下”的知名高等院校。

　　受复员影响的另一所学校是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1944年，教育部令设在陕西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迁往兰州，并将兰州的国立西北医专并入办理。令颁不久，西北医专即行并入，成为西北医学院的一部分，随后抗战胜利，复员开始，而西北医学院迁兰却未能实现。

　　总体来看，抗战胜利后的教育复员对兰州高等教育的影响并不大，主要损失在于由内地来西北师院的教授、教师返回原地。而战时形成的兰州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基本得到保持并有所扩充。

　　在教育复员的同时，兰州高等教育在随后的调整中又得到一定充实与发展，主要表现在设立国立兰州大学、独立设置国立兽医学院和调整充实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等方面。

　　国立兰州大学的设立。创建国立兰州大学是甘肃各界的共同愿望，申请多次，企盼已久，抗战胜利前已基本定案，在其后的教育调整中即将顺势实现。1946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国立兰州大学，并任命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辛树帜为校长，来兰州筹建。在甘肃省政府、省参议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筹备进展较为顺利。依照教育部的意图和《大学法》的规定，经辛树帜与甘肃省、兰州市有关方面会商，于当年6月向教育部呈送了办理兰州大学的《计划大纲》，初步拟定了兰州大学的院系组成与规模。据此大纲，国立兰州大学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以原甘肃学院为基础的法学院；二是调整组建的文理学院；三是以原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为基础的医学院；四是特设的兽医学院。同年7月，教育部即修订批准了《计划大纲》，划拨开办经费10亿元，并确定了每年的经常费数额和教职员编制等。1946年8月，国立兰州大学正式成立。

　　由于兰州僻处西北，交通不便，延聘教授、购置设备等各项事宜都相当困难，所以国立兰州大学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创建和发展的。确定校址、购办设备、延聘教授即是建校之初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对此，辛树帜等全力以赴，上下沟通，四处奔走，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

　　在校址选择方面，兰州大学刚刚成立，省府、省参议会即作出决定，划拨兰州翠英门内全区为兰大校址。当时该区内除国立甘肃学院外，还有省参议会、工业试验所等8个单位，搬迁相当费事。由于有省府的支持，教育厅长出面商定，又有省参议会带头迁出，兰大扩展校址得以解决。后经“辟筑改建”，即成为兰州大学文理学院、法学院及附属中学的校舍；医学院仍在原西北医专上西园旧址；兽医学院属过渡性质，待独立设置后即另辟新址。1947年后，兰州大学在翠英门增建校舍，被命名为“天山”、“祁连”、“昆仑”、“中山”堂的几座建筑先后竣工。两三年之内已形成一座规模宏伟，颇具西北特色的高等学府。

　　设备购置，同样凝聚着主持者和主办者的心血。据资料记载，为使兰大真正成为西北边疆文化之重心，筹备之始，即先尽量充实图书设备仪器。为抢在外汇、图书提价之前少花钱多购物，采取呈请预支开办费的办法，派人去南京、上海抢购抢运，辗转运抵兰州，当年即有大批图书上架，仪器装妥，用于提供教学试验。医学院所需仪器、药品种类繁多，购办运输困难更大，虽经数月之购置经营，到第二学年开始时，尚未达到预期愿望。学校特从教育部划拨的购置费中抽出三分之二，专为进口医学临诊前期仪器设备之需；再加上美国医药助华会的援助，才达到基本所需，在教学上当不至于遇到大的困难。

　　至于延聘教授，由于西北地理环境、交通梗阻、物质条件差及待遇菲薄等因素，致使教员延聘遇到诸多困难。这种情况下，校长辛树帜礼贤下士，多方邀约，先后聘请了史学大师顾颉刚、古文献学家张舜徽等一批教授来兰大任教。有的教授虽已聘定，但由于交通阻断而未能到校。尤其是新组建的文理学院，设有八九个系，急需充实师资，经一年多的努力，各系的教师阵容已初具规模，而且一批知名学者领导系务，主讲教坛，从而提高了兰州大学的地位与声望，受到报考学子的好评。

　　国立兰州大学设立后，原国立甘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即并入兰大。1947年兽医学院独立设置后，国立兰州大学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文学院分设中国文学、历史、英文、俄文、边疆语文等系，有顾颉刚、水天同、张舜徽、史念海等知名教授任教；理学院分设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地理等系，有段子美、袁翰青、常麟定、董爽秋、王德基等知名教授任教；法学院分设法律、经济、政治经济、银行会计等系，吴文翰、骆秀峰等当时即在此任教；医学院不分系，有马馥庭、杨浪明、王文义、杨英福等专家多年从事临床教学与研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学专门人才。

　　独立设置国立兽医学院。兽医学院的创立，有其特殊的背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加强国防”、遏制中共的政治目的出发，对西北“建设”颇为关注。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兽医业的作用之一是服务于军事（主要是骑兵）的需要。西北虽有广大的牧区，但兽医教育长期备受漠视。1946年，依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兽医主任史亨利的建议，经国民政府教育、农林、军政三部会商，拟定在西北创办一所造就兽医人才的高等学府。同年10月，行政院正式通过在兰州设立国立兽医学院的决定。最初只作为特设学院，隶属于国立兰州大学以进行过渡，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加之这是一所全国性专门性的学院，遂于次年10月被批准独立设置。受任主持院务的盛彤笙教授，成为国立兽医学院的“助产士”。他曾三次来兰主持学院筹建事宜，在省府的支持下，选定小西湖为新校址，从国内外聘请到一批有志于西北兽医教育事业的专家教授，同时在国内外定购的图书仪器，也于当年秋冬运抵兰州。

　　国立兽医学院不分系。从教学、科研和行政组织上，则分为解剖、生物化学、生理药理、细菌卫生、病理寄生虫、诊疗、畜牧等7科。到1949年，学院在校本科生92人，教师26人，其中教授6人。这所具有特殊性质、适应西北特殊需要的独立学院，设备虽简陋，但特色鲜明，当时的各界人士对它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

　　调整充实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1945年，教育部令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战后曾有所发展。到1947年，西北农专共有27个班级，具有相当的规模。该校建于战时，虽经各方支持，校方努力，但终因历史条件所限，设备、师资、生产实习等条件均未能达到应有的标准，办理相当困难。而且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办学环境恶化，教学受到干扰，毕业生出路成了问题。校方和教师尽力维持，使教学得以艰难进行。1947年寒假，学校为方便留校同学自修补课，特地开辟教室，照常生火，图书馆也照常开放。而为水利科学生补课的几位住在城里的教授，每周都要跑30公里前来西果园校部上课。其不辞辛劳、诲人不倦的精神，深受学生感动。

　　总体来看，在战后的高校复员调整中，经保留、撤并新建、改组充实，使兰州共有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兽医学院、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四所高等院校，设有文、理、法、商、医、农林、兽医及高等师范等系科，为此后兰州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