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染指我国西藏地区的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叙述它的活动之前,有必要揭去它在人们印象中的那层神秘的面纱,看看其庐山真面目。
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CIA)是美国政府的重要间谍机构,于1947年正式成立,其前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简称OSS)。在美国推行全球霸权政策,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推行强权政治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
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十四年之久的马凯蒂指出:
中央情报局的目的在于使用隐蔽的通常是非法的手段,来推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遏制它的死敌共产主义的蔓延。它希望炮制一种世界轶序,使美国能够称霸世界,成为独一无二的国际领袖。……它在世界范围的反共战争是一场在第三世界里谋求对自己有利的稳定局势的秘密斗争,为此不惜使用一切秘密手段。
美国在第三世界推行强权政治由来已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有恃无恐。它凭借因战争而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美元为诱饵,以原子弹相威胁,到处侵略扩张,妄图称霸世界。在广阔的亚非拉中间地带,它打着“遏制共产主义”的旗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借以维护和扩大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情报局表现得尤为“出色”。从1953年颠覆伊朗摩萨台政府到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阿木斯政权,从1961年逮捕暗杀刚果(金)总理卢蒙巴到1965年入侵多米尼加,从1983年出兵格林纳达到1990年搞垮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一系列活动中,中央情报局都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美国粗暴干涉我国西藏地方内部事务方面,中央情报局也同样有一页极不光彩的历史。
策划“西藏独立”,阻挠解放西藏
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即将解放全中国之际,帝国主义又策动西藏上层反动势力,于1949年7月发动了一场以“反共”为借口的“驱汉事件”(详细经过见前一专题)。在此之后,美国政府直接派遣特务劳威尔·汤姆斯(Lowell Thomas)父子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的名义来到拉萨,进行阴谋分裂西藏的活动。在拉萨的两个月中,汤姆斯父子与西藏一些反动的上层人士频频密商。作为美国当局与西藏当局的联系人,他还同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一起,合谋策划了西藏“独立”的阴谋。1949年10月,汤姆斯父子离开拉萨取道印度回国。他们在机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肆鼓吹“西藏脱离中国独立活动”,宣称“西藏是世界上最反共的国家”,并呼吁美国出兵“支援和保护西藏”。抵达美国之后,他们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召见。为此在以后他们给达赖喇嘛的信件中说:“总统希望组织世界上的精神力量来反对不人道的势力。”小汤姆斯在回国之后,还写了《这个世界以外》一书,胡说什么:“我们完全有意把我们所知道的西藏面临增长的危机公开告诉美国人民,西藏的危机也是自由世界国家的危机。”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策动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反对祖国、破坏汉藏民族团结的图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认为共产主义势力已经开始在全世界“蔓延”,必须加以坚决的“遏制”。为此,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更加“关心”,西藏问题,以期将西藏作为他们“反共”,队伍中的一个伙伴,给中国施加压力。在6月16日美国务卿艾奇逊给驻印度大使韩德逊的电报中说,美国正在与英国讨论“鼓励西藏抵抗共产党控制”办法。在之后的另一封电报中又称“现在国务院能够对西藏人给予关于美国援助西藏的保证”,美国已准备协助采购和资助。
在这种政策的支配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了活动。1950年11月,他们与印度讨论了是否派一名美国飞行驾驶员去拉萨将达赖喇嘛接出来的问题。此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又秘密勾结以达扎摄政为首的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挟持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到亚东,准备随时逃往国外,再伺机反扑。这不仅激起了汉藏各族人民的反对,即使在达赖左右的堪布和噶伦里面,也有不少人不赞成此举。最后,爱国进步势力战胜了分裂祖国的反动势力,这个阴谋计划没有得逞。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独立”活动的支持暂告失败。
培训分裂武装,支持康藏叛乱
有人在总结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规律时指出,它总是先寻找一些反抗分子、分裂主义分子,然后做工作,让他们组织起来,自己则帮助扩大,进而操纵和控制这些组织,最后达到指令他们为中央情报局的利益而活动,并不管他们原来的宗旨和目的为何。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央情报局是怎样控制和利用西藏一小撮分裂分子进行活动的。
在策动达赖经亚东逃往印度的阴谋破产之后,为了达到最终控制达赖和分裂西藏的目的,中央情报局又转而收买了达赖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经过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扶植”,这两人分别充当了西藏与美国政府、台湾国民党当局之间的直接联系人。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达赖集团叛逃印度的这段时间里,两人频繁奔走于美国、印度和我国台湾之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蒋介石政府的策动下,对西藏搞了一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
1951年夏,土登诺布带着一封授权他可以代表达赖与外国谈判的信件来到了印度,与美国人进行了秘密的接触。随后,又在一个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的反共组织——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赞助下飞抵美国。在那里,他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以下四点协议:
第一,美国方面将负责安排达赖喇嘛和他的120名随行人员去他们选中的任何一个国家;
第二,美国方面将提供经费支援反对中国人的军事行动;
第三,美国方面同意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
第四,美国方面将考虑提供其他军事援助。而美国承担以上义务的前提条件则是达赖喇嘛要离开西藏,并公开谴责“十七条协议”。这为1959年达赖集团流亡国外之后得到美国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1954年,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孜本夏格巴、鲁康娃、罗桑扎喜在印度的噶伦堡设立了所谓的“西藏国民大会”总部,策划分裂西藏的活动。该组织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下建立的。1955年,他们召集康巴地区部分反动上层分子在康定县秘密策划了康巴地区反革命叛乱。美国的戴维·怀特在评价这一事件时说:“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它(康巴叛乱)爆发时,断定局势给CIA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想机会;CIA将以向康巴叛乱分子提供秘密援助的办法来袭扰中国人。”
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还收买了达赖的另一个哥哥——嘉乐顿珠。1951年,他就与中央情报局达成了一个协议,由他负责“安排搜集情报工作”,在康巴叛乱发生后,“升级为策划游击战争。”1957年初,由嘉乐顿珠首次安排了由6人组成的小分队接受美国人训练,学习视图方法、无线电使用方法和跳伞技术,然后将他们分两批空投回西藏,成为康巴反叛力量的核心。1958年底,在康巴叛军的一再呼吁下,美国开始空投第一批武器。这批武器的数量并不多,只有100支英制来福枪,20挺半自动机枪,2门55毫米迫炮,60枚手榴弹和30000发子弹。用美国外交文件上的话来解释,就是他们“从来没人认为这些武器能起什么重大作用……它主要是用来提高士气的。在军事上,这些武器不算是一种威胁;但肯定是一种挑衅行为,因为这增加了西藏人反对中国的希望”。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外国势力的大肆支持下,1959年西藏终于发生了武装叛乱事件。
协助达赖亡印,援助分裂活动
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被胁迫逃亡印度。对于达赖离奇的出逃,人们曾经做出种种猜测。然而,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的。在达赖出逃的两周里,他一直与设在印度的中央情报局联络站保持着通讯联系;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的报务员与达赖紧紧相随,他与华盛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保卫达赖出逃的1000人康巴卫队中,有许多人都曾经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训练。正如L·弗莱彻·普罗迪所指出的那样:
这一离奇的出逃及其重要意义,作为中央情报局那些无法谈论的成功业绩之一,已经永远封镇于他们那些演过了的拿手好戏的记录之中。如果没有中央情报局,达赖喇嘛永远不可能被救,出走。
同时,为了掩盖自己并不光彩的活动,中央情报局还费尽心机,编造谎言,制造舆论,欺骗世人。它曾经编制出一部13分钟的描绘达赖出逃的纪录片,名为《他来自失去了的圣地》,但这部影片最后没有发行。并且,它还利用自己创立和为其提供资金的国际法学委员会来指责我国在西藏地区的民族政策,干涉西藏地区内部事务,妄图以此为借口孤立中国。
在达赖喇嘛出逃之后,美国开始抓紧措施促进西藏内部地区的反叛力量的发展。1959年秋天,中央情报局将在科罗拉多州的哈尔营训练的第二批分裂分子空投回西藏。哈尔营地的秘密训练一直在进行着。据一份资料记载,从1958年到1962年间,大约有170名藏人和康巴人在这里接受了作战训练,而后派回中国,这些人都成了西藏拉萨和山南“四水六岗”叛乱的骨干力量。到1961年底,在美国训练的反叛分子空投回西藏的活动停止了,而哈尔营地的训练活动并没有因此结束。这个营地直到1964年底因美国将在尼泊尔训练更多的藏人才最后关闭。
到1960年,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支持西藏东部的叛乱徒劳无功。于是,中央情报局又帮助达赖集团在尼泊尔的木斯塘重新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并为其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后援物资。第一批空投的物资就有两飞机,包括供475人使用的枪支、药品、食物和相当于1252美元的卢比现钞,另外还有4名经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康巴人。这支部队组建之后,在中央情报局驻新德里办事处的指挥下,不断地从尼泊尔向西藏南部和西部进行袭击。这种袭击从1961年始持续了8年的时间,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央情报局对木斯塘的西藏分裂分子的供应也随之结束了。
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还在印度秘密建立了查尔巴迪亚(Charbatia)情报站,这里配有几架先进的飞机,主要用来对我国进行间谍活动和向西藏的叛乱分子提供空中援助。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中央情报局伙同印度帮助达赖集团组建了一支以外逃藏人为主的“印度西藏特种边境部队”,用来在漫长的印度边境上“巡逻”,不断侵扰我国西藏地区。
此外,中央情报局还向达赖集团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据英国驻拉萨的代表理查逊在《西藏简史》一书中说,外逃藏人得到的药品、食品、服装和其它日用必需品及大量的捐款,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另据克利斯·穆林透露,在60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给康巴武装叛乱人员的津贴已达到每月5000卢比,而到了1964年,则增至每月11250卢比,用以给他们购买各种供给。
总之,在1959年达赖集团逃亡国外之后,中央情报局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给予了它大力的支持。1970年以后,因中央情报局财力不济,以及干涉别国的活动过多,精力分散,又加之美国调整全球性战略部署,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中央情报局干涉我国西藏地方内部事务的活动才开始告一段落,由公开走向秘密。
7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迫使中美两国都着手调整其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新中国成立后僵持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逐渐缓解。为此,美国政府在染指我国西藏地区内部事务方面有所收敛。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真正放弃对西藏分裂集团的利用与支持。美国上层统治集团仍不时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不过,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后,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再象五六十年代那样赤裸裸地向分裂分子提供军事援助,搞游击活动。而更多的是利用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外交压力。
§§第四章 西藏问题与印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