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二节 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接触

　　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莫非改革开放。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关系中最有影响的事件莫非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接触。自1978年12月邓小平倡议与达赖喇嘛对话，希望他放弃“独立”、回归祖国共同建设新西藏以来，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进行了十多年。但对话进展起伏不断，至今毫无结果。这一问题已成为海内外注目的话题。有些人甚至认为西藏的未来在于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成功。那么对话的焦点和症结在哪里？

　　对话的背景与经过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中国中央政府对他及国外流亡藏胞的处境一直很关注。但是直到1978年我国推动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联系才开始接上。这有二方面的背景。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政策灵活。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积极推动灵活务实的政策。他提出了中国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平统一祖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平统一祖国主要是要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同时，邓小平也希望与达赖喇嘛谈判，以解决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放弃独立主张，回归祖国的问题。就达赖喇嘛方面而言，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沉重地打击了流亡集团的分裂主张与活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是分裂主义集团搞破坏活动的主要支持者。1972年以后，曾长期接受中央情报局培训与资助的嘉乐顿珠也感到乞求外国的支持没有什么前途，希望通过谈判回到故土西藏。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全国开放改革的大潮，中央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开始了。综观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对话进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978～1985年：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主动发出了与达赖喇嘛对话的信号。那天，邓小平会见美联社记者斯蒂尔，在谈到达赖喇嘛问题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要求就一个——爱国。而目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这次谈话，无疑是中央政府向达赖喇嘛主动发出的信号。其实在这个月初（12月3日），邓小平秘密会见了嘉乐顿珠，提出了关于对话的问题。12月28日不过是将这次秘密会晤披露给国际新闻界罢了。

　　此后，达赖喇嘛多次派他的代表秘密回国与中央接触。第一次正式接触在1979年2月28日。3月12日，邓小平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说，“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这次重要的谈话，为双方的谈判定了一个基调。这一政策一直没有变化。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满怀真诚的希望，欢迎达赖喇嘛早日结束流亡生活，回归祖国，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发展经济做贡献，为西藏人民的富裕、幸福做些有益的事情。为了满足国内外藏族群众探亲与交往的要求，中央政府制定和实行了来去自由，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的政策。自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接待了达赖喇嘛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几乎全部亲属都曾回国参观探亲。但是，达赖喇嘛派遣的参观团在西藏各地参观时，除一般观光外，还专门搜集西藏社会阴暗面加以歪曲夸大，他们还称自己是“事实调查团”，要以他们调查的事实为谈判基础。

　　在双方接触的基础上，达赖喇嘛认为中央对西藏的新方针是明智的，中央领导人可以信赖，表示愿意改善关系。中央政府也同意并接待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到北京来同中央谈问题。1981年7月，达赖喇嘛的代表嘉乐顿珠回国来到北京。胡耀邦亲自接见，提出了对达赖喇嘛的五点政策：

　　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

　　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

　　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迚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迚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迚他能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四、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的年轻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

　　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欢迎他，并发表消息。

　　1982年4月，达赖喇嘛第一次正式派出三人代表团回国同中央谈问题。从这时开始，流亡集团围绕所谓的“代表团外交”在国际上进行了广泛宣传。一方面表示将回西藏去定居，一方面又说西藏情况不好，回去的时机不成熟。想扩大他们的影响，赢得舆论的支持。1984年10月，达赖再次派出“三人代表团”由印度来北京谈问题。三人代表分别是图登朗杰、彭措扎西、洛卓坚赞。他们到京后，首先转达了达赖喇嘛愿望与中央保持联系，加深了解的愿望。达赖还通过三人代表向中央传递信息，希望在1985年回国参观访问。中共中央领导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杨静仁在同三人代表团谈话时再次重申了胡耀邦过去提出的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

　　然而，1985年赖喇嘛没有回国。可能是他根本没有回来的诚意。因为正当双方进行会谈为他安排回国具体条件与行程时，达赖喇嘛却在印度、日本等国说，“我仍有去西藏的愿望，但当前的形势相当复杂”，“如果此行对西藏600万人不会有什么帮助，他将取消拟定在1985年8月进行的访问”。达赖1985年没有回国，还因·为受到某些流亡分子的反对。这伙人是极端的分裂分子，他们将独立的希望与象征寄托在达赖身上。他们认为如果达赖喇嘛回西藏定居，他们就会失去“独立”的希望。

　　1986年～1989年：达赖喇嘛没有履约回国，严重失信于中央政府。此时双方已很了解对方的底细。但达赖喇嘛仍然表示只愿意派“事实调查团”。中央政府已感到对方缺乏诚意。1986年7月，中央政府拒绝所谓的第五批“参观团”回国调查。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希望同达赖本人对话。当然，直接谈判前的准备是需要的。但通过五、六年的接触，达赖仍然不出面直接会谈，尤其是他自己失约，使中央政府感到对方没有缓和与对话的诚意。

　　对此，流亡集团的反应强烈。从1987年开始，分裂分子加紧了策划国内的骚乱及西藏问题国际化活动。达赖喇嘛挂帅亲征，出访欧美国家。1987年9月，在美国国会，他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对抗胡耀邦提出的“五条方针”。与此同时，分裂分子在国内策划了自1959年来的第一次骚乱（1987年9～10月）。1988年6月，达赖出访欧洲议会，提出了“斯特拉斯堡建议”，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一个妥协的“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的两次建议，都提出来要求与中央政府就“西藏的未来”举行谈判。对此中央政府指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某些提法同“五点和平计划”相比有一些变化，但其实质依然是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这是中国政府不能答应的。同时中央政府重申了关于谈判的立场：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针对达赖喇嘛要求谈判的愿望，中央政府公开表明了态度：

　　其一，随时欢迎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同中央谈判，但是对以“噶厦政府”名义派出的代表团或参观团不予接待，因为中国中央政府从不承流亡国外的“噶厦政府”；其二，“斯特拉斯堡建议”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因此不能作为同中央谈判的基础；其三，中央希望同达赖喇嘛直接对话，谈话的地点可以在北京，可以在香港，也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驻外使领馆，如果这些地方达赖喇嘛感到不方便，可以由他选择任河地方，只要没有外国人参加都可以。

　　1988年9月23日，中国驻印度使馆将上述谈判立场传递给达赖喇嘛方面。10月25日，“流亡政府”的一名“副部长”出面回答说，表示愿意1989年初在日内瓦举行第一轮谈判，“流亡政府”将派出六人代表团。其中的一位外国人范普拉赫不是代表而是法律顾问。这位“副部长”将这一信息公之于众后才正式通知中国驻印使馆。使馆参赞周兴兴接待了他，并问达赖喇嘛是否参加谈判。回答是否定的。达赖喇嘛方面上述宣传式作法，以及达赖再次不愿出来直接谈判，使中央政府对他们的谈判诚意更加产生了怀疑。1989年初，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重申了中央政府的谈判三前提：“独立”不能谈，谈判代表只能代表达赖喇嘛，外国人不能插手。

　　1989年初，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班禅大师圆寂。考虑到广大藏族群众的宗教感情和历代达赖、班禅的历史关系，中国佛教协会特邀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悼念活动。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先生亲自将一封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这次纯属宗教事务的邀请，给达赖悼念班禅，回国参观，提供了一次机会，也为他与中央的直接接触铺上方便之路。但是，达赖拒绝了这次邀请。他失去的可能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这同时表明，在达赖喇嘛看来，政治利害大于教友的情谊。

　　1989年3月，拉萨再次发生了分裂分子策动的骚乱。这是流亡集团直接派人组织的。他们一方面主张“非暴力”，另一方面暗中制造暴力事端。严重地毒化了谈判气氛。

　　六四风波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浊浪。“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达赖喇嘛加入了西方孤立和谴责中国的浪潮，谈判的大门被关死了。”达赖喇嘛说：现在中央领导不稳定，不急于进行谈判。1989年底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身份顿时倍增。在对话问题上他的调门更高了。他多次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一年内不同他对话，他将放弃斯特拉斯堡建议，“将被迫采取新立场”。

　　综观十多年的对话，虽然中国中央政府主动发出信号，要求对话而且真心诚意接待了达赖方面的多次代表团，双方已完全了解了对方的条件与要求，但是对话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症结在哪里呢？

　　症结何在？

　　在十多年的接触中，双方没有进入实质性谈判，主要障碍在“西藏地位”问题。谈判不能进行下去的原因在于达赖喇嘛方面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在历次的接触中，达赖的代表均随着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解决“西藏地位”问题的主张。

　　1.一国两制与西藏的地位。80年代初，为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解决台湾问题，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九条建议。其核心就是让台湾享有高度自治，在此前提下卖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1982年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用以解决祖国和平统一问题。1982年，达赖喇嘛的三人代表回国时提出“要求按对待台湾的办法对待西藏”。他们认为，西藏历史上就拥有特殊的地位，现在更应该拥有特殊的待遇，西藏应该享有自决权。因为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表示，蒙古、西藏、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都享有自决权，可以分离出中国，建立独立的国家。所以中共要尊重西藏人民的自决权。

　　中国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代表指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早在1951年西藏就和平解放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西藏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权利，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台湾现在还没有实现统一，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两个问题不能相提并论。“一国两制”是中央解决港台澳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并不适用于西藏。民族自决权是国际法上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准则，也不适用于西藏。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人民坚定不移的历史选择。

　　2.关于建立“大藏族自治区”问题。中国的藏区历史上分为康、藏、安多三个地区，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在清朝前期，各派势力间为争夺管辖权发生过多次的内部流血冲突。1728年，清廷藏务改革时，将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划归四川，将中甸、阿墩子、维西等地划归云南。现在的川滇二省藏区仍沿清朝旧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藏区形成了五省分布形势。除西藏自治区外，川、滇、青海、甘肃四省还有十个藏族自治州和二个自治县。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高山大河的阻隔，这些藏区长期以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也未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区域。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未曾管辖过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藏区的具体情况，分别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既保障了各地藏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又有利于藏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与经济文化发展，得到了藏族自治地方人民的拥护。

　　当1984年10月，达赖喇嘛三人代表访问北京提出建立大藏区的主张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以上述看法回答了达赖方面的主张。还指出，西藏历史上不统一，现在各地方条件也不一样，强行统一，不一定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达赖方面在对话的前提问题上，（即不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没有什么变化，几轮的对话都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方面基于对西藏局势和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改变了策略，自1987年起加强了舆论宣传攻势，频频出访，并以“人权卫士”的形象出现于各种国际讲坛，攻击中国政府，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以争取某些国际势力对“藏独”的同情与支持。从“五点和平建议”到“斯特拉斯堡建议”，都没有离开“西藏地位”问题。它们要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要改变西藏的法律地位，实现独立的幻想。更有意味的是，在“国际西藏年”里，达赖还提出了把中国变成“亚细亚合众国”的主张，建议肢解中国，使西藏、蒙古、新疆、满洲和他所谓的“中国”共同组成一个松散联邦或邦联。

　　总而言之，达赖一直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也没有停止在国内外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所以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谈判缺乏共同的基础和适宜的气氛。目前对话无法取得实质进展的原因在于达赖喇嘛方面。

　　尽管如此，中国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原则立场与基本立场始终没有变化。1991年5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前夕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

　　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现在也没有变化。我们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央政府一贯表示愿望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但达赖喇嘛必须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问题都可以谈。

　　在1991年底李鹏总理访何印度时，他再次表示了同样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