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三节 煽动“藏独”，前途渺茫

　　“西藏独立”活动历近一个世纪，到目前尚无一个结局。其中，“独立”口号林林总总，分裂活动各式各样。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历史时期，“藏独”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密谋过武装支持，西方某些议会、包括联合国曾玩弄过人权招牌，通过西藏人权问题决议。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西藏分裂主义的前途。外国的武装卷入破产了。某些反华决议，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煽动“西藏独立”，前途渺茫。

　　以暴力和恐怖手段槁分裂活动，不得人心，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内部一直有些人主张搞武装斗争，对抗中央人民政府，企图以暴力手段实现藏独目的。

　　早在50年代，分裂主义势力就发动过武装对抗活动。1950年上半年，西藏上层集团的分裂主义者利用中央政府耐心争取和谈、和平解放西藏之机，派夏格巴等人赴印、英、美等国采购军火，并在昌都一线与人民解放军对抗。但是，分裂主义势力的武装不堪一击。50年代后半期，这些不甘心失败的分裂主义分子，从1956年起在川、甘、青等省藏区策动武装叛乱，反对民主改革。到1959年3月，拉萨终于发生了全面武装叛乱。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平息了武装叛乱。

　　分裂主义集团逃亡印度后，建立了“流亡政府”，并在外国势力的培训与扶植下重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和“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在我国西藏边境地区发动游击战和武装骚扰，杀害我边防战士和平民百姓。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密谋在卡罗拉多州训练西藏武装分裂分子，空投回西藏搞恐怖活动。然而，他们也不成气候。到1974年，随着中美关系改善和国际形势变化，这伙武装叛乱分子也被消灭了。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少壮派逐步掌握大权，以“藏青会”为代表的一批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在外青年藏人，反对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思想，主张以暴力方式实现“西藏独立”。他们在流亡藏人中招募人员，训练特工，试图派遣间谍返回西藏，伺机策反或搞恐怖暗杀活动。“藏青会”曾向美国、苏联政府发出呼吁，要求超级大国武力干涉，实现“藏独”。但毫无回音。目前，“藏青会”铤而走险，已与中东的恐怖组织、意大利的黑手党勾结，接受特工训练，购买武器炸药，企图潜回藏区，实施暗杀爆炸等恐怖、骚扰活动。

　　然而，恐怖暗杀是极不得人心的。“藏青会”如“初生牛犊”，其莽撞蛮干，早已遭老一代分裂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搞暴力活动，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流亡集团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外强中干。历史上西藏上层集团就因教派和地区的不同、家族和贵族不同而时常发生严重冲突与火并。分裂主义集团逃亡域外后，为了生存下来，暂时摒弃前嫌，团结在达赖喇嘛的精神象征下。但是，旧有矛盾一直没有解决，而且新矛盾在不断产生。大致概括起来，流亡集团的内部冲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派矛盾长期存在。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是“西藏独立”的象征。但由于他长期执掌流亡集团的政教各权，早已为其他教派领袖所不满。有的明争暗斗，离心离德，有的以退为攻，积蓄力量。

　　2.地区矛盾日益突出。历史上西藏分为卫藏、康巴、安多三大块，达赖集团逃亡海外后基本上沿袭了旧有的教派和地区势力划分。六七十年代，卫藏人在流亡集团中得势，他们掌握着国外慈善机构的捐款分配。因而，安多人与康巴人极为不满。近年来，安多人和康巴人在上层得宠，又引来卫藏上层的怀恨，他们要求三分天下。地区权力之争，使流亡集团的政治丑闻，时有发生。

　　3.达赖家族与其他实权人物存在权力之争。本来按照历史上《藏内善后章程》，达赖坐床后，虽然其家族成员成为显赫的贵族，但不应参政。然而，当今流亡集团的权力核心在达赖家族手中。达赖本人和他们两个哥哥嘉乐顿珠、土登诺布，一个妹妹吉尊白玛控制了噶厦的主要权力。其他家族和实权人物对此早有不满。此外，达赖家族内部因在西藏独立问题上立场不同也发生内部矛盾，土登诺布与嘉乐顿珠的矛盾已公开化。

　　4.少壮派与元老派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一对矛盾集中体现在闹“藏独”的方式方法上。少壮派以“藏青会”成员为首，多为流亡藏人的第二、三代。他们出生在国外，自小受西方教育，对西藏很陌生，对宗教仪规也不如前辈虔诚，有的敢公开指责达赖。他们攻击追随达赖出去的老一代分裂主义分子，认为元老派主张非暴力毫无用处是懦夫意识。而元老派则反唇相讥，说少壮派“嘴上无毛”，只能空喊口号。在达赖与中央政府对话问题上，少壮派与元老派的矛盾也不小。元老派年事已高，归乡心切，主张达赖尽早谈判回归西藏故土。而少壮派坚决反对谈判，顽固坚持“藏独”，阻挠达赖回国。新旧两代人的矛盾将反映流亡集团在权力移接过程中其活动的走势。

　　流亡集团内部矛盾的长期存在和斗争的日益复杂将大大削弱分裂主义势力的整体力量。

　　达赖喇嘛这面旗帜还可以打多久？六七十年代，西藏分裂主义势力逃亡印度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裂活动，甚至包括武装斗争。但其影响鲜为人知。然而，80年代以来，西藏分裂主义势力似乎连连得手，其在国际上的种种分裂活动取得了某些成功。为何会形成如此情势呢？探究诸种原因，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藏独”努力占有重要或主要的地位。

　　六七十年代，达赖喇嘛年纪较轻，流亡藏人内部不稳，他本人尚不谙国际活动。所以，达赖大部分时间住在印度，较少出访。仅有的几次出访，都是去参观、游历，体验异域文化与生活，开眼界，长知识，有时也从事宗教活动。但其政治色彩远不及现在浓厚。达赖喇嘛的影响极其有限。

　　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达赖加紧了国际出访，几乎每年都要访问外国，足迹遍及欧、亚、美三大洲几十个国家。他受到大国首脑接见，到处举行演讲会、记者会，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其影响日益扩大。他仍然以宗教领袖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人们看到的达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练的政治家，一位能言善辩的外交家。

　　达赖打着宗教的旗帜，以“非暴力”、和平主义者形象出现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他以促进人权、环保、宗教与和平的名义，频繁参加地区和国际性会议，以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宣传他的“西藏独立”的主张，并利用各种机会对我进行诋毁与攻击。海湾战争爆发，他发表讲话，呼吁西方把西藏问题与科威特受侵略相提并论。苏联崩溃后，达赖兴奋不已，认为“苏联的事件，给西藏的独立事业带来了新契机”。

　　流亡集团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上的某些得势，都是达赖喇嘛的“功劳”。分裂主义集团如果没有这面旗帜，其闹藏独的政治活动将无法开展，轰动效应也不会显灵。

　　这正是分裂主义集团最沉重的政治心病。达赖已年近花甲。他自己对其前途最为清楚，也最为担忧。现世达赖的圆寂及其转世已在他及其周围的追随者的担忧之中。时间愈往后拖，愈对达赖不利。他一旦圆寂在国外，流亡藏人将一时失去精神领袖和凝聚力。流亡集团其他任何领袖都没有达赖那样的崇高精神力量，也没有达赖那样的国际形象。因而得不到国际的承认。树倒猢狲散。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特别是“流亡政府”将会面临一个自行垮台的结局。

　　对于达赖之后的流亡集团，海外及达赖舆论工具也作了类似的展望。德国《柏林日报》1993年3月25日刊文评论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年轻的流亡分子非但不想回祖国，而且试图与印度社会结为一体，西藏独立运动将同达赖一起共兴衰沉浮，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他的愿望。”

　　《西藏评论》在1992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流亡局势的估计》的文章，其中认为：“西藏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年轻人迷恋城市生活，都往城市里跑，为自由而战的思想熄灭了”，“我们内心深处有说不出的失落感”，“移民西方是被同化，是仅仅有藏人面孔的美国人、德国人、印度人和尼泊尔人”。这篇文章虽是流亡藏人中悲观论者的看法。但也表明许多流亡藏人不满现状，对“藏独”前途的失望心态。

　　在力量的国际竞争中，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对流亡集团并非有利。近年来，冷战结束，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创。西方国家将和平演变苏联东欧的战略转向了社会主义中国，要促使中国内部发生类似苏东的演变和分裂。西藏问题就是西方肢解中国的突破口。

　　正是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流亡集团抓住有利时机，在国际上发动政治攻势，赢得了某些支持与同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西藏人权问题，加紧利用和支持达赖集团。某些国会通过了西藏人权问题决议案，美国决定接纳1000藏人赴美定居，某些反华组织支持发起“国际西藏年”，为达赖集团鼓吹西藏问题提供各种机会。

　　达赖本人因获诺贝尔和平奖，并突破美英大国首脑不接见他的先例，而国际地位猛升。流亡集团也加快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步伐，成功地在欧洲与俄罗斯增设了7个“办事处”，发展了与某些国家的非官方关系。

　　然而，在与中国政府的国际竞争中，流亡集团并非处处旗开得胜，世界局势的发展不利于分裂主义势力。

　　流亡集团近年来发动的攻势，主要是利用了1989年六四风波后中国面临的国际性困境。尽管如此，国际上对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支持，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国家的非官方政客与平民百姓，其主要动机可能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或反共反华的心理。这种支持与同情主要具有道义性。而各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是谨慎的。它们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拒绝承认“西藏独立”或“西藏流亡政府”。

　　尽管美国国会的佩洛西等反华议员主张把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西藏问题联系起来，对华实施人权外交。但是，美国政府则持谨慎态度。克林顿总统上台前，高唱反华论调，上台后却是另一番面孔。他在接见达赖的礼节问题上颇费心思。称他们的会见是私人性质的，会见并不改变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这正如基辛格所说，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不以危及整个中美关系为前提。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支持达赖大致如此，都不以影响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为度。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庞大市场容量的国家，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在与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对比中，西方国家看得清楚，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都在中国这一边，而西藏问题不过是对华关系的一个砝码。

　　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变，也是令西藏流亡集团头疼的事情。印度历史上因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一直支持西藏独立活动。但是，近年来，随着拉吉夫总理访华和李鹏总理的回访，中印两国敌对30年的关系明显好转。印度政府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并承诺不允许西藏分裂分子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度为了在国际事务上取得更多发言权，为了维持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既得利益，势必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印度虽然有利用西藏流亡集团的一面，同时也对它深怀戒心。印度国内种族矛盾、宗教冲突不断发生，局势动荡不安。而西藏流亡集团拒绝接受印度国籍，长期保持“难民”地位，自成体系，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印度人与流亡藏人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分裂主义分子妄图以印度为基地从事分裂活动。印度政府承诺不允许西藏分裂分子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长期收留藏人已使印度处于不利的尴尬境地。

　　因此，随着中印关系的不断改善，分裂主义势力将对前途更为担心与忧虑。

　　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已流亡30多年了，流亡集团已沦为国际反华势力的工具，西藏问题也随着反华浪潮的起伏而潮涨潮落。五六十年代美国曾武装支持西藏叛乱，而七十年代，美国因要改善美中关系而抛弃了流亡集团。各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均优先考虑其国家利益。1992年起，中国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步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慢慢走出1989年的阴影，国际环境日益有利于中国。在1992年第48届联合国人权会上，中国成功地打掉了所谓的“中国/西藏局势”决议提案。对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达赖喇嘛沮丧地说“美国也是靠不住的。”

　　西藏流亡集团在海外从事分裂活动已这么多年了，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分裂不得人心，国际的支持是十分有限的。搞“藏独”的前途不可乐观，从印度移居台湾的章嘉次仁著文《当前海外藏胞之分析》写道：“发展西藏独立，乃是达兰萨拉在政治上的一个幻想是对西藏人愚弄的作法与盲目的行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