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美国国会最初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时,我尚在念研究生。我的导师杨公素教授以自己五十年代在西藏负责外事工作及参与中印、中尼有关西藏问题谈判的亲身经历和渊博的历史与国际知识,驳斥了美国人玩所谓“西藏牌”的强权政治逻辑。在杨先生的指导下,我将研究的兴趣逐渐集中于西藏问题,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问题的演变等方面。1989年留校任教后,担任的主要课程是新中国外交史,当代中国政治。这两门课都离不开西藏问题,尤其是在对外国留学生授课中,他们对西藏的兴趣有增无减。但他们的认识既十分有限又谬误百出。这很难怪留学生。因为在海外每每谈到西藏问题,几乎都是西方的声音或者流亡国外的分裂集团的宣传。在近几年的教学中,我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方法,从一种新的角度讲授西藏问题使中外学生都感兴趣,并正确认识西藏问题。在教学基础上,我萌发出将讲稿整理成书的愿望。
后来,我将这一打算跟杨先生商讨,他老人家热情支持,并将提纲进行了再三修改。在杨老师的全面指导下,我开始了艰辛的写作过程。初稿每出,均交杨先生审阅。他老人家已近八十高龄,还逐篇推敲,字里行间留下了宝贵的批阅意见。如果没有导师的指导,很难想象有今日这样一个稿子出来。对导师的感激,难以言喻。
在写作过程中,承蒙有关人士和单位以各种方式热情相助,在此谨致谢意。《中国藏学》杂志社的廖祖桂、张蜀华及《中国西藏》杂志社的廖东凡、张晓明诸位老师,给我极大鼓励。
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张汉清教授、梁守德教授、方连庆教授、潘国华教授和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负责人石志夫副教授的大力支持。在部分资料整理中,北大西藏研究小组的李扬帆、田广河、李健、刘敬师、刘磊、肖蓉等同学付出了不少劳动。北大东语系的德吉色珍同学提供了热情的帮助。某些章节是笔者与研究小组同仁共同合作写成的,曾发表于学术刊物:第九章第一节(李扬帆)、第三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肖蓉)。这个研究小组是由青年学人组成的志愿者学术团体,大家志趣相投、精神可佳。在此一并致谢。
我要特别感谢“中华社会科学基金”,它为我赴藏考察,进行研究提供了资助。
今年来北大国政系执教的美国教授Mr。Leo S Chang,多次与我交换意见,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一并致谢。
还要特别感谢中国藏学中心、中央民院藏学所、四川藏学所的热情帮助。
本书在修改审稿过程中,得到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同志,西藏社会科学院何宗英研究员,军事科学院王贵同志,中央民族学院藏学所副所长喜绕尼玛先生,陈喜增先生的赐教。
旅游教育出版社社长陈喜增先生和编辑任森先生在明知蚀资的情况下,仍极力支持本书的出版,陈先生还亲自担任责任编辑,二位的精神可歌可颂。特表衷心的谢意。
张植荣
1993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