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二节 “9.11”是否证明了“文明的冲突”？

　　2001年9月11日，两架美国联航波音飞机先后撞进了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大厦，与此同时，一架自杀性飞机又撞向了美国五角大楼，并导致该大楼一角塌陷；过了一会儿，又一架飞机竟意图明显地向美国白宫撞去，最后坠毁，阴谋未能得逞。此次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恐怖行为。它造成了三千余人丧生和失踪，近400亿美元巨额财产损失，引发了美国的剧烈震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当局称，此次事件是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恐怖大亨本·拉登策划组织。美国因此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件更激化了中东局势，激化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

　　“9·11”来临得太突然、太严重，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伊斯兰民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在一年前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节庆祝会议上，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钱其琛就指出：民族宗教问题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说：冷战后，宗教、民族问题突出起来。许多热点问题差不多都与宗教、民族问题分不开。我认为，宗教、民族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是古已有之的，只是在当前又热起来了。有人这样分析：历史上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大力向外传播，经常发动圣战；然后基督教组织十字军东征，从欧洲一直打到西亚。这次高潮持续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动荡与战乱。第二次高潮是近代亚非国家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借助本土国教反抗传教的殖民主义者。而现在是第三次。波黑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科索沃危机的起源是东正教的塞族和穆斯林阿族的斗争。其他如车臣问题、东帝汶问题、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内战、中东问题、北爱尔兰问题等等都和宗教背景有关。所以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将来世界上注定会发生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三大宗教、三大文明的冲突。

　　钱其琛在讲话中还表示虽然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敢完全苟同，但还是认为亨廷顿的观点给我们认识冷战后的民族宗教问题的新特点是有帮助的。他说无论如何现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宗教经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

　　2.宗教自由经常与人权联系在一起；

　　3.宗教经常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4.宗教经常与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分裂或统一联系在一起；

　　5.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

　　钱其琛还说：“这种跨越国界、民族的感情有时起的作用会相当大。宗教影响是各方面的，我们看到印度教徒会反对美国在印度搞麦当劳快餐店。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国际关系中，当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宗教的矛盾、民族的矛盾往往使得原来得到控制的、得到处理的、得到解决的问题重新爆发，宗教、民族问题会突然变得重要、敏感起来。但宗教问题就像潘多拉盒子，打开容易，关上很难，没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办不到。再加上有的国家以宗教自由、人权等为口号干涉别国内政，也使矛盾更加激化。经济的贫困、政局的不稳也可以成为宗教矛盾的温床。应该说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现象，现在经常讲2000年到来了，世界新的第三个千年开始了，这就是从宗教概念上说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当然不止两千年，要长得多。人类的一切事物都会变化，都要经历生长、发生、扩展一直到灭亡这个过程。但是相对于国家来讲，宗教的历史应该说是更长的。所以宗教问题是我们必须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冷战后民族宗教问题的复兴，早在90年代初就成为中亚各国头疼的问题了。冷战后，在俄罗斯及中亚地区，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种势力”早已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这三股恶势力“三位一体”，其宗旨与目标都是要推翻各国世俗政府，建立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宗教政权。而“三种势力”的极端形式就是暴力恐怖活动。1999年9月4日一13日，莫斯科相继发生了地下商场、居民楼被炸等3起巨大爆炸案，有200多人被炸死，数百人受伤。2001年2月莫斯科地铁又发生了五起炸弹案，2004年9月俄国北高加索别斯兰布发生了绑架人质事件，300多人死于爆炸。俄警方认为，这均为车臣匪徒所为。从这三股恶势力当前的活动情况看，他们使用爆炸、绑架、劫持、暗杀等手段，不仅把目标对准这一地区各国重要人物及执法人员，而且更多的是进行针对平民百姓的恐怖爆炸活动。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股极端民族宗教势力的野火，自然会燎原到中亚近邻的中国新疆地区。总之，无论如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理论上给世界提了个醒。民族宗教问题也将成为21世纪中国内政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