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三节 “9·11”给中国的警训

　　2001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理论高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高度，来看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五性”：长期性、群众性、国际性、民族宗教的关联性和复杂性。“9·11”事件虽然发生在美国，但是其突出的国际性，对于我们中国人如何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搞好国内安全战略，同样具有相当的借鉴。

　　第一，调整国家安全观念，确立多元化的安全观，尤应重视国土安全。在冷战时代，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全面威胁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安全的敌人来自国外军事威胁。而在后冷战时代，来自外国的军事威胁几乎不再存在。中国开始研究国家的经济安全与信息安全。但是，北京还没有重视来自本土的恐怖袭击及其严電后果。研究中国出现国际恐饬主义的可能方向，尤应重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例如新疆、西藏地区出现大规模跨国恐怖活动的可能。当前恐怖主义的特点是其组织国际性、手段专业化、杀手高技术化。在中国，从前的恐怖活动有内地的土制炸弹爆炸，西藏的“藏独”分子在CIA指导下的游击战，新疆的“疆独”分子的暗杀汉族干部等。而主张“疆独”的“东突”恐怖分子，早在90年代就在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受训。据报道，曾有千余名疆独分子在塔利班接受过军训。与从前相比，目前国外恐怖活动对中国边疆的渗透已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重要方面。

　　第二，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出发，探索民族与宗教间的和解，斩断恐怖主义的基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中国封建君主的治国原则。同时，中国古代还有“君轻民贵”的民本思想。美国布什总统上台后挟其经济与军事实力，想称霸世界，惟我独尊，单边主义霸气十足，不把他国放在眼里。“9·11”事件的讽刺性在于以小击大，以弱胜强，原始的宗教力量可以打败高科技的物质力量，个人的恐怖活动可以打击国家元首的权威。美国的正副总统因为害怕遭同时暗杀，不得不隐藏行踪。这完全颠覆了美国人的安全观。美国要当世界警察，而又执法不公。在中东问题上美国长期偏祖以色列。在意识形态上美国歧视穆斯林，鼓吹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美国总统布什起初还把出兵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命名为“无限正义”，要对穆斯林发动基督教似的圣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区域的国家。民族宗教问题，东西部差距，城乡矛盾，官场腐败，下岗失业，农民问题等，都是中央政府头疼的“心腹之患”，也是中国出现恐怖主义的根源所在。90年代初，发生在新疆的巴仁乡事件，是典型的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而在四川、河南、武汉等地发生的农民抗捐、仇杀干部等，则是城乡矛盾与官场腐败的结果。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国本一体。中国应总结美国的教训，使不同的政治派别、少数民族、以及不同的信仰都能够在中国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与价值，大家和平共处，共同建设家园。这样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

　　第三，加快西部发展，缩小东西差距，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古代中国的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的“犯上作乱”，大多均源于社会的贫富不均。“均贫富”成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旗号。要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头等大事是必须解决东西部差距和农民问题。

　　第四，攻心为上，对民族边疆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软硬兼施。对“疆独”、“藏独”分子制造的恐怖活动严厉打击。但是，对产生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潮要有辩证的看法，检讨过去民族问题上无限上纲上线打击面过宽的做法。事实上，民族宗教问题大多数起因于民族基层的风习与宗教纠纷，而不是所谓民族分裂问题。而政府政策打击面太大势必造成更多的敌对面。中国古代的君王们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怀柔、笼络政策和攻心措施，曾在蒙古与西藏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9·11”事件后，美国的军事打击已经取得胜利。而本·拉登还是无影无踪，阿拉伯穆斯林对美国仇恨与日俱增。攻城为下，即使美国能够抓住且处死本·拉登，但是美国永远不能抓住阿拉伯世界的人心。成千上万的本·拉登还会出现，誓死与美国为敌，制造更多的恐怖。中国古语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这正是“9·11”事件给中国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