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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国、大将风度
1.从朝鲜撤军
陈毅就任外交部长三天之后，便以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随同周总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友好访问。
就在几天前，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政府的一项重大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年内从朝鲜战场上全部撤回中国。
这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因为它还牵涉到另一个大国，那就是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美国。
这个世界史上空前强大的金元帝国，曾在朝鲜美丽安宁的国土上留下了创伤、苦痛和灾难。也正是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中朝人民用赤心和鲜血凝就了万古长青的友谊。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以来，已经整整七年过去了。
七年的时间不算短，然而当陈毅乘坐的专列抵达这片被硝烟战火冶炼过的土地上时，他依旧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那是1950年6月，陈毅还在上海任市长。朝鲜战争爆发，10月战火就烧到了鸭绿江，美军炸弹已经扔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是立即应邀出兵还是暂时按兵不动呢？任何一种决定都关系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命运，因而毛主席立即请各大区负责同志火速进京，商议此事。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领导人深知，在打仗的硬件方面，中国是远远不敌美国的。当时的美国，刚从二次大战中嗛取了二百五十亿美元的军火利润；黄金储备占了西方世界的百分之七十；陆军人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由战前第十七位上升到了第一位；美国手里的原子弹可让广岛、长崎刹那之间变为废墟；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军舰肆无忌惮地游弋于世界各大洋面上。而中国呢，它刚刚诞生还不满一年，身上还带着连年战乱留下的千疮百孔；脆弱凋敝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振兴；国库里没有外汇黄金；工厂里也造不出坦克、飞机，它惟一拥有的便是一支正义之师的浩然正气和坚定信念，以及人民创造并保卫新中国的决心和勇气。这些看似无形之物，越是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它越能创造出奇迹。
陈毅当时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应当出兵。他并且向中央表示：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陈毅马上可以穿起军装过鸭绿江作战去。
这并非一个军人一时上涌的豪气，这也不是一个将领对“战争解决问题”的崇尚，陈毅说这些话，是有他的深刻见地的。当时很多人恐美心理严重，终日叫嚣：“我们千万不能跟美国人打仗啊！”
陈毅对此针锋相对：“美国侵占我们的台湾，现在又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炮口对准了我们的胸膛。宋太祖曾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咱们老祖宗的经验。”“要是美国佬用原子弹打我们怎么办？”陈毅毫不犹疑地回答说：“不要怕闯祸。要打原子弹就让他打，保证我上海市长不先跑就是。”的确，原子弹的因素是要考虑的，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呀。如果美国持有了原子弹便可以为所欲为，那正义何在？公理何在？整个世界不是强权横行了吗？中国是渴望公正与和平的，但如果用和平手段不能达到目的时，那只有在战场上见高低了。
抗美援朝七年，美国打了“开国一百多年来一直没有打过”的败仗，中朝两国完全赢得了这场战争。现在，战火已经扑灭，和平已经实现，志愿军便主动地无条件地撤回，不在朝鲜领土上驻留一兵一卒。中国如此为受援国利益着想，反使美军盘踞世界各地的行径愈发刺人眼目了。在中国公布撤军决定的当天，国际新闻社远东分社社长斯通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由于这一行动，“而在亚洲冷战中大胆地掌握了主动，并使美国陷入难堪的境地。”
如果说抗美援朝是以战争同美国的侵略政策相对抗，那么，撤军便是以和平的方式相对抗。不仅要撤，而且要撤得漂亮。
1958年2月17日，周总理和陈毅来到志愿军总部。在总理讲话之后，陈毅作了一番意味深长的发言：
“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去充恩人，以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向我磕头。美国人在抗日战争时不是有军事代表团到延安吗？以后到山东、到北平，什么三人小组啊，就是那么一个恩人的神气——我是来帮助你抗日的，我是来调解你国共关系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一过江，他还不是卷起铺盖走路了吗？”“古有信陵君救赵的故事。他解了邯郸之围后，谋士们提出忠告：‘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曾经指挥过百万大军转战南北的陈毅，深知部队在换防、交接时最易出现问题和矛盾。然而这次撤军是在异国的土地上，如果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福可能影响中朝人民的友谊，给外交工作带来不利。陈毅又以他小时候亲身的经历教导大家说：“在清朝末年，我的外公捐了一个官。到湖北利川县上任时，他发现门窗都被前任官打坏了，这令他很生气，他跺着脚骂娘骂前任的狗官。两年后，他的官没了，也要走了，他照样亲自指挥把门窗打烂。那样的个人主义，那样的自私自利，是我亲眼所见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以国际主义的水平来处理这些的问题。现在我们有的同志以为，这样东西是我带来的，我就应该把它拿走，不行！要严格执行志愿军首长的命令。回国后，国家可以给你置一点。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值钱？就是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
遵照总理和陈毅的嘱托与教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损一草一木，不带一针一线地撤离了朝鲜。
2.与美国国务卿社勒斯较量
美国是不甘心轻易接受失败的，既然炮轰枪击的热战必须停止，那就继续和平对峙的冷战吧。因而，美国军队还留在三八线以南的朝鲜土地上，美军基地的导弹还对准着中国，第七舰队还在台湾海峡游弋，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还对中国实行着封锁和禁运政策……中国一度面临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多少，只是现在战场上的肉身相搏要转为战场下的斗智斗勇了。这就注定中国外长陈毅要在战场下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直面交锋，一决胜负。
陈毅虽然未曾与杜勒斯谋面，但他知道此人为他的资产阶级信仰奋斗是全力以赴的，他反共、敌视新中国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曾以“反共先锋”的称号而名噪全球。想到这位今后要常打交道的对手，陈毅说：“杜勒斯是个专家，我们要打拳，就要找这样的对手较量才够味。”
这位被陈毅称作“专家”，令陈毅觉得“够味”的对手，究竟如何？
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此人长相并不特殊，中等个子，面色苍白，表情严峻而冷酷，时而露出阴沉忧郁之色，配戴一副夹鼻镜，两眼显得深不可测。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性格的强硬一当他听见反对他的意见后，“他照样发表自己的意见，连眼角都不扫一下反对者，等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人。”
他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务卿。他可以在会议席上频频向总统递纸条以左右总统的发言。他习惯于咬着一支铅笔，在他书房里石块砌成的火炉前慢慢地踱来踱去\独自一人考虑问题，随时把他的想法记在他那本黄色的拍纸本上，并由此制定美国外交政策。《华尔街日报》上说，“什么事都要等杜勒斯决定才能办。小到象国务院大楼走廊里光线太暗的问题，也要等杜勒斯说了一句话才得到改进。”
他是西方世界赫赫有名的“反共先锋”、“冷战战士”。这得归功于他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的影响。这位哈里逊总统的国务卿是“一个具有浓厚爱国思想的美国人。在他出使外国和任国务卿时，他尽力把这个国家的影响扩大到全世界（包括欧洲和亚洲）。”现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继承了老福斯特的理想和目标。为了把美国的影响扩大到中国，杜勒斯一直在寻求时机。1938年，他称颂密谋对日投降的蒋介石“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爱国者”；1952年，他又说：“美国应该明白地申明我们的决心，决不让中国大陆继续由中国共产党控制。”1954年，他不顾癌症手术后身体的虚弱，赶往日内瓦。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亲自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1957年1月在旧金山讲话时他甚至诅咒新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他视共产党为魔鬼，视红色中国为瘟疫，为驱魔去病，他终日奔波，不遗余力。
他自觉最得意的杰作是“战争边缘”政策。尽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鄙夷地将之称为“俄国式的轮盘赌”，杜勒斯还是不为所动地自我阐明：“你必须为和平碰碰机会，正如你必须在战争中碰碰机会一样。有些人说，我们被带到了战争的边缘。自然是如此，但到达了这个边缘而又不被卷入战争的本领，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我们曾不得不——在扩大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在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正视了它。我们走到了这个边缘并且我们正视了它。我们采取了坚决的行动。”这就是著名的三次“战争边缘”行动，三次都直接间接地针对红色中国。第一次是1953年2月，“放蒋介石出笼”以加剧朝鲜紧张局势；第二次是1954年，谋求以武力干涉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第三次则是1955年，在台湾海峡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挑衅。这三次“碰碰机会”的结果，的确都没有“被卷入战争”，因而杜勒斯先生自诩为“艺术”。他甚至认为自己已谙熟于此道，屡试不爽。
杜勒斯说这番话时是在1956年。两年之后，他又想轻车熟路把美国带往第四次“战争边缘”。这一次目标依旧是中国，地点依旧是台湾海峡，这一切都是上演“艺术”最熟悉的背景。杜勒斯似乎没有过多考虑他将遭逢的对手是陈毅。这或许源于他性格的强硬、霸道和自负。但想必时过境迁后，杜勒斯先生一定会记得这次交锋，记得他的新对手——中国外长陈毅。
其实，陈毅对美国并不像杜勒斯对中国那样怀有偏见、仇恨。他说过：“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建国才一百八十多年，科学、工业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民族是个新的民族。假若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的政策，两国关系是有前途的。”
但是美国会改变现有的敌视政策吗？1955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的威胁现在集中在亚洲……现在是加速发展从韩国和日本延伸到中东的自由亚洲的广大弧形地带的时候了。”这便是矛头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为了加强这个包围圈，杜勒斯不停地在各国、各大洲间穿梭飞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以至飞行时间几乎和职业飞行员相等。杜勒斯身上膨胀着美国垄断资本进行经济掠夺和势力扩张的强烈欲望，红色中国作为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新兴国家，自然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面对美国的敌视，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之间的桥梁”，陈毅对此作了严厉批评。他将这话告诉给主席，主席很形象地打了一个比方：“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着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难道能这么干吗？”
“主席挖苦得很好。”陈毅后来对人说，“谁愿意干，谁可以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每个炎黄子孙都有这样的志气，台湾或许不会这样长久地与神州大陆分离。
3.台海风云举重若轻
1958年的夏，无论对杜勒斯还是对陈毅，它都是难忘的。
8月23日晚，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为庆祝祖国解放日而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尽管不久前，美国出兵黎巴嫩，英国出兵约旦，造成中近东战火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尽管8月17日，美国又将六艘军舰和两千部队开人新加坡；尽管参加招待会的每位代表都意识到当前的世界局势充满“火药味”，但招待会的气氛仍是热烈而友好的。陈毅作为主宾之一，他一身白西装，笑容和悦，风度翩翩地穿梭于来宾之间。
但是，当陈毅走到台前即兴致词时，人们发现，席间的气氛变化了。
“联大紧急特别会议通过一纸决议，并不等于说美国和英国对黎巴嫩、约旦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已经消除。美国借口‘保护侨民’侵占黎巴嫩，以‘保卫供水系统’为名把军队派遣到古巴。最近，美国军队竟为了‘休息和避暑’进驻了新加坡。如果这种道理能够成立，那么美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的军队派到任何国家去吗？同样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不是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军队派到美国去吗？”
话音一落，举座皆惊。有人兴奋，有人惊愕，有人担忧，只有讲话者陈毅本人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平静——就在招待会开始前两小时，我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发，对驻守金门的蒋军蒋舰，发起了猛烈的、毁灭性的袭击。陈毅知道这一击会让美国吃惊，让世界震动，但现在有人在中国的领土上骚扰、挑衅威胁、侵犯，中国不反击行吗？既然美国已经紧张起来了，中国索性也就“紧张”他一下。
果不其然，金门炮声一响，杜勒斯目瞪口呆，美国手忙脚乱，赶紧从地中海等地调集六艘航空母舰、130艘其它舰只和200多架飞机到台湾海峡地区，叫嚣“美国飞机要轰炸中国大陆的基地”。不久，杜勒斯又匆匆飞往罗德艾兰州的新港，与正在那里度假的艾森豪威尔商讨对策。
从新港回来，杜勒斯先在9月9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因为当时的舆论对杜勒斯“碰碰机会”的新冒险很不利，国务院收到的五千多封来信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批评杜勒斯在台湾海峡的冒险行动的。亚当斯在《强权时代》中说，“人们越来越认为美国人如果把自己卷入这些岛屿的防御，那就是发疯了。”因而，杜勒斯此举意在争取舆论的支持，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摆出一幅威风凛凛的架势说：“处在危险中的并不仅仅是金门和马祖这两块地产。显然，如果牵涉的仅仅是这些，美国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那里牵涉的，是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的整个地位，它也牵涉到美国的切身利益。”
九天之后，杜勒斯又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施加新的压力。发言中，他此时承认我炮击金门是“属于内战的范围”，彼时又谴责这是“赤裸裸的武装侵犯”，通篇有逻辑混乱的嫌疑，但幸而中心明确，那就是要求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不准中国炮击，甚至要求中国撤减驻在福建前线的部队。
杜勒斯不愧是外交战线上的“专家”，就在他恼羞成怒大肆叫嚣时，他也没有放弃暗里的活动。他曾让华沙的美国大使通知中国大使王炳南说：“美国希望恢复两国在华沙的谈判。”看来，任何可能使中国妥协的渠道，美国都不惜一试。只是美国的“谈判”这一花招对中国并不新鲜，中国早在朝鲜战场上就领略了他们的“谈判”，充其量不过是一缓兵之计而已。但是，无论是打是谈，中国都奉陪到底。
美国在金门炮响后的数日里，已竭尽威胁、利诱之能事，现在，该是中国登台亮相的时候了。
9月2日，中国外长陈毅发表了驳斥杜勒斯在联大上的发言的声明，他寸步不让，义正辞严：
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造成的。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关键，不是什么‘停火’问题，而是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的问题。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谈不上什么停火。至于中国人民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那是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的，也从来没有造成国际紧张局势。中国人民为了解放自己的领土，不论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装斗争方式，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美国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并且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战斗力量。
如果美国侵略者竟然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胆敢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那么，我国团结一致的六亿人民，必将不惜牺牲，在保卫伟大祖国的神圣旗帜下，为反抗侵略而战，为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战！
早在发表此声明前，周总理就认为，必须先把台湾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讲明，明确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以此作为我们在对美外交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现在，陈毅就是这样做了。他的言语明确、逻辑清晰、气势磅礴使“全世界一切神志正常的人都公认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从来就属于中国。
理直就会气壮，中国态度的强硬，使美国的盟友们纷纷退却，均表示不愿卷入冲突。美国国内更是一片抱怨声、诘责声：“美国有什么权利决定中国岛屿的命运？”“为了支持从中国大陆被赶出来的卖国政权，我们打算牺牲多少美国人的性命呢？”连赫尔利也无奈地说：“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既没有朋友，又没有盟国。”
这一次，杜勒斯才意识自己遭逢了一个不可小视的敌手。大敌当前，更应冷静，他毕竟久经沙场，又是玩“战争边缘”的老手，看来美国又该在“战争边缘”上收步，以退求进了。主意一定，他便在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开始实行“脱身政策”，即要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以换取共产党的停火。”
难道他不怕此变在台湾集团内引起恐慌和混乱吗？对此，杜勒斯是早有预料的，但他认为这是“退却”中应付的代价，何况以后还有机会弥补。关键是，“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杜勒斯想用金门、马祖两个岛为“钓饵”，来换取台湾脱离大陆永久“独立”的前途。蒋介石不要“反攻大陆”了，中共也放弃“武装解放”，台湾便可成为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不能不承认，杜勒斯的如意算盘拨拉得还挺有水准。
中共会吞下这个“钓饵”吗？
轰击金门的炮声突然静寂下来。难道……
10月6日，一份精彩之至、由毛泽东主席连夜起草的《告台、澎、金、马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公开发表。文章宣布，鉴于目前“金门、马祖的十三万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从当日起，在国民党船只无美舰护航的条件下“停止炮击七天”，以便国民党方面向岛上输送供应品。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内部战争，同胞之间可以谈判，和平解决，但不要美国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文章点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并以杜勒斯9月30日的讲话为证，问道：“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这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文章，如一石击水，使得蒋介石军心震动，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更是骑虎难下。不久，他匆匆飞往台湾，强压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不料指挥棒不灵，双方吵成一片。
“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陈毅赞赏地说，“台湾局势非常微妙，矛盾错综复杂，炮打打停停，就是利用这些矛盾，使美国人不能插手，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
陈毅对台湾形势把握之准，对美国政策理解之深是令人叹服的。“美国的政策，头一步是交出金、马，使大陆和台湾完全脱离，以便他长期占领，第二步就是托管台湾，第三步是中立台湾。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不是有‘脱身政策’吗？这一来就难以脱身了。”
岂止“难以脱身”？在这场外交斗争中，杜勒斯完全败在了中国外交家的手下。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说：“中国人在沿海岛屿握有硬牌，知道如何巧妙地打这些牌”，由于“在金门握有军事上的主动，他们可以象拧开或关上水龙头一样进行或停止炮击。”他的描述很形象，但更准确地说，是坚定的立场、灵活的策略、精确的算计融为一体，使中国外交家赢得了这场斗争。12月10日，美国终于宣布自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并且不得不遵守我方不允许美舰为蒋舰护航的规定。
声名赫赫的杜勒斯在这场较量中遭受重创，他竟成了“世界上受到最猛烈攻击的外交家”，还有人把他比作“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盘”，更有甚者，竟恶作剧地把他的名字“Dulles”写作“dulls”（蠢货）。1959年5月24日，这位一生致力于“扩大美国影响”的国务卿因患癌症去世。他一直以反共、敌视新中国而著称，到最终不得不承认“红色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他多年来以性格强硬、谙熟外交而傲世，到最后彻底落败一次，而这次他的对手就是那位说话和他一样强硬却从不霸道的中国外长陈毅。
陈毅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搞紧张，那我们就要比他更紧张！——最经不起紧张的还是帝国主义。”
陈毅又说过，“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
陈毅还说过，“我们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长期发展起来的。……但美国的领导人太自高自大了，要中国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的气节、中国人的信念、中国人直面强权的态度，全都包含在陈毅元帅这几句铿锵有声、斩截有力的话里。他告诫美国，也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国是热爱和平向往和平而且勇于争取和平的。谁若想在中国推行强权，那无论是上十里沙场还是人十里洋场，都注定要碰钉子吃苦头，“不管豺狼多诡计，我方事事持原则”，不是吗？若狼烟四起。看我公戎装在身披缨上阵勇杀顽敌；若较量于帷幄之内，再看我公于觥筹交错樽俎起落间奋折强权。
陈毅就任外交部长三天之后，便以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随同周总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友好访问。
就在几天前，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政府的一项重大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年内从朝鲜战场上全部撤回中国。
这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因为它还牵涉到另一个大国，那就是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美国。
这个世界史上空前强大的金元帝国，曾在朝鲜美丽安宁的国土上留下了创伤、苦痛和灾难。也正是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中朝人民用赤心和鲜血凝就了万古长青的友谊。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以来，已经整整七年过去了。
七年的时间不算短，然而当陈毅乘坐的专列抵达这片被硝烟战火冶炼过的土地上时，他依旧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那是1950年6月，陈毅还在上海任市长。朝鲜战争爆发，10月战火就烧到了鸭绿江，美军炸弹已经扔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是立即应邀出兵还是暂时按兵不动呢？任何一种决定都关系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命运，因而毛主席立即请各大区负责同志火速进京，商议此事。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领导人深知，在打仗的硬件方面，中国是远远不敌美国的。当时的美国，刚从二次大战中嗛取了二百五十亿美元的军火利润；黄金储备占了西方世界的百分之七十；陆军人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由战前第十七位上升到了第一位；美国手里的原子弹可让广岛、长崎刹那之间变为废墟；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军舰肆无忌惮地游弋于世界各大洋面上。而中国呢，它刚刚诞生还不满一年，身上还带着连年战乱留下的千疮百孔；脆弱凋敝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振兴；国库里没有外汇黄金；工厂里也造不出坦克、飞机，它惟一拥有的便是一支正义之师的浩然正气和坚定信念，以及人民创造并保卫新中国的决心和勇气。这些看似无形之物，越是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它越能创造出奇迹。
陈毅当时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应当出兵。他并且向中央表示：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陈毅马上可以穿起军装过鸭绿江作战去。
这并非一个军人一时上涌的豪气，这也不是一个将领对“战争解决问题”的崇尚，陈毅说这些话，是有他的深刻见地的。当时很多人恐美心理严重，终日叫嚣：“我们千万不能跟美国人打仗啊！”
陈毅对此针锋相对：“美国侵占我们的台湾，现在又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炮口对准了我们的胸膛。宋太祖曾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咱们老祖宗的经验。”“要是美国佬用原子弹打我们怎么办？”陈毅毫不犹疑地回答说：“不要怕闯祸。要打原子弹就让他打，保证我上海市长不先跑就是。”的确，原子弹的因素是要考虑的，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呀。如果美国持有了原子弹便可以为所欲为，那正义何在？公理何在？整个世界不是强权横行了吗？中国是渴望公正与和平的，但如果用和平手段不能达到目的时，那只有在战场上见高低了。
抗美援朝七年，美国打了“开国一百多年来一直没有打过”的败仗，中朝两国完全赢得了这场战争。现在，战火已经扑灭，和平已经实现，志愿军便主动地无条件地撤回，不在朝鲜领土上驻留一兵一卒。中国如此为受援国利益着想，反使美军盘踞世界各地的行径愈发刺人眼目了。在中国公布撤军决定的当天，国际新闻社远东分社社长斯通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由于这一行动，“而在亚洲冷战中大胆地掌握了主动，并使美国陷入难堪的境地。”
如果说抗美援朝是以战争同美国的侵略政策相对抗，那么，撤军便是以和平的方式相对抗。不仅要撤，而且要撤得漂亮。
1958年2月17日，周总理和陈毅来到志愿军总部。在总理讲话之后，陈毅作了一番意味深长的发言：
“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去充恩人，以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向我磕头。美国人在抗日战争时不是有军事代表团到延安吗？以后到山东、到北平，什么三人小组啊，就是那么一个恩人的神气——我是来帮助你抗日的，我是来调解你国共关系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一过江，他还不是卷起铺盖走路了吗？”“古有信陵君救赵的故事。他解了邯郸之围后，谋士们提出忠告：‘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曾经指挥过百万大军转战南北的陈毅，深知部队在换防、交接时最易出现问题和矛盾。然而这次撤军是在异国的土地上，如果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福可能影响中朝人民的友谊，给外交工作带来不利。陈毅又以他小时候亲身的经历教导大家说：“在清朝末年，我的外公捐了一个官。到湖北利川县上任时，他发现门窗都被前任官打坏了，这令他很生气，他跺着脚骂娘骂前任的狗官。两年后，他的官没了，也要走了，他照样亲自指挥把门窗打烂。那样的个人主义，那样的自私自利，是我亲眼所见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以国际主义的水平来处理这些的问题。现在我们有的同志以为，这样东西是我带来的，我就应该把它拿走，不行！要严格执行志愿军首长的命令。回国后，国家可以给你置一点。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值钱？就是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
遵照总理和陈毅的嘱托与教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损一草一木，不带一针一线地撤离了朝鲜。
2.与美国国务卿社勒斯较量
美国是不甘心轻易接受失败的，既然炮轰枪击的热战必须停止，那就继续和平对峙的冷战吧。因而，美国军队还留在三八线以南的朝鲜土地上，美军基地的导弹还对准着中国，第七舰队还在台湾海峡游弋，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还对中国实行着封锁和禁运政策……中国一度面临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多少，只是现在战场上的肉身相搏要转为战场下的斗智斗勇了。这就注定中国外长陈毅要在战场下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直面交锋，一决胜负。
陈毅虽然未曾与杜勒斯谋面，但他知道此人为他的资产阶级信仰奋斗是全力以赴的，他反共、敌视新中国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曾以“反共先锋”的称号而名噪全球。想到这位今后要常打交道的对手，陈毅说：“杜勒斯是个专家，我们要打拳，就要找这样的对手较量才够味。”
这位被陈毅称作“专家”，令陈毅觉得“够味”的对手，究竟如何？
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此人长相并不特殊，中等个子，面色苍白，表情严峻而冷酷，时而露出阴沉忧郁之色，配戴一副夹鼻镜，两眼显得深不可测。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性格的强硬一当他听见反对他的意见后，“他照样发表自己的意见，连眼角都不扫一下反对者，等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人。”
他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务卿。他可以在会议席上频频向总统递纸条以左右总统的发言。他习惯于咬着一支铅笔，在他书房里石块砌成的火炉前慢慢地踱来踱去\独自一人考虑问题，随时把他的想法记在他那本黄色的拍纸本上，并由此制定美国外交政策。《华尔街日报》上说，“什么事都要等杜勒斯决定才能办。小到象国务院大楼走廊里光线太暗的问题，也要等杜勒斯说了一句话才得到改进。”
他是西方世界赫赫有名的“反共先锋”、“冷战战士”。这得归功于他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的影响。这位哈里逊总统的国务卿是“一个具有浓厚爱国思想的美国人。在他出使外国和任国务卿时，他尽力把这个国家的影响扩大到全世界（包括欧洲和亚洲）。”现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继承了老福斯特的理想和目标。为了把美国的影响扩大到中国，杜勒斯一直在寻求时机。1938年，他称颂密谋对日投降的蒋介石“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爱国者”；1952年，他又说：“美国应该明白地申明我们的决心，决不让中国大陆继续由中国共产党控制。”1954年，他不顾癌症手术后身体的虚弱，赶往日内瓦。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亲自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1957年1月在旧金山讲话时他甚至诅咒新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他视共产党为魔鬼，视红色中国为瘟疫，为驱魔去病，他终日奔波，不遗余力。
他自觉最得意的杰作是“战争边缘”政策。尽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鄙夷地将之称为“俄国式的轮盘赌”，杜勒斯还是不为所动地自我阐明：“你必须为和平碰碰机会，正如你必须在战争中碰碰机会一样。有些人说，我们被带到了战争的边缘。自然是如此，但到达了这个边缘而又不被卷入战争的本领，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我们曾不得不——在扩大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在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正视了它。我们走到了这个边缘并且我们正视了它。我们采取了坚决的行动。”这就是著名的三次“战争边缘”行动，三次都直接间接地针对红色中国。第一次是1953年2月，“放蒋介石出笼”以加剧朝鲜紧张局势；第二次是1954年，谋求以武力干涉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第三次则是1955年，在台湾海峡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挑衅。这三次“碰碰机会”的结果，的确都没有“被卷入战争”，因而杜勒斯先生自诩为“艺术”。他甚至认为自己已谙熟于此道，屡试不爽。
杜勒斯说这番话时是在1956年。两年之后，他又想轻车熟路把美国带往第四次“战争边缘”。这一次目标依旧是中国，地点依旧是台湾海峡，这一切都是上演“艺术”最熟悉的背景。杜勒斯似乎没有过多考虑他将遭逢的对手是陈毅。这或许源于他性格的强硬、霸道和自负。但想必时过境迁后，杜勒斯先生一定会记得这次交锋，记得他的新对手——中国外长陈毅。
其实，陈毅对美国并不像杜勒斯对中国那样怀有偏见、仇恨。他说过：“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建国才一百八十多年，科学、工业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民族是个新的民族。假若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的政策，两国关系是有前途的。”
但是美国会改变现有的敌视政策吗？1955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的威胁现在集中在亚洲……现在是加速发展从韩国和日本延伸到中东的自由亚洲的广大弧形地带的时候了。”这便是矛头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为了加强这个包围圈，杜勒斯不停地在各国、各大洲间穿梭飞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以至飞行时间几乎和职业飞行员相等。杜勒斯身上膨胀着美国垄断资本进行经济掠夺和势力扩张的强烈欲望，红色中国作为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新兴国家，自然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面对美国的敌视，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之间的桥梁”，陈毅对此作了严厉批评。他将这话告诉给主席，主席很形象地打了一个比方：“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着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难道能这么干吗？”
“主席挖苦得很好。”陈毅后来对人说，“谁愿意干，谁可以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每个炎黄子孙都有这样的志气，台湾或许不会这样长久地与神州大陆分离。
3.台海风云举重若轻
1958年的夏，无论对杜勒斯还是对陈毅，它都是难忘的。
8月23日晚，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为庆祝祖国解放日而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尽管不久前，美国出兵黎巴嫩，英国出兵约旦，造成中近东战火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尽管8月17日，美国又将六艘军舰和两千部队开人新加坡；尽管参加招待会的每位代表都意识到当前的世界局势充满“火药味”，但招待会的气氛仍是热烈而友好的。陈毅作为主宾之一，他一身白西装，笑容和悦，风度翩翩地穿梭于来宾之间。
但是，当陈毅走到台前即兴致词时，人们发现，席间的气氛变化了。
“联大紧急特别会议通过一纸决议，并不等于说美国和英国对黎巴嫩、约旦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已经消除。美国借口‘保护侨民’侵占黎巴嫩，以‘保卫供水系统’为名把军队派遣到古巴。最近，美国军队竟为了‘休息和避暑’进驻了新加坡。如果这种道理能够成立，那么美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的军队派到任何国家去吗？同样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不是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军队派到美国去吗？”
话音一落，举座皆惊。有人兴奋，有人惊愕，有人担忧，只有讲话者陈毅本人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平静——就在招待会开始前两小时，我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发，对驻守金门的蒋军蒋舰，发起了猛烈的、毁灭性的袭击。陈毅知道这一击会让美国吃惊，让世界震动，但现在有人在中国的领土上骚扰、挑衅威胁、侵犯，中国不反击行吗？既然美国已经紧张起来了，中国索性也就“紧张”他一下。
果不其然，金门炮声一响，杜勒斯目瞪口呆，美国手忙脚乱，赶紧从地中海等地调集六艘航空母舰、130艘其它舰只和200多架飞机到台湾海峡地区，叫嚣“美国飞机要轰炸中国大陆的基地”。不久，杜勒斯又匆匆飞往罗德艾兰州的新港，与正在那里度假的艾森豪威尔商讨对策。
从新港回来，杜勒斯先在9月9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因为当时的舆论对杜勒斯“碰碰机会”的新冒险很不利，国务院收到的五千多封来信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批评杜勒斯在台湾海峡的冒险行动的。亚当斯在《强权时代》中说，“人们越来越认为美国人如果把自己卷入这些岛屿的防御，那就是发疯了。”因而，杜勒斯此举意在争取舆论的支持，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摆出一幅威风凛凛的架势说：“处在危险中的并不仅仅是金门和马祖这两块地产。显然，如果牵涉的仅仅是这些，美国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那里牵涉的，是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的整个地位，它也牵涉到美国的切身利益。”
九天之后，杜勒斯又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施加新的压力。发言中，他此时承认我炮击金门是“属于内战的范围”，彼时又谴责这是“赤裸裸的武装侵犯”，通篇有逻辑混乱的嫌疑，但幸而中心明确，那就是要求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不准中国炮击，甚至要求中国撤减驻在福建前线的部队。
杜勒斯不愧是外交战线上的“专家”，就在他恼羞成怒大肆叫嚣时，他也没有放弃暗里的活动。他曾让华沙的美国大使通知中国大使王炳南说：“美国希望恢复两国在华沙的谈判。”看来，任何可能使中国妥协的渠道，美国都不惜一试。只是美国的“谈判”这一花招对中国并不新鲜，中国早在朝鲜战场上就领略了他们的“谈判”，充其量不过是一缓兵之计而已。但是，无论是打是谈，中国都奉陪到底。
美国在金门炮响后的数日里，已竭尽威胁、利诱之能事，现在，该是中国登台亮相的时候了。
9月2日，中国外长陈毅发表了驳斥杜勒斯在联大上的发言的声明，他寸步不让，义正辞严：
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造成的。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关键，不是什么‘停火’问题，而是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的问题。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谈不上什么停火。至于中国人民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那是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的，也从来没有造成国际紧张局势。中国人民为了解放自己的领土，不论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装斗争方式，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美国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并且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战斗力量。
如果美国侵略者竟然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胆敢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那么，我国团结一致的六亿人民，必将不惜牺牲，在保卫伟大祖国的神圣旗帜下，为反抗侵略而战，为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战！
早在发表此声明前，周总理就认为，必须先把台湾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讲明，明确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以此作为我们在对美外交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现在，陈毅就是这样做了。他的言语明确、逻辑清晰、气势磅礴使“全世界一切神志正常的人都公认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从来就属于中国。
理直就会气壮，中国态度的强硬，使美国的盟友们纷纷退却，均表示不愿卷入冲突。美国国内更是一片抱怨声、诘责声：“美国有什么权利决定中国岛屿的命运？”“为了支持从中国大陆被赶出来的卖国政权，我们打算牺牲多少美国人的性命呢？”连赫尔利也无奈地说：“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既没有朋友，又没有盟国。”
这一次，杜勒斯才意识自己遭逢了一个不可小视的敌手。大敌当前，更应冷静，他毕竟久经沙场，又是玩“战争边缘”的老手，看来美国又该在“战争边缘”上收步，以退求进了。主意一定，他便在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开始实行“脱身政策”，即要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以换取共产党的停火。”
难道他不怕此变在台湾集团内引起恐慌和混乱吗？对此，杜勒斯是早有预料的，但他认为这是“退却”中应付的代价，何况以后还有机会弥补。关键是，“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杜勒斯想用金门、马祖两个岛为“钓饵”，来换取台湾脱离大陆永久“独立”的前途。蒋介石不要“反攻大陆”了，中共也放弃“武装解放”，台湾便可成为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不能不承认，杜勒斯的如意算盘拨拉得还挺有水准。
中共会吞下这个“钓饵”吗？
轰击金门的炮声突然静寂下来。难道……
10月6日，一份精彩之至、由毛泽东主席连夜起草的《告台、澎、金、马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公开发表。文章宣布，鉴于目前“金门、马祖的十三万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从当日起，在国民党船只无美舰护航的条件下“停止炮击七天”，以便国民党方面向岛上输送供应品。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内部战争，同胞之间可以谈判，和平解决，但不要美国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文章点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并以杜勒斯9月30日的讲话为证，问道：“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这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文章，如一石击水，使得蒋介石军心震动，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更是骑虎难下。不久，他匆匆飞往台湾，强压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不料指挥棒不灵，双方吵成一片。
“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陈毅赞赏地说，“台湾局势非常微妙，矛盾错综复杂，炮打打停停，就是利用这些矛盾，使美国人不能插手，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
陈毅对台湾形势把握之准，对美国政策理解之深是令人叹服的。“美国的政策，头一步是交出金、马，使大陆和台湾完全脱离，以便他长期占领，第二步就是托管台湾，第三步是中立台湾。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不是有‘脱身政策’吗？这一来就难以脱身了。”
岂止“难以脱身”？在这场外交斗争中，杜勒斯完全败在了中国外交家的手下。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说：“中国人在沿海岛屿握有硬牌，知道如何巧妙地打这些牌”，由于“在金门握有军事上的主动，他们可以象拧开或关上水龙头一样进行或停止炮击。”他的描述很形象，但更准确地说，是坚定的立场、灵活的策略、精确的算计融为一体，使中国外交家赢得了这场斗争。12月10日，美国终于宣布自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并且不得不遵守我方不允许美舰为蒋舰护航的规定。
声名赫赫的杜勒斯在这场较量中遭受重创，他竟成了“世界上受到最猛烈攻击的外交家”，还有人把他比作“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盘”，更有甚者，竟恶作剧地把他的名字“Dulles”写作“dulls”（蠢货）。1959年5月24日，这位一生致力于“扩大美国影响”的国务卿因患癌症去世。他一直以反共、敌视新中国而著称，到最终不得不承认“红色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他多年来以性格强硬、谙熟外交而傲世，到最后彻底落败一次，而这次他的对手就是那位说话和他一样强硬却从不霸道的中国外长陈毅。
陈毅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搞紧张，那我们就要比他更紧张！——最经不起紧张的还是帝国主义。”
陈毅又说过，“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
陈毅还说过，“我们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长期发展起来的。……但美国的领导人太自高自大了，要中国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的气节、中国人的信念、中国人直面强权的态度，全都包含在陈毅元帅这几句铿锵有声、斩截有力的话里。他告诫美国，也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国是热爱和平向往和平而且勇于争取和平的。谁若想在中国推行强权，那无论是上十里沙场还是人十里洋场，都注定要碰钉子吃苦头，“不管豺狼多诡计，我方事事持原则”，不是吗？若狼烟四起。看我公戎装在身披缨上阵勇杀顽敌；若较量于帷幄之内，再看我公于觥筹交错樽俎起落间奋折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