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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中苏大论战中
1.舌战赫鲁晓夫
从50年代末期起，在对马列主义、国际共运的某些理论原则问题上，中苏两党就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就是在对待一些国际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上，两党也持有不同意见。这本属正常现象，也是外交中常出现的正常问题。但是，苏联领导人在渡过“波匈事件”难关后，便摆出“老大哥”的架式，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暴露。他把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关系上，并明目张胆地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并强调这是“服从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且这独立是通过8年抗日、4年反蒋才得来的，来之不易。中国岂肯再受制于他国？
这样，一方施加高压，一方针锋相对，中苏分歧的扩大化不可避免。
1959年9月30日上午，一架苏式喷气客机徐徐降落于北京机场。舱门开处，一位矮胖、面带笑容的贵宾快步走下扶梯，他就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他是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前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以满场的鲜花、飘扬的旗帜和热情的笑容迎接了他。尽管当时双方关系已蒙上些阴影，但中共的一举一动都证明着我方寻求团结、反对分裂的诚意与愿望。
当晚，赫鲁晓夫出席我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宴会上宾朋满座，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捷克的诺沃提尼总理，朝鲜的金日成主席……到处是欢声笑语，洋溢着一派喜气。然而，赫鲁晓夫的一席话却使整个宴会的气氛陡然变了——他在讲话中别有用心地提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居然不分场合地教训起热情相待他的主人。
赫鲁晓夫对美国一直是心存顾忌的。就在我们炮轰金门、马祖之后，他在莫斯科终日心神不宁，便派人来华“摸底”，生怕中国把他们也卷到美国的原子战争中去。中国当时明确表示：在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准备自己承担民族牺牲，不需要苏联参战。赫鲁晓夫这才安下心来，在他来华之前，他刚刚在美国这个最繁荣富庶的国家里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以至于身在北京时他还沉醉于访美的余波里。为此，他竟迫不及待地在国庆宴会上对中国影射攻击。
赫鲁晓夫指手画脚的“老子党”作风，不能不令在座的中国领导人反感和警觉。“月晕而风啊”，陈毅外长很自然地预感到，两党即将举行的会谈，不再会“在极为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
果然，在10月2日中苏双方的会谈中，交锋和舌战开始了。赫鲁晓夫赤膊上阵，指责中国1958年炮轰金门、马祖是“冒险”、“好战”，攻击中国“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甚至居然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当时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陈毅虽不是主谈手，但闻听赫氏出此非礼之语，他的火爆性子实在耐不住了，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给予赫氏尖锐、有力的反驳。
昔日赫氏曾在联大的讲坛上用一位代表的皮鞋敲桌子，此事在全世界都传为笑谈。这一次他还不至于如此，但也有些急不择言了：“好吧，我知道你是个元帅，我是个中将，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的，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这番无礼、甚至有些泼赖的话，的确让陈毅有点意外，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第一书记同志”竟会越过兄弟党的界限以职压人。这种“强权逻辑”谁能接受？何况是陈毅？当时，陈毅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什么第一书记？你讲的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自然，两个党谈问题没有谈拢。赫鲁晓夫欲在中国训导一番，不料最后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当他经海参崴回国时，忍不住咒骂说，中国“象好斗的公鸡一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对于陈毅的锋言利语，赫鲁晓夫更是难以释怀，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没有正面出来谈我所怀疑的事。……这一次，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谈判一下就激昂和紧张起来。”看来，陈毅在这本“最后的遗言”中的形象的确给人锋芒毕露，得理不让的感觉，也难怪赫鲁晓夫要对他耿耿于怀了，以至于要来一段“遗骂”方才解气。那么，对于这位粗率强横，飞扬跋扈的苏共第一书记，陈毅是如何评价的呢？“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陈毅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容易对付的。”
2.友待苏联朋友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有志于改革中国的优秀人物，就在迷茫中摸索，在黑暗中奋斗。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后，中国才找到革命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方针——马列主义，“这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送到中国来的。”自然，“走俄国人的道路”，便成了革命者共同抱定的信念。年轻的陈毅曾断言：“苏俄的今日，便是中国的明天！”
然而，血的教训证明，照搬马列主义的现成结论，谨遵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行不通的。王明的教条主义带来是血流成河的惨祸。那时，红军被迫北上长征，陈毅因身负重伤奉命留在深山野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我们就像野兽一样生活”。幸而，当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于绝处逢生机，至此其胜利之路才得以开通。1958年，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成功的。我们自己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民族有他的历史，他的特点。照搬，我们也搬过的，也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在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照搬苏联模式了。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斯大林在政时，是鼓励中国这一做法的。他甚至对自己过去不适当地干涉过中国革命，当面向中国同志表示了歉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两亿人民，是中国人可靠的兄弟和朋友，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1950年的上海逸园饭店。陈毅代表上海市政府，设宴招待米哈依洛夫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席间，中方一位拥有几千人的纺织工厂的资本家，端起酒杯向代表团负责人敬酒，哪知这位“老大哥”同志惊慌失措起来——原来，十月革命后，苏联对资本家采取了没收财产和驱逐的方法，资本家从此在苏联被“消灭”了。所以，这位代表活了近五十岁了，还没有亲眼见过一位真正的资本家。他不禁问道：“陈毅同志，一个活生生的资本家来向我敬酒，这怎么办？”
陈毅闻言朗声大笑，他向苏方代表们谈起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谈到了毛泽东的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谈到上海资本家经过教育改造，怎样在经济恢复中发挥作用。客人听后茅塞顿开，交相赞许。
当晚回去，米哈依洛夫就对中国的翻译说：“我今天遇见了一个非凡的人物。过去只知道有这么个陈毅，没见过，我以为他一定是个很高傲的人，哪里想到他是如此平易近人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你们要记住，看看中国党的领袖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品质是何等高贵。”在他的眼中，中国党的领导人谦和而又自信，实事求是而又富于创造。
陈毅对苏联朋友以诚相待，但他不是一个盲目的苏联崇拜者。他在珍视苏联友谊的同时，也看到了某些大国主义的阴暗面。1954年他出访民主德国后又访问了波兰。看到两国规模宏伟的钢铁厂，赞佩之余，他又不无担心地说，“铁砂来自苏联，是很不合算的事”，“学习苏联建设重工业的经验，难道非得如此生吞活剥、不切实际吗？”在当时，处处以苏联经验为金科玉律，提出这样的疑问是需要胆识的。
3.中苏分歧在哪里？
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国主义倾向便端倪初现，但我国年轻的外交人员在政治上还较单纯。陈毅问及他们所在国与苏关系怎样时，他们均答：很好，没什么问题。
真的没什么问题吗？有的国家中，苏联军队却驻扎了几十万，一到假日商店里的东西都被军队买光，这正常吗？有的国家明明有自己的军事干部，为什么国防部长要苏联人担任？还有，苏联驻某国大使的夫人，凭什么为一件小事训斥所驻国外交部的司长？几个问题一问，这些外交人员便不得不想了。陈毅风趣地说：“同志哥，你们住在那个地方，不要一天到晚光听人家‘干杯’呀，‘乌拉’呀，要动脑筋想点问题啊！”
的确，只要动点脑筋想问题，就可看出苏联的触角伸得太宽太长了。不过这时中苏还是维持着表面上的团结。真正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令人震惊。中共表示不敢苟同，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具体分析，要全面评估。”
对于中共的异见，赫鲁晓夫相当恼怒，他试图向中国伸出控制之手。1958年4月，苏建议中苏共建一长波电台，这无疑将起控制我情报和机密通信的作用，当然为我所拒。7月，苏联大使又提出由中苏建立一支海军联合舰队，这无疑是要取得对中国海军的控制权，我方再次严词拒绝。赫鲁晓夫此时仍不罢手，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公开扩大中苏分歧。1959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站在印度一方对其进行偏袒辩护。赫鲁晓夫访美前，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合作协定。接着，中国国庆十周年时，赫鲁晓夫与陈毅在会谈中公开辩论，这样一来，中苏分歧鲜明地扩大化，中苏关系也一步步被推向破裂的边缘。
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曾用极其简洁的话概括说：“中苏分歧的实质，就是他要控制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不让。”
4.中国不是苏联的卫星国
1963年，由苏共中央发表一封攻击中共的《公开信》起始，中苏间的论战拉开序幕。莫斯科抛出了长篇累赎的文章，北京则针对“修正主义”发表了声讨檄文。面临苏共的高压和猛烈攻势，中共并没有退却，相反他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与苏联针锋相对。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作出这样的抉择，是需要极大勇气的。陈毅后来也坦言：“老实讲，我们可以跟着赫鲁晓夫走。如果这样，他马上会称你为亲爱的同志，会授你勋章，给你援助。但我们做另一种考虑：不服从，不听从他‘老子党’的指挥，坚持原则，以平等的地位起来同他讨论问题。我们考虑过后果：停止援助、动员舆论骂我们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甚至断绝外交关系！但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和世界人民利益，保卫中国不受别国控制和支配，中国决心不贪图他的‘好处’，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中国为赢得这种独立和尊严所承受的巨大压力。1959年，中国正面临着极为严峻而困难的局面：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都追随美国；后来又出了个中印边境冲突。中国国内，既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又有由于“左”的错误而造成的巨大的经济困难。1960年，就在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共发难遭到反击后，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全部撤走1390名专家，撕毁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对于正处于经济困顿时期的中国来说，这不啻于雪上加霜。
陈毅对此向外国朋友表示了自己极端愤慨的心情：“不经过协商，事先没有通知，就把一千多专家在八月一个月内撤走，根本没有讨论和商量的余地。工厂机器还在运转，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还没有学会，就把一切图纸和资料拿走了，而这是在中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十三个省区农业歉收，专家一撤走，工业部分瘫痪，使我们受了极大损失。这算什么马列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这样。”
更可恶的是，苏联领导人不仅在经济上卡我们脖子，在政治上还阴谋搞颠覆。1960年11月，陈毅访问阿富汗回来，途经新疆伊犁时，在那儿遇上了一件事。
当时伊犁是有苏联领事馆的。在机场，陈毅同苏联驻伊犁的领事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谈话，礼节性的会见结束之后，便到中共伊犁党委。不料陈毅还没坐下，那位领事又紧跟着来了，像要进来参加开会的样子。陈毅一看，引起了警觉，他不客气地说：“我们在机场不是已经告别了吗？是谁请你到我们党委机关来的？你来做什么？”接二连三一问，那位领事脸红了，无言以对，只好道歉，转身走开，经陈毅再一打听，区党委的同志说，以前一直如此，苏联领事要来就来，我们以为是“老大哥”，也从未提出反对。
陈毅听了感慨道：“我们的同志太老实啰，苏联人有点搞惯了，喜欢干涉人家内政。这是中国的地方嘛！”于是，陈毅又一次在干部中进行了有关中苏关系的解释说明工作。后来，事实证明苏方确有图谋，1962年春，他们使用挑拨、引诱和欺骗等手段，策动数万伊犁人闹事，并越境跑到苏联去了。
苏联的背信弃义，使中国经济几乎举步维艰。然而，从周恩来的沉着冷静、从他的公开谈话以及他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神态中，没有人能觉察出来这一点，所以后来有人把这时期的周恩来比作唱“空城计”的诸葛亮。他甚至镇定自若地对埃德加·斯诺说：“苏联专家回国是很自然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儿呆一辈子。”他知道不能悲观，不能失望，因为没有精神的力量就不可能战胜困难。陈毅更是乐观地说：“这一来因祸得福，逼得我们自力更生了。”对，自己干，无非是束紧腰带，自己多吃一点苦头。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迎接严峻的考验。
为了应付严重的食品短缺，实行了凭证购物制度。周总理也一样凭证购物，他拒绝从专门供应外国人和高干的商店里买任何定量供应以外的东西。陈毅一下子瘦了下来。
为了节省资金，从1959年起，中央决定减少高级干部的薪水。那天晚上，主席为这事很晚没有睡觉，找了政治局陈毅等几个同志去商谈。大家一致同意每人减少一百元。陈毅说：“减一百，可以过。我再减一点也可以过。这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为了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外交部几次要盖大楼，陈毅和总理都没有同意。陈毅说：“要盖，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再盖。天地良心，人民的生活还不好哇！”成千名外交部工作人员，一年又一年，仍挤在那幢破旧古老的清朝建筑物里办公。
他们都看到，陈毅瘦了，连眼眶也陷了下去，但双目依旧炯炯有神。作为外长，他必须不断地向各国记者、议员或来访的国家元首做中苏分歧的解释说明工作，并向他们剖析中苏分歧的实质，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他的谈话抓住要害，具体生动，坦率真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有一个精彩、形象的比喻，曾经传播于世，叫作“我们不做卫星国”。那是1962年陈毅在日内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苏联的卫星重一千吨。但有着六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陈毅在那次谈话中对记者说，“作为一颗卫星来讲，它的分量未免太重了一点。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中国人的脊梁骨是很硬的。周总理说：“某些人以为只有他们掌握智慧，只有他们能够解释马克思主义。”“某些人想压我们屈膝讨饶，但我们决不会屈服。”
5.中国外长的橄榄枝
1963年11月7日，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苏联驻华大使举行了庆祝酒会。陈毅的出席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轮到他致辞时，他即兴作了一段精彩的发挥。他说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扎根于群众之中的。说到这，他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友谊贵如金”。机灵的翻译马上选用了一句相应的俄国谚语：“宁要一个朋友，不要一百个卢布”，实在是贴切之至。陈毅的这番讲话，既从侧面批评了苏联大国主义错误，又从原则立场出发强调了中苏友谊的重要性。这番有理有情的言语赢得了在场多数人的鼓掌。
陈毅还曾多次提出苏联专家在中国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可贵贡献。他非常赞赏苏联顾问团副团长在告别宴会上说的一句话：“我们来中国时带的是苏联的经验，回去时是带着中国的经验。”这句话表达了两国人民互相学习的愿望，彼此互助的友情，如果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能顺应人民的意愿，那该多好啊。
“苏共领导的态度要能好一些，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陈毅有点痛心地这样说。我们曾力图维护团结，不说任何危害团结的话，不做任何危害团结的事，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敫纵他们“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陈毅深深感到一个原信奉自由、民主、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了霸权的毒后，变得多么可怕多么顽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付这样的霸权国家，我们只有依靠不屈的信念以及雄厚的、无可辩驳的实力。
6.爆炸原子弹，总结大论战
1964年10月16日，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苏联人民都是难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有两条爆炸性的新闻，几乎震惊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新华社北京消息：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塔斯社莫斯科消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种偶然的巧合，使人们惊呆了，有人甚至怀疑这种巧合是出于中国领导人的特意安排，要不，两件对世界局势影响均重大的大事，怎么会这样带有戏剧性地竟在同一天奇迹般地发生呢？对此，陈毅外长幽默地说：“克里姆林宫围墙那么厚，我怎么能知道它里面在发生什么事呢？”
的确，他没有说错，这件事他事先不可能知道。其实，就连赫鲁晓夫这位第一书记本人，对此也丝毫没有察觉，事发之前他还安然无事一般在黑海岸边的索契豪华别墅里度假。这位靠做“秘密报告”起家的第一书记尽管风云一时，但最终竟于不知不觉中落到如此下场。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一天，他听到了“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想必那一瞬间他会百感交集，惊异于历史的巧合吧。
五年前，也就是1959年，苏联妄图要中国在帝国主义核威胁面前依附于它所建立的“核保护伞”，因而他片面撕毁了帮助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试图剥夺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自己核力量的权利。对于苏联的这一丑恶行径，中国领导人相当气愤，他们在1963年6月6日答复苏联政策的备忘录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
1963年7月，赫鲁晓夫同美英两国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从而捞了一大笔政治资本。
周恩来对此十分恼火。他说：“这是为了保持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不会有什么裁军，他们双方都会继续储存大批核武器，但是他们企图阻止别国拥有核技术……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也就是在这时候，赫鲁晓夫对中国制造原子弹还是持鄙夷态度的。他说，中国距离获得核武器的能力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制造原子弹要有巨大的开支，到头来中国会弄得连做裤子的钱都没有。
赫鲁晓夫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下台之日，中国不用苏联提供的尖端技术和生产技术资料，凭着自己的力量，造出了震动世界的原子弹。这无异于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10月17日那天，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中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政策指引下”，依靠自力更生，通过科学家的英勇奋斗才取得这项突破的。虽然中国没有为此显得得意洋洋，大肆渲染，但中国的自豪和欢欣鼓舞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一切来之不易一一当时中国没有任何外援，有的只是经济封锁和赫鲁晓夫的“破坏”。中国最终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为之奋斗的科学工作者功不可没，为之操劳的党和国家领导亦功不可没。
1962年1月5日，在招待首都科学工作者的宴会上，陈毅元帅代表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发愤图强，向科学技术堡垒进攻”，的长篇报告。“和我们的宏伟目标比起来，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是落后的。”陈毅号召科技工作者“为了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为了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一定要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分管科学技术方面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当时对科学工作者寄予多少厚望啊！当一些科学工作者为研制原子弹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乃至生命之后，胜利终于盼来了，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意识到这个消息将会使世界震动，使中国地位提高，使国际局势显著变化。
的确，就如周恩来说的那样，“没有一声巨响，就没有人会理睬我们。”毛泽东说得更直截了当：“放一个响屁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那么，当那团蘑菇云在戈壁上空腾起，当那声巨响响彻云霄时，世界要对中国刮目相看了。
乔治·蓬皮杜这样写道：“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现在谈到中国，人们都在议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要中国参加这个或那个国际会议的问题。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戴高乐则感叹一句：“终于发生了。”法国在1964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世界各国纷纷派代表团来访，因为中国展现了她的新实力。
尽管中国在公布“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的同时，就发表了严正的声明：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的试验也是为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尽管消息公布第二天，周总理就致电各国首脑，呼吁召开世界性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的核武器在内”，但世界各国还是异常关注中国在成为新的核大国后有什么新的动向。
9月26日，法国《快报》周刊发表了陈毅同该刊记者儒勒·罗瓦的谈话，标题引人注目：“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
儒勒·罗瓦称陈毅是威猛和勇敢的化身，这位“继叶挺之后任第四军军长，1949年在上海和南京获得了惊人胜利的人物，以他的热枕、直爽、淳朴和粗鲁著名”，可是在中国刚刚爆炸了原子弹之后，“容易激动的陈毅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一反常态甚至没有打算谈论原子弹爆炸的问题。
直到最后，陈毅才将话题转到儒勒·罗瓦关心的问题上一“就原子弹而论，我们同过去一样，认为它没有什么了不起。”陈毅接着谈了有关原子弹的三点看法：“第一，中国是根据七亿人民希望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世界人民利益来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而不是根据有没有核武器。第二，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不是核武器制造了人。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人类最终将能消灭核武器。第三，中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以便最后销毁这些武器。我们将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陈毅喝了一口茶，又说：“照我看来，任何人都不情愿发动一场核大战。我是不相信上帝的，但看来上帝已安排好了一切。因为原子武器既能杀伤敌人，也能杀伤使用原子武器的人自己。讲到底，美国的亿万富翁恐怕比我们更加惜命呢。”
“中国革命不只求解决自己问题，还要对别国人民有所贡献。”陈毅1964年国庆前夕曾对在华外籍朋友和专家这样说。这次讲话之后还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中国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美、苏等核大国一样，中国知道原子弹在瞬间夷山覆海的威力，但中国更切身体会到一国推行霸权对他国的危害，所以中国泰然向世界宣布：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个崭新的核大国带给霸权主义者的是担忧，带给世界人民的却是和平与希望。
儒勒·罗瓦在报道最后把陈毅比作一头“不露锋芒的狮子”，说“他是永恒的中国的一粒原子，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亿中国人中普通的个人。”也许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也是这样的一头狮子，它锋芒不露，烈性不显。
就在这头狮子振鬃长啸时，赫鲁晓夫在一片责骂声中被轰下台。他曾是苏联霸权主义最疯狂的叫嚣者与推动者，中国深受其害，然而“历史最公正，判决终到来”，最后这富有戏剧性的一笔不能不让陈毅发此感慨。陈毅对当时中苏关系的思考是很深入的。
1962年1月5日，陈毅读了《人民日报》上刊载的《驯鹰人》一文后，便联想到破裂的中苏关系，因而深有感触。原文中介绍猎人驯鹰的方法与经验，其诀窍在于使鹰处于半饥半饱状态，过饥怕它瘫软无力，过饱则怕它远走高飞，“鹰曾苦挣扎”，但就在这饥饱之间，“终于受养豢。”陈毅感道：“我于驯鹰事，窃愿抒鄙见。若乃真雄鹰，展翅充霄汉。翱翔于太空，嬉游于海甸。不恋投来食，安能受羁绊？慎勿堕掌握，猎人穷妙算。”
中国人曾经为此经历了多少困难，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中国人曾经怎样的扬眉吐气，也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那是真正的翱翔太空、嬉游海甸的雄鹰的感觉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如此高，海如此阔。“不恋投来食，安能受羁绊？”陈毅的这一句奇叹，正是中国人在多事之秋发出的时代强音。
从50年代末期起，在对马列主义、国际共运的某些理论原则问题上，中苏两党就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就是在对待一些国际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上，两党也持有不同意见。这本属正常现象，也是外交中常出现的正常问题。但是，苏联领导人在渡过“波匈事件”难关后，便摆出“老大哥”的架式，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暴露。他把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关系上，并明目张胆地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并强调这是“服从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且这独立是通过8年抗日、4年反蒋才得来的，来之不易。中国岂肯再受制于他国？
这样，一方施加高压，一方针锋相对，中苏分歧的扩大化不可避免。
1959年9月30日上午，一架苏式喷气客机徐徐降落于北京机场。舱门开处，一位矮胖、面带笑容的贵宾快步走下扶梯，他就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他是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前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以满场的鲜花、飘扬的旗帜和热情的笑容迎接了他。尽管当时双方关系已蒙上些阴影，但中共的一举一动都证明着我方寻求团结、反对分裂的诚意与愿望。
当晚，赫鲁晓夫出席我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宴会上宾朋满座，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捷克的诺沃提尼总理，朝鲜的金日成主席……到处是欢声笑语，洋溢着一派喜气。然而，赫鲁晓夫的一席话却使整个宴会的气氛陡然变了——他在讲话中别有用心地提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居然不分场合地教训起热情相待他的主人。
赫鲁晓夫对美国一直是心存顾忌的。就在我们炮轰金门、马祖之后，他在莫斯科终日心神不宁，便派人来华“摸底”，生怕中国把他们也卷到美国的原子战争中去。中国当时明确表示：在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准备自己承担民族牺牲，不需要苏联参战。赫鲁晓夫这才安下心来，在他来华之前，他刚刚在美国这个最繁荣富庶的国家里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以至于身在北京时他还沉醉于访美的余波里。为此，他竟迫不及待地在国庆宴会上对中国影射攻击。
赫鲁晓夫指手画脚的“老子党”作风，不能不令在座的中国领导人反感和警觉。“月晕而风啊”，陈毅外长很自然地预感到，两党即将举行的会谈，不再会“在极为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
果然，在10月2日中苏双方的会谈中，交锋和舌战开始了。赫鲁晓夫赤膊上阵，指责中国1958年炮轰金门、马祖是“冒险”、“好战”，攻击中国“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甚至居然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当时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陈毅虽不是主谈手，但闻听赫氏出此非礼之语，他的火爆性子实在耐不住了，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给予赫氏尖锐、有力的反驳。
昔日赫氏曾在联大的讲坛上用一位代表的皮鞋敲桌子，此事在全世界都传为笑谈。这一次他还不至于如此，但也有些急不择言了：“好吧，我知道你是个元帅，我是个中将，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的，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这番无礼、甚至有些泼赖的话，的确让陈毅有点意外，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第一书记同志”竟会越过兄弟党的界限以职压人。这种“强权逻辑”谁能接受？何况是陈毅？当时，陈毅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什么第一书记？你讲的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自然，两个党谈问题没有谈拢。赫鲁晓夫欲在中国训导一番，不料最后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当他经海参崴回国时，忍不住咒骂说，中国“象好斗的公鸡一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对于陈毅的锋言利语，赫鲁晓夫更是难以释怀，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没有正面出来谈我所怀疑的事。……这一次，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谈判一下就激昂和紧张起来。”看来，陈毅在这本“最后的遗言”中的形象的确给人锋芒毕露，得理不让的感觉，也难怪赫鲁晓夫要对他耿耿于怀了，以至于要来一段“遗骂”方才解气。那么，对于这位粗率强横，飞扬跋扈的苏共第一书记，陈毅是如何评价的呢？“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陈毅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容易对付的。”
2.友待苏联朋友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有志于改革中国的优秀人物，就在迷茫中摸索，在黑暗中奋斗。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后，中国才找到革命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方针——马列主义，“这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送到中国来的。”自然，“走俄国人的道路”，便成了革命者共同抱定的信念。年轻的陈毅曾断言：“苏俄的今日，便是中国的明天！”
然而，血的教训证明，照搬马列主义的现成结论，谨遵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行不通的。王明的教条主义带来是血流成河的惨祸。那时，红军被迫北上长征，陈毅因身负重伤奉命留在深山野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我们就像野兽一样生活”。幸而，当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于绝处逢生机，至此其胜利之路才得以开通。1958年，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成功的。我们自己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民族有他的历史，他的特点。照搬，我们也搬过的，也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在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照搬苏联模式了。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斯大林在政时，是鼓励中国这一做法的。他甚至对自己过去不适当地干涉过中国革命，当面向中国同志表示了歉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两亿人民，是中国人可靠的兄弟和朋友，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1950年的上海逸园饭店。陈毅代表上海市政府，设宴招待米哈依洛夫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席间，中方一位拥有几千人的纺织工厂的资本家，端起酒杯向代表团负责人敬酒，哪知这位“老大哥”同志惊慌失措起来——原来，十月革命后，苏联对资本家采取了没收财产和驱逐的方法，资本家从此在苏联被“消灭”了。所以，这位代表活了近五十岁了，还没有亲眼见过一位真正的资本家。他不禁问道：“陈毅同志，一个活生生的资本家来向我敬酒，这怎么办？”
陈毅闻言朗声大笑，他向苏方代表们谈起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谈到了毛泽东的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谈到上海资本家经过教育改造，怎样在经济恢复中发挥作用。客人听后茅塞顿开，交相赞许。
当晚回去，米哈依洛夫就对中国的翻译说：“我今天遇见了一个非凡的人物。过去只知道有这么个陈毅，没见过，我以为他一定是个很高傲的人，哪里想到他是如此平易近人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你们要记住，看看中国党的领袖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品质是何等高贵。”在他的眼中，中国党的领导人谦和而又自信，实事求是而又富于创造。
陈毅对苏联朋友以诚相待，但他不是一个盲目的苏联崇拜者。他在珍视苏联友谊的同时，也看到了某些大国主义的阴暗面。1954年他出访民主德国后又访问了波兰。看到两国规模宏伟的钢铁厂，赞佩之余，他又不无担心地说，“铁砂来自苏联，是很不合算的事”，“学习苏联建设重工业的经验，难道非得如此生吞活剥、不切实际吗？”在当时，处处以苏联经验为金科玉律，提出这样的疑问是需要胆识的。
3.中苏分歧在哪里？
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国主义倾向便端倪初现，但我国年轻的外交人员在政治上还较单纯。陈毅问及他们所在国与苏关系怎样时，他们均答：很好，没什么问题。
真的没什么问题吗？有的国家中，苏联军队却驻扎了几十万，一到假日商店里的东西都被军队买光，这正常吗？有的国家明明有自己的军事干部，为什么国防部长要苏联人担任？还有，苏联驻某国大使的夫人，凭什么为一件小事训斥所驻国外交部的司长？几个问题一问，这些外交人员便不得不想了。陈毅风趣地说：“同志哥，你们住在那个地方，不要一天到晚光听人家‘干杯’呀，‘乌拉’呀，要动脑筋想点问题啊！”
的确，只要动点脑筋想问题，就可看出苏联的触角伸得太宽太长了。不过这时中苏还是维持着表面上的团结。真正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令人震惊。中共表示不敢苟同，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具体分析，要全面评估。”
对于中共的异见，赫鲁晓夫相当恼怒，他试图向中国伸出控制之手。1958年4月，苏建议中苏共建一长波电台，这无疑将起控制我情报和机密通信的作用，当然为我所拒。7月，苏联大使又提出由中苏建立一支海军联合舰队，这无疑是要取得对中国海军的控制权，我方再次严词拒绝。赫鲁晓夫此时仍不罢手，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公开扩大中苏分歧。1959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站在印度一方对其进行偏袒辩护。赫鲁晓夫访美前，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合作协定。接着，中国国庆十周年时，赫鲁晓夫与陈毅在会谈中公开辩论，这样一来，中苏分歧鲜明地扩大化，中苏关系也一步步被推向破裂的边缘。
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曾用极其简洁的话概括说：“中苏分歧的实质，就是他要控制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不让。”
4.中国不是苏联的卫星国
1963年，由苏共中央发表一封攻击中共的《公开信》起始，中苏间的论战拉开序幕。莫斯科抛出了长篇累赎的文章，北京则针对“修正主义”发表了声讨檄文。面临苏共的高压和猛烈攻势，中共并没有退却，相反他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与苏联针锋相对。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作出这样的抉择，是需要极大勇气的。陈毅后来也坦言：“老实讲，我们可以跟着赫鲁晓夫走。如果这样，他马上会称你为亲爱的同志，会授你勋章，给你援助。但我们做另一种考虑：不服从，不听从他‘老子党’的指挥，坚持原则，以平等的地位起来同他讨论问题。我们考虑过后果：停止援助、动员舆论骂我们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甚至断绝外交关系！但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和世界人民利益，保卫中国不受别国控制和支配，中国决心不贪图他的‘好处’，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中国为赢得这种独立和尊严所承受的巨大压力。1959年，中国正面临着极为严峻而困难的局面：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都追随美国；后来又出了个中印边境冲突。中国国内，既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又有由于“左”的错误而造成的巨大的经济困难。1960年，就在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共发难遭到反击后，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全部撤走1390名专家，撕毁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对于正处于经济困顿时期的中国来说，这不啻于雪上加霜。
陈毅对此向外国朋友表示了自己极端愤慨的心情：“不经过协商，事先没有通知，就把一千多专家在八月一个月内撤走，根本没有讨论和商量的余地。工厂机器还在运转，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还没有学会，就把一切图纸和资料拿走了，而这是在中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十三个省区农业歉收，专家一撤走，工业部分瘫痪，使我们受了极大损失。这算什么马列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这样。”
更可恶的是，苏联领导人不仅在经济上卡我们脖子，在政治上还阴谋搞颠覆。1960年11月，陈毅访问阿富汗回来，途经新疆伊犁时，在那儿遇上了一件事。
当时伊犁是有苏联领事馆的。在机场，陈毅同苏联驻伊犁的领事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谈话，礼节性的会见结束之后，便到中共伊犁党委。不料陈毅还没坐下，那位领事又紧跟着来了，像要进来参加开会的样子。陈毅一看，引起了警觉，他不客气地说：“我们在机场不是已经告别了吗？是谁请你到我们党委机关来的？你来做什么？”接二连三一问，那位领事脸红了，无言以对，只好道歉，转身走开，经陈毅再一打听，区党委的同志说，以前一直如此，苏联领事要来就来，我们以为是“老大哥”，也从未提出反对。
陈毅听了感慨道：“我们的同志太老实啰，苏联人有点搞惯了，喜欢干涉人家内政。这是中国的地方嘛！”于是，陈毅又一次在干部中进行了有关中苏关系的解释说明工作。后来，事实证明苏方确有图谋，1962年春，他们使用挑拨、引诱和欺骗等手段，策动数万伊犁人闹事，并越境跑到苏联去了。
苏联的背信弃义，使中国经济几乎举步维艰。然而，从周恩来的沉着冷静、从他的公开谈话以及他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神态中，没有人能觉察出来这一点，所以后来有人把这时期的周恩来比作唱“空城计”的诸葛亮。他甚至镇定自若地对埃德加·斯诺说：“苏联专家回国是很自然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儿呆一辈子。”他知道不能悲观，不能失望，因为没有精神的力量就不可能战胜困难。陈毅更是乐观地说：“这一来因祸得福，逼得我们自力更生了。”对，自己干，无非是束紧腰带，自己多吃一点苦头。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迎接严峻的考验。
为了应付严重的食品短缺，实行了凭证购物制度。周总理也一样凭证购物，他拒绝从专门供应外国人和高干的商店里买任何定量供应以外的东西。陈毅一下子瘦了下来。
为了节省资金，从1959年起，中央决定减少高级干部的薪水。那天晚上，主席为这事很晚没有睡觉，找了政治局陈毅等几个同志去商谈。大家一致同意每人减少一百元。陈毅说：“减一百，可以过。我再减一点也可以过。这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为了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外交部几次要盖大楼，陈毅和总理都没有同意。陈毅说：“要盖，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再盖。天地良心，人民的生活还不好哇！”成千名外交部工作人员，一年又一年，仍挤在那幢破旧古老的清朝建筑物里办公。
他们都看到，陈毅瘦了，连眼眶也陷了下去，但双目依旧炯炯有神。作为外长，他必须不断地向各国记者、议员或来访的国家元首做中苏分歧的解释说明工作，并向他们剖析中苏分歧的实质，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他的谈话抓住要害，具体生动，坦率真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有一个精彩、形象的比喻，曾经传播于世，叫作“我们不做卫星国”。那是1962年陈毅在日内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苏联的卫星重一千吨。但有着六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陈毅在那次谈话中对记者说，“作为一颗卫星来讲，它的分量未免太重了一点。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中国人的脊梁骨是很硬的。周总理说：“某些人以为只有他们掌握智慧，只有他们能够解释马克思主义。”“某些人想压我们屈膝讨饶，但我们决不会屈服。”
5.中国外长的橄榄枝
1963年11月7日，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苏联驻华大使举行了庆祝酒会。陈毅的出席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轮到他致辞时，他即兴作了一段精彩的发挥。他说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扎根于群众之中的。说到这，他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友谊贵如金”。机灵的翻译马上选用了一句相应的俄国谚语：“宁要一个朋友，不要一百个卢布”，实在是贴切之至。陈毅的这番讲话，既从侧面批评了苏联大国主义错误，又从原则立场出发强调了中苏友谊的重要性。这番有理有情的言语赢得了在场多数人的鼓掌。
陈毅还曾多次提出苏联专家在中国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可贵贡献。他非常赞赏苏联顾问团副团长在告别宴会上说的一句话：“我们来中国时带的是苏联的经验，回去时是带着中国的经验。”这句话表达了两国人民互相学习的愿望，彼此互助的友情，如果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能顺应人民的意愿，那该多好啊。
“苏共领导的态度要能好一些，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陈毅有点痛心地这样说。我们曾力图维护团结，不说任何危害团结的话，不做任何危害团结的事，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敫纵他们“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陈毅深深感到一个原信奉自由、民主、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了霸权的毒后，变得多么可怕多么顽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付这样的霸权国家，我们只有依靠不屈的信念以及雄厚的、无可辩驳的实力。
6.爆炸原子弹，总结大论战
1964年10月16日，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苏联人民都是难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有两条爆炸性的新闻，几乎震惊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新华社北京消息：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塔斯社莫斯科消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种偶然的巧合，使人们惊呆了，有人甚至怀疑这种巧合是出于中国领导人的特意安排，要不，两件对世界局势影响均重大的大事，怎么会这样带有戏剧性地竟在同一天奇迹般地发生呢？对此，陈毅外长幽默地说：“克里姆林宫围墙那么厚，我怎么能知道它里面在发生什么事呢？”
的确，他没有说错，这件事他事先不可能知道。其实，就连赫鲁晓夫这位第一书记本人，对此也丝毫没有察觉，事发之前他还安然无事一般在黑海岸边的索契豪华别墅里度假。这位靠做“秘密报告”起家的第一书记尽管风云一时，但最终竟于不知不觉中落到如此下场。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一天，他听到了“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想必那一瞬间他会百感交集，惊异于历史的巧合吧。
五年前，也就是1959年，苏联妄图要中国在帝国主义核威胁面前依附于它所建立的“核保护伞”，因而他片面撕毁了帮助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试图剥夺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自己核力量的权利。对于苏联的这一丑恶行径，中国领导人相当气愤，他们在1963年6月6日答复苏联政策的备忘录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
1963年7月，赫鲁晓夫同美英两国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从而捞了一大笔政治资本。
周恩来对此十分恼火。他说：“这是为了保持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不会有什么裁军，他们双方都会继续储存大批核武器，但是他们企图阻止别国拥有核技术……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也就是在这时候，赫鲁晓夫对中国制造原子弹还是持鄙夷态度的。他说，中国距离获得核武器的能力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制造原子弹要有巨大的开支，到头来中国会弄得连做裤子的钱都没有。
赫鲁晓夫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下台之日，中国不用苏联提供的尖端技术和生产技术资料，凭着自己的力量，造出了震动世界的原子弹。这无异于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10月17日那天，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中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政策指引下”，依靠自力更生，通过科学家的英勇奋斗才取得这项突破的。虽然中国没有为此显得得意洋洋，大肆渲染，但中国的自豪和欢欣鼓舞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一切来之不易一一当时中国没有任何外援，有的只是经济封锁和赫鲁晓夫的“破坏”。中国最终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为之奋斗的科学工作者功不可没，为之操劳的党和国家领导亦功不可没。
1962年1月5日，在招待首都科学工作者的宴会上，陈毅元帅代表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发愤图强，向科学技术堡垒进攻”，的长篇报告。“和我们的宏伟目标比起来，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是落后的。”陈毅号召科技工作者“为了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为了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一定要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分管科学技术方面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当时对科学工作者寄予多少厚望啊！当一些科学工作者为研制原子弹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乃至生命之后，胜利终于盼来了，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意识到这个消息将会使世界震动，使中国地位提高，使国际局势显著变化。
的确，就如周恩来说的那样，“没有一声巨响，就没有人会理睬我们。”毛泽东说得更直截了当：“放一个响屁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那么，当那团蘑菇云在戈壁上空腾起，当那声巨响响彻云霄时，世界要对中国刮目相看了。
乔治·蓬皮杜这样写道：“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现在谈到中国，人们都在议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要中国参加这个或那个国际会议的问题。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戴高乐则感叹一句：“终于发生了。”法国在1964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世界各国纷纷派代表团来访，因为中国展现了她的新实力。
尽管中国在公布“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的同时，就发表了严正的声明：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的试验也是为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尽管消息公布第二天，周总理就致电各国首脑，呼吁召开世界性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的核武器在内”，但世界各国还是异常关注中国在成为新的核大国后有什么新的动向。
9月26日，法国《快报》周刊发表了陈毅同该刊记者儒勒·罗瓦的谈话，标题引人注目：“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
儒勒·罗瓦称陈毅是威猛和勇敢的化身，这位“继叶挺之后任第四军军长，1949年在上海和南京获得了惊人胜利的人物，以他的热枕、直爽、淳朴和粗鲁著名”，可是在中国刚刚爆炸了原子弹之后，“容易激动的陈毅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一反常态甚至没有打算谈论原子弹爆炸的问题。
直到最后，陈毅才将话题转到儒勒·罗瓦关心的问题上一“就原子弹而论，我们同过去一样，认为它没有什么了不起。”陈毅接着谈了有关原子弹的三点看法：“第一，中国是根据七亿人民希望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世界人民利益来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而不是根据有没有核武器。第二，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不是核武器制造了人。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人类最终将能消灭核武器。第三，中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以便最后销毁这些武器。我们将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陈毅喝了一口茶，又说：“照我看来，任何人都不情愿发动一场核大战。我是不相信上帝的，但看来上帝已安排好了一切。因为原子武器既能杀伤敌人，也能杀伤使用原子武器的人自己。讲到底，美国的亿万富翁恐怕比我们更加惜命呢。”
“中国革命不只求解决自己问题，还要对别国人民有所贡献。”陈毅1964年国庆前夕曾对在华外籍朋友和专家这样说。这次讲话之后还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中国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美、苏等核大国一样，中国知道原子弹在瞬间夷山覆海的威力，但中国更切身体会到一国推行霸权对他国的危害，所以中国泰然向世界宣布：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个崭新的核大国带给霸权主义者的是担忧，带给世界人民的却是和平与希望。
儒勒·罗瓦在报道最后把陈毅比作一头“不露锋芒的狮子”，说“他是永恒的中国的一粒原子，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亿中国人中普通的个人。”也许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也是这样的一头狮子，它锋芒不露，烈性不显。
就在这头狮子振鬃长啸时，赫鲁晓夫在一片责骂声中被轰下台。他曾是苏联霸权主义最疯狂的叫嚣者与推动者，中国深受其害，然而“历史最公正，判决终到来”，最后这富有戏剧性的一笔不能不让陈毅发此感慨。陈毅对当时中苏关系的思考是很深入的。
1962年1月5日，陈毅读了《人民日报》上刊载的《驯鹰人》一文后，便联想到破裂的中苏关系，因而深有感触。原文中介绍猎人驯鹰的方法与经验，其诀窍在于使鹰处于半饥半饱状态，过饥怕它瘫软无力，过饱则怕它远走高飞，“鹰曾苦挣扎”，但就在这饥饱之间，“终于受养豢。”陈毅感道：“我于驯鹰事，窃愿抒鄙见。若乃真雄鹰，展翅充霄汉。翱翔于太空，嬉游于海甸。不恋投来食，安能受羁绊？慎勿堕掌握，猎人穷妙算。”
中国人曾经为此经历了多少困难，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中国人曾经怎样的扬眉吐气，也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那是真正的翱翔太空、嬉游海甸的雄鹰的感觉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如此高，海如此阔。“不恋投来食，安能受羁绊？”陈毅的这一句奇叹，正是中国人在多事之秋发出的时代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