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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逢在莫斯科
1.平起平坐两巨头
1931年的春天，绵延起伏的闽山，青葱苍翠，欢歌畅流的赣水，清澈碧透；一块块水田如镜，映照着蓝天和白云；一片片秧苗似毯，孕育着生命与丰收。披着春光，王稼祥踏上了这块他早已神往的土地——“中央苏区”。他饱览着这无比秀丽的景色，贪婪地呼吸着这里清新的空气，就像回到了朝夕盼望的故乡。
王稼祥是同任弼时、顾作霖一道离开上海，跋山涉水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来，王稼祥他们是作为中央代表团被委派到中央苏区的。这实际上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被王明控制的党中央为推行自己的“左”倾路线而采取的措施之一。王明对毛泽东根本不信任，于是决定派自己的人来加强以至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同时也向其它几个根据地派出了同样性质的代表团。这批代表后来被讥讽为“钦差大臣”，王稼祥也被列名于“钦差”之中。但事与愿违，他最后并未成为王明的代理人。
来到苏区不久，他就担任了原由毛泽东兼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自此，他就作为红军主要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开始了自己的一系列活动。“王主任”这一称呼也伴随了他许多年。
金秋的瑞金，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的同时，这里正在筹划和迎接又一个盛大的节日——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同时又担任以朱德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年仅25岁的王稼祥就成为中国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2月底，化装成一个大胡子天主教神甫的周恩来携妻子来到了苏区，就任了原由毛泽东任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挂了起来，由周恩来代理一方面军总政委。
宁都会议刚结束，周恩来和朱德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
1932年2、3月间，红军取得了黄陂、东陂战役的重大胜利。4月28日，在乐安县一个四面环山的谷冈村，在山边供王稼祥办公的一座庙里，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战前的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参加了会议。上午九点多钟，来了两架敌机，一到头顶就俯冲了下来，扔下来第一批炸弹。王稼祥立即停止了会议，喊道：“请大家跟我到外头隐蔽。”他考虑到周恩来等人的安全，自己抢先冲到门外，一边观察情况一边招呼说：“快跟我来！”就在这时，又一批炸弹落了下来。被王稼祥挡在身后的周恩来，连声叫道“稼祥，卧倒，快卧倒！”但只听一声轰响，浓烟吞没了王稼祥，他当即负伤倒下了！
由于王稼祥挡住了弹片，跟在他身后的周恩来等人都安然无恙。同志们将王稼祥抬到了安全地点，周恩来马上叫来了军委卫生部长贺诚，要他亲自为王稼祥检査伤势，并组织抢救。检查发现，弹片打进了他的右腹部，炸伤了肠子，伤势十分严重。周恩来立即决定，由贺诚亲自带医务组和一个警卫班，立即护送他到瑞金红军总医院去治疗。
在去瑞金的途中，昏迷了很久的王稼祥才醒来。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恩来同志他们受伤了吗？”贺诚回答道：“王主任，由于您挡住了弹片，他们都平安无事。”王稼祥这才放下心来。
来到瑞金后，由于医疗条件太差，没办法进行大手术，只采取了保守疗法，病根未除，给他留下了终身痛苦的后遗症。
战斗刚一结束，周恩来、朱德就赶来瑞金，探望了王稼祥的伤情。王稼祥却说道：“我没事了，年纪还轻，身体还好，能挺得过去，只是我在紧张时刻离开前线，把担子压在你们身上，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与周恩来一起被推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两人也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1933年的秋天，敌人开始了气势汹汹的“第五次围剿”，同时，从内部来败坏和葬送党的事业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以前所未有的压力，压到了党和红军头上。
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败局已定，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跑！即博古和李德所谓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长征”。
秋风萧瑟，枯叶飘零，又是一个秋天来了，天空依然还是那么晴朗，田野里也是一片丰收景色，只是苏区军民的心头，却是那么压抑阴沉。心头负担比背上武器更重的红军指战员，强作欢颜同父老乡亲们饮泪惜别。
望着这凄凉的场景，王稼祥的心头充满了悔恨和负疚之情。自己作为主要领导，竟没能和大家一道保住苏区。
“再见了，乡亲们！感谢你们哺育了我们，你们受苦了，我们对不起你们！”
“前进吧战友们！你们为革命胜利，不惜牺牲一切，你们的行动就是对我们的批评。”
灰蒙蒙的天空下，灰蒙蒙的山野间，移动着一支灰蒙蒙的队伍。
王稼祥抱着伤病之躯，迈着沉重的脚步，更带着满腹的心事，随着大队，艰难前进。
“首长，路不好走，你还是坐担架吧！”担架员赶上来叫住了他。
“王主任，你有伤，上担架躺着吧？”警卫员也赶忙说道。“唉，现在，我怎能躺得住呀！”
“是呀，仗打到这种地步，大家都躺不住啊！”走在王稼祥身后的毛泽东接口说道：
“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就是不改，非要往里钻，你说他傻不傻？”
王稼祥认真地说：“我们不能往口袋里钻，决不能也当傻瓜！”“是嘛！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老蒋在湘西布下口袋，我们就不往湘西走。不是已经得到情报说贵州方向兵力不多吗，我们就往贵州去，让他老蒋空等一场。”
“对，应该这么办，咱们来个避实就虚！”王稼祥边听边说道。毛泽东道：“可惜，发号施令的人不这样想啊，在一般情况下，我的意见总被人当成是旁门左道啊！”
“未必，一路上我留心观察了，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王稼样说道。
“是吗，有哪些人会赞同呢？”
“我看政治局内部就有人赞同，比如洛甫同志就有此意思。最近我同他刚谈过。”
“好哇，一花不是春，独木难成林哪！我们应该再争取一下其他的同志。”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难见的笑意。
这次谈话过后，王稼祥又找到了张闻天，详细地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并与他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当时的聂荣臻也因伤坐着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他曾经任过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与主任王稼祥的关系非常亲密。二人在行军路上坐担架相逢后，就几次谈了起来。
王稼祥直接地说，必须改组领导，撤掉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最好由毛泽东重新出山。
聂荣臻听完也高兴地说：“我一直也有这样的看法，只不过这么大的人事变动应该通过党的高级会议才能解决。”
王稼祥说：“事不宜迟，我们就趁蒋介石部队不能马上采取行动的机会，由中央召开一个专门会议，到时候把博古和李德给‘轰’下来。”
就这样，王稼祥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935年1月15日，召开了扭转党和红军以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15日晚，与会人员到齐之后，周恩来沉声地对博古说道：“能来的都来了，宣布会议开始吧？”
博古推推眼镜，清清嗓子道：“好，大家安静了，现在会议开始，由我首先来做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
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只是一般地承认了没打好仗，把战争失败的责任全推给了客观方面。
接下来，周恩来又作了副报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指挥上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真诚地作了自我批评。
在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以后，按照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事先商定好的，由张闻天按他们三人共同起草的“反报告”提纲作了发言。紧接着毛泽东来了一个急风骤雨式的发言。他严肃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
顿时，会场里的气氛紧张起来，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观点被摆了出来。
关键时刻，毛泽东话音刚落，王稼祥马上就站了起来，旗帜鲜明地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又严肃地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思想的错误。
会议开始时就坐在旁听席上但忘不了摆一副傲慢架子的李德，渐渐地坐不住了，烟卷几次烧到了手指，却老是向被批得抬不起头的博古投去求援的目光。
周恩来似乎想缓和一下全场里的气氛，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别激动，你的身体不好，坐下来说吧！”
王稼祥说了声“谢谢”却没有坐下。
他建议：应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领导。
一口气讲完了多少天来积压在心头的怨言，王稼祥的心里立即觉得舒畅多了，本来显得苍白的脸，浸出了一层红润。
周恩来赶忙走过来扶他坐了下去，聂荣臻因脚伤不能站起来也伸过手来同王稼祥紧握了一下。李富春向他赞许地点了几下头，朱德、刘伯承、彭德怀也向他投来了亲切的目光。
由于王稼祥的鲜明态度，接下来的会就热闹了，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尤其是几位红军将领，纷纷以激奋的情绪以至激烈的语言，相继发言，对博古和李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会议期间，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每天吃过晚饭就顶着腊月的寒风从住处走向二里外的会场。王稼祥因为身体有伤，总是捂着肚子，参加会议，却从不缺席。警卫员看着他那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劝他休息一天，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这个小鬼呀，懂得什么？那么重要的会，还顾得上请假！”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最后作出决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王稼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这样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还一直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是“关键的一票”，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要求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他的功劳。
周恩来也多次肯定王稼祥在遵义会议时期的作用，他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开始批评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对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陈毅也曾有过一段生动的比喻：“楚汉之争时，韩信是个要人，韩信归汉，则汉胜，韩信归楚，则楚胜；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就是遵义会议上的韩信。”
可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也是一段辉煌的篇章，但是这个谦虚的共产党人在生前却很少提及这段历史，与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朱仲丽也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此事的。当她问及究竟是怎么回事时，他总是淡淡的一笑道：
“那是历史旧事，不必提了！”
王稼祥去世后，朱仲丽在整理他的遗稿时，竟在他的自传手稿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人们往往谈到遵义会议时就提到我的功劳，但是假若没有王明在四中全会的夺权上台，便不会有中央苏区的失败，便不会有长征，便不会有遵义会议。所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主席一票，那只能算是赎罪，即赎四中全会上参加了王明宗派的夺权，及其以后在各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极大罪过，朱仲丽还发现，在手稿中，“投了毛主席一票”后面，原来还有一句“多少算是功劳的话”却被他用红笔划去了，紧接着就是那句“那只能算是赎罪。”
这就是王稼祥，一个真正的“康莫纳尔”的情怀（注：“康莫纳尔”是王稼祥在中山大学时取的俄文名字，意思是“公社党人”）。
3.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1936年10月，王稼祥由于旧伤复发再次病倒了，周恩来这时也因为急性肝脓疡住进了医院。两个人同住一孔旧窑洞里，细心的周恩来，看出王稼祥的伤病在边区落后的医疗条件下，不可能根治，长久拖下去对党对个人都是极为不利的。周恩来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研究后决定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病。
临走前，王稼祥紧握着周恩来的手不安地说：“现在国内形势如此紧张，又面临一个关键时刻，我却要离开前线，心里真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周恩来说：“你抓紧治伤，很快恢复健康，再回来和我们一起战斗！”
列车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奔驰着，王稼祥抬起虚弱的身体，吃力地弯腰从摇晃着的地毯上拿起热水瓶倒了一杯开水，慢慢地喝着。望着窗外的景色，思绪在翻腾着。去莫斯科不但要治病，而且肯定还要会见王明，他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达四年之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还有康生，整年坐在上海享清福，现在又混了一个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头衔，与他们见面打交道会是怎样的场景呢？
不出所料，王稼祥住进医院没几天，康生就来了。望着骨瘦如柴的王稼祥，神气十足的康生假惺惺地寒暄道：
“王稼祥同志，这些年你们辛苦了，不简单，不简单！毛润之也不简单！而你，稼祥同志，也是功勋卓著啊！唉！可惜我身在共产国际，不能与战友们并肩战斗，真是太遗憾了！”
王稼祥克制着内心的不快，耐着性子与康生说了几句话，康生故作关怀地说道：“稼祥同志，你不要着急，一定要在这儿把身体养好！”临走时，康生压低自己粗哑的嗓门说道：“稼样同志，我早有个想法，我不能老在国外，也应该回到国内斗争第一线去，我要求中央调我回国工作，你看怎么样？”
王稼祥为他嘴里喷出的浓重雪茄味厌烦地扭过头去。康生却不知趣地说道：“我还有个想法，就是我去之后，最好由你来顶替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位置，怎么样，你来干吧！”王稼祥半天没吱声，康生竟大大咧咧地道：“好了，你同意吧！我这就请示国内，由你继任驻国际代表，就这么定了。”
事隔日许，联络员找到王稼祥说王明要见他。王稼祥心里有数，王明深知自己的学识和在党内的地位，此次见面不过是想拉拢自己而已。
两个安徽同乡一见面，王明就肉麻地把王稼祥吹捧了一番，接着又得意洋洋地吹嘘起自己来，王稼祥渐渐地听得有点不耐烦了，边抽烟边听着王明叨叨。
趁着王明吹得口干舌燥端起茶杯喝水的时候，王稼祥突然发问道：
“请问李德究竟是谁派去中央苏区的？是谁赋予他那么大的权力？博古是根据谁的指示必须听命于他的？在这个问题上你应做出怎样的回答？”
这一连串的提问，把王明弄了个措手不及，只有矢口否认自己曾过问过这一件事，他说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
王稼祥立即反问道：“如果是苏军参谋部派去的，那么他凭什么干涉我们内部的事务？”
王明恼羞成怒地回答道：“李德是苏联同志派去的，斯大林同志亲自过问过，你不应有任何怀疑与不满。你对李德问题表现出来的情绪，是对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认识问题。”
这次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了，此时的王稼祥已经完全认清了王明的嘴脸。
1937年11月，王明搭乘国民党军事代表团的飞机回国去了，同行的还有康生，临走时王明通知王稼祥，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一职由王稼祥接任。
王稼祥在任驻国际代表期间，主要工作是向国际反映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革命形势，对于取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他还曾对于王明在苏联不顾事实地整人而造成的冤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纠正。
王明与康生回国后，立即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一时间迷惑了很大一部分人。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争取国际了解中国党的具体问题，1938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了任弼时赶赴莫斯科，代替了王稼祥的职务。
在王稼祥离任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专门接见了他，就中国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季米特洛夫说：
“执委会认为，中国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党目前应该坚持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的原则，但一定要警惕不能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应该告诉中国党的全体党员，应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
“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到。”王稼祥高兴地说道。王稼祥深知季米特洛夫这段话的含义，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党的革命路线，毛泽东也开始赢得了国际的信任和支持，这对中国党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王稼祥知道单凭季米特洛夫的最后一句话，王明就完了。
1937年11月，王稼祥回到延安，立即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向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同志作了汇报。政治局决定立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由王稼祥在全会上再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当时人在武汉的王明，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回延安参加六中全会，他预感到王稼祥带来的指示可能对他不利，心生一计，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竟提出要“全体中央委员都去武汉举行全会”。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尔后，王明又给王稼祥发了一封电报，要他速去武汉，与他先行商谈传达国际指示的问题。
王稼祥看穿了王明的鬼把戏，一面报告毛泽东，一面以全会秘书长的身份发电通知王明速回延安，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王明看着电报大骂道：“这个书呆子竟被那个土包子给拉拢走了。”
9月29日，六中全会如期举行，会上王稼祥再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正确路线，当王稼祥重复季米特洛夫最后一段原话——“要告诉中国党的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这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人民领袖毛泽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和赞扬！
王稼祥的传达，对于一直企图夺权的王明是个重大的打击，对于进一步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则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是王稼祥继遵义会议以后又一次在关键时刻起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曾一再肯定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中的作用。“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4.提出“毛泽东思想”第一人
193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丽在王家坪枣园的树林中散步。望着窑洞内闪亮的灯光，先是一盏两盏，继而三盏五盏，最后是万家灯火。王稼祥感慨地说道：
“我们党从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到今天，不仅有了强大的人民军队，还有自己巩固的根据地。变化太大了，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朱仲丽也兴奋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看来离抗战胜利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王稼祥说道：“是啊，可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我党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正考虑好好写篇文章，来纪念党的生日。”
没多久，他的文章写完了，修改后让警卫员把稿子送给了毛泽东审阅。几天后朱仲丽发现毛泽东亲自来到他们家，与王稼祥讨论着那篇稿子，两人从中午一直谈到太阳下山。朱仲丽觉得这肯定又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了。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
文章在概述了共产党的成长历程特别是抗战以来的正确道路后，指出共产党的二十二年也是中华民族“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的历史。”
接着王稼祥就提出了那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新的理论创见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一的正确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文章中特别指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王稼祥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全新的科学概念，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了充分的论述，对其伟大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这一理论创见，不仅反映了广大党员群众的共同心愿，更适应了形势和时代的需要。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就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共同奋斗。
这是王稼祥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又一重大贡献，现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已被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们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提出它的就是这位只求奉献不讲回报的“康莫纳尔”同志——王稼祥。
1931年的春天，绵延起伏的闽山，青葱苍翠，欢歌畅流的赣水，清澈碧透；一块块水田如镜，映照着蓝天和白云；一片片秧苗似毯，孕育着生命与丰收。披着春光，王稼祥踏上了这块他早已神往的土地——“中央苏区”。他饱览着这无比秀丽的景色，贪婪地呼吸着这里清新的空气，就像回到了朝夕盼望的故乡。
王稼祥是同任弼时、顾作霖一道离开上海，跋山涉水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来，王稼祥他们是作为中央代表团被委派到中央苏区的。这实际上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被王明控制的党中央为推行自己的“左”倾路线而采取的措施之一。王明对毛泽东根本不信任，于是决定派自己的人来加强以至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同时也向其它几个根据地派出了同样性质的代表团。这批代表后来被讥讽为“钦差大臣”，王稼祥也被列名于“钦差”之中。但事与愿违，他最后并未成为王明的代理人。
来到苏区不久，他就担任了原由毛泽东兼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自此，他就作为红军主要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开始了自己的一系列活动。“王主任”这一称呼也伴随了他许多年。
金秋的瑞金，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的同时，这里正在筹划和迎接又一个盛大的节日——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同时又担任以朱德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年仅25岁的王稼祥就成为中国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2月底，化装成一个大胡子天主教神甫的周恩来携妻子来到了苏区，就任了原由毛泽东任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挂了起来，由周恩来代理一方面军总政委。
宁都会议刚结束，周恩来和朱德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
1932年2、3月间，红军取得了黄陂、东陂战役的重大胜利。4月28日，在乐安县一个四面环山的谷冈村，在山边供王稼祥办公的一座庙里，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战前的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参加了会议。上午九点多钟，来了两架敌机，一到头顶就俯冲了下来，扔下来第一批炸弹。王稼祥立即停止了会议，喊道：“请大家跟我到外头隐蔽。”他考虑到周恩来等人的安全，自己抢先冲到门外，一边观察情况一边招呼说：“快跟我来！”就在这时，又一批炸弹落了下来。被王稼祥挡在身后的周恩来，连声叫道“稼祥，卧倒，快卧倒！”但只听一声轰响，浓烟吞没了王稼祥，他当即负伤倒下了！
由于王稼祥挡住了弹片，跟在他身后的周恩来等人都安然无恙。同志们将王稼祥抬到了安全地点，周恩来马上叫来了军委卫生部长贺诚，要他亲自为王稼祥检査伤势，并组织抢救。检查发现，弹片打进了他的右腹部，炸伤了肠子，伤势十分严重。周恩来立即决定，由贺诚亲自带医务组和一个警卫班，立即护送他到瑞金红军总医院去治疗。
在去瑞金的途中，昏迷了很久的王稼祥才醒来。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恩来同志他们受伤了吗？”贺诚回答道：“王主任，由于您挡住了弹片，他们都平安无事。”王稼祥这才放下心来。
来到瑞金后，由于医疗条件太差，没办法进行大手术，只采取了保守疗法，病根未除，给他留下了终身痛苦的后遗症。
战斗刚一结束，周恩来、朱德就赶来瑞金，探望了王稼祥的伤情。王稼祥却说道：“我没事了，年纪还轻，身体还好，能挺得过去，只是我在紧张时刻离开前线，把担子压在你们身上，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与周恩来一起被推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两人也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1933年的秋天，敌人开始了气势汹汹的“第五次围剿”，同时，从内部来败坏和葬送党的事业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以前所未有的压力，压到了党和红军头上。
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败局已定，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跑！即博古和李德所谓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长征”。
秋风萧瑟，枯叶飘零，又是一个秋天来了，天空依然还是那么晴朗，田野里也是一片丰收景色，只是苏区军民的心头，却是那么压抑阴沉。心头负担比背上武器更重的红军指战员，强作欢颜同父老乡亲们饮泪惜别。
望着这凄凉的场景，王稼祥的心头充满了悔恨和负疚之情。自己作为主要领导，竟没能和大家一道保住苏区。
“再见了，乡亲们！感谢你们哺育了我们，你们受苦了，我们对不起你们！”
“前进吧战友们！你们为革命胜利，不惜牺牲一切，你们的行动就是对我们的批评。”
灰蒙蒙的天空下，灰蒙蒙的山野间，移动着一支灰蒙蒙的队伍。
王稼祥抱着伤病之躯，迈着沉重的脚步，更带着满腹的心事，随着大队，艰难前进。
“首长，路不好走，你还是坐担架吧！”担架员赶上来叫住了他。
“王主任，你有伤，上担架躺着吧？”警卫员也赶忙说道。“唉，现在，我怎能躺得住呀！”
“是呀，仗打到这种地步，大家都躺不住啊！”走在王稼祥身后的毛泽东接口说道：
“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就是不改，非要往里钻，你说他傻不傻？”
王稼祥认真地说：“我们不能往口袋里钻，决不能也当傻瓜！”“是嘛！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老蒋在湘西布下口袋，我们就不往湘西走。不是已经得到情报说贵州方向兵力不多吗，我们就往贵州去，让他老蒋空等一场。”
“对，应该这么办，咱们来个避实就虚！”王稼祥边听边说道。毛泽东道：“可惜，发号施令的人不这样想啊，在一般情况下，我的意见总被人当成是旁门左道啊！”
“未必，一路上我留心观察了，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王稼样说道。
“是吗，有哪些人会赞同呢？”
“我看政治局内部就有人赞同，比如洛甫同志就有此意思。最近我同他刚谈过。”
“好哇，一花不是春，独木难成林哪！我们应该再争取一下其他的同志。”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难见的笑意。
这次谈话过后，王稼祥又找到了张闻天，详细地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并与他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当时的聂荣臻也因伤坐着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他曾经任过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与主任王稼祥的关系非常亲密。二人在行军路上坐担架相逢后，就几次谈了起来。
王稼祥直接地说，必须改组领导，撤掉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最好由毛泽东重新出山。
聂荣臻听完也高兴地说：“我一直也有这样的看法，只不过这么大的人事变动应该通过党的高级会议才能解决。”
王稼祥说：“事不宜迟，我们就趁蒋介石部队不能马上采取行动的机会，由中央召开一个专门会议，到时候把博古和李德给‘轰’下来。”
就这样，王稼祥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935年1月15日，召开了扭转党和红军以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15日晚，与会人员到齐之后，周恩来沉声地对博古说道：“能来的都来了，宣布会议开始吧？”
博古推推眼镜，清清嗓子道：“好，大家安静了，现在会议开始，由我首先来做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
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只是一般地承认了没打好仗，把战争失败的责任全推给了客观方面。
接下来，周恩来又作了副报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指挥上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真诚地作了自我批评。
在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以后，按照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事先商定好的，由张闻天按他们三人共同起草的“反报告”提纲作了发言。紧接着毛泽东来了一个急风骤雨式的发言。他严肃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
顿时，会场里的气氛紧张起来，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观点被摆了出来。
关键时刻，毛泽东话音刚落，王稼祥马上就站了起来，旗帜鲜明地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又严肃地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思想的错误。
会议开始时就坐在旁听席上但忘不了摆一副傲慢架子的李德，渐渐地坐不住了，烟卷几次烧到了手指，却老是向被批得抬不起头的博古投去求援的目光。
周恩来似乎想缓和一下全场里的气氛，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别激动，你的身体不好，坐下来说吧！”
王稼祥说了声“谢谢”却没有坐下。
他建议：应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领导。
一口气讲完了多少天来积压在心头的怨言，王稼祥的心里立即觉得舒畅多了，本来显得苍白的脸，浸出了一层红润。
周恩来赶忙走过来扶他坐了下去，聂荣臻因脚伤不能站起来也伸过手来同王稼祥紧握了一下。李富春向他赞许地点了几下头，朱德、刘伯承、彭德怀也向他投来了亲切的目光。
由于王稼祥的鲜明态度，接下来的会就热闹了，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尤其是几位红军将领，纷纷以激奋的情绪以至激烈的语言，相继发言，对博古和李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会议期间，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每天吃过晚饭就顶着腊月的寒风从住处走向二里外的会场。王稼祥因为身体有伤，总是捂着肚子，参加会议，却从不缺席。警卫员看着他那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劝他休息一天，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这个小鬼呀，懂得什么？那么重要的会，还顾得上请假！”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最后作出决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王稼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这样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还一直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是“关键的一票”，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要求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他的功劳。
周恩来也多次肯定王稼祥在遵义会议时期的作用，他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开始批评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对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陈毅也曾有过一段生动的比喻：“楚汉之争时，韩信是个要人，韩信归汉，则汉胜，韩信归楚，则楚胜；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就是遵义会议上的韩信。”
可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也是一段辉煌的篇章，但是这个谦虚的共产党人在生前却很少提及这段历史，与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朱仲丽也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此事的。当她问及究竟是怎么回事时，他总是淡淡的一笑道：
“那是历史旧事，不必提了！”
王稼祥去世后，朱仲丽在整理他的遗稿时，竟在他的自传手稿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人们往往谈到遵义会议时就提到我的功劳，但是假若没有王明在四中全会的夺权上台，便不会有中央苏区的失败，便不会有长征，便不会有遵义会议。所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主席一票，那只能算是赎罪，即赎四中全会上参加了王明宗派的夺权，及其以后在各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极大罪过，朱仲丽还发现，在手稿中，“投了毛主席一票”后面，原来还有一句“多少算是功劳的话”却被他用红笔划去了，紧接着就是那句“那只能算是赎罪。”
这就是王稼祥，一个真正的“康莫纳尔”的情怀（注：“康莫纳尔”是王稼祥在中山大学时取的俄文名字，意思是“公社党人”）。
3.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1936年10月，王稼祥由于旧伤复发再次病倒了，周恩来这时也因为急性肝脓疡住进了医院。两个人同住一孔旧窑洞里，细心的周恩来，看出王稼祥的伤病在边区落后的医疗条件下，不可能根治，长久拖下去对党对个人都是极为不利的。周恩来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研究后决定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病。
临走前，王稼祥紧握着周恩来的手不安地说：“现在国内形势如此紧张，又面临一个关键时刻，我却要离开前线，心里真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周恩来说：“你抓紧治伤，很快恢复健康，再回来和我们一起战斗！”
列车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奔驰着，王稼祥抬起虚弱的身体，吃力地弯腰从摇晃着的地毯上拿起热水瓶倒了一杯开水，慢慢地喝着。望着窗外的景色，思绪在翻腾着。去莫斯科不但要治病，而且肯定还要会见王明，他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达四年之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还有康生，整年坐在上海享清福，现在又混了一个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头衔，与他们见面打交道会是怎样的场景呢？
不出所料，王稼祥住进医院没几天，康生就来了。望着骨瘦如柴的王稼祥，神气十足的康生假惺惺地寒暄道：
“王稼祥同志，这些年你们辛苦了，不简单，不简单！毛润之也不简单！而你，稼祥同志，也是功勋卓著啊！唉！可惜我身在共产国际，不能与战友们并肩战斗，真是太遗憾了！”
王稼祥克制着内心的不快，耐着性子与康生说了几句话，康生故作关怀地说道：“稼祥同志，你不要着急，一定要在这儿把身体养好！”临走时，康生压低自己粗哑的嗓门说道：“稼样同志，我早有个想法，我不能老在国外，也应该回到国内斗争第一线去，我要求中央调我回国工作，你看怎么样？”
王稼祥为他嘴里喷出的浓重雪茄味厌烦地扭过头去。康生却不知趣地说道：“我还有个想法，就是我去之后，最好由你来顶替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位置，怎么样，你来干吧！”王稼祥半天没吱声，康生竟大大咧咧地道：“好了，你同意吧！我这就请示国内，由你继任驻国际代表，就这么定了。”
事隔日许，联络员找到王稼祥说王明要见他。王稼祥心里有数，王明深知自己的学识和在党内的地位，此次见面不过是想拉拢自己而已。
两个安徽同乡一见面，王明就肉麻地把王稼祥吹捧了一番，接着又得意洋洋地吹嘘起自己来，王稼祥渐渐地听得有点不耐烦了，边抽烟边听着王明叨叨。
趁着王明吹得口干舌燥端起茶杯喝水的时候，王稼祥突然发问道：
“请问李德究竟是谁派去中央苏区的？是谁赋予他那么大的权力？博古是根据谁的指示必须听命于他的？在这个问题上你应做出怎样的回答？”
这一连串的提问，把王明弄了个措手不及，只有矢口否认自己曾过问过这一件事，他说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
王稼祥立即反问道：“如果是苏军参谋部派去的，那么他凭什么干涉我们内部的事务？”
王明恼羞成怒地回答道：“李德是苏联同志派去的，斯大林同志亲自过问过，你不应有任何怀疑与不满。你对李德问题表现出来的情绪，是对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认识问题。”
这次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了，此时的王稼祥已经完全认清了王明的嘴脸。
1937年11月，王明搭乘国民党军事代表团的飞机回国去了，同行的还有康生，临走时王明通知王稼祥，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一职由王稼祥接任。
王稼祥在任驻国际代表期间，主要工作是向国际反映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革命形势，对于取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他还曾对于王明在苏联不顾事实地整人而造成的冤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纠正。
王明与康生回国后，立即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一时间迷惑了很大一部分人。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争取国际了解中国党的具体问题，1938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了任弼时赶赴莫斯科，代替了王稼祥的职务。
在王稼祥离任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专门接见了他，就中国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季米特洛夫说：
“执委会认为，中国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党目前应该坚持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的原则，但一定要警惕不能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应该告诉中国党的全体党员，应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
“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到。”王稼祥高兴地说道。王稼祥深知季米特洛夫这段话的含义，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党的革命路线，毛泽东也开始赢得了国际的信任和支持，这对中国党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王稼祥知道单凭季米特洛夫的最后一句话，王明就完了。
1937年11月，王稼祥回到延安，立即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向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同志作了汇报。政治局决定立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由王稼祥在全会上再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当时人在武汉的王明，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回延安参加六中全会，他预感到王稼祥带来的指示可能对他不利，心生一计，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竟提出要“全体中央委员都去武汉举行全会”。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尔后，王明又给王稼祥发了一封电报，要他速去武汉，与他先行商谈传达国际指示的问题。
王稼祥看穿了王明的鬼把戏，一面报告毛泽东，一面以全会秘书长的身份发电通知王明速回延安，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王明看着电报大骂道：“这个书呆子竟被那个土包子给拉拢走了。”
9月29日，六中全会如期举行，会上王稼祥再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正确路线，当王稼祥重复季米特洛夫最后一段原话——“要告诉中国党的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这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人民领袖毛泽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和赞扬！
王稼祥的传达，对于一直企图夺权的王明是个重大的打击，对于进一步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则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是王稼祥继遵义会议以后又一次在关键时刻起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曾一再肯定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中的作用。“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4.提出“毛泽东思想”第一人
193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丽在王家坪枣园的树林中散步。望着窑洞内闪亮的灯光，先是一盏两盏，继而三盏五盏，最后是万家灯火。王稼祥感慨地说道：
“我们党从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到今天，不仅有了强大的人民军队，还有自己巩固的根据地。变化太大了，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朱仲丽也兴奋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看来离抗战胜利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王稼祥说道：“是啊，可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我党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正考虑好好写篇文章，来纪念党的生日。”
没多久，他的文章写完了，修改后让警卫员把稿子送给了毛泽东审阅。几天后朱仲丽发现毛泽东亲自来到他们家，与王稼祥讨论着那篇稿子，两人从中午一直谈到太阳下山。朱仲丽觉得这肯定又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了。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
文章在概述了共产党的成长历程特别是抗战以来的正确道路后，指出共产党的二十二年也是中华民族“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的历史。”
接着王稼祥就提出了那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新的理论创见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一的正确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文章中特别指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王稼祥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全新的科学概念，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了充分的论述，对其伟大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这一理论创见，不仅反映了广大党员群众的共同心愿，更适应了形势和时代的需要。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就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共同奋斗。
这是王稼祥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又一重大贡献，现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已被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们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提出它的就是这位只求奉献不讲回报的“康莫纳尔”同志——王稼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