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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国里打“官司”

  1.朝鲜战争爆发,周恩来警告美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举世震惊。

  美国立即作出反应,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国操纵联合国纠集十几个国家部队卷入朝鲜战争。

  美国的行径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在新生的红色中国,第一个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的是毛泽东。

  6月27日夜,中南海菊香书屋。

  毛泽东站在一幅世界地图面前,身旁放着几张报纸,上面均赫然印着大字标题。

  “朝鲜内战爆发!”

  “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美国宣布出兵朝鲜。”

  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他们的野心太大了,狼子野心啊!”随即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铃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主席的思绪。

  毛泽东抓起电话筒,听到了一口带江苏口音的普通话:

  “主席,我是周恩来,你还没有休息吧?”“杜鲁门不让我们安静哪,我睡不着啊。正好,你马上过来吧,我想同你商量一下。”

  十分钟后,周总理走进了菊香书屋。

  “杜鲁门的来头不小啊,什么陆、海、空一齐出动,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我看,他这次是要赤膊上阵了。”见面后主席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看哪,杜鲁门是把朝鲜当作欧洲的希腊。他们想用武力霸占全朝鲜,把朝鲜当作侵略我国的跳板。”周恩来补充说道。

  “不管杜鲁门怎么样,我不怕。我早就说过对于这些侵略者,要有武松打虎的精神。”毛主席坚定地说。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我们要举起双拳,打退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挑衅。”周恩来加重了语气。

  第二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预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中国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早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国人民的声明,中国政府的警告,迅速传到了华盛顿,杜鲁门置若罔闻:“中共的声明只不过是吓唬人的玩意而已。”

  6月28日,他下令美军登陆釜山。

  6月30日,他任命麦克阿瑟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7月7日,他下令美国全国总动员。

  9月15日,麦克阿瑟坐镇指挥美军登陆,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切断。人民军腹背受敌,全线告急。

  9月28日,汉城落人麦克阿瑟手中。

  9月29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同时,麦克阿瑟向金日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北方无条件投降。

  面对敌人的猖狂挑衅,中国人民怎么办?中国领袖在思考着。

  唇亡齿寒,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局极大地关注着。

  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国庆一周年的大会上,明确表示,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能置之不理:

  “美国政府的疯狂横暴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已经证明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的武装侵略已经侵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并且随时有扩大这种侵略的可能。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暴行,并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及其他领土。”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2日,毛泽东作出决策,下令部分东北人民解放军入朝作战,援助金日成。

  10月3日凌晨1点,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以正式外交途径通知美国政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

  那时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印度总理尼赫鲁试图调解朝鲜冲突。中国外长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旨在将中国的严正立场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转告美国。

  10月3日上午,美国务院就从其驻印度使馆得知了中国的态度。

  但是,美国人执迷不悟,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

  国务卿艾奇逊在国会作证时说:“一切情报表明,周恩来的警告大概是一个恫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更可能是不介人,而不是介人。我们不应该对中共的恫吓过于恐慌。”

  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不仅介人了朝鲜战争,派出了英雄儿女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而且派出了自己优秀的外交官出使联合国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打了一场“文仗”。

  2.“我们要派一员武将到联合国打文仗”

  中国与美国在联合国的斗争早在新中国一成立时就开始了。

  1949年11月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联合国驱逐国民党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0年初,苏联通知中国马上做好准备进入联合国。中共中央立即选调了一批干部组成联合国代表团。

  半个月后,又传来消息,美国在安理会否决了苏联的提案。

  联合国没能进去,但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仍在继续。朝鲜战争爆发使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复杂了。

  针对美国公开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周恩来外长几次致电安理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

  8月31日,安理会同意将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福摩萨案”列入议程。

  美国也进行了反扑,声称“台湾的未来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由联合国考虑……”,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

  针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在安理会又提出了所谓的“控诉中国侵略大韩民国案”。

  12月2日,赖伊通知周恩来,邀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以上两个提案的讨论。

  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伍修权的秘书匆匆地走进办公室,对正在办公的伍修权说道:“司长,总理下午要见你。”

  “总理要见我?”伍修权诧异地问道。

  “大概是关于派代表团去联合国的事。”秘书小声地回答道。下午,伍修权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简单的寒暄了几句后,周总理说道:

  “修权同志,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由你出任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由我任团长。”伍修权吃了一惊。

  “对,这次代表团去联合国,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本来我们考虑应该派一位文职人员。但是文职人员又太温和。毛主席指示说,这次去联合国斗争一定非常尖锐复杂,我们一定要给美国佬一点颜色看看。我们要派一员武将到联合国去打这场文仗。所以我想到了你。”

  “我……”伍修权迟疑了一下。

  “没关系,你是军人出身,性格上比较符合这次出使的任务。再加上你当了这么长时间的苏东司司长,外交经验上也不成问题。”总理向伍修权投来了信任的目光。

  “但是,我们对联合国不甚了解啊!”伍修权的心里依然没有底。

  “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了,在联合国里我们有苏联老大哥帮我们撑腰,有什么问题不清楚他们可以帮我们嘛!你的俄文水平高,联系起来比较方便,这也是任命你为团长的一重要原因。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伍修权坐直身子,挺了挺胸说道:“代表团还有哪些人呢?”“噢,我们准备派乔冠华当顾问随团出使,在一些问题上他可以给予你帮助。”

  听到乔冠华将任自己的顾问,伍修权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他知道乔冠华是外交部里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是个文胆,有他帮助自己,可真是如虎添翼,这下可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了。

  “总理,有毛主席和您的英明领导,再加上乔冠华等人的协助,我有信心完成这项任务。”伍修权兴奋地说道。

  10月23日,周总理以外长的名义致电赖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的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的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

  随即,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伍修权带领全团人员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代表团成员之一,后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驻爱尔兰大使的龚普生回忆说:

  “联合国这场斗争是毛主席决策,周总理亲自主持实施的,主要发言稿是毛主席、周总理授意,外交部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起草的,稿子出来后周总理亲自改了好几遍。”

  11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伍修权等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设宴为代表饯行。

  席间,周恩来反复向伍修权交代了代表团此次行动的方针大计,到出国后应注意的事项。

  最后,总理站了起来,举起酒杯郑重地对大家说道:“同志们,这次你们出国,是我们伟大的新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到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的意义。你们要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愿望带到联合国去,让世人知道任何困难和威胁都是压不倒中国人的。”宴席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这次去联合国,任务艰巨复杂,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这一仗打好,完成祖国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最后,祝你们一路顺风。”总理兴奋地挥起了自己的大手。

  散席后,总理拉着伍修权的手把他一直送到了门外,边走边说道:“老伍啊!这次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你一定要记住,你们代表的是全中国的人民,要有信心,拿出气魄来给美国佬看看,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另外要记住,去了之后要相机行事。”

  伍修权挺直了胸脯对总理说道:“总理,您放心,我一定会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

  11月14日,带着全国人民的愿望,带着周总理的嘱托,伍修权带领代表团离京,向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成功湖出发了。

  3.“伍修权有砂眼,不能出使联合国”

  由于中美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代表团人美的签证地点定在了布拉格。乘民航班机取道苏联到达布拉格签完证后,11月23日代表团乘飞机经伦敦赴纽约。

  飞机在著名的自由女神像、摩天大楼以及霓虹灯闪烁的这个繁华的大都市上空盘旋,等待着机场准许降落的信号。透过机窗外掠过的朵朵乳白色的云霭,望着下面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伍修权想起了五年前的一段往事。

  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在中共领导人的争取下,中共取得了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席位。在选派代表人选时,中共方面先提出了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但是国民党极力要阻止中共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坚决不同意周恩来出席会议,最后双方商定由董必武任中共方面的代表,伍修权、章汉夫,陈家康等人为随行人员。

  尽管如此,国民党仍然不断制造障碍。当伍修权到达重庆后,国民党方面竟然又找了一个可笑的借口阻止伍修权去联合国。

  据说,按照国际惯例,有砂眼的人不能出国,而伍修权在重庆办理签证的时候,恰好被査出了有“砂眼”,被借故留下了。

  想不到事隔五年,伍修权却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又受领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使命。手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伍修权正气凛然地踏上了美国的国土,而这次的“砂眼”竟然不成问题了。倒是当年阻止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只能寄身台湾一隅,靠着美国的军援苟延残喘。想到这里,伍修权的心里不禁涌起了一股自豪感。

  6时30分,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

  空旷的肯尼迪机场上,飕飕地刮着晨风。入口处,在一排警察的监视下,三五成群站在那儿的一百多个摄影师、记者、官员中突然起了一股无声的骚动。代表团的飞机降落了。服务人员将红地毯一直铺到飞机降落的地方。照相机的灯光和汽车的强光直射向机舱门,使黑夜如同白昼。

  伍修权整了整衣服,调整了一下激动的情绪,稳健而自信地率领着代表团成员们走出了机舱。这一刻标志着历史已揭开新一页——新中国人民正迈开巨人的步伐,登上了左右世界形势的政治舞台。

  伍修权在一片镁光灯的闪烁和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向挤在扩音器前的记者和摄影师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本人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出席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讨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我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控诉案,能够在安理会上得到公平处理。果如此,将有利于亚洲及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愿望。……中美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愿趁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代表团的到来,激起了美国的好奇心,无论他们走到哪,都受到人们的格外注视。美国人都想亲眼目睹一下官方宣传为“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的风采。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了记者的争相报道的题材,一时间都成了“头等新闻人物。”

  4.愤怒控诉美国人

  11月27日这天,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会前得知中国代表团将出席这次会议,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弄到了大会的旁听证。听众突然增加,使这个由飞机场改建的会场显得特别拥挤,气氛也显得前所未有的热烈。当伍修权等人在联合国礼宾司官员的引导下走进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

  苏联代表团长维辛斯基正在发言,见中国代表团到来,立即中断了自己的演说,说道:“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邀请下,现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获得的成功。”

  在联合国甚感孤立的苏联向自己的盟友致以了热烈的欢迎。

  刚入座,伍修权就发现自己的座位与对手紧紧相邻,隔着英国代表杨格,就是以反共反华最坚决著称、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杜勒斯。

  就是这个外号叫“雷管”的家伙在二十四日下午联大的政委会上,明知中国代表团已达纽约,还企图使邀请中国代表的决议不生效。他说:“如果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安理会,等于国际上承认了他。”

  经过大会辩论,才又作出决议,重申对中国的邀请。谁知杜勒斯又使新花招,要求大会在二十四日当天,即趁中国代表团刚到,还来不及参加会议时马上讨论中国的提案。

  当大会决定将有关中国的讨论定在二十七日时,他又提出,由于他个人有事,二十七日不能出席大会。但今天他却又来了。

  伍修权满不在乎地瞟了这个“战争贩子”一眼,只见这个脸色苍白疲倦的家伙,满脸僵冷木然,嘴角生气地往下拉,镜片后的两眼直愣愣地呆视着前面。

  11月28日下午四时,安理会正式讨论开始。安理会轮值主席南斯拉夫的贝勒勒一宣布会议开始,中美两方代表就爆发了“首先发言权”斗争。

  按照安理会的规定,各国的发言都要事先报名,由安理会主席安排,发言要举手,由主席指定。

  伍修权了解这些规则,早就报了名,一宣布开会后,伍修权马上举手要求发言。见势不妙的美国代表奥斯汀“啪”地举起了手。按报名的顺序讨论的题目,都应由伍修权先发言,但贝勒勒却出人意料地指定由奥斯汀先发言。

  一奥斯汀占了便宜显得有点洋洋得意,接着讲了一通为美国侵略行径辩解的废话。他说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而之所以派第七舰队去台湾海峡是为了免除“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回顾历史,宣称美国曾经如何支持过中国,列举了美国曾在中国办了多少医院,多少学校,想以此来证明美国是如何地爱好和平。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国民党政府垮台时,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的陈词滥调。

  轮到伍修权发言时,会议厅里的空气顿时凝重起来,这是新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的第一次正式发言。伍修权清清嗓音,郑重抬头:“我奉命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美国的控诉,本来是应该由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来进行的,但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和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始终被拒绝在联合国之外。因此我不能不抗议联合国至今还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冒充中国人民恬不知耻地坐这里,这实在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事情。”

  正题还没讲,就把美国骂了一通,这大概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次遭到这种面对面的批评和抗议了。

  联合国的其他国代表,对美国颐指气使的态度不敢挑剔,见中国代表理直气壮,怒斥美国,连连称快,频频点头。

  奥斯汀开始的那种洋洋得意的表情,慢慢地被躁动和不安所代替。坐在伍修权对面的国民党代表蒋廷黻也耷拉着脑袋,一脸丧家犬的神色。

  接着伍修权全面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批评了美国散布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奥斯汀代表说,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美国政府说台湾地位未定,实际上远在他们美国独立之前,台湾就已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而这一事实美国也曾在多种场合下给予承认了,比如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等,台湾的地位决定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

  在发言的最后一部分,伍修权义愤填膺地大声说道:“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的老路,但是,1950年究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正义在手,又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伍修权演说时作了最好的现场发挥。演说时,嗓门特高,劲头十足,好像要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全倾泻出来似的。

  他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会议厅里鸦雀无声,整个会场被他的自信和激愤给镇住了。

  只有奥斯汀尴尬地歪着嘴,蒋廷黻则老是用手遮着前额,不让人看见他沮丧的脸,杜勒斯则事后说他当时“被一种悲哀的情绪支配着自己的感情”。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硬撑着。美国的各大新闻机构对伍修权的演说作了详尽的报道。有的报刊说:“伍修权作了2小时尖刻而强硬的谩骂式的讲话。”有的说:“伍修权身穿料子低廉的西装,脸上留着斗殴留下的伤疤”。

  电视现场直播时,还曾把镜头对着代表团顾问乔冠华随意晃动的二郎腿,并且歪曲报道说:“中国代表虽然发言气势汹汹,其实内心也很紧张,有的人的腿就正在神经质似地发抖。”

  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风流倜傥的“乔老爷”一贯的气派呢?等到中国代表团再次进入联合国时,他们就要真正领教到这个才子挥洒自如的风采了。

  5.巧言挖苦蒋代表

  11月29日,安理会开始讨论美国的所谓“控诉中国侵略大韩民国案”。

  韩国代表朴炳稷发言后,“中国的合法代表”国民党的蒋廷黻开始发言。别看蒋先生西装革履,头发梳得锃亮,一副学者的派头,但是在美国代表面前,在美国国土上,他早失去了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尊严。

  他缓缓地站了起来,讨好地看了奥斯汀一眼,然后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了起来。

  “我认为中共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中国的代表是没有根据的,真正的代表是中国国民党。”

  “中共的代表说美国侵略了台湾。没有,绝对没有。美国之所以派武装力量进入台湾海峡,是为了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美国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从来都没有侵略过中国。这一点连台湾的小学生都知道,他们的课本上清楚地写着:美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顿时满座哗然,大多数国家的代表们都对蒋廷黻这个站不住脚的论据和他那奴颜婢膝的态度感到惊讶,中国代表们更是感到非常气愤。

  等到蒋廷黻刚说完,伍修权立即作了一个即兴的发言:“我怀疑这个发言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听到这句话,汉语翻译唐笙高兴得恨不得跳起来。由于国民党代表总是用英语发言,弄得她根本无事可干,这次终于有了施展才华,展示民族自豪感的机会,把伍修权的这句话翻译得顺畅准确。

  顿时,会场上掌声震动,人们不禁为伍修权机智的表现喝起彩来。尤其是在会场旁听的华人们,为伍修权替他们出了一口怨气而拍手称快,倒是蒋廷黻被弄得狼狈不堪。

  11月30日,在战场上没有捞到便宜,在联合国讲坛上也没有讨到好的美国人,操纵联合国多数否决了中国的提案,将所谓的“中国侵略大韩民国”的提案列入了联合国大会议程。

  12月15日决定,联合国大会无定期休会。

  12月18日又决定,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定期休会。

  所谓休会,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中国利用联合国讲坛与美国进行斗争的机会。

  6.打了漂亮仗,官至副外长

  代表团在美国期间,住在豪华的阿斯多利亚旅馆。估计到旅馆内可能安装了窃听器,在房间里谈话不方便,伍修权便想了一个主意,有问题要谈时,都去旅馆附近的一个公园,在那里一边装做散步,一边交谈。

  很显然他们在有些小事上是过于紧张了,以至于有人看到地毯上因静电作用冒出火花,还以为是什么先进的特殊装置。

  在纽约时,不少的英美国家进步团体纷纷向代表团发来电报信函以致祝贺,一些美国工人组织和友好人士给代表团送来了鲜花,表达他们渴望和平的善良愿望。

  当然,代表团也时时受到美蒋特务的监视和盯梢。他们甚至给各成员投寄恐吓信和策反信。国民党驻美大使馆、领事馆对华侨也严加控制,不准他们接近代表团,甚至花钱雇人到代表团住的旅馆前去游行、示威,每人每次五美元。

  代表团在美国还受了一场虚惊。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去纽约不久,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全部存款。代表团去美国后将带来的用费全部存入了纽约银行里,如果真要被冻结,代表团可就无钱可用了。

  得到美国冻结中国存款的消息后,伍修权立即派人赶往纽约银行,趁银行关门之前取出了钱。

  代表团没受多大影响,但倒害苦了美国的一些推销员,他们在向代表团推销东西时接受了支票,结果存款被冻结后,支票取不出钱来,只好累得满头大汗地赶到阿斯多利亚旅馆求代表团想办法,迫于无奈,代表团只得付了一笔现金给他们,收回了支票。

  12月17日,伍修权率代表团按赴美原路返回,至此代表团历时26天的联合国之行胜利结束了。

  为了能让他们赶回国欢度新年,周总理专门通知驻伊尔库茨克的中国民航办事处,要那里的中国民航班机留出几个位置,等代表团赶到伊尔库茨克以后再起飞。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伍修权等人在新年前夕顺利地回到了祖国首都北京。

  伍修权回忆说:“当我们飞回祖国的时候,天气格外晴朗,我们在西伯利亚的上空,就看见光芒万丈的太阳正从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冉冉升起。这是一种象征,它预示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世界正在崛起,世界上的条条大路都在走向人民的胜利。”

  在代表团回国的同时,一架美国空军飞机也从美国起飞前往远东。机上坐着的是美国李奇微将军,与伍修权的愉快心情截然相反的是,李奇微阴沉着脸,一路上没说一句话。

  他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五角大楼的命令。由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在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失败后,在率领他的部队进行千里溃逃的大竞赛中在车祸中丧生。李奇微将前往朝鲜前线接替第八集团军的司令职务,但等待他的仍然是失败的命运。

  代表团像凯旋归来的英雄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万岁”的口号声中,前来机场迎接的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致欢迎词:

  “我们的特派代表在成功湖……把美国和他们的仆从国的外交阵线打得落花流水了。我们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感谢伍修权代表的负责传达,已经响遍全世界。”

  回国后,伍修权立即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报告。周总理详细询问了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各方面情况,鼓励他道:“伍修权同志,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在国际讲坛上当面痛斥了美帝国主义,阐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其影响和作用都是很大的,也为我们以后的外交斗争提供了经验,祝贺你及代表团所取得的成功。”

  实际上,在代表团抵达纽约后,周总理就开动国内的宣传机器声援他们。国内报纸在显著的位置,连续发表有关代表团活动的消息、文章和图片。伍修权11月28日在安理会首次发言后,《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从一版到二版用大字标题整版地刊登了发日全文和有关消息。

  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人人都争相传阅着伍修权的发言。

  有人说:“伍修权同志真是我们的好代表,他的话就像是我要说的话一样。说完后就像心中出了一口恶气,痛快地揍了美帝一顿似的。”

  有人说:“代表团的发言是近年外交史上表现了中国人民正气和尊严的文献。”

  北京大学的几个老教授泪流满面地说:“中国在国际上的磕头外交一去不复返了。”

  伍修权在成功湖的突出表现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不久,伍修权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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