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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年代，特殊使命
1.打不倒的“陈、姬、乔”！
“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在经历了多年的积累与等待之后，终于冠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全国爆发了。
外交部所属的外语学院积极行动起来，他们贴大字报宣称外交部是黑帮窝子，部长陈毅是黑帮头子。继而又因陈毅坚决反对冲击6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给他扣上“血腥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的帽子。外交部内的造反派也蠢蠢欲动。
外交部的工作还基本正常，但陈毅隐约感觉到了一些不正常。“有的人想把我整了，他可立大功，当副部长，这是个夺权斗争。”陈毅指出了问题实质。
“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掉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陈毅又一次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表达自己的斗争决心。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陈毅用洪亮的嗓声放着炮：“有人要揪我，就是北京359个学校，全国一、两万学校都来揪我，我也不怕，看看我陈毅到底是人是鬼！”
在第一外国语学院，陈毅面对抬着“打倒黑帮头子陈毅”巨型高帽的造反派拍案而起：“看你们谁给我戴！看你们哪个敢给我戴？！”
然而毕竟陈毅只是陈毅，他无法改变和影响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子，一个棉纺厂的基层干部王洪文相继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市委、市政府的权。“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作为所谓人民群众夺权的典范，毛泽东认可了这种作法。夺权风暴席卷全国，扫荡一切。本来还算平静的外交部再也不能幸免了。
“打倒陈、姬、乔”（指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字报一直贴到外交部大门外。外交部各级领导被揪斗，姬鹏飞被“保护起来”。乔冠华的家也被抄了，墙上刷满了“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标语。乔冠华被当头浇了一桶冷水。龚澎被打成“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部里批斗时，造反派令她悬跪在长条椅上，陈毅派人去说服调解，造反派全然不理，直到龚澎昏厥摔下，还朝她吐口水，大骂“装死”。还有一次抄家，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用的所有笔记本，她拒绝交出，造反派抓住她的头发就往墙上撞。大使，参赞们回国后挨打、戴高帽、游外交部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这时，“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被印尼驱逐回国。在天安门城楼一手挽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手挽着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这份无比的荣耀使姚登山疯得忘乎所以了。王力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不顾周总理一再重申外交部不允许夺权的指示，明目张胆地提出：“外交部可以夺权！”这就是著名的“王八七讲话”。
“革命干部”姚登山像捧到了圣旨。随即，发狂的揪陈火线指挥部包围了外交部。8月16日，造反派封了外交部党委的大印，宣布正式夺权。当晚，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押走，锁在了地下室里。第二天，造反战士又押着他们到繁华热闹的王府井卖小报，以此来羞辱他们。乔冠华满脸沮丧。毕竟这实在是既失个人体面又有失国体。他自有办法。押送之人一走，他也溜之大吉去小酒馆喝啤酒，然后回部时交上早已算好的卖报钱，往往多几毛，以致造反派讽刺他：“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尼克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的确，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一方面紧学、紧跟、紧改、紧赶，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正视党和国家陷入动乱的严峻事实。他要为那些狂热、过激和非人道的红卫兵们操心衣食住行，同时他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战友被清洗。1966年12月，他向老朋友李富春道出了他的信念，同时也是苦衷和无奈：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外交部是周恩来亲手创建，也由他直接负责。他不能允许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地位遭到损害。外事工作一天也不能中断，尽管国内乱了，但他还是努力维护一个国家的体面。因此，对于外交部，周恩来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姬鹏飞、乔冠华、陈毅是文革小组要打倒的主要目标之一，打倒他们后就更猖狂地发动对周恩来的进攻。陈毅爱讲话，也敢讲，屡屡发一通“不合时宜”的大炮。在文革小组的指使和煽动下，造反派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周恩来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射向陈毅的明枪暗箭。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周总理接见外语学院造反派五次之多，累计20多小时，有一半的篇幅是为了说服造反派正确看待陈毅。同时，他又说服陈毅，为了革命而暂时忍耐。1967年1月24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念着总理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周帮助他过了关，使他重新投入自己的工作。
然而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使形势陷入更严重的动乱之中。驻外使馆也发生一系列荒唐无理之举，引起驻在国的反感和抗议。军队高级干部也受到冲击。陈毅又一次在沉默中爆发了。
他在机场迎接外宾之时怒叱在外交部夺监督大权的造反派头头，并且大发其火：“我革命四十年，没想到会弄成这种模样。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
在怀仁堂，他与文革小组展开面对面的针锋斗争，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
在中南海西楼，他彻底靠边站之前的最后一次讲话，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这是一次长达七小时的刻骨铭心的讲话。
不久，由于毛主席的震怒，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开始挨批。外交部造反派立即喊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从7月15日开始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以此威逼总理交出陈毅。
周恩来没有妥协，他坚持只能以小会为主，以理服人，不许悬挂“打倒”的标语。几乎每次批斗，总理都参加，等于是陪斗。偶尔太忙无法出席时，就委托李富春出席，并派秘书、卫士长参加保护陈老总的安全。
姚登山夺了外交部大权。姬鹏飞、乔冠华被押着去王府井叫卖小报。总理闻讯后，立即把公安部长兼北京卫戍区政委谢富治找来，要他把姬、乔找回来，然而谢富治竟然当面顶撞……
林彪、江青一伙指使外院造反派围攻总理，致使总理连续18小时没吃饭，并扬言要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总理愤怒地说：“你们是不是跟我开辩论会？！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睡觉……”随后又严肃地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为了尽快扭转外交部的形势，消除一系列“三砸一烧”式的外部事件造成的极坏影响，周恩来将“王八七讲话”记录稿送到上海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大笔一挥：大大大毒草！而后又在一份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总理说话不灵的局面再不能继续下去，外交部是总理领导的，别人不能插手。
接着，毛泽东又亲自点名陈伯达，让他去向造反派宣布：封闭外交部无效，夺权的造反派退出去，立即恢复姬鹏飞、乔冠华的工作。这里没有提到陈毅，没有恢复他的工作，此时他还戴着“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捕。带头造反夺权的姚登山也消失了，当然不是被送往三〇一医院，在他被押走的时候，龚澎上去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这一记耳光代表了所有正义的人们的心声。
乔冠华又回到了他们的办公桌旁。外交部又恢复了正常工作，从1969年开始，大使陆续都派出去了。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与努力下，外交部才能成为受文革冲击时间最短的部门，周恩来在外交部扭转了乾坤。
2.代理外长，跨越中美鸿沟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后，7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将在1972年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消息震惊了世界。两国政府十分重视即将举行双边高峰会晤。然而，那时正处于“文革”的中期，极“左”思潮仍然冲击着共和国的外交工作。林彪等阴谋篡党夺权，幸被毛泽东主席发现，结果折戟沉沙。“四人帮”兴风作浪，借批改、反修与周恩来为难，阻碍毛泽东、周恩来恢复中美关系的努力。尼克松说，他的这次访华是历史的创举，担了许多政治风险。其实，中国方面也担了许多政治风险。国际上，南边的越南对中美接触最不高兴，北边的苏联也感到担心。中美联盟，苏联如芒刺在背啊。
周总理精心设计着接待美国客人的复杂方案，他对外交部说：“中美两国过去敌对多年，又无外交关系，我们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对美国客人要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的日期、议程及安全保卫做基本的安排。
第二次访华，基辛格神气多了。第一次秘密来访时，中国礼遇有加。他想，这次的待遇会更加高些吧。
他要为尼克松访华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带来了总统即将来访的全部人马。负责政治策划的，负责总统安全的，负责卫星传送与新闻报道的，国务院的代表……一行百余人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预演总统访华。
但是，一下飞机，基辛格的心有些凉了。在上海机场，迎接他的仍然是上次的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和唐龙彬。抵达北京，仍像上次一样，只有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不过增加了一位：代理外长姬鹏飞。
姬鹏飞出使东德后，1955年回到外交部。从那时起到1972年，当了17年的副外长。1971年陈毅外长病重时期代理外长职务。中美正常化进程，自然少不了这位外长。
基辛格的车队从北京机场向钓鱼台国宾馆行驶着，途中布满了警卫，断绝了交通。他想象中的鲜花和欢迎的人群没了。冷不丁，一行标语出现在他的眼帘：“打倒美帝国主义”。
来到下榻的国宾馆六号楼，他的心略为平静下来，突然一份英文电讯稿放在房间里，上面醒目地印着一行通栏标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他感到不快与不安，害怕他开创的美中和解打断，他的历史功劳被抹杀。联想到一个月前林彪事件，基辛格更加担心：“是否此行的政治气候不好？”
基辛格的担心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他非常生气，责问外交部礼宾司，“为什么要摆这些东西？”礼宾司回答：“这是新华社的老规矩。”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他轻轻一笑：“那是放空炮，告诉美国客人，我们欢迎他们。”
翌日，姬鹏飞代外长陪同基辛格到人民大会堂会谈。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博士，你不要介意，每个国家都有其同群众联系的办法，你们用报纸与电视，我们用墙上的标语”。
姬外长一边解释，一边指着咋天写有反美标语的墙说：“昨天我们墙上反美帝，今天却换成欢迎亚非乒乓球赛的英文标语。我们的宣传有些放空炮。我们欢迎美国客人。”
外长一席话，基辛格的虚惊顿时消失了。
周恩来总理更以他特有的方式，让美国人兴奋不已。
10月20日下午，周总理接见美方全体代表。他记忆力惊人，与美国代表们一一握手问候，道出对方的姓名、学历与经历。而周总理与他们只有一面之交。在随后的宴会上，周恩来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
“中美两国关系在中断了22年之后，现在要揭开新的一章，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
宾主双方热烈鼓掌。周恩来点点头，看了看基辛格，接着说：“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两国友好的功劳簿上，应给博士记上一分。”
基辛格听到中国总理如此高度的赞扬，心里乐滋滋的，脸上泛起了笑容，刚踏上中国的冷遇之感顿然烟消云散。
周接着又对新来的客人表示欢迎。
“基辛格博士勇敢地秘密访问了神秘的国土中国，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我们热烈欢迎你们。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希望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的纪元。请允许我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客人们的健康干杯！”
美国人听到这里，感到无比亲切，报以热烈的掌声。姬鹏飞站在总理一旁，深深地为总理的外交风度所折服。
最后，周恩来特别绕宴会厅一周，同美方全体人员包括秘书、警卫及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在美国，他们哪里享受过与总统、部长们如此亲近的问候。他们无不为中国总理的热情、平易近人、一视同仁所感动。
3.中美上海公报起草内幕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是来打前站的。一是为了确定尼克松访华的日期，二是为了商定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初稿。前者易解，双方同意定于第二年2月21日。后者颇费周折。因为基辛格首次访华时没有提及联合公报问题，中方在他第二次访问中也没预作对案。
“我们的总统访问中国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世界上有人希望尼克松总统这次访问失败。中美达成一个联合公报对于加强我们总统的地位十分必要，这也符合中方的利益。”基辛格在每次会谈中都希望在他离华前就公报达成一个总的谅解。
“尼克松总统访华，不是因为我们对你们产生了某种喜爱，是因为我们认为苏联的战略首先是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作用，然后是要进攻美国。因此，总统访华完全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国家利益。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博士都努力要使这次访问成功，不仅在实际上要非常成功，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要显得非常成功。我们需要搞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1月，基辛格副手黑格将军率先遣组访华时，对周恩来讲得更直率。
美方多次提出要搞一个联合公报，他们显然有草案，中方怎么办？
周恩来看了基辛格的草案，很不满意。这是一份老生常谈的公报草案。它用一些陈词滥调，掩盖双方的分歧。更令人气愤的是，它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美国撤军问题，相反强调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草案不能接受”周恩来指示章文晋起草对案，反映双方的分歧与共同点。毛泽东主席是中方的最后决策者，他先表示不赞成搞什么联合公报。
10月23日，周恩来率姬鹏飞、熊向晖和章文晋来到毛泽东住处。中美会谈的大事都是在这里敲定的。
“搞联合公报是美方提出来的，他们需要，不搞不好办。”周恩来对毛泽东解释说。
“那个东西（章文晋起草的对案），我只看了一遍，只有一点发言权。不满意，一点神气也没有。”毛泽东说。
“这个草稿，我们还没经过认真研究，先送主席审阅，然后按主席指示修改。”周恩来又解释说。
“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侮小国。不突出这个，不那么妥当。”毛泽东就这样为中方起草公报草案定下基调。他最后说：“各说各的好，你们跟他们吹吹。”毛泽东讲完，周恩来指示熊向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改写联合公报的中方草案。
熊向晖是周恩来得力的外交助手。早在共和国诞生之前就以中共地下工作“后三杰”之一著称。他在抗日战争中打入胡宗南部的心脏，为我党我军取得了国民党高层许多绝密文件，在重要关头挽救了党。抗战胜利后，受周恩来指派到美国留学做地下工作。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国际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周恩来非常欣赏他。熊终于成为中美打开僵局时的总理助手。
毛泽东对熊向晖的修改很满意：“这一稿改得好，写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10月24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了与基辛格的会谈。原来订由姬鹏飞代外长与基辛格谈联合公报的起草问题。周恩来深感问题重大，中方对案尚未写好，便亲自主持中美会谈。
他让姬鹏飞念了中方草案全文，基辛格听了大吃一惊：这不是表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要以中美一系列的分歧宣告结束吗？“中方的革命性立场用词尖锐，毫不妥协，难以接受。”
“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公开摆明分歧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基辛格博士不妨再考虑一下。”周恩来通情达理，言之有道。
周恩来示意休息一下，缓和紧张的谈判气氛，也让美方人员商讨对策。基辛格终于悟出了道理，豁然开朗：“这种新奇的做法，也许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写明分歧将会使盟国们和朋友们放心，他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如果我们能够形成一些共同立场，那么这些立场将显示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的信仰。”
基辛格后来在《白宫岁月》回忆录中写道：“我很欣赏周恩来的杰出品格。他对事物了解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复会后，他欣然接受了中方草案的写法，只是要求双方不要太火药味。
但是在讨论公报的台湾部分时，又出现僵局，美国坚持不能背弃老朋友蒋介石，不愿意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基辛格的观点还是20年前的老一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原则立场是不能变的”，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主权，中国决不退让。
还有一天，基辛格就要返美了，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总不能空手而归吧。他决定推迟一天回国。
真不愧为外交博士。基辛格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为中美双方均能接受的提法：“美国人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
周恩来对基辛格博士终于找出一个妥协的方式表示赞赏：“博士到底是博士。”
带着一个双方接受的草案，基辛格于10月26日9时返回了美国。
4.傲慢与偏见
美国总统出访，兴师动众，排场豪华壮观。一批几百人的随从人员，一架专用飞机。那随从的特工如临大敌，对总统要访问的每个角落都要进行安全检查。他们不相信东道国的保卫人员，一切均要自己过目。为了美国总统的方便，美国人常常不顾及东道国的主权与尊严。
基辛格就说，尼克松访问加拿大时，先遣人员竟然要把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沙发加上他们带来的蓝色套子，以便在电视中突出美国总统的形象。在场的加拿大官员气得说不出话来。
尼克松访问英国时，竟然干涉英国首相举行宴会时的请客名单，他们的理由是，害怕名单中有刺客。英国对此非常生气，不得不向白宫提出抗议，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
美国人就是这样，自高自大，对别人怀着傲慢与偏见。
1972年1月3日，黑格准将率先遣组到北京，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具体安排。他是为总统的安全保障、新闻采访等技术问题而来的。美国人会在中国人面前摆架子，显傲慢吗？
基辛格懂得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十分敏感，他已事先给黑格将军打了招呼。
1月4日上午，姬鹏飞同黑格一行举行会谈。
“中美双方领导人会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决不让技术问题在任何方面干扰我们。我十分敬佩中国高度的工作效率。”黑格开头讲起来。突然他话锋一转：“但是，为了我国总统的安全，我希望贵国提供一份恐怖分子名单！”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根本没有恐怖分子。请贵国总统放心，我国政府绝对保证总统先生的安全。”姬鹏飞不卑不亢，回答了美国客人的问题。
美国人特别想扩大尼克松访华的意义，提出要卫星电视实况转播，要增加随访记者。中国通情达理，同意美方要求。
姬鹏飞说：“中国同意美方在中国建立地面卫星站，但事关我国主权。中方可请美方协助租用卫星，租用期间所有权属中国，美方使用卫星线路要向中方提出申请，支付使用费。”在涉及主权问题上，黑格想起基辛格的意见，同意姬鹏飞代外长的主张。
美国人为了总统的安全，让总统乘“空军一号”专机，他们不信任别人的专机、专车。
中国坚持尼克松抵上海后，要换成中国的专机、专车。尼克松访问京、沪、杭等地的活动场所、路线、住所由中方保证其安全。
在那特殊的年代，中美之间有20多年的敌视，从未有过正式的交往，是抵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使双方走上了谈判桌。自然免不了猜疑与敌对。美国历来自视老大，对别国颐指气使惯了。但是，中国是泱泱大国，对对手的这种傲慢与偏见决不会低头，坚持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终于如期保证了尼克松“震惊世界的一周”之旅的安全。从此，中美两国跨越了22年敌视的鸿沟，向正常化迈进。
§§第七章 周恩来与乔冠华
“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在经历了多年的积累与等待之后，终于冠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全国爆发了。
外交部所属的外语学院积极行动起来，他们贴大字报宣称外交部是黑帮窝子，部长陈毅是黑帮头子。继而又因陈毅坚决反对冲击6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给他扣上“血腥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的帽子。外交部内的造反派也蠢蠢欲动。
外交部的工作还基本正常，但陈毅隐约感觉到了一些不正常。“有的人想把我整了，他可立大功，当副部长，这是个夺权斗争。”陈毅指出了问题实质。
“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掉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陈毅又一次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表达自己的斗争决心。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陈毅用洪亮的嗓声放着炮：“有人要揪我，就是北京359个学校，全国一、两万学校都来揪我，我也不怕，看看我陈毅到底是人是鬼！”
在第一外国语学院，陈毅面对抬着“打倒黑帮头子陈毅”巨型高帽的造反派拍案而起：“看你们谁给我戴！看你们哪个敢给我戴？！”
然而毕竟陈毅只是陈毅，他无法改变和影响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子，一个棉纺厂的基层干部王洪文相继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市委、市政府的权。“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作为所谓人民群众夺权的典范，毛泽东认可了这种作法。夺权风暴席卷全国，扫荡一切。本来还算平静的外交部再也不能幸免了。
“打倒陈、姬、乔”（指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字报一直贴到外交部大门外。外交部各级领导被揪斗，姬鹏飞被“保护起来”。乔冠华的家也被抄了，墙上刷满了“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标语。乔冠华被当头浇了一桶冷水。龚澎被打成“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部里批斗时，造反派令她悬跪在长条椅上，陈毅派人去说服调解，造反派全然不理，直到龚澎昏厥摔下，还朝她吐口水，大骂“装死”。还有一次抄家，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用的所有笔记本，她拒绝交出，造反派抓住她的头发就往墙上撞。大使，参赞们回国后挨打、戴高帽、游外交部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这时，“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被印尼驱逐回国。在天安门城楼一手挽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手挽着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这份无比的荣耀使姚登山疯得忘乎所以了。王力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不顾周总理一再重申外交部不允许夺权的指示，明目张胆地提出：“外交部可以夺权！”这就是著名的“王八七讲话”。
“革命干部”姚登山像捧到了圣旨。随即，发狂的揪陈火线指挥部包围了外交部。8月16日，造反派封了外交部党委的大印，宣布正式夺权。当晚，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押走，锁在了地下室里。第二天，造反战士又押着他们到繁华热闹的王府井卖小报，以此来羞辱他们。乔冠华满脸沮丧。毕竟这实在是既失个人体面又有失国体。他自有办法。押送之人一走，他也溜之大吉去小酒馆喝啤酒，然后回部时交上早已算好的卖报钱，往往多几毛，以致造反派讽刺他：“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尼克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的确，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一方面紧学、紧跟、紧改、紧赶，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正视党和国家陷入动乱的严峻事实。他要为那些狂热、过激和非人道的红卫兵们操心衣食住行，同时他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战友被清洗。1966年12月，他向老朋友李富春道出了他的信念，同时也是苦衷和无奈：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外交部是周恩来亲手创建，也由他直接负责。他不能允许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地位遭到损害。外事工作一天也不能中断，尽管国内乱了，但他还是努力维护一个国家的体面。因此，对于外交部，周恩来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姬鹏飞、乔冠华、陈毅是文革小组要打倒的主要目标之一，打倒他们后就更猖狂地发动对周恩来的进攻。陈毅爱讲话，也敢讲，屡屡发一通“不合时宜”的大炮。在文革小组的指使和煽动下，造反派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周恩来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射向陈毅的明枪暗箭。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周总理接见外语学院造反派五次之多，累计20多小时，有一半的篇幅是为了说服造反派正确看待陈毅。同时，他又说服陈毅，为了革命而暂时忍耐。1967年1月24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念着总理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周帮助他过了关，使他重新投入自己的工作。
然而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使形势陷入更严重的动乱之中。驻外使馆也发生一系列荒唐无理之举，引起驻在国的反感和抗议。军队高级干部也受到冲击。陈毅又一次在沉默中爆发了。
他在机场迎接外宾之时怒叱在外交部夺监督大权的造反派头头，并且大发其火：“我革命四十年，没想到会弄成这种模样。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
在怀仁堂，他与文革小组展开面对面的针锋斗争，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
在中南海西楼，他彻底靠边站之前的最后一次讲话，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这是一次长达七小时的刻骨铭心的讲话。
不久，由于毛主席的震怒，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开始挨批。外交部造反派立即喊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从7月15日开始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以此威逼总理交出陈毅。
周恩来没有妥协，他坚持只能以小会为主，以理服人，不许悬挂“打倒”的标语。几乎每次批斗，总理都参加，等于是陪斗。偶尔太忙无法出席时，就委托李富春出席，并派秘书、卫士长参加保护陈老总的安全。
姚登山夺了外交部大权。姬鹏飞、乔冠华被押着去王府井叫卖小报。总理闻讯后，立即把公安部长兼北京卫戍区政委谢富治找来，要他把姬、乔找回来，然而谢富治竟然当面顶撞……
林彪、江青一伙指使外院造反派围攻总理，致使总理连续18小时没吃饭，并扬言要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总理愤怒地说：“你们是不是跟我开辩论会？！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睡觉……”随后又严肃地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为了尽快扭转外交部的形势，消除一系列“三砸一烧”式的外部事件造成的极坏影响，周恩来将“王八七讲话”记录稿送到上海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大笔一挥：大大大毒草！而后又在一份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总理说话不灵的局面再不能继续下去，外交部是总理领导的，别人不能插手。
接着，毛泽东又亲自点名陈伯达，让他去向造反派宣布：封闭外交部无效，夺权的造反派退出去，立即恢复姬鹏飞、乔冠华的工作。这里没有提到陈毅，没有恢复他的工作，此时他还戴着“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捕。带头造反夺权的姚登山也消失了，当然不是被送往三〇一医院，在他被押走的时候，龚澎上去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这一记耳光代表了所有正义的人们的心声。
乔冠华又回到了他们的办公桌旁。外交部又恢复了正常工作，从1969年开始，大使陆续都派出去了。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与努力下，外交部才能成为受文革冲击时间最短的部门，周恩来在外交部扭转了乾坤。
2.代理外长，跨越中美鸿沟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后，7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将在1972年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消息震惊了世界。两国政府十分重视即将举行双边高峰会晤。然而，那时正处于“文革”的中期，极“左”思潮仍然冲击着共和国的外交工作。林彪等阴谋篡党夺权，幸被毛泽东主席发现，结果折戟沉沙。“四人帮”兴风作浪，借批改、反修与周恩来为难，阻碍毛泽东、周恩来恢复中美关系的努力。尼克松说，他的这次访华是历史的创举，担了许多政治风险。其实，中国方面也担了许多政治风险。国际上，南边的越南对中美接触最不高兴，北边的苏联也感到担心。中美联盟，苏联如芒刺在背啊。
周总理精心设计着接待美国客人的复杂方案，他对外交部说：“中美两国过去敌对多年，又无外交关系，我们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对美国客人要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的日期、议程及安全保卫做基本的安排。
第二次访华，基辛格神气多了。第一次秘密来访时，中国礼遇有加。他想，这次的待遇会更加高些吧。
他要为尼克松访华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带来了总统即将来访的全部人马。负责政治策划的，负责总统安全的，负责卫星传送与新闻报道的，国务院的代表……一行百余人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预演总统访华。
但是，一下飞机，基辛格的心有些凉了。在上海机场，迎接他的仍然是上次的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和唐龙彬。抵达北京，仍像上次一样，只有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不过增加了一位：代理外长姬鹏飞。
姬鹏飞出使东德后，1955年回到外交部。从那时起到1972年，当了17年的副外长。1971年陈毅外长病重时期代理外长职务。中美正常化进程，自然少不了这位外长。
基辛格的车队从北京机场向钓鱼台国宾馆行驶着，途中布满了警卫，断绝了交通。他想象中的鲜花和欢迎的人群没了。冷不丁，一行标语出现在他的眼帘：“打倒美帝国主义”。
来到下榻的国宾馆六号楼，他的心略为平静下来，突然一份英文电讯稿放在房间里，上面醒目地印着一行通栏标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他感到不快与不安，害怕他开创的美中和解打断，他的历史功劳被抹杀。联想到一个月前林彪事件，基辛格更加担心：“是否此行的政治气候不好？”
基辛格的担心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他非常生气，责问外交部礼宾司，“为什么要摆这些东西？”礼宾司回答：“这是新华社的老规矩。”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他轻轻一笑：“那是放空炮，告诉美国客人，我们欢迎他们。”
翌日，姬鹏飞代外长陪同基辛格到人民大会堂会谈。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博士，你不要介意，每个国家都有其同群众联系的办法，你们用报纸与电视，我们用墙上的标语”。
姬外长一边解释，一边指着咋天写有反美标语的墙说：“昨天我们墙上反美帝，今天却换成欢迎亚非乒乓球赛的英文标语。我们的宣传有些放空炮。我们欢迎美国客人。”
外长一席话，基辛格的虚惊顿时消失了。
周恩来总理更以他特有的方式，让美国人兴奋不已。
10月20日下午，周总理接见美方全体代表。他记忆力惊人，与美国代表们一一握手问候，道出对方的姓名、学历与经历。而周总理与他们只有一面之交。在随后的宴会上，周恩来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
“中美两国关系在中断了22年之后，现在要揭开新的一章，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
宾主双方热烈鼓掌。周恩来点点头，看了看基辛格，接着说：“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两国友好的功劳簿上，应给博士记上一分。”
基辛格听到中国总理如此高度的赞扬，心里乐滋滋的，脸上泛起了笑容，刚踏上中国的冷遇之感顿然烟消云散。
周接着又对新来的客人表示欢迎。
“基辛格博士勇敢地秘密访问了神秘的国土中国，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我们热烈欢迎你们。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希望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的纪元。请允许我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客人们的健康干杯！”
美国人听到这里，感到无比亲切，报以热烈的掌声。姬鹏飞站在总理一旁，深深地为总理的外交风度所折服。
最后，周恩来特别绕宴会厅一周，同美方全体人员包括秘书、警卫及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在美国，他们哪里享受过与总统、部长们如此亲近的问候。他们无不为中国总理的热情、平易近人、一视同仁所感动。
3.中美上海公报起草内幕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是来打前站的。一是为了确定尼克松访华的日期，二是为了商定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初稿。前者易解，双方同意定于第二年2月21日。后者颇费周折。因为基辛格首次访华时没有提及联合公报问题，中方在他第二次访问中也没预作对案。
“我们的总统访问中国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世界上有人希望尼克松总统这次访问失败。中美达成一个联合公报对于加强我们总统的地位十分必要，这也符合中方的利益。”基辛格在每次会谈中都希望在他离华前就公报达成一个总的谅解。
“尼克松总统访华，不是因为我们对你们产生了某种喜爱，是因为我们认为苏联的战略首先是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作用，然后是要进攻美国。因此，总统访华完全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国家利益。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博士都努力要使这次访问成功，不仅在实际上要非常成功，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要显得非常成功。我们需要搞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1月，基辛格副手黑格将军率先遣组访华时，对周恩来讲得更直率。
美方多次提出要搞一个联合公报，他们显然有草案，中方怎么办？
周恩来看了基辛格的草案，很不满意。这是一份老生常谈的公报草案。它用一些陈词滥调，掩盖双方的分歧。更令人气愤的是，它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美国撤军问题，相反强调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草案不能接受”周恩来指示章文晋起草对案，反映双方的分歧与共同点。毛泽东主席是中方的最后决策者，他先表示不赞成搞什么联合公报。
10月23日，周恩来率姬鹏飞、熊向晖和章文晋来到毛泽东住处。中美会谈的大事都是在这里敲定的。
“搞联合公报是美方提出来的，他们需要，不搞不好办。”周恩来对毛泽东解释说。
“那个东西（章文晋起草的对案），我只看了一遍，只有一点发言权。不满意，一点神气也没有。”毛泽东说。
“这个草稿，我们还没经过认真研究，先送主席审阅，然后按主席指示修改。”周恩来又解释说。
“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侮小国。不突出这个，不那么妥当。”毛泽东就这样为中方起草公报草案定下基调。他最后说：“各说各的好，你们跟他们吹吹。”毛泽东讲完，周恩来指示熊向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改写联合公报的中方草案。
熊向晖是周恩来得力的外交助手。早在共和国诞生之前就以中共地下工作“后三杰”之一著称。他在抗日战争中打入胡宗南部的心脏，为我党我军取得了国民党高层许多绝密文件，在重要关头挽救了党。抗战胜利后，受周恩来指派到美国留学做地下工作。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国际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周恩来非常欣赏他。熊终于成为中美打开僵局时的总理助手。
毛泽东对熊向晖的修改很满意：“这一稿改得好，写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10月24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了与基辛格的会谈。原来订由姬鹏飞代外长与基辛格谈联合公报的起草问题。周恩来深感问题重大，中方对案尚未写好，便亲自主持中美会谈。
他让姬鹏飞念了中方草案全文，基辛格听了大吃一惊：这不是表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要以中美一系列的分歧宣告结束吗？“中方的革命性立场用词尖锐，毫不妥协，难以接受。”
“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公开摆明分歧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基辛格博士不妨再考虑一下。”周恩来通情达理，言之有道。
周恩来示意休息一下，缓和紧张的谈判气氛，也让美方人员商讨对策。基辛格终于悟出了道理，豁然开朗：“这种新奇的做法，也许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写明分歧将会使盟国们和朋友们放心，他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如果我们能够形成一些共同立场，那么这些立场将显示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的信仰。”
基辛格后来在《白宫岁月》回忆录中写道：“我很欣赏周恩来的杰出品格。他对事物了解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复会后，他欣然接受了中方草案的写法，只是要求双方不要太火药味。
但是在讨论公报的台湾部分时，又出现僵局，美国坚持不能背弃老朋友蒋介石，不愿意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基辛格的观点还是20年前的老一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原则立场是不能变的”，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主权，中国决不退让。
还有一天，基辛格就要返美了，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总不能空手而归吧。他决定推迟一天回国。
真不愧为外交博士。基辛格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为中美双方均能接受的提法：“美国人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
周恩来对基辛格博士终于找出一个妥协的方式表示赞赏：“博士到底是博士。”
带着一个双方接受的草案，基辛格于10月26日9时返回了美国。
4.傲慢与偏见
美国总统出访，兴师动众，排场豪华壮观。一批几百人的随从人员，一架专用飞机。那随从的特工如临大敌，对总统要访问的每个角落都要进行安全检查。他们不相信东道国的保卫人员，一切均要自己过目。为了美国总统的方便，美国人常常不顾及东道国的主权与尊严。
基辛格就说，尼克松访问加拿大时，先遣人员竟然要把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沙发加上他们带来的蓝色套子，以便在电视中突出美国总统的形象。在场的加拿大官员气得说不出话来。
尼克松访问英国时，竟然干涉英国首相举行宴会时的请客名单，他们的理由是，害怕名单中有刺客。英国对此非常生气，不得不向白宫提出抗议，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
美国人就是这样，自高自大，对别人怀着傲慢与偏见。
1972年1月3日，黑格准将率先遣组到北京，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具体安排。他是为总统的安全保障、新闻采访等技术问题而来的。美国人会在中国人面前摆架子，显傲慢吗？
基辛格懂得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十分敏感，他已事先给黑格将军打了招呼。
1月4日上午，姬鹏飞同黑格一行举行会谈。
“中美双方领导人会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决不让技术问题在任何方面干扰我们。我十分敬佩中国高度的工作效率。”黑格开头讲起来。突然他话锋一转：“但是，为了我国总统的安全，我希望贵国提供一份恐怖分子名单！”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根本没有恐怖分子。请贵国总统放心，我国政府绝对保证总统先生的安全。”姬鹏飞不卑不亢，回答了美国客人的问题。
美国人特别想扩大尼克松访华的意义，提出要卫星电视实况转播，要增加随访记者。中国通情达理，同意美方要求。
姬鹏飞说：“中国同意美方在中国建立地面卫星站，但事关我国主权。中方可请美方协助租用卫星，租用期间所有权属中国，美方使用卫星线路要向中方提出申请，支付使用费。”在涉及主权问题上，黑格想起基辛格的意见，同意姬鹏飞代外长的主张。
美国人为了总统的安全，让总统乘“空军一号”专机，他们不信任别人的专机、专车。
中国坚持尼克松抵上海后，要换成中国的专机、专车。尼克松访问京、沪、杭等地的活动场所、路线、住所由中方保证其安全。
在那特殊的年代，中美之间有20多年的敌视，从未有过正式的交往，是抵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使双方走上了谈判桌。自然免不了猜疑与敌对。美国历来自视老大，对别国颐指气使惯了。但是，中国是泱泱大国，对对手的这种傲慢与偏见决不会低头，坚持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终于如期保证了尼克松“震惊世界的一周”之旅的安全。从此，中美两国跨越了22年敌视的鸿沟，向正常化迈进。
§§第七章 周恩来与乔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