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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大使级会谈
1.舌战华沙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驻波兰大使。
这年7月底的一天，当王炳南和大使馆的同志们正在华沙郊外的小树林里谈笑野餐时，机要秘书送来了外交部的一份电报。电报上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我国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现在是加抄给驻华沙使馆。王炳南看后，心里开始琢磨：是不是要让我去参加会谈？
几天后，外交部正式来电通知王炳南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这样的安排是总理经过认真考虑后才决定的。王炳南在党内有从事十年外事工作的经验，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间长，比较熟悉他们的思想、作风和处事的方法，这样的重任还是由他来担纲为好。另外，为了这场大使级会谈，周总理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是章汉夫，副组长是乔冠华，他当时被人们称为秀才，秘书长是董越千，另外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材济济的智囊团。他们无疑是王炳南的坚强后盾。
虽然王炳南刚接到这个通知时，心情并不轻松——因为中美会谈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不仅关系重大，而且情况复杂，举世关注，但当他看到自身的有利因素时，他觉得自己应该有信心去打这一仗。很巧的是，这次他的对手又是约翰逊。这两位日内瓦会谈上的对手如今将二度交锋。
离会谈时间没有几天了，王炳南大量地翻阅材料，根据国内的指示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深入了解这次会谈的背景。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不甘心失败的美国开始积极筹划与蒋介石集团的“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其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对抗。对于这个非法的条约，中国当然不予以承认，并以实际的军事行动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在美国的军事讹诈面前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1954年底中国又扣押了13名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美国间谍，面对这一切，美国不和中国接触是不行的。
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总理就中美关系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短短不到百字的声明，如巨石投水，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政府当然不能对这项声明置若罔闻，于是7月13日，美国政府即通过英国向我方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王炳南认识到，台湾问题将是中美会谈必然要涉及到的最尖锐、最突出、最不可调和的主题，因而他和其他同志研究了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打将出征的战士，他既兴奋又有些紧张，同时又不断提醒自己要沉着，保持冷静的头脑。
王炳南出征了。当时，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的重要报刊，几乎都把这件事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并对此作了许多评价和预测，其中有很多涉及王炳南的个人历史、与周总理的关系，甚至私生活的介绍。王炳南一时成了报刊上被人评头论足的新闻人物。
王炳南抵达日内瓦的当天，抢新闻的记者都蜂拥到车站来了。一下火车，王炳南便被团团围住，他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提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议，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不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更进一步能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有所贡献。”这番讲话赢得了在场记者的掌声和赞叹。
第一次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里举行。会谈还未开始，“记者之家”的酒吧间已经喧闹开了。原来，有些记者已经得知中国将在第一次会谈中宣布释放十一名美国间谍的消息。有个美国记者禁不住脱口说：“啊，中国又抢去了‘主动’！”在旁的一些外国记者不无嘲讽地对这位美国记者说：“美国何尝不可采取‘主动’，比如美国国务院紧跟着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撤退保护蒋介石的第七舰队，这样不就把谈判的主动权抢过来了吗？”事实证明，中国主动迈出的这一步是成功的，国际舆论很快就偏向中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步入会议厅时，无数的新闻记者都友好地向他们招手致意。
不知是因为中方宣布了释放美国间谍，还是因为王炳南和约翰逊早已熟识，反正第一次会谈的气氛是相当轻松愉快的。最后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同时确定第二天下午继续举行会谈。
2.战俘·侨民·钱学森
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一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
王炳南提出的名单里有钱学森的名字，这位“无论到哪里，都值五个师”的科学家在六月间的一封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信中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王炳南便就钱学森的归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他还提出授权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约翰逊提出休会一天，以便请示国务院。第三次会谈定于8月4日举行。以后，会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多次，却迟迟得不到积极成果。
有意思的是，双方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互相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时常有些有趣甚至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就曾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
在会谈僵持不下时，有时为缓和一下气氛，双方就互相邀请吃饭。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有一次约翰逊为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中方的态度，又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邀请王炳南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出于同样的需要，王炳南经请示总理同意后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还有一次，中方的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邀请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来看戏。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
为了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9月10日，王炳南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批准在华的十二名美国人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中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
在这天的会谈中，中美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这是十五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正式协议。后来，王炳南还说：“我至今读来都能感觉到这份协议上每一个字的分量。”
50年代末，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3.实质性会谈与台湾问题
9月20日，双方开始进入实质性会谈，所讨论的是台湾问题和周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的问题。王炳南一再指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才能解决美军撤出台湾、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严重的问题。由于涉及到台湾问题，这个阶段的谈判比第一阶段要复杂得多，斗争也尖锐得多。
作为中方代表，王炳南表明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一方面，中国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中美在此问题上的争端，并建议举行外长会议；另一方面，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至于中国用何种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但是谁料到，缺乏诚意、态度顽固的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并且不断在前一阶段已解决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致使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实际上，会谈已变成程序式的了。常常是王炳南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交锋几句，然后商定下次会谈时间便走人。那些曾抱乐观希望和追逐有新突破的记者们，开始对中美会谈的前景感到悲观和失望。
然而，中方代表团并未放弃促进会谈进展的努力。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十五个重要的美国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因而兴奋，纷纷提出来华申请；美国国务院因而震动，因为“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在权衡利弊后，杜勒斯终于被迫让步，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来华访问。
周总理下这着棋，既是沟通中美人民间的交往，也是为推进中美会谈。同年9月，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条件下准许记者互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由此，周总理对美国记者的热情邀请与杜勒斯对此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誉。
美国“拖而不断”的会谈方针使时间在一轮又一轮的会谈中流逝了。到了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在这次会谈中，约翰逊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其工作将由副手埃德·马丁参赞接替。
显然，美国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是想使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我不能同意的。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约翰逊先生，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王炳南记得总理说过，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正是因为对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高姿态，以王炳南为首的中方代表团才能时刻在谈判斗争中保持了主动。
就这样，在第七十三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4.1958：政治局常委心系华
这一年中，美国扩大了对中国的威胁，积极鼓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为了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严惩蒋帮的猖狂活动，中国于1958年8月23日起开始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惩罚性的炮击。这一来令美蒋集团寝食难安，美国连忙调兵遣将，当时美国共有12条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就集结了六条，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
当时王炳南仍是驻华沙大使。8月底的一天，他接到章汉夫发来的一个特急电报，说有要事相商，让他尽快回京。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王炳南心里估计，很可能与恢复中美会谈的事宜有关。
果不出所料，回京后才两天，王炳南便接到通知，要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具体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出席了。当王炳南谈到，由于我们掌握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才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时，主席笑着插话问他：“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说：“台湾自古就是咱们中国的领土，美国无权霸占，它本该交还我们，而不我们去求它。”会议要散场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你讲得好，有朝气，跃进了！”在一旁的乔冠华也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你讲得真好！”
在中国的倡议下，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美国终于指派了美国驻华沙大使雅各布·比姆为重开谈判的代表，会谈地点由日内瓦转至华沙。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就在台湾局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重新开始了。
比姆也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他在会谈一开始就要求中国停止对沿海岛屿的炮击。对此，王炳南平静地反驳，指出美国无权代表台湾当局提出停火的建议。就这样，会谈开始一段时期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
1960年4月6日，举行了中美第一百次会谈。王炳南认为，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面对比姆大使，他首先列举了美国侵略台湾的历历事实，指出“玩火者必自焚”，然后又说：“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是你们认真考虑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的时候了。迟考虑不如早考虑。早考虑，你们可以早日得到解脱。”比姆在听了王炳南这番慷慨激昂的发言后，一言不发，他有些趟尬，除了表示失望以外，他无法进行有力的反驳。
这年年底，肯尼迪上台，但他的对华政策仍是新瓶装旧醋，因而中美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豪无进展。1961年9月上旬，比姆奉调回国，王炳南对手再易其人。
曾任美国驻巴西大使的卡伯特由于有过在上海当总领事的经历，对中国问题较熟悉，因而很自然地被选为新一轮会谈的美方代表。他是一个性格爽朗，不拘礼节的人，即使在谈判桌上，他也常常和王炳南开玩笑。有一次，他笑呵呵地对王炳南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条也不要！
当时，台湾地区的局势空前紧张。蒋介石看到中共与苏联不和，而且大陆连遭严重的自然灾害，便认为这是“光复大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大肆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便显得很重要。总理指示王炳南说，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态度。
为了便于无拘束地交谈，王炳南采用了非正式的会谈方式。6月23日，他邀请卡伯特到其官邸喝茶，卡伯特欣然赴约。席间，王炳南先打外围，说中国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很担心，然后又着重说，中国提请美国注意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必须为这种冒险产生的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最后，王炳南用警告的口吻说：“我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卡伯特听了他的话，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很爽快地说：“在当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末了，他又由衷地说：“王大使，我很欣赏你的坦率精神。”
听了卡伯特明确的表态，王炳南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已很清楚，这正是我方急于要知道的。王炳南一刻也不迟缓地把这次谈话内容报告给了国内。事后，中央的领导同志对王炳南及时提供的情报表示相当满意，因为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此后，王炳南又与卡伯特进行了十几轮会谈。然而，在中美两国的实质性问题上，谈判仍无结果。到了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其职由王国权大使接任。
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一共持续了15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才宣告结束。漫长的来来往往停停走走中，王炳南无愧是一员桿将。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使级会谈就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但实质上是互相了解底细的。试想，如果没有周总理、王炳南等人的智慧和才干，没有这核十几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会在承认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長件下，和我国建交吗？因而它的意义是深远的。也正因为此，说起中美建交时，王炳南才能泰然写上一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外交事业上的足迹和心血。”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驻波兰大使。
这年7月底的一天，当王炳南和大使馆的同志们正在华沙郊外的小树林里谈笑野餐时，机要秘书送来了外交部的一份电报。电报上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我国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现在是加抄给驻华沙使馆。王炳南看后，心里开始琢磨：是不是要让我去参加会谈？
几天后，外交部正式来电通知王炳南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这样的安排是总理经过认真考虑后才决定的。王炳南在党内有从事十年外事工作的经验，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间长，比较熟悉他们的思想、作风和处事的方法，这样的重任还是由他来担纲为好。另外，为了这场大使级会谈，周总理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是章汉夫，副组长是乔冠华，他当时被人们称为秀才，秘书长是董越千，另外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材济济的智囊团。他们无疑是王炳南的坚强后盾。
虽然王炳南刚接到这个通知时，心情并不轻松——因为中美会谈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不仅关系重大，而且情况复杂，举世关注，但当他看到自身的有利因素时，他觉得自己应该有信心去打这一仗。很巧的是，这次他的对手又是约翰逊。这两位日内瓦会谈上的对手如今将二度交锋。
离会谈时间没有几天了，王炳南大量地翻阅材料，根据国内的指示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深入了解这次会谈的背景。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不甘心失败的美国开始积极筹划与蒋介石集团的“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其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对抗。对于这个非法的条约，中国当然不予以承认，并以实际的军事行动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在美国的军事讹诈面前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1954年底中国又扣押了13名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美国间谍，面对这一切，美国不和中国接触是不行的。
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总理就中美关系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短短不到百字的声明，如巨石投水，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政府当然不能对这项声明置若罔闻，于是7月13日，美国政府即通过英国向我方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王炳南认识到，台湾问题将是中美会谈必然要涉及到的最尖锐、最突出、最不可调和的主题，因而他和其他同志研究了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打将出征的战士，他既兴奋又有些紧张，同时又不断提醒自己要沉着，保持冷静的头脑。
王炳南出征了。当时，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的重要报刊，几乎都把这件事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并对此作了许多评价和预测，其中有很多涉及王炳南的个人历史、与周总理的关系，甚至私生活的介绍。王炳南一时成了报刊上被人评头论足的新闻人物。
王炳南抵达日内瓦的当天，抢新闻的记者都蜂拥到车站来了。一下火车，王炳南便被团团围住，他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提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议，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不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更进一步能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有所贡献。”这番讲话赢得了在场记者的掌声和赞叹。
第一次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里举行。会谈还未开始，“记者之家”的酒吧间已经喧闹开了。原来，有些记者已经得知中国将在第一次会谈中宣布释放十一名美国间谍的消息。有个美国记者禁不住脱口说：“啊，中国又抢去了‘主动’！”在旁的一些外国记者不无嘲讽地对这位美国记者说：“美国何尝不可采取‘主动’，比如美国国务院紧跟着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撤退保护蒋介石的第七舰队，这样不就把谈判的主动权抢过来了吗？”事实证明，中国主动迈出的这一步是成功的，国际舆论很快就偏向中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步入会议厅时，无数的新闻记者都友好地向他们招手致意。
不知是因为中方宣布了释放美国间谍，还是因为王炳南和约翰逊早已熟识，反正第一次会谈的气氛是相当轻松愉快的。最后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同时确定第二天下午继续举行会谈。
2.战俘·侨民·钱学森
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一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
王炳南提出的名单里有钱学森的名字，这位“无论到哪里，都值五个师”的科学家在六月间的一封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信中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王炳南便就钱学森的归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他还提出授权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约翰逊提出休会一天，以便请示国务院。第三次会谈定于8月4日举行。以后，会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多次，却迟迟得不到积极成果。
有意思的是，双方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互相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时常有些有趣甚至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就曾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
在会谈僵持不下时，有时为缓和一下气氛，双方就互相邀请吃饭。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有一次约翰逊为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中方的态度，又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邀请王炳南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出于同样的需要，王炳南经请示总理同意后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还有一次，中方的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邀请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来看戏。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
为了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9月10日，王炳南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批准在华的十二名美国人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中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
在这天的会谈中，中美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这是十五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正式协议。后来，王炳南还说：“我至今读来都能感觉到这份协议上每一个字的分量。”
50年代末，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3.实质性会谈与台湾问题
9月20日，双方开始进入实质性会谈，所讨论的是台湾问题和周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的问题。王炳南一再指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才能解决美军撤出台湾、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严重的问题。由于涉及到台湾问题，这个阶段的谈判比第一阶段要复杂得多，斗争也尖锐得多。
作为中方代表，王炳南表明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一方面，中国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中美在此问题上的争端，并建议举行外长会议；另一方面，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至于中国用何种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但是谁料到，缺乏诚意、态度顽固的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并且不断在前一阶段已解决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致使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实际上，会谈已变成程序式的了。常常是王炳南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交锋几句，然后商定下次会谈时间便走人。那些曾抱乐观希望和追逐有新突破的记者们，开始对中美会谈的前景感到悲观和失望。
然而，中方代表团并未放弃促进会谈进展的努力。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十五个重要的美国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因而兴奋，纷纷提出来华申请；美国国务院因而震动，因为“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在权衡利弊后，杜勒斯终于被迫让步，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来华访问。
周总理下这着棋，既是沟通中美人民间的交往，也是为推进中美会谈。同年9月，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条件下准许记者互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由此，周总理对美国记者的热情邀请与杜勒斯对此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誉。
美国“拖而不断”的会谈方针使时间在一轮又一轮的会谈中流逝了。到了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在这次会谈中，约翰逊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其工作将由副手埃德·马丁参赞接替。
显然，美国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是想使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我不能同意的。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约翰逊先生，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王炳南记得总理说过，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正是因为对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高姿态，以王炳南为首的中方代表团才能时刻在谈判斗争中保持了主动。
就这样，在第七十三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4.1958：政治局常委心系华
这一年中，美国扩大了对中国的威胁，积极鼓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为了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严惩蒋帮的猖狂活动，中国于1958年8月23日起开始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惩罚性的炮击。这一来令美蒋集团寝食难安，美国连忙调兵遣将，当时美国共有12条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就集结了六条，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
当时王炳南仍是驻华沙大使。8月底的一天，他接到章汉夫发来的一个特急电报，说有要事相商，让他尽快回京。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王炳南心里估计，很可能与恢复中美会谈的事宜有关。
果不出所料，回京后才两天，王炳南便接到通知，要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具体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出席了。当王炳南谈到，由于我们掌握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才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时，主席笑着插话问他：“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说：“台湾自古就是咱们中国的领土，美国无权霸占，它本该交还我们，而不我们去求它。”会议要散场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你讲得好，有朝气，跃进了！”在一旁的乔冠华也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你讲得真好！”
在中国的倡议下，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美国终于指派了美国驻华沙大使雅各布·比姆为重开谈判的代表，会谈地点由日内瓦转至华沙。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就在台湾局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重新开始了。
比姆也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他在会谈一开始就要求中国停止对沿海岛屿的炮击。对此，王炳南平静地反驳，指出美国无权代表台湾当局提出停火的建议。就这样，会谈开始一段时期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
1960年4月6日，举行了中美第一百次会谈。王炳南认为，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面对比姆大使，他首先列举了美国侵略台湾的历历事实，指出“玩火者必自焚”，然后又说：“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是你们认真考虑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的时候了。迟考虑不如早考虑。早考虑，你们可以早日得到解脱。”比姆在听了王炳南这番慷慨激昂的发言后，一言不发，他有些趟尬，除了表示失望以外，他无法进行有力的反驳。
这年年底，肯尼迪上台，但他的对华政策仍是新瓶装旧醋，因而中美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豪无进展。1961年9月上旬，比姆奉调回国，王炳南对手再易其人。
曾任美国驻巴西大使的卡伯特由于有过在上海当总领事的经历，对中国问题较熟悉，因而很自然地被选为新一轮会谈的美方代表。他是一个性格爽朗，不拘礼节的人，即使在谈判桌上，他也常常和王炳南开玩笑。有一次，他笑呵呵地对王炳南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条也不要！
当时，台湾地区的局势空前紧张。蒋介石看到中共与苏联不和，而且大陆连遭严重的自然灾害，便认为这是“光复大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大肆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便显得很重要。总理指示王炳南说，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态度。
为了便于无拘束地交谈，王炳南采用了非正式的会谈方式。6月23日，他邀请卡伯特到其官邸喝茶，卡伯特欣然赴约。席间，王炳南先打外围，说中国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很担心，然后又着重说，中国提请美国注意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必须为这种冒险产生的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最后，王炳南用警告的口吻说：“我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卡伯特听了他的话，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很爽快地说：“在当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末了，他又由衷地说：“王大使，我很欣赏你的坦率精神。”
听了卡伯特明确的表态，王炳南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已很清楚，这正是我方急于要知道的。王炳南一刻也不迟缓地把这次谈话内容报告给了国内。事后，中央的领导同志对王炳南及时提供的情报表示相当满意，因为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此后，王炳南又与卡伯特进行了十几轮会谈。然而，在中美两国的实质性问题上，谈判仍无结果。到了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其职由王国权大使接任。
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一共持续了15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才宣告结束。漫长的来来往往停停走走中，王炳南无愧是一员桿将。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使级会谈就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但实质上是互相了解底细的。试想，如果没有周总理、王炳南等人的智慧和才干，没有这核十几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会在承认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長件下，和我国建交吗？因而它的意义是深远的。也正因为此，说起中美建交时，王炳南才能泰然写上一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外交事业上的足迹和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