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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革新中建设的大学教育思想(一)

  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大学教育。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施展了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抱负。这是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最重要的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次革新奠定了尔后北京大学的基础,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这场革新工作从基本的方面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大学教育的客观要求,而在这方面所体现出的大学教育思想和一些重要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研究的。

  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涉及面广,本章仅就其主要的方面作一些探讨。考虑到全书的谋篇布局,也考虑到有些与其他方面的问题相关联,如美育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培育校园文化学术氛围等问题,都在后面专门列出专题加以论述。这些也都涉及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意义、贡献和思想,还对这所高等学府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叙述。

  一、北京大学的历史沿革与蔡元培的革新

  1.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中国作为一个早已著名于世的文明古国,自汉代就设有太学,其后又有国子监相沿袭,直到京师大学堂设立后始废止。太学与国子监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的国立大学,这和后来的北京大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我国近代大学的创办是比较晚的。

  19世纪40-50年代,封建营垒中的一些开明人士,鉴于鸦片战争失败后外国侵略日益加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1862年,清政府为了便于对外交涉,下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开设京师同文馆,从八旗子弟中选出十人攻读英语,聘请西人教席,培养翻译人才。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始,可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专门学校。它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一个组成部分。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鉴于开办学堂、学习西学为当务之急,经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准许,在天津创设了北洋西学堂。这个学堂分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种,均为四年卒业。头等学堂的学生除学习普通课程外,并选学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和律例等专门课程中的一种,具有专业的性质。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设立府州学、省学和京师大学堂等三级制学校,各以三年为期;这是第一次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翌年,盛宣怀又根据李氏的三段制提议,奏请清廷在上海设立了南洋公学。南洋公学先设师范院培养师资,后又分设外院、中院和上院。外院和中院相当于小学、中学,上院具专门学堂的性质。蔡元培曾任教的特班,是1901年增设的,学生毕业后保送入经济特科。上院开始主要培养政治方面的人才,以后又增加培养商务和实业方面的人才。北洋西学堂和南洋公学,比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略早二、三年;它们的头等学堂和上院,可算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雏形。而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则是我国近代大学之发轫。

  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割地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他们设学会,办报馆,著书译文,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决心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制度实行革新。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学习外国,实现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做起。因此兴办新式学校,成为施行新政的重要措施。1898年初,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明确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他还上奏光绪说:“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材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材,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开始变法。他在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随后维新派又冲破顽固派的阻挠,于7月4日,促成光绪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命令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

  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有两条:“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并提出:“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据此,课程分为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以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等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以及体操等为普通学科,为全体学生所必修;以高等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和卫生学等为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一门或两门。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由学生选学一种(三十岁以上者可免修)。章程还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统率全学;设总教习一名,总管大学堂教学工作。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样,京师大学堂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又是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纲要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学习西方、发展我国近代教育的要求,因而成为我国近代大学教育最早的一个章程。

  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为孙家鼐。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州人,曾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政治上倾向维新,接近帝党,但与顽固派亦有联系。他受命后,向光绪提出办学的具体计划,对大学堂章程内容作了某些增删,主要有:第一,为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设立仕学院;第二,精简学科门类,专门学科中取消兵学课程;第三,编译局主要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不得任意删节,编纂各书由管学大臣呈上钦定后颁行,提出“悖谬之书,严行禁止”;第四,总教习可设两人,分管中学和西学;第五,凡毕业生均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依所长录用,“俾所学与所用相符,冀收实效”。

  经孙家鼐推荐,清廷任命许景澄、丁韪良为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许景澄(1845-1900),浙江嘉兴人,清外交官,出使法、德、意、奥、荷、俄等国,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颇长于经世之学。丁韪良(1827-1916,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传教士,1850年来华,在宁波、北京等地传教及著述,曾任同文馆总教习,兼授国际公法。孙家鼐还举荐刑部主事张元济(与蔡元培同科进士)任大学堂总办,因张坚辞,后由黄绍箕、余诚格相继担任。

  大学堂临时校址设在京城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修复原房三百四十余间,并新建一百三十余间。这就是后来的北大第二院。此外,还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设译学馆,此即后来的北大第三院。当时规定大学堂开办经费为白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为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清廷指定以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当京师大学堂正在积极筹办的时候,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突然发动了政变。光绪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等六人殉难。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恢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取消,仅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这一年12月开学时,学生还不满百人,到第二年,也只有近200人。课程也仅设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到第二年,才另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上午读经史,下午学科学。讲授经史课程的大多是翰林院的腐儒,只是讲些八股文的作法。大学堂学生这时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举人、进士头衔后,才获得做官的资格,因此每到考期,大学堂学生便纷纷请假赶考。这就完全改变了原来维新派办学的宗旨,实际上仍然是一所旧式书院。

  1900年夏,义和团起义军进入北京。8月3日,慈禧太后以大学堂经费无着下令停办。这时,原管学大臣孙家鼐因不满慈禧太后贬废光绪已愤而辞职,中学总教习许景澄也因在八国联军进攻时以“主和”获罪被杀。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先后被俄、德侵略军盘踞,房屋、图书和仪器设备大部被毁。这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摧残。京师大学堂因此停办了两年多。后来人们把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称为“戊戌大学”。这一时期没有毕业生。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人,早年曾任光绪帝的侍读。甲午战争时,他弹劾过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戊戌政变时,以“滥举康有为”,受革职留任处分。他是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官吏,曾主张变法自强,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他是一位有作为的管学大臣,办学认真。这一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先办速成科的仕学馆和师范馆。1903年起,又设进士馆,供新科进士入馆学习。由张百熙主持拟定并经清廷批准颁行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包括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规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学制成文法规。其中关于京师大学堂的章程分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教师聘用、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等都有详细的规定。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大学堂分设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大学专门分科规定设立政治、文学、格致(理科)、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相当于学院),科以下共设35目(相当于学系或专业):

  政治科,下设政治、法律学二目;

  文学科,下设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

  格致科,下设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目;

  农业科,下设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艺学四目;

  工艺科,下设土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器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八目;

  商务科,下设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六目;

  医术科,下设医学、药学二目。

  章程还规定大学堂专门分科学制三至四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此外,大学堂另设仕学、师范二馆为速成科,学制三至四年。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补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速成科毕业后可担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师大学堂先后两次举行入学考试,首先招收速成科学生。仕学馆考生由各衙门推荐,考试科目有史论、舆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学策、物理策和外国文七门;师范馆考生由各省选送,考试科目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比例开方代数、物理化学、浅近英文、日文八门。入学考试结果,仕学、师范两馆共招新生182名。这一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

  京师大学堂这时除开设仕学馆、师范馆以及附设的中小学外,也将同文馆并入。1903年5月,大学堂将同文馆改办译学馆,分设英、俄、法、德、日五国语言文字专科,学制五年,并于同年8月正式招生开学。译学馆还设文典处,从事翻译并计划编纂上述五国文字的字典。1906年秋,蔡元培为赴德留学在北京等候派遣时,曾被译学馆馆长章祲聘为教习,讲习国文及西洋史。

  张百熙为办好京师大学堂,十分注意延揽人才,如当时的知名学者吴汝纶、张筱浦、李希圣、于晦若、屠寄、辜鸿铭、范源濂、王舟瑶等都先后担任过大学堂的总教席或教席。严复也应邀出任京师大学堂的译书局总办。这时大学堂设立了藏书楼,除从原国子监调拨部分图书外,还从欧美日本各国购置各种图书,同时管学大臣还咨文各省官书局,要求将已刻的经史子集及时务新书,每种提取数部送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于1902年创立时,有各类图书7.85万册,后时有充实,颇为丰富。经过张百熙的苦心经营,京师大学堂已略具规模了。但在当时黑暗的政治下,张百熙认真办学却遭时忌,特别是他引进和重用开明之士,更引起顽固势力的反对,因而时遭掣肘,终不能施展他的抱负。

  1903年6月,清政府修订学堂章程,其目的是使大学堂更紧密地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修改后的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下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等11门,明显地突出了经学的地位。1904年,清廷下令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委派张亨嘉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这一年正式招收预备科第一班学生。到1909年,预科首批132名学生毕业。1910年3月30日,分科大学才举行开学典礼,除医科未按时开办外,其他7科均正式开学。实际共开设7科13门。学生共四百多人。在这之前,预备科改名为高等学堂,仍为大学堂之预科。分科大学开办后不久,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这时清王朝已岌岌可危,京师大学堂也难以为继,年底清廷遂下令暂时停办。因京师大学堂恢复的那一年——1902年,干支纪年为“壬寅”,所以后来人们把1902年至1911年的京师大学堂,称为“壬寅大学”。

  京师大学堂虽然距离近代大学的要求还很远,但在当时的中国,它毕竟汇集了一批人才和图书典籍,进行过一些近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可以说是初具规模。在学生中也不乏认真求学之士。如陈汉章是清末的一位名举人,原被大学堂聘为教席,当时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但他到校后看到藏书楼(设在原公主府梳妆楼上)里藏书丰富,且因传闻大学堂毕业后可任翰林,遂决定不就教席而当学生。他经过六年的勤奋学习,于民国二年以甲等第一名毕业,虽然翰林没有当成,后来却成为有名的国学家。但从总的方面看,当时的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吏豪富门第,入学堂是为找“恩师”靠山,谋求升官发财之道。进士馆里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听差,上课铃响了,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据说当时上体育课时,教员喊口令也是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104名学生毕业,他们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的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种。最优等和优等者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分等授以官职。最优等者授以五品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即补,优等者只给以内阁中书科中书即补。虽授有官职,但因为是师范毕业,要先尽满五年的教席义务,然后才能去候补;至于何时能补上,则又要轮班次、找门路,对多数人来说常常是遥遥无期的。即使这样,这已是学生们梦寐以求的了。难怪当时有个学生为早逝的同学写的挽联中,有“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的叹喟,为死者未获得功名而抱恨。这种封建科举时代的恶劣风气,影响了初期的北京大学。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办大学堂事务。其时,蔡元培主持教育部。他十分重视大学教育。政府北迁后,他即派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王云五、第三科科长杨焕之会同接收京师大学堂。5月,他向总统提出为北京大学堂改称并推荐严复任校长的呈文:

  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等因,业经该监督申报接任在案。窃维部务甫经接收,大学法令尚未订定颁布,北京大学堂既经开办,不得不筹商目前之改革,定为暂行办法。查从前北京大学堂职员,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分歧。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暂仍其旧。俟大学法令颁布后,再令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谨呈。

  由是,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北京大学,严复为改名后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不久北京大学又冠以“国立”两字。

  随后,蔡元培在其主持制定并由他后任者颁布施行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忠君、尊孔等封建信条。确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以文、理两科为主,取消经学科;必须设有两个以上之学科,其中有一科又应是文科或理科,方得称为大学;大学毕业生称学士,取消以“科第”为奖励的办法;大学设校长,统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主持各科事务;大学设教授、助教授,必要时得聘请讲师;大学设评议会,为最高立法及权力机构,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组成之,以校长为议长;大学各科设教授会,讨论审定各科的教学事宜;大学设预科,学制三年,毕业后升入本科;大学设大学院,不定期限,为毕业生继续深造之所。《大学令》进一步确定了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体制,体现了教授治校的原则。由于当时北京大学是唯一的国立大学,因而它成为北京大学的基本章程,确定了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在课科设置上,《大学令》颁布之前,蔡元培就认为原来京师大学堂规定的经学14门中,《周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门,《诗经》、《尔雅》已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礼》、《春秋三传》已入史学门,已无再设经学科的必要。于是北大在严复任校长时即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废止了经学科;另外将格致科改称理科,仍共设七科。原高等学堂改为大学预科。1912年5月,北京大学本科和预科开始复课。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曾出席并发表演说,他在讲演中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办学宗旨的第一次阐述。

  严复(1853-1921),字又陵、畿道,福建闽侯人,是经蔡元培遴选并由临时总统任命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中日甲午战争后发表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的文论。他最早翻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天争胜”的进化论思想激励国人,被时人称为“严天演”。他还译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等西方名著。他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思想趋向保守,曾参与组织孔教会,列名筹安会,反对新文化运动。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恢复学校,整顿组织,并在北京大学积极提倡外语教育,开设有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内容的新课程,产生了较大影响。严复在北京大学任职时间较短,1912年10月即辞职离京。

  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以毕业生为例,京师大学堂从1898年开办到1911年的13年间,包括优级师范、预备科和附设的博物实习科在内,毕业生总共469人(其中预备科134人)。民国建立后,从1912年到1916年的五年间,毕业学生共684人。其中,1912年仅有预科学生128人毕业;1913年文、经、理、法、商、农、工七个专门分科及预科学生230人毕业,这是北京大学第一批有本科的毕业生;1914年毕业生63人,1915年毕业生8人,都是预科学生;1916年有文本科17人,理本科17人,工本科32人,预科189人毕业。至于在校学生,京师大学堂时最高年份约为四百多人,民国以后,北京大学历年的在校学生略有增加,列表如下:

  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反映在教员数目的增加上。1911年京师大学堂教员总数为42人,1916年北京大学的教员总数已达148人;值得注意的是,职员增加的并不多,1911年为32人,1916年为44人。这一时期,北京大学也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如黄侃(季刚)、陈黻宸(介石),马裕藻(幼渔)、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陈汉章、夏元瑮、夏锡棋、陶履恭(孟和)、俞同奎、冯祖荀、胡濬济、温宗禹、何育杰、张大椿、王建祖、马叙伦、张耀曾、徐崇钦等。1915年冬,依据《大学令》的规定,设立了北京大学首届评议会,由每科选举评议员二人组成。当选的评议员为:文科陈黻宸、辜鸿铭,理科冯祖荀、俞同奎,法科张耀曾、陶孟和,工科温宗禹、孙瑞林,预科朱锡龄、张大椿,校长胡仁源为评议会议长。

  当然,这种发展还是很缓慢的,当时的大学教育事业仍然十分落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夺,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地坏下去,教育事业横遭摧残,北京大学也处于困难境地。北京大学从1912年至1913年的短时期内,曾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马良、何燏时和胡仁源。其中除章士钊没有到职外,前三任任职的时间都很短。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政局的动荡不安。袁世凯反动政府曾先后两次提出停办北京大学。他一面千方百计摧残北京大学,一面又阴谋拉拢北京大学师生支持其复辟帝制。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在他复辟帝制的丑剧中,竟要封北京大学校长和教授为所谓的“中大夫”、“下大夫”。这遭到胡仁源和教授们的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准备举行“登基”大典时,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群起反对。文科教授马叙伦立即辞职,表示抗议,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袁世凯虽然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但这时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仍然冲击着文化思想领域。这股反动逆流在北京大学也有明显的反映,这使得校内原来还很微弱的新思潮受到严重压抑。而且这时北京大学还保留着过去旧衙门的作风,科举时代的习气仍很浓厚,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很低,因此往往受到社会的鄙薄。蔡元培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

  从此,开始了北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个转折。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的全面改革,使学校发生了重大变化。1917年底,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吴梅制作了一首北京大学校歌,歌词是:

  “景山门启旃帷,成钧又新,弦诵一堂,春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

  这首校歌虽然还透出很浓重的旧式经院气味,但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的面貌。

  2.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正在法国的蔡元培以欣喜的心情,获悉国内政局的重大变动。8月间,他写了《对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篇短文,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深入地揭露了袁世凯专制政体的社会根源。他写道:“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武庙宣誓,教院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蔡元培在政治上早已同袁世凯彻底决裂,但他并不把袁世凯的专制、复辟看作个人的行动,而是透过现象看到民国建立之后封建复辟势力得以存在的社会原因;基于这个认识,他并不陶醉于因袁世凯垮台这一现实造成的共和胜利的幻景,而是发出“今袁世凯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的疑问,表示了对国内政治的忧虑。这说明蔡元培的认识是比较深刻、清醒的,也可以看出不久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施展抱负的政治思想基础。

  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同其他因反袁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一样,准备回国服务。北京国会里的一批浙江籍议员,曾打电报请他回国担任浙江省长,但他一如既往,无意于高位厚禄,婉言回绝了。这时,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已提出辞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和次长已由范源濂、袁希涛分别担任。范、袁曾与蔡元培在民元教育部共过事,深知蔡之为人,于是,经浙籍议员陈黻宸和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的推荐,并取得时任总统的黎元洪同意,范源濂即提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9月1日,蔡元培在法国收到了范源濂的促归任职电。原电文是:

  蔡鹤卿先生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范源濂宥。

  蔡元培接电报后即决定返回,并远道专程往访李石曾,约其同到北京大学,“以整理故都之学府,引为吾人共同之责任”,同时还约吴稚晖亦同去。10月2日,他同吴玉章一道自马赛启程回国,11月8日抵上海,先后在上海、绍兴等地小住。

  如前所述,民国建立后,北京大学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民主主义的改革,但由于官僚积习很深,改革极不彻底,校政还相当腐败。不少人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混资历谋取官位。他们对专任的教员不欢迎,甚至教学认真的反遭反对;而由政府官吏兼任教员的,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他们却十分欢迎,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作自己将来仕途的靠山。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是敷衍塞责,“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台上读一遍”。由于学生有这种“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造成了学科发展上轻文理的极不正常现象。因此,学校里缺少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泛滥。

  对当时北京大学腐败的校风,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顾颉刚曾有过形象的描述,他说:那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象个什么‘最高学府’?”由此可见,北大当时受到社会非议并非偶然。

  所以,蔡元培到上海后,曾有不少友人劝他莫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得不好反坏了自己的名声。对于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一事,在当时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同意见,如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等都曾持反对态度;蔡元培还曾邀汪、吴来北大相助,也被拒绝了。后来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回忆说:“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孙中山对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支持,以及他对北京大学寄予的厚望。孙中山很重视开辟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对蔡元培也十分了解和信任。他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到那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去主持高等教育,这样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所以竭力主张蔡元培往就此职。孙中山对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支持,对于蔡元培力排众议、最后接受任命有重大影响。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期间,与孙中山之间曾就当时国事问题有过书信往返。1918年初,蔡元培曾为国史编纂处编修国史问题征求孙中山意见。孙中山也热情作复。孙中山对蔡元培在北大的工作是了解和满意的。据有人回忆,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由孙中山提名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当时会场中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是批评蔡元培在北京政府势力下出任北大校长,有依附军阀之嫌,一是批评蔡元培放纵学生,仇孝非孔。有的代表还当场提出询问。孙中山当即表示这是误会,他说:“我知道他最清楚,故我有此处置。”他还说蔡元培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因为北方政治环境的关系,所以只提议他为候补监委,以使他不致因地位过于显著而不便工作。孙中山希望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按蔡元培于1923年离开北大到欧洲考察),仍能到北京去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对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支持,确是一种远见卓识。

  在一些友人的赞助下,蔡元培也认为做大学校长不是做官;而且认为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他在当时曾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表示当时的决心。当然,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长,也有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因素,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主义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可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同他的爱国宏愿,为共和培养“完全之人格”的人才相联系的。他在这里所说的从教育着手,“使吾国转危为安”,既包含对国家富强的殷切期望,也指对已濒临绝境的民主共和事业的挽救,为此而启迪民智、培育人才,确仍不失为一救国之途,也是民主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他抱定了整顿和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知难而进,毅然于12月22日北上就任北大校长的职务。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开始到校执行校长职务。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为学界景仰,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深获师生拥护,舆论界也寄予厚望。上海《中华新报》报道蔡元培抵京消息时称:在“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天津《大公报》于1926年12月28日发表《为大学校前途祝》的时评,称“蔡君留法有年,学贯中西,今既得膺斯职,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不禁拭目俟之”。翌日,上海《时报》也发表《欢迎蔡元培》的时评文章,称:“政府昨已正式任命蔡元培氏为国立大学校长矣,此诚教育前途之一线曙光。夫国立大学,所以绾全国文明之枢纽,树全国学风之模范,其关系至巨。今蔡氏秉绩学之奇姿,以刚毅之精神出而任此,我知其必大有造福于教育界者也。”

  蔡元培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人,他的到来,给暮气很深的北大带来了新的气息。他到校的那一天,校役们也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表示欢迎,他即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他们鞠躬还礼。北大校长当时是所谓由大总统任命的简任官,过去是从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这个举动使列队欢迎他的师生和校役们感到惊讶和新鲜。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都脱帽鞠躬。蔡元培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融洽。从前学生有事和校长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示后,张贴在告示牌上。蔡元培厌恶这种衙门作风,他到校后立即出布告:“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学生对学校有改进建议时,他就把提案送登校刊,择其可行者付诸实行。他和学生之间还常有文字交往,研讨学术,为学生的著述和发行的刊物题签写序。一位学生为其祖母八十大寿请他题字,他也欣然命笔,写了“美意延年”四个大字。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在清末就已有《哲学要领》、《中国伦理学史》、《伦理学原理》等译著刊行于世。他的学问和道德修养,为学术界所推重,也深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景仰。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讲述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阐明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特别强调大学生要有正大的宗旨,“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维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所以他把“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放在首要的位置。正是在这种宗旨下,他开始对学校的管理体制、科系设置、课程建设、教师队伍以及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

  蔡元培出任校长的这一年,北京大学进行了一次纪念校庆二十周年的活动。由于北大是诞生于外侮日深、民族危机达到极点的清朝末年,它的成长几经波折,几度停办,因此校庆纪念日,是采取糅合京师大学堂成立的1898年和1902年复校的12月17日而定的。据记载,这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次校庆纪念。蔡元培曾在这次校庆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介绍了德国大学的情形,提出:“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来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他惋惜当时国家百事停滞不进,未能有此好现象,但又说:“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对北大的进步寄予了厚望。

  二十周年校庆时,制作了一首纪念歌,歌词是:

  域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反映了师生对蔡元培的欢迎和希望。北大确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革新目标: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1.对大学的定位

  1925年4月,蔡元培根据在北大工作期间的经验,专门论述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他写道:

  北大的进步尽管缓慢,但是从晚清至今,这种进步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这些穷年累月才完成的早期改革,同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有极大的关系。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无疑,北大每年是有不少毕业生要从事各项工作的,但是,也还有一些研究生在极其认真地从事高深的研究工作,而且,他们的研究总是及时地受到前辈的鼓舞和认可。

  在这里,蔡元培强调求学是为了求知,因而,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是他大学教育的目的和观念。应当说,这是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革新北京大学的目标和追求。“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蔡元培对大学、也是对北大的定位。这是他在北大主持工作期间始终强调的一个主题。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开宗明义向学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抱定宗旨”,他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抛弃志在做官发财的思想观念,彻底改变放荡冶游、不问学问的旧习,专心向学。随后,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又专门提出,拟“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此后,蔡元培在北大主持工作五年多的时间里,在每学年的开学典礼和其他向学生作的重要讲演中,他都要反复强调这个大学的性质和革新的主题。

  1918年9月20日,蔡元培在这一年开学式演说词中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列举一年来为此而采取的各项革新措施后,特别叮嘱:“望诸生亦必知其意,毋涉专己守残之旧习也。”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蔡元培于1919年9月20日返校复职,在全体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词中,赞扬了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和自动精神,他由此表示:“深信大学组织,日臻稳固,不但一年换一个校长,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仍然勉励学生牢记求学宗旨。同日,他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中又一次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的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

  1920年9月16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三年开学日演说词》中,以欣喜的心情肯定了学生在这方面的进步,他说:“一年以来,觉得学生方面近来很有觉悟。把从前硬记讲义、骗文凭的陋见渐渐儿打破了,知道钻研学术是学生的天职。”他还说:“学生一年以来,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且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作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

  1921年9月23日,蔡元培考察欧美教育返校,在北大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介绍英美国家学生和教员共同研究的情景,他特别指出:“要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中国学生个性发达的很少,因此对社会多是盲从,这都是平时死守讲义,不能自动的研究所养成的习惯而来。”他不无担忧地说:“以中国学生的能力,要是在西洋极其复杂的社会里面,决不能够生存。”这不但说明学生不仅要以研究学问为天职,而且要有自动的创造的精神。10月11日,他在《北京大学1921年开学式演讲词》中又指出:“至于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但能图得生活上便利,即为已足。”勉励学生要养成既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准备。”

  1922年10月2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1922年开学日演说词》中,又一次明确而简要地指出:“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

  蔡元培实际主持北大校务五年半,对他认定的大学的性质、学生的宗旨和革新的目标,也讲了五年半,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极端重视。当然,他所说的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并不是超政治、脱离现实的,而是同他“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主张相联系的,是摒弃封建性的教育宗旨,为共和政治培育人才。在旧教育思想中,“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蔡元培把大学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破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观念,使那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观念转变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以大学为“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转变为“共同研究学问”。这个转变,对大学的性质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对学生来说,就是蔡元培所希望的,要有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求学的宗旨,实际上是一个人生目的的问题,这是人生观的核心问题。所以,蔡元培对大学的定位具有进步性和时代性,对于奠定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定位,也成为他革新北京大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从管理体制到学科改革,从办学方针到课程建设,从注重学理到营造校园文化学术环境,都是围绕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这个宗旨和目的展开的。

  2.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蔡元培首先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对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先进代表。他曾多次到欧美各国留学、考察,着重考察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上,他反对校长权力的过分集中,主张民主办学,成为国内提倡教授治校最早的一个人。1912年在由蔡元培主持起草颁行的《大学令》中,就规定了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的组织,并对它的权限作了相应的规定。

  作为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实行的是与封建文化专制相适应的学监制,学校设有总监督,各科有监督,他们多是封建官僚。一切校务均秉承总监督办理,使学校如同衙门。这种专制流毒影响很深。1915年11月,北京大学曾根据《大学令》建立了评议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宜;但评议会原定的权限没有得到很好实施,学校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许多重大校务的进行,都只由校长、学监主任和庶务主任几个人办理,甚至连各科学长也未能参与,形成了校长等少数人大权独揽的局面。所以蔡元培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总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会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这是他改革管理体制的出发点和设想,并逐步在北京大学得到实现。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教授代表这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人。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得选评议员一人,一年改选一次;可以开会选举,也可以在选票上写好被选人姓名,寄给评议会,然后由评议会定期当众开票。校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议长,负责评议会的召集和主持评议会的改选事宜。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拥有很大的权力。

  1917年设立的第一届评议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禹;教授代表:文本科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秦汾、俞同奎,理预科张大椿、胡濬济,法本科陶履恭、黄振声,法预科朱锡龄、韩述祖,工本科孙瑞林、陈世璋。校长为评议会议长。

  评议会设立时,曾有同学提出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蔡元培认为教职员对校务是负专责的,是时时接洽的。“若参入不接洽又不负责任的学生,必不免纷扰。”没有同意。故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因而它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审议机关,较好地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凡大学立法均须评议会讨论通过,“以容纳众人意见”,具有民主讨论的风气。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评议会工作情景时曾说:“我曾被选作过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

  由于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也由于他大量引进的新派人物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这一时期北京大学评议会在政治上曾起过较好的进步作用。它曾多次发表过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支持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曾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离关系。当时这在校内和社会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7年12月,学校评议会议决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随后由蔡元培主持分别按学门成立教授会。当时教员分教授、讲师、助教三种,除助教外均为教授会会员。教授会主任由会员推举,任期两年。1918年全校共成立了国文、哲学、英文、法文、德文、法律、经济、政治、数学、化学、物理共11个学门教授会。经过各学门教授选举,国文门教授会主任为沈尹默,数学门教授会主任为秦汾,化学门教授会主任为俞同奎,政治门教授会主任为陶履恭,经济(包括商业)门教授会主任为马寅初,德文门教授会主任为顾孟余,英文门教授会主任为胡适,物理门教授会主任为何育杰,法律门教授会主任为周家彦,哲学门教授会主任为陶履恭,法文门教授会主任为贺之才。稍后,还成立了地质门教授会和中国史学门教授会,主任分别为何杰、康心孚。

  1919年采用分系制后,改由各系成立教授会。各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规定凡系里有教授一人者即为主任;两人者按期轮值,以先到者为始;三人以上互相选举,如票数相等,校长可增投一票决定人选。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良、学生选课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

  蔡元培开始时采取加强各科学长职责的措施,各科的行政、教务仍分别由学长负责领导。各科都设有教务处。但按他的改革设想,是要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他认为:“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这就是说,要通过制度和组织的不断完善,来保证民主制的实施和防止个人专权。

  1919年3月,学校评议会通过了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准备成立统一的教务处。教务处由各教授会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任期一年。这个组织法原决定这一年暑假后与分系制一起实行,但恰在这时,社会上反动势力掀起了一股攻击北大,特别是攻击北大文科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主将、文科学长陈独秀等人成了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在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蔡元培挺身而出,勇敢地保护了新文化运动。但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他还没有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勇气,还想缓和一下空气。于是,他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组织统一的教务处,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文科学长的职务。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筹组教务处,并按组织法由各主任投票选举,结果马寅初当选为教务长,成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陈独秀这时辞去了文科学长,由学校改聘为教授。当时社会上关于陈独秀被迫辞职的谣言纷起,对此蔡元培曾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做文科学长,但仍然是北大的人员,这只是属于北大内部机构的变动。

  北大废除学长制有一个过程。这次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请假南归,所以进行内部机构的变动,并没有提出废除学长制的问题。这次机构调整实际只取消文理两科的学长,而法科和工科的学长仍在执行职务。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于5月9日被迫出走时,就曾委托工科学长温宗禹暂署校务。5月13日晚召开的评议会和教授会主任联席会议,也决定推举法科学长王建祖以及胡适、沈尹默等组成一个委员会,“襄同温学长代行校务,”。所以这时还没有完全废除学长制。

  1919年7月,蔡元培接受师生要求同意回校继续任职,但因病仍滞留杭州无法立即成行,他委托蒋梦麟先行到校代办校务。9月蔡元培返校后,向师生宣布了进一步整顿和健全学校组织的计划,并成立了由蒋梦麟、顾孟余、胡适、马叙伦等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管学校的改组、整顿、起草章程和修改规则等事项;同时负责筹划学校内部组织事宜。12月,它起草并经评议会讨论通过了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进一步健全了学校的领导机构。按照这个章程,除评议会仍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外,还建立了以下几个机构:

  (1)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它下设的11个专门委员会分管一部分行政事务,计有:庶务委员会(管理全校的房舍、卫生)、组织委员会(负责机构调整和草拟各种章程)、学生自治委员会(接洽学生自治事项)、出版委员会(负责校内书刊的审查和出版)、预算委员会(制定学校预算计划)、审计委员会(审核经费使用情况)、图书委员会(负责图书馆的行政)、仪器委员会(主管各仪器室的行政)、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师)、入学考试委员会(定入学考试的标准)、新生指导委员会等。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

  (2)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并互相推选教务长一人,任期一年(后来改为固定职务,不再轮流),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由于这一年暑假后采用了分系制,教学工作统一归教务处负责,遂完全废去了学长制。马寅初、顾孟余、胡适等都担任过这一时期的教务长。

  (3)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时由蒋梦麟充任。总务处机构包括:文牍、会计部(主任蒋梦麟兼)、注册、编志、询问、介绍部(主任郑寿仁)、图书部(主任李大钊)、仪器部(主任陈世璋)、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校舍、斋务、杂务、卫生部(主任沈士远)。

  为了进一步健全制度、明确职责,1921年12月,蔡元培又提出北大各种会议进行办法提案,并经校评议会第二次公议通过施行。其主要内容为:

  (1)各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会议及其他关于校务之重要会议(如教授会等)之议决案,均须报告校长。

  甲、各行政会议之议决案,由校长决定及分配施行。

  乙、教务会议议决案,经校长同意后,分配总务长或其他机关施行。

  丙、总务会议等……之议决案,由校长同意后,分配总务长或其他机关施行。

  (2)校中各办事机关,须持经过情形,每月报告校长一次。

  由校长每年作总报告一次。

  (3)各系教授会,每月至少须开会一次,商议各系应行进行事宜。

  各教员会,至少每学期开会一次,商议关于各系全体教员应行事宜。

  这样,在北京大学就基本上确立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全校工作设立四种机构分别管理:评议会,司立法;行政会议及行政委员会,司行政;教务处、各学系教授会、预科委员会和研究所等,司教务;总务处,司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体现了蔡元培的大学管理思想。

  为了加强全校的集中统一管理,及时传布学校的规章法令,并交流全校教学研究情况,活跃学术空气,从1917年11月16日起,经蔡元培倡议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编辑主任为徐宝璜,陈独秀、沈尹默、胡适、孙国璋为编辑员。日刊设置有“布告”、“通告”、“批示”、“公牍”、“命令”等栏。日出一张,星期一休刊。第二年二月日刊改组后,除纪事外,兼载文艺、学术方面的稿件,还曾附有诸如歌谣等附页。《北京大学日刊》曾声明不登载讨论当前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文稿,因此像五四运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未能反映。但是,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北京大学日刊》在传播新思想,报道北京大学进步师生、进步社团的活动方面,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不仅创立了上述各种会议制度,健全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强了全校统一管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风民主,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各方面的人员一经任定,就信任他们,把全部工作交给他们负责,不去多干涉。所以能人尽其才,使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这种教授治校的原则,在当时处在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把学校建设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权责明确、分工合作、民主合议的体制,“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充分反映了蔡元培革新的有效性。后来有人对蔡元培的这种领导方法称赞道:“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蔡元培本人对这种分工协力的民主治校也很满意。1920年10月,他赴欧考察教育与学生话别时说:“我这次出去,若是于本校不免发生困难,我一定不去。但是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的进行。

  3.确立以文理为主的大学格局

  在健全学校管理体制的同时,蔡元培还对北京大学学科的设置进行了改革,推行他对大学的理念。

  蔡元培对学科改革和建设的重视,如前所述,是缘于他对大学的定位。他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把大学定位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体现了蔡元培办学的根本宗旨,也是他对北大整顿、革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应当说,这是大学教育观念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重大转变,对学科改革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蔡元培正是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十分推崇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因此在对学与术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究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他又说:“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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