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第七章 以学术为导向的“第二课堂”教育思想及其践行

　　蔡元培认为，教育不仅在课堂上，还应该融入学生的课余生活中。他在北京大学期间，从改革学生的观念入手，以学术为导向，建立起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这对于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提高学术研究的兴趣，形成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以及助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第二课堂”，这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方面。蔡元培实际上是“第二课堂”教育的开拓者，他在这方面提供的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提倡研究 启迪新知

　　蔡元培曾明确地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那时北大学风不正，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预科毕业的学生，多数以入法科作为选择方向，就因为法科被认为是将来步入政界求得升官的一条捷径。据统计，1917年年底，北大法科本科和预科在校生为841人，文科为418人，理科为422人，工科仅80人，法科的学生数几等于文、理、工三科的总和。这种学科学生数的结构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它不是体现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合理要求，而恰恰反映了旧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蔡元培痛切地指出：“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顾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过，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他初到北大即召集法科学生讲话，勉励他们去掉科举时代的习气，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为了改变学生的观念，蔡元培曾多次向学生恳切地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再三强调人生之目的是为尽义务而来，现在求学是为将来服务社会的预备。“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为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问为自己求学的宗旨。在他任校长这一年，以校长名义赠给毕业生的铜尺上刻了他的题词：“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表达了他对学生的希望。

　　为了上述目的，蔡元培除了积极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以引起学生研究的兴趣，创办研究所，为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提供高深研究的机会外，还为学生研究学问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第一，重视办好图书，并整顿扩充实验室，为学术和科学研究提供物质条件。蔡元培到校后即表示要尽力“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做到“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原来学校预算没有确定购书的款项，从这时起每年核定专款并规定不得移作他用。购书程序采取由图书委员会向教授征集应购之书单办法，再经审查确有必要后广为采购。这时学校图书馆的规模有较大的发展。在李大钊任图书部主任期间（1917年11月至1922年12月），“对各类图书兼容互需”，积极充实，这时有中文图书20多万册，西文图书2万多册，日文图书1000多册。其中还购进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书籍，至今北大图书馆还保存着当年购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族起源》等英、日文版的经典文献和许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馆内还专门开辟了时事报刊阅览室和“介绍俄国革命经验”的专题阅览室。1920年1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图书馆通告：“将本校所藏关于俄国革命问题之参考书二十二种，陈列本课第四阅览室内，以备同学诸君披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方针下出现的生动局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情景。

　　蔡元培对图书馆工作十分关心。当时北大经费拮据，图书馆的扩展受到很大限制。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期间，曾在美国各地华侨中为筹建北大图书馆进行了募捐活动，并委托华侨和中国驻美各领事馆代为募集，洛杉矶华侨还专门成立了北大图书馆募捐队。他还同美国等有关方面商谈，结果，北大图书馆成为获得设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会出版品的图书馆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同意为北大提供一套完整的该馆卡片。当时北大虽面临困境，但经蔡元培多次设法争取图书仪器经费，图书馆工作仍获得进步。1922年北大图书馆分设中文、西文、古物美术三部，由单不厂、皮宗石、马衡三教授分任三部主任。李大钊调任校长室秘书后，皮宗石为图书部主任，顾孟余等曾任校评议会国书委员会委员长。这时中文图书仍沿用“四库分类法”编制出分类、著者与书名卡片目录。1923年由袁同礼教授主持，编出西文书目三册，政府出版品目录一册。馆藏图书除采购外，校内外人士和其他方面也时有一些书刊捐赠。这时图书资料的增加，为师生从事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由于经费的限制，离蔡元培所要求的“典籍满架”、“无虞缺乏”，还有很大距离。

　　第二，兴办学报，使师生“提起学理的研究心”，并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蔡元培认为大学教育要重在启发学生有研究的兴趣，求得新知，“有了学报，学生必要发布议论，断不能抄讲义，必要于人人所知的讲义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学理了”。1918年校内曾发行《理科大学月刊》，由理科学长夏元瑮负责，理本、预科全体教师组成审查部；以理本、预科每班学生中举学问最优者为本班编辑员，刊登自然科学方面论文。1918年秋，蔡元培鉴于“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1919年1月正式创办了《北京大学月刊》，作为“本校教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是全校性学术刊物。内容以刊登学术论文，“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同时也登一些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和译文。当时决定，每年除7、8月暑假停刊、9月出临时增刊一册外，月出一期，每期约10万字。由各研究所轮流编辑，校内新旧两派教员曾对月刊形式问题发生过争论。新派教员主张《月刊》文章一律横排，并加标点，一些旧派教员则坚持仍用竖排直行式。蔡元培为此在《日刊》刊登了启事，基本采纳新派教员主张的文章横排并加标点，但文学性质的不宜横排的仍采用竖排法。蔡的启事说：

　　本校教授讲师诸先生公鉴：月刊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会公决，全用横行，并加句读符号。但诸先生中亦有以吾国旧体文学，形式一改兴趣全失为言者。鄙人亦以为然。惟一册之中，半用横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则大不便于读者。今与诸先生约，凡科学性质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请送至校长室，由鄙人编辑。为临时增刊。稿多，则每年四册，作为月刊以外之季刊。稿寡，则每年一册，均无不可。请诸先生随时赐稿，幸甚。

　　月刊开始由各研究所轮流编辑，1923年3月组成了月刊编辑部，由冯祖荀、丁西林、王星拱、李四光、谭熙鸿、胡适、沈兼士、朱希祖、陶孟和、顾孟余、王世杰、陈启修、朱经农等组成。

　　1922年，学校评议会议决出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文艺四种季刊。由校长在全校教授、讲师中延聘编辑员，分别组成四种季刊编辑委员会。当时聘请的自然科学组编辑员为：冯祖荀（主任）、秦汾、颜任光、丁西林、李书华、陈聘丞、王星拱、李圣章、李四光、王霖之、谭熙鸿、汤尔和；社会科学组编辑员为：王世杰（主任）、陶孟和、胡适、蒋梦麟、朱经农、张竟生、朱希祖、黄黼馨、何海秋、周鲠生、燕树棠、陈启修、高一涵、张慰慈、李大钊、顾孟余、马寅初、陈大齐、陈源、杨栋林、皮宗石；国学组编辑员为：胡适（主任）、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蔡元培、顾孟余、李大钊、刘叔雅、单不厂、王仲麒、郑奠、朱希祖、周作人；文艺组编辑员为：蔡元培（主任）、沈尹默、胡适、鲁迅、周作人、徐旭生、顾孟余、宋春舫、陈师曾、钱稻孙、叶瀚、马衡、萧友梅、杨仲子、张凤举。季刊是学术性较强的刊物，蔡元培不仅重视其内容质量，而且形式要美，他要求季刊的形式：横行用五号字；纸张要好；封面要美；标点符号要完备。自1923年起，社会科学季刊和国学季刊出版，但自然科学季刊和文艺季刊则因经费困难没能实现。国学季刊已如前述。社会科学季刊一共出了六卷十五期，1936年停刊后没有再出过。社会科学季刊发表过李大钊的《今与古》、《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孔道西（Condorce）的历史观》等文章。其他还有诸如陈启修的《中国改造和他底经济背景》、高一涵的《唯物史观的解释》、杜国庠的《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到实行的社会主义》、周鲠生的《比较法学研究现状》、陶孟和的《社会的研究》、陈大齐的《认识底理论的意义》、陈翰笙的《苏联的农业》、周佛海的《马克斯（今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王世杰的《中国奴婢制度》等等。虽然这些文著先后发表的时间跨度较大，但大体可以窥见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此外学校的一些学会、研究会也定期出版学术性刊物。这时学报数量的增多，为师生提供了更多发表文作的园地。学报的创办，对破除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提高研究兴趣，“求有所发明”贡献于社会，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前来讲演，开拓学生知识领域和“引起研究的兴味”。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校内经常举办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讲演活动。各种学术讲演多由教授会以及各种学会、研究会和读书会发起组织。1918年2月，蔡元培曾与校内外一些学者发起成立学术讲演会，他认为当时社会“民俗日偷，士风日敝”是由于“师法堕落，学术消沉”；认为举办讲演会，有助于挽救士风，振兴学术，引起求学问道之心。所以，他发起的学术讲演会以传布科学、引起研究兴趣为宗旨，邀请高校教授和学者担任讲演员，分期讲演，以期唤起国人研究学术之兴趣，矫正“教者以沿袭塞责，而不求新知；学者以资格为的，而不重心得”的弊病。又如北大师生共同组织的学术研究会曾多次主办讲演会，讲演分会内（专对本会会员）和公开（面向校内外）两种，并组织会员成立英国文学研究组、德国文学研究组、国际政治研究组、新闻研究组和国会制度研究组等，进行专门研究。各系教授会、各种学会等也经常组织学术讲演活动。讲演的内容有专题学术报告，也有普及性的介绍，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史学、文学艺术、新闻、教育和国际问题，以及物理、化学、地质、生物等各个方面。校内外学者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钱玄同、陈启修、李大钊、马寅初、陶知行（行知）、周作人、李四光、李书华、何杰等都参加过这类学术讲演活动。蔡元培还多方延请外国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印度的泰戈尔、德国的杜里舒、法图的维勃吕尔、苏联的耶尔朔夫等。以1922年为例，日本进步学者福田德三，来校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观念”的讲演。他在讲演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时批判了日本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行为，指出侵略中国的是少数日本军阀，而不代表日本人民的意志。这一年来校的还有：美国生物学家柯脱作的“进化论之现在”、“植物学为国家之富源”，山格夫人作的“生育制裁”（意为节制生育），斯蒂芬作的“铁路借款的用途和监督”，瑞典学者西冷作的“东西洋绘画的要点”，德国学者卫礼贤作的“葛德的传略”。1922年还由蔡元培邀约爱因斯坦（其正在日本讲学访问）来校讲学，因来往信件被邮路延宕而没有实现。此外，北大还有各种学科的讲演会，如国际研究演讲会，就是专门就国际问题作演讲的，在校内外有较大影响。这时北大师生很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蔡元培的《大战与哲学》就是在国际研究第三次演讲会上的演说词。当时《北京大学日刊》也经常刊登各种学术讲演的记录，以资广为传播。

　　第四，鼓励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顾颉刚（余毅）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曾回忆道：“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召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因为同学间实在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领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谁高兴组织什么会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能了。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从此，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不但有正当而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而且具有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时人曾对此评道：“盖自蔡校长任事以来，集会一风，一时大盛，少年学子，既富于自动之本能，而校长职员，又复多方提倡，以故事业勃兴，不可遏抑。”

　　这一时期各系都组织了学会，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这种学会是以本系学生为当然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和本系旁听生为特别会员，经费由学校津贴。蔡元培对学会的建立极为关心并给予很大支持，化学会、史学会和经济学会等成立时他都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说。学会的活动为分组研究、邀请学者讲演、主办定期刊物等。也有的学会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组织的，如有志研究数学、物理学的同学组织了数理学会，每月集会一次交流研究心得，并出版《数理杂志》，刊登研究成果。又如化学系同学组织了化学讲演会，“以练习化学讲演之法，而收观摩之益为旨趣”。并时常邀请中外学者介绍化学的最新理论和成就。这些学会在开展研究及助进本系发展方面都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理科的地质学会（开始称地质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0月，是北大理科中最早建立的一个学会。它在成立“公启”中说，“我们的志愿，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就我们的学力所及提倡地质学，引起社会上对于地质的注意”，同时还要集合群力开展地质调查，一洗过去中国地质调查依赖外人之耻。它开展了许多方面的活动，如征集标本，办了矿石室、图书室；举办学术讲演（成立半年内就举办了六次），组织讨论会；举办地质展览会；制定课程改革计划书，协助建设实验室；出版北大地质丛书，约请王烈、李四光、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等教授编著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专论；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这成为我国地质学方面最早的出版物之一。这个学会当时在校内相当活跃，也是很有成绩的。文科如经济学会发行的半月刊，在当时学生主办刊物中有一定影响。它于1922年12月创刊，以“集思广益、博采兼取”，“求学术之发展”为发刊宗旨，辟有论著、研究、时评、译丛、纪略、讲演、调查等栏目。曾发行过《劳动纪念号》、《马克思纪念号》，李大钊在经济学会讲演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一文，就刊登在《马克思纪念号》上。学会及其刊物还提倡开展社会调查，蔡元培对此极表赞同，他在经济学会的演说中特别提到：“至调查一层，随时随地，均有供我们调查之资料。即如东斋对面之饭馆，亦有足供我人调查者。凡调查经济情况，须先从小处着手，再推及于大事业之组织管理，可免头忙脚乱之弊。调查所得之资料既多，然后参以学理，刊印杂志，我决其必有价值。”1924年7月，该会曾拟定各地生活物价调查计划，请教职员和同学于假期代为调查，准备在半月刊出一期《平民生活号》。

　　此外，还有的是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的学术性社团，如北大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世界语研究会等。师生还经常邀集同人发起各种课余学习和研究性质的团体，如1919年1月，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黄侃等38人发起成立课余俱乐部，以“学余间藉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为宗旨”，由会员捐助购置书报，布置古物和美术品展览，组织诗社、词社等。蔡元培被推举为部长（五月间以校务繁忙辞去）。

　　这一时期北大有的学术性社团，在校内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如1919年1月25日，由马叙伦、陈大齐、杨昌济、胡适以及学生陈钟凡等人发起成立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其宗旨为“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淪启新知”。研究方法为讲演、编辑和调查等项。哲学研究会在介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派学说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曾参加过这个研究会，在会中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其中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

　　又如，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蔡元培在北大，也是在我国提倡有组织、有系统地研究新闻学的一个创举。他深感“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民国以来虽新闻报纸骤增，“唯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于是有了发起新闻学研究团体的想法。1918年7月，蔡元培草拟了团体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简章规定团体名称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确定以“灌输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材”为宗旨。九月间，他又连续几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校长布告》，发起招收会员，得到北大学生的积极响应，短期内即有数十人报名入会。同年10月14日，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蔡元培出席并发表了演说。蔡元培被举为会长，文科教授徐宝璜任主任导师，《京报》社长邵飘萍为兼任导师。会员以北大学生为主，校内外人士均可入会。每星期由导师讲授新闻学两小时。1919年2月19日，该会举行改组大会，修改并通过了新简章，正式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突出了新闻学研究的学理特点。宗旨也修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改组会议。1919年4月20日正式出版了《新闻周刊》，它对一周的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该刊是当时国内唯一传播新闻知识的刊物，仅出了三期，五四运动后停刊。1919年10月16日，新闻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获听讲一年证书的有23人，听讲半年证书的有32人。毛泽东曾参加这个研究会并获得听讲半年证书，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同学……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蔡元培在研究期满式致词中曾指出：“本校之有新闻研究，于中国亦实为第一次。故今兹结束，是可谓中国新闻研究之第一次结束（指结业）。”该会前后存在了约两年时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人事变动，骨干离校，到1920年10月以后就基本上停止了活动。新闻学研究会虽然存在时间不很长，但它在五四前后的许多进步活动，使它成为这一时期有很大影响的著名社团之一。许德珩曾称它“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

　　雄辩会是学生中规模较大的一个社团。它于1917年11月，由原预科研究文法修辞的文学会扩充改组而成的，其宗旨是“修缮辞令，发展思想”。分设国语支部和外国语第一、第二支部，每部又分讲演、著述两科，发行《劝学》杂志。会员均须练习演说和辩论，每半月举行演说和辩论常会一次，每学期开雄辩比赛大会一次。1918年1月27日，该会举行第一次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科学与宗教之消长”，结果是主张科学发达必然导致宗教消亡的一派获胜。蔡元培完全同意这一派的观点。雄辩会活动吸引听众很多，十分活跃。当时北大学生中辩论活动颇为盛行，也很有趣。著名史学家周谷城曾幽默地讲述了那时北大和清华学生校际之间辩论赛的情景：“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们三个北大学生跟清华学校三个学生对辩。辩论三小时。辩论题约好，清华出一个，我们出一个，请蔡先生决定（相约要请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决定）。蔡先生看到我那个题非常高兴，选了我的题：‘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这场辩论，我想，题是我出的，又是蔡先生老人家选下的，这下肯定万无一失，可以得胜。但结果我失败了。当时评判员三人，胡适之为其中之一。辩论二个小时后，请胡适之宣布结果。他先讲了一大堆好话，他说正方（即主张不应有知识阶级）讲的有道理，反方讲的也有道理。但是他宣布我失败了，说反方组织上好一些，正方在这一点上差一些。失败了不算数，就是失败的一方要向胜利的一方握手、言欢。我多难过，那么千多人看着我，我失败了，胡适之宣布我失败了。那时候我以为我这一生的学术活动就完了。青年人有热气，怎么受得了。脸都红了，怕见得人。以后我跟胡适之就闹翻了。”

　　由于蔡元培的热心提倡和身体力行，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师生间问难质疑，互相切磋；著书立说，受到鼓励；学术争辩，各抒己见。胡适在他的几次讲演中，曾盛称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得到和一些学生相互讨论之益。同时在教员以及师生之间的学术讨论中，也有着良好的民主风气。如蔡元培在他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曾以“统摄诸德完成人格”来作为孔子所说的“仁”的定义。青年教员梁漱溟不同意这个见解，认为“仁”只是人们直觉的、情感的本能表现，即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仁也”。他批评蔡元培的定义空洞笼统，“虽然表面上无可非议，然它的价值也只可到无可非议而止”。又如，蔡元培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对《红楼梦》详加考证，称其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一书中，把蔡元培著归于“附会的红学”一类，指责其考证为“笨的猜谜”，“走错了道路”。蔡元培看后则写了《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一文作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在学术观点上，蔡元培和梁漱溟、胡适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并没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民主作风培育了良好的学术研究风气。这时的北大，正如蔡元培所说，成了“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经蔡元培的大力提倡，北大学生中学术研究蔚然成风；一些同学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从事著述，发表见解。如1918年9月，北大经济系学生李亦轩所著《中国币制统一论》一书，“甚为教授所激赏，且怂恿印行之”。蔡元培应其所请为之作序，称赞：“李君此书，有实述以详陈我国币制之现状，有危言以穷其流弊，有刍议以进改良之策。根据学理，胪陈统计，纲举目张，不特足以备当局之参考，即普通人亦不可不一读也。”又如政治系学生萧一山，1920年入北大后，继续致力于清史研究，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丰富的史料，并得到李大钊的指导，完成了专著《清代通史》。李大钊为其撰写的序文中，希望萧氏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有清一代的历史写成中国国民的历史。萧一山在该书初版叙例中表示：“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此盖社会主义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实际生计问题为中心者也。”1923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当时史坛的一件盛事，引起轰动。梁启超称赞他“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应当说，蔡元培这时大力提倡学术研究，培育了北京大学严谨勤奋、致力学术的优良学风。

　　这时蔡元培与教授们也时有学术交往和合作，如1918年夏，蔡元培邀约胡适、沈尹默、刘复等人发起编印一套普及性的“常识丛书”，组织编委会，他亲拟简章，确定以“国语记述切要之学理与事实而次第传布之，使国内外年长失学者，均有补习常识之机会”。这套普及性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其对象和内容分两类：一为普通类，以普通人所必需之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语典，国语文选，古书今译，中外地理、历史，中外风俗记，欧战记事及其他各种科学。一为特别类，专以国外侨工特别必需之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侨工常识，侨工卫生，侨工历史，侨工组织，侨工小说，工会组织，工人经济等。当时参加编委会认编的有：第一国语部（认编者：马裕藻、朱希祖、胡适、刘复、钱玄同、沈尹默）；第二史地部（认编者：马裕藻、朱希祖）；第三物质科学部（认编者：丁绪贤、秦汾）；第四精神科学部（认编者：胡适、蔡元培）；第五艺术部（认编者：李石曾、蔡元培）；第六闲书部（认编者：刘复）；第七侨工部（认编者：李石曾）。这反映了他们之间学术上合作之欢愉，而且这些名家从事学术普及工作也值得称道。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对当时的思想界以至整个社会都起了开创风气的积极影响。吕思勉在《蔡孑民论》一文中曾写道：

　　在他主持北京大学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研究两个字的。不是肤浅的政论，就是学校教本，或者很浅近的参考用书。当这时代，稍谈高深学术，或提倡专门研究，就会被笑为不合时宜。……还记得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蟠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真是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绩。……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与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讲学看是空虚无用，其实风气的转变，必以此为原因。

　　这里，对蔡元培个人作用等的评述，未必精当，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形。应当说，以教育和学术活动改造社会风气，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张，有其值得借鉴和启迪的意义。

　　二、扶植社团 百家争鸣

　　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当时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是相当丰富多彩的；除了上述为数众多的学术性团体外，在师生中还出现了许多具有鲜明政治倾向、反映时代和社会呼声的社团组织。

　　蔡元培积极提倡大学生应当有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要革除科举时代的观念，要“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他曾指出：“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本校提倡消费公社，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项。”蔡元培正是从提高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精神出发，本着思想自由的原则，对这些社团都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当时学校设有学生事业委员会，作为对学生事业的指导机构。其组织大纲规定：“凡大学学生兴办事业，须于未成立前，将其宗旨、办法及职员姓名，函经本委员会审议，转呈校长察核备案。其已兴办之事业，本委员会得依其职权调查或整理之。”1922年3月设立的学生事业委员会，由李大钊任委员长。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五四前夕，校内的和以北大师生为主的革新社团和进步刊物已相继出现。当时在校内和社会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有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社团组织。

　　1918年5月北京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的爱国政治斗争，虽然没有取得直接的结果，但这次斗争促使学生们组织了起来。北大等校学生首先组织了学生爱国会，随后又联络天津、上海、湖南等地学生，联合组成了学生救国会。这个团体在团结全国学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因此受到反动政府的干涉。

　　学生救国会为了加强联系和扩大宣传，决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国民社成员不限于北大师生，但北大学生很多，其中如邓中夏、高尚德、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易克嶷、黄建中、廖书仓、朱一鹗、谢绍敏、李芳、陈宝锷、陈钟凡、周炳琳等，在其中都起了骨干作用，并参加了编辑委员会工作。李大钊对国民社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指导，据许德珩回忆说：“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总顾问，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国民社拥有的群众较广泛，社员曾达到一百八十多人，成员中既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反动政客的段锡朋，这时担任过国民社的评议部部长。

　　国民社于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国民》杂志于1919年1月1日出版。

　　国民社成立和《国民》杂志创办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他曾出席国民社的成立大会，并为《国民》杂志创刊号写了序言。他在序文中对杂志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曰正确”，“二曰纯洁”，“三曰博大”，并要求力避三个弊病：内容无价值；文笔晦涩，编次凌杂；过当言论和卑猥小品。他指出，同学出于爱国之心而筹办刊物，但须知“爱国不可不有热诚；而救国之计画，则必持以冷静之头脑，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则正确之谓也”，“救国者，艰苦之业也”。他列举历史上艰苦创业的事迹，勉励《国民》杂志保持正确的方向和纯洁的内容。他说：“墨翟生勤而死薄，勾践卧薪而尝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断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娱，侈靡之习，而可以言救国者。近来我国杂志，往往一部分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之小说，是一方面欲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愿国民杂志慎勿以无聊之词章充篇幅。”他还勉励杂志要有博大的胸怀，“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最后他说：“国民杂志之酝酿，已历半年，卒底于成，不能不佩社员之毅力。自此以前，尚为一鼓作气之时期。若前数期出版以后，渐渐弛其责无旁贷之决心，则此后之困难，正不弱于酝酿时期。愿社员永永保此朝气，进行不怠，则于诸君唤醒国民之初心始为无负也。”爱护和期待之情溢于言表。

　　国民社在其成立启事中说：“本杂志由学界同志组织而成，抱定左列四大宗旨：（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研究学术；（三）灌输国民常识；（四）提倡国货。”还约请李大钊为指导，邵飘萍、徐悲鸿为顾问。国民社规定凡提供经费者均为社员，因此会员不限校内，但仍以北大学生为主。社员最多时达189人，其中如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陈钟凡、谢绍敏、周炳琳、廖书仓、顾颉刚、段锡朋等都是骨干。《国民》杂志积极关心政治，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色彩。如邓中夏以“大壑”为笔名，每期都为刊物撰述“国内外大事”，并经常发表评论时事的文章。李大钊的重要文章《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就发表在《国民》第一卷第二号上。虽然在五四以前，《国民》还是用文言文发表文章，使它的战斗力有所减弱；但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当时中国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猛烈攻击，明确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归还台湾、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要求，对五四运动的兴起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它的许多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而其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国民社成立后不久，1918年12月3日，北大文科的一部分学生，成立了新潮社。第二年一月出版了《新潮》杂志。

　　新潮社同样得到蔡元培的热情支持。新潮社酝酿的时间较长，早在1917年秋天，新潮社发起人傅斯年、顾颉刚、徐彦之及后来加入的罗家伦、潘家洵等，常在一起闲谈。“他们谈到北京大学的前途时，感觉到自蔡校长主持北大后，学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学府，循此前进，不难成为中国一切新思想、新学术的策源地。做学生的应该办几种杂志，竭心尽力，来宣扬学校的新精神，鼓动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这对于自己的前途也有好处。”罗家伦曾说，创办《新潮》也缘于对《新青年》部分文章的不满，当时他和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等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文学革命，“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但是，当时办刊物的最大难题是缺乏经费。直至翌年秋天，他们才把酝酿中的计划付诸实行，正式向文科学长陈独秀要求学校帮助解决经费问题，陈独秀表示：“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后经蔡元培同意，由学校从每月颇为拮据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为刊物垫付印刷费，发行也由学校出版部兼办。李大钊也给新潮社以积极的支持和帮助。顾颉刚在《回忆新潮社》一文中说：“李大钊曾给过新潮社很多帮助和指导。他虽不公开出面，但经常和社员们联系，并为《新潮》写稿。”李大钊还将红楼图书馆一层二十二号房间拨给新潮社作社址。蔡元培还亲自为《新潮》题写了刊名。新潮社按其组织章程规定：“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得由本社约为社员；非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有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由本社约为社员。”社员大多数是北大学生，也有少数教员和校外人士。主要骨干有傅斯年（主任编辑）、罗家伦（编辑）、徐彦之（主任干事）、毛子水、杨振声、李小峰、康白情等。社员有何思源、谭鸣谦（平山）、俞平伯、顾颉刚、潘家洵、张崧年、郭绍虞、叶圣陶、孙伏园等。刚成立时只有社员27人，到1919年底为37人；以后陆续加入的，也只有朱自清、冯友兰、孙福熙、周作人等几个人。社员人数很少。

　　1919年1月，《新潮》与《国民》同时创刊。新潮社宣布：“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它的英文译名为TheRenaissance，意为“文艺复兴”，以此表明态度。确定刊物应具备的要素为：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辞。它一开始就以“文艺复兴”相标榜，主张“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它与《新青年》相呼应，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新潮》发表的文章和文艺作品，以白话新体为主，使用新式标点。

　　《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它的第一卷第一期发行不到一个月，就接连三版，达一万多份；以后各期也多在15000份左右，这在当时已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了。新潮社除出版《新潮》杂志外，还发行一套定名为《新潮丛书》的文艺丛书。1920年，新潮社还编辑出版了一部《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新潮》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宣传，曾招致旧势力的忌恨。一个安福系国会议员曾向教育部指控《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竟说“此等出版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竟要教育部将其取缔制裁。1919年4月，教育总长傅增湘曾致书蔡元培，指责《新潮》持论逾于学术范围之外，称《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要求遵行轨道，发为言论，“若其以仓卒之议翘于群众，义有未安，辄以滋病，殆有未可”。反对革新进步，畏惧新思想流行。蔡元培当即作书回答，他针对所谓张新说而悖旧谊的指责，用兼容并包的宗旨巧妙地指出：“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琦。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局外人每于大学内情有误会之处，然若持《新潮》、《国故》两相比拟，则知大学中笃念往昔，为匡掖废坠之计者，实亦不弱于外间耆贤也。”同时针对所谓喜为抨击的指责，他说：“至于持论，间有殊于旧贯者，容为外间误会之所集。然苟能守学理范围内之研究，为细密平心之讨论，不涉意气之论，少为逆俗之言，当亦有益而无弊。”为《新潮》作了辩护，保护了这个刊物。

　　《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这个社团受胡适的影响很深，一开始就表现了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和文化思想上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他们对政治斗争始终持冷漠态度；对民族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竟称“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对于新潮社脱离政治的错误，鲁迅曾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以后，新潮社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迅速地向右转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则转而咒骂学生运动，醉心出洋留学，追求个人升官，与当时的进步运动分道扬镳。

　　国民社和新潮社是当时青年学生中有代表性的两大社团，也都颇有影响。《国民》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为主要内容，具有较鲜明的反帝爱国的色彩，《新潮》则以倡言“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而出名，在反对封建文化思想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国民》在李大钊的推动下积极参加关于改造社会的讨论，并开始进行某些社会主义宣传；而《新潮》则在胡适的影响下成了宣传实用主义的阵地。与此同时，这两个刊物的主要成员，也向着不同的两极迅速分化。这反映了五四时期思想战线上的激烈斗争，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发展道路。

　　1919年3月，由邓康（即邓中夏）、廖书仓、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哲学系学生）等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先是一些热心平民教育的同学在校役夜班讲解时事，取得很好的效果，于是酝酿扩大到社会上去。1919年3月7日，邓中夏等14位发起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征集团员的启事。从这个启事中，可以明显看出它是受到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启事如下：

　　盖闻教育之大别有二：一曰以人就学之教育，学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学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讲、刊发出版物是也。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等教育也。学校教育惟饶于资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未足语于平民教育。苟乏术以补救之，则人民智识必大相悬殊，社会上不平之景象必层见迭出，共和国体必根本动摇。补助之术维何？厥曰露天演讲、刊布出版物，亦即所以补助学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顾以吾国平民识字者少，能阅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于少数人，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自非从事演讲不为功。北京大学固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语者也。平民主义之大学，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同人等发起兹团，所以达此者也。同学中热心平民教育者，愿兴起共襄斯举。

　　3月23日，在马神庙第二院校长室召开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大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开始时有团员39人，多是国民社和新潮社的成员，邓中夏、廖书仓被推举为总干事，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朱自清、杨钟健等都是这个团的成员。据许德珩回忆，“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讲演团设在马神庙东口，除讲演外，还设书报阅览室，供人阅览。经费除团员交纳的团费外，还通过募捐的办法筹集，其募捐启事常有“诸君子所费无几，于一般劳苦的兄弟姐妹们受惠实大”这样颇富感染力的话。讲演团规定每学期至少讲演两次以上，否则即为与讲演团脱离关系；并要求轮值时“除婚丧疾病外，不得推诿”。

　　蔡元培是积极提倡普及社会教育的，因而他对平民教育讲演团十分重视，把它作为养成学生服务社会精神的重要途径。他曾说：“平民讲演，用讲演的形式与平民以知识，也是一件好事。”他又说，平民讲演，“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

　　平民教育讲演团多利用假日，到闹市或郊区去讲演。他们曾深入到海淀、长辛店、丰台、卢沟桥、通县等地区，向工农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常利用庙会、集市、游艺场等，打着小旗，敲着小锣，招引群众。开始，由于学生腔大家听不懂，群众不欢迎；后来注意学习群众语言，讲题紧密结合时事，如“青岛交涉失败史”、“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等，群众十分爱听。有一次东便门蟠桃宫举行三天庙会，讲演团连续在这里讲了三天。邓中夏也去讲了两次，题目是“家庭制度”和“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北京大学日刊》曾载文报道了当时的情景：“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据统计，从1921年11月5日至1922年3月27日，除去假期约三个月时间，共讲演了一百零二个讲题。其中有关民主政治的20题（如“法律是保护人民的”、“民国与国民”、“洋车夫与大总统的比较”等），有关科学知识的21题（如“肺痨病”、“刮风的原因”、“铁路的起源和变迁”等），其他还有时事、生活、修养和历史故事等。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从事平民讲演的可贵热情和精神。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实践活动，对促进五四时期北大青年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如1920年冬，已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邓中夏，深入到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这所学校是得到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捐赠开办的。邓中夏总是自觉地同工人打成一片，忘我地工作，“作具体工作的是他，作宣传指导工作的也是他，每天吃两顿窝窝或几个烧饼，用凉水送下，工作忙时，常常蓬头垢面，不加修饰，晚间不能回北京时，则用几条板凳当床铺，摆在学校课堂里睡觉”。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北大进步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精神风貌。

　　1923年北大成立25周年之际，庆典筹备会曾委托讲演团讲行一次“民意测量”。讲演团经过认真准备，出了十多个题目，在学、工、商、政各界征集507人参加测验。提问的问题中有：“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其中国内部分获得票数最多的前三位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陈、蔡在社会上的影响。

　　其他如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等，和北大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李大钊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工作，并担任学会临时编译部主任。北大社团的许多重要成员，如邓中夏、毛泽东、黄日葵、高尚德、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朱自清、杨钟健等都参加了这个学会。学会筹备时定的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1919年7月1日成立时，经李大钊等提议，其宗旨正式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为会员定了四个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五人（全为北大师生）组成。蔡元培曾称少年中国学会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团体。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个学会成员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分化。

　　与上述革新社团相对立的，校内的守旧派也建立了他们的社团组织。1919年1月26日，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发起成立了国故月刊社。成立会是在刘师培家开的，“到教员六人，同学数十人”。月刊总编辑是刘师培、黄侃，特别编辑有陈汉章、马叙伦、康心孚、黄节、林损等八人，编辑由张煊、俞士慎等十人担任；还选出总务主任康心孚，文牍干事罗常培等。其宗旨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规定“凡北大同学有赞成本月刊宗旨者，皆得为本社社员”。3月20日出版了《国故》月刊。他们声称创办月刊是出于“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他们以笃守国粹为己任，攻击新文化的传播是“功利昌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斥道德为虚伪，诋圣贤为国愿，滔滔者皆是也”，极力维护旧文化、旧道德。《国故》上的文章，全用文言旧体写成，不用新式标点。《国故》月刊社是在新旧思潮激战的前夕，为与校内新派团体和革新刊物相对抗而出现的一个守旧社团，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宣扬旧文化、旧道德。但在新思潮澎湃发展的北大，国粹家们已无力招徕看客，《国故》出了四期后就草草收场了。

　　对于国故社，蔡元培本着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在经济上也给予了支持。

　　此外，梁漱溟到北大任教后，他慨于蔡元培、陈独秀等倡导向西方学习，便以打出“研究东方学”的旗号与之抗衡，要在校内组织维护和宣扬孔学的团体。他后来在《我的自学小史》一文中，曾描述了这时的心境，他说：“民国六年，我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之邀入北大教书，其时文科教授有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诸先生。陈先生任文科学长。兹数先生即彼时所谓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1918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日刊》接连几天刊登《征求研究东方学者》的启事，声称：“顾吾校自蔡先生并主讲诸先生皆深味乎欧化，而无味于东方文化，由是倡为东方学者，尚未有闻。漱溟切志出世，不欲为学问之研究，今愿留一二年为研究东方学者发其端。”他所谓的“东方学”，“特指佛陀与孔子之学”，即中国的孔学和印度的佛学。他认为孔子生于中国，佛教源于印度，然其学亦在中国。北大为中国仅有的国立大学，“世之求东方学不于中国而谁求？不于吾校而谁求？”他以振兴孔学为己任，随即在北大哲学研究所开设了“孔子哲学之研究”课程，研究和宣扬孔学，宣称：“往世的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其圆满抑至于不能有加”。不久，招徕了一些旧派人物，在校内组织了“孔子研究会”。

　　除了上述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社团外，学校还有一些互助性的社团，如1918年2月，由胡适和会计课职员郑阳和发起，蔡元培等赞助成立了成美学会，“宗旨在捐集基金以津贴可以成材而无力求学之学生”。蔡元培曾捐赠一百元为基金。至5月间，鉴于北大有相当数量贫苦无力的学生，单纯依靠个人捐赠，力量有限，学校评议会讨论决定“将成美学会收归学校主办，以扩大其效用”。1920年3月，由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了北大教职员会，“宗旨本互助之精神，联络感情交换智识，以辅助大学之发展”。这个团体当时常组织教职员向军阀政府开展索薪斗争，并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中站在进步学生一边。

　　蔡元培还积极提倡学生应具有自治的能力，建立各种自治性的学生组织。这时除有学生会等组织外，还成立了北大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由学生共同集股投资，自己经营，并作为经济商业门学生实习之用。这些学生组织筹建时都得到蔡元培的热情支持。如1918年1月，他同意学生李宏增等的请求，批准成立“消费公社”，通知“法科杂务科筹拨房屋一间，并垫款购置器具”。他自己还认购10股，加以支持，并指示消费公社附设一个商业夜班，招收学校附近商店学徒，授以商业学校的普通知识。

　　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扶植，北大校内社团有如夜空繁星，刊物宛似雨后春笋，各种学说竞相争长。鸢飞鱼跃，生动活泼。这种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百家争鸣的学校。

　　特别应该指出，这种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而且在客观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期间，从国外购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客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集合同志秘密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而对外则以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掩护。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大出现了一批热心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1919年11月，北大经济系学生李泽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发表于《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1920年12月，由李大钊、费觉天、邬祥禔、郭弼藩、梅祖芬等九人发起，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相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会当时提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字宣传：A。编译社会主义丛书，B。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C。发表社会主义论文；2.讲演。”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章程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布，从此，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在北大已从个别的、秘密的状态走向了有组织的、公开的阶段。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何孟宏（即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刘仁静、罗章龙、李骏、杨人杞（即杨东莼）等十九人，秘密酝酿成立了另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招收会员，对外公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公开成立，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据当时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罗章龙回忆：启事“写好以后，由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找蔡元培先生，要他同意把启事刊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我向蔡先生宣传一番我们为什么要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道理，蔡先生看了一下启事和名单，沉默了一会，最后同意给予刊登了。”“尔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拟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先生又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同时还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简短扼要的讲话。”“成立以后，需要活动场所，蔡先生又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蔡先生顶着反对派的压力，从精神到物质上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支持，使我们很激动。这在当时反动派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要是没有蔡先生的支持，这个组织是不能公开活动的。他对待进步事业，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支持、扶植。”

　　罗章龙在回忆中还列举两件事，表明蔡先生对进步学生的爱护和支持，他说：“1922年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去苏联列宁格勒出席东方民族大会，途中在黑龙江满洲里有五六个同学被当地军阀逮捕了。我去找蔡校长，蔡先生马上打电报给东三省的地方行政长官，最后成功地营救了这些学生。另一件事是这样的：1923年6月，我离开北京到上海中共中央常委工作（当时我是中共三届中央委员），随后又奉命出国，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当时，我正是应该参加毕业考试的时候，但不能回国应试。我写信给蔡先生，说明这一情况。蔡先生说，不能回来没关系，将来可以补考。所以我于第二年补考，推迟一年毕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活动时间前后达七八年之久，它对于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实际革命运动，以及促进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研究会规定每星期六晚举行一次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此外，他们还积极设法从国内外搜集、采购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并组建了一个供会员和非会员借阅的藏书室。他们给这个藏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音译）。罗章龙回忆说：“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图书室，它对于在北大以至中国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一定作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设立了一个有三四十人的翻译组，“其中德语有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他们翻译了一定数量的马列原著和社会主义文献。1919年12月，青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他后来回忆当时热心地搜集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的共产主义书籍，特别有三本书“建立起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其中《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的译本尚未公开出版，据罗章龙回忆，毛泽东那时读到的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油印全译本。曾是毛泽东的老师和挚友的黎锦熙在1968年回忆说：“我此次去看他时（指1920年1月4日到北京北长街平民通讯社），主席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长的香案左边是平民通讯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可资佐证。据1922年2月6日《北大日刊》刊载研究会通告提供的材料，它已拥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英文版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劫与资本》等，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中文书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以及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等。在今天的北大图书馆中，还保存有一本1920年9月再版的《共产党宣言》和八本封面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德文共产主义文献。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使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

　　蔡元培认真贯彻他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主张，积极引进和保护各种新思想，这不仅使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能够在北大合法存在和发展，而且在当时北大的课堂、讲坛和刊物上，也可以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特定的条件下，成长起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至于蔡元培本人，则始终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敬意和好感，对其学说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允许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的，这种态度对他来说是一以贯之。后来他在1929年为李季著的《马克思传》写的序文中曾表示：“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1933年3月，他在上海与陶行知、陈望道、黄炎培等百余人领衔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他为此在《申报》发表《缘起》一文，在当时思想箝制、谈“马”有罪的政治环境中，公开表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敬意。他说：“在此短促的五十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想家，为近世科学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他明确反对文化专制主义钳制思想的做法，表示“同人等今基于纯正之研究学术立场上，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会，一以致真挚之敬意于近代伟大之思想家，同时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并打破我国学术界近年来一种思想义和团之堡垒”。这反映了他一贯奉行的思想自由的原则，坚持有研究马克思学说的自由。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毛泽东得以在北大工作并在这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也同蔡元培的支持不无关系。1918年8月，为商谈赴法勤工俭学事，毛泽东、萧瑜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上。到京后，毛泽东改变出国留学的想法，决计留在国内，拟在北大寻一事做。其时，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也曾希望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以为日后打下“可大可久之基”。[20〕据同时来京的萧瑜（子异）因忆：这时他们写信给蔡元培，“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怜悯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高兴，因此他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可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信中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于是经李大钊的安排，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的书记职务，每月月薪八元；具体工作是管理上海《民国日报》、北京《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虽然位卑事琐，但它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的一条名叫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小胡同里，在这七号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