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第八章 以爱国为基调的沟通学校与社会联系的教育思想及其践行

　　蔡元培主张学校要向社会开门，服务于社会，教育应以平民主义为取向。他认为一所大学负有引导社会风气的责任，要站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列，他以自己的行动支持日益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潮，批判阻挠新生事物的旧势力。虽然他不赞成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但在国家危难之时，又义无反顾地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以爱国为基调的沟通学校与社会联系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造就了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使它在我国文化思想和社会进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教育的平民主义取向

　　蔡元培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极为重视人才的培养。他痛切地感到国家的积弱、科学技术的落后，认为“国内学术界觉得人才不足，是无可讳言的”。他投身于教育事业后，就积极倡言平民教育，主张让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培养出各方面的人才。他把培育人才和民主共和事业相联系，深信中国定将人才辈出，科学发达，国运转机。正是从这种信念出发，蔡元培努力推行社会教育，支持开设平民学校，发起勤工俭学，实行男女合校，并且直接创办或经他支持设立了许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而他在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和整顿工作中，同样也贯彻了这种平民教育的思想。

　　原来设在马神庙公主府（现在的景山东街）的北京大学门口，曾挂着一块大匾，仿佛旧衙门的虎头牌一样，使人们望而止步。蔡元培反对那种把大学看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观念和做法，他出任校长后，即让人把匾取走，主张大学“人人都可以进去”。为此，他首先对北京大学原来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使那些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过去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后来也多是由各地衙门推荐选送，绝大多数是缙绅豪富子弟。后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京师大学堂这种“老爷”式的学生嬗继下来，招生也没有严格的制度和标准，所招的学生也多是一些纨绔子弟，并无真才实学。蔡元培则提倡平民教育，坚持不看资格、出身，注重以成绩优劣为标准，使许多有志青年能进入北大。如1917年从暑假开始，北大连续三次招生，凡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报考，择优录取。这不但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大学生的组成，而且由于招收学生质量的提高，对于改变学校的风气，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后来成为北大名教授的杨晦曾深情地回忆说：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了招生制度，他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由于蔡先生坚持平民教育，择优录取的原则，才使许多有志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学。

　　当时招生考试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以1920年在北京、上海两地招收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系学生为例，考试的科目及要求的程度是：一、国文，应试程度须略通中国学术及文章的源流与变迁。二、外文（所报考的语种），要求：（1）曾阅读过数种本语种的文学著作，能列举并批评其内容；（2）能以国语与外国语互译；（3）能用所习的外文作文并无文法上的谬误。三、数学，包括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四、论理学（即逻辑），须了解演绎、归纳的方法及其应用。五、历史，须习过中国通史及西洋通史。六、地理，包括中外人文地理。各科考试皆以六十分为及格，录取各科及格以上的优秀者。当时文、理本科学生，主要由预科毕业生升入，对外只招收少量学生。而每年招收相当数量的预科一年级新生，亦要求有较高的质量。招考时分初试和复试两种。初试包括：国文（解释文义，作文及句读）、外国语（英、法、德、俄四国语种任选一种，要求能翻译，文法正确）、数学（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初试全部及格后，方得参加复试。复试包括：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理化和博物。学校还设有入学试验委员会，负责招生事宜，并由校长从教授中指派出题委员和阅卷委员。经过改革后的考试制度，比过去完善；实行了严格的考试和择优录取的办法，这对于打破大学被权势者所垄断的局面，使出身贫寒而具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得以深造，是有很大作用的。

　　蔡元培不仅注重培育人才，而且看到在中国努力多出人才、早出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北大，他除了改革招生制度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听讲的除正式学生外，还可以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这种旁听生制度，也体现了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当时学校旁听生章程规定：“旁听生得依其志愿，于各系中选听愿习之功课。”他们不必专习某一学科，也不规定修业年限，在旁听生审查标准上只要“有最小限度之学力”，“经关系学科教员面试认为确有听讲学力”的，均可入学旁听，与正式学生有同样的听课机会，但学校不发给毕业证书。选科生是指选修一定科目的非正式学生，其所选功课试验合格后，由各科发给修业证书；选科生如各种应有之试验均达到及格者，亦可发给毕业证书。1919年，因学校在本科生中实行选科制，为避免名称的混乱，在这一年修订的旁听生章程中，取消了选科生名称，统一称为旁听生。修订后的章程规定：“本科各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旁听生得依其志愿，于各系中选听愿习之功课。”入学时须将所经历之学校及平时所研究之学业填具志愿书，“经本校教授主任会审查合格后，应缴纳全年学费，领取旁听证方准其听讲”。并规定：“旁听生按正科生所需要，听满应习之单位，并随同考试及格者，得请将预科所有功课补行考试，及格后改称正科生，一律给与毕业文凭。”那时曾把这种做法称为“人人可以自由听讲”。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旁听生中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一制度对于改变过去大学生大多数是出身于地主、官僚和富商家庭的状况，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一制度的实行，京津以至远近省份的知识青年来北大听讲学习的很多，他们环绕在汉花园、北河沿一带居住，利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进行攻读，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这些旁听生在某些方面还可与正规生享受同等待遇，如1922年克兰夫人在北大设立的奖励女生学额，就规定旁听生可同样获得此项奖励名额，但需习本科生科目。该年旁听女生刘莆芳因符合条件，获得一个名额。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者和失业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听某教授的课，或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溜”进来的旁听生一样不被歧视，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讲堂上听课；教室里人坐满了，他们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门口，照样饶有兴趣地听讲。当时每门课多发有讲义，这些讲义或是放在图书馆里，或是放在教室门口，他们同样可以取用。这种旁听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革命者或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人才。如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沈雁冰、沈从文、曹靖华等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曹靖华后来曾回忆说：蔡先生“在北大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最值得纪念的。他长北大时，社会上的各行吝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了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是蔡先生的学生。当时我因交不起学费，而去北大作为旁听生学习俄语的……要是没有蔡先生的首倡，我们这班青年是无法进北大的，也就无法学习文化知识的。当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等青年也是这里的旁听生。蔡先生创造条件，鼓励青年学习文化知识，培养和扶植了一代青年，这个贡献是伟大的。”这种旁听生制度除了有助于使更多的人得到深造的机会外，同时也在客观上为职业革命家提供了方便条件，后来有不少共产党人就是以北大旁听生的身份做掩护，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的。此外，蔡元培还为华侨学生开办特别补习班，使他们能够顺利升入本科，让更多的华侨子弟有机会到北大学习。

　　蔡元培曾这样解释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他在校内创办校役夜班，“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他积极支持学生创设平民夜校，使“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1918年1月，有部分学生联名向蔡元培写信反映，第一宿舍丙字号工友何以庄勤于职守，业余好学，文理通达，只因家中贫寒而废学，建议校长量才拨用。蔡元培很重视同学的建议，为不埋没何之所长，立即把他调到文科教务处担任缮写工作，并酌增其月薪。蔡元培在给同学的复信中，除充分反映他爱惜人才、鼓励好学上进的精神外，还提出了筹办校役夜班的计划。信的全文是：

　　来函及何以庄所作三篇，均悉。昔郭林宗于旅舍中躬自扫除；美国大学生间有于晨间执洒扫之役，或午晚间为人侍膳旁；日本大学生有于课余散报纸或拉人力车者。为贫而役，本非可耻。一校之中，职员与仆役，同是作工，并无贵贱之别。（法国教育家多人工会，东方人或以任教育事业者至等于官吏，误也。）不过所任有难易，故工赀有厚薄耳。惟何以庄既文理清通，不可没其所长，已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缮写之务，酌增月给，借以励其为好学之诚，而欢成诸君之美意。且本校对于校役，本有开设夜班之计画。他日刻期开课，尚须请诸君及其他寄宿舍诸君分门教授，必为诸君所赞成。因何以庄事而联想及之，并以闻。

　　蔡元培为筹办校役夜班，亲自筹划班次，招聘教员。为此，从3月18日起，连续六天在《北大日刊》上刊登《校长告白》，函告全校同学。全校共设十班，分为甲、乙两组，每组授业三晚；每班教员六人，共60人。他希望同学“各以所长，分任教科”。同学们积极响应，一周中即有三十多人报名任教，有的教职员也参加。3月27日，蔡元培在校长室主持召开校役夜班教员会，到会夜班教员57人。会议议决：在景山东街及北河沿两处校舍各设夜班教务处一所；教学分为国文与修身、算术与理科以及外国语三部，每部推举一位主任；凡本校校役一律入班学习；国文教学用白话体，修身用讲演体，算术除笔算外兼习珠算；外国语于英、法、德及世界语中任选一种，为选修课。随后，组成了各门教授会并推选了主任：国文教授会，主任为康白情；修身教授会，主任为高月彩；算学教授会，主任为梅廷献；理科教授会，主任为罗加伦；外国语教授会，主任为李四杰。

　　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积极倡议下，北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办。这在北大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那一天全校工友二百三十多人，均身着长衣，胸佩花朵，齐集文科第一教室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亲自到会并发表演说。他强调“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责任。故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也”。他认为夜校的好处，有益于现在的工作，有益于他种职业之预备，“若就性之所近，力求进步，亦未尝不可成为学者，为乡村学校教师”。当时校役夜班开设有：修身、国文、算术和理科四门必修课，并由学员于英、德、法语和世界语中任选一种作为外语课。夜班除教务主任由各教授会公举一人外，教员全部由学生义务担任。许多同学都很热心这项工作，除认真授课外，还发起募捐，为学员购买书籍。许多教职员都热心捐助，如李大钊曾捐助票银三元。校役夜班共办了两年多时间。

　　1920年，在蔡元培的积极赞助下，由学生会教育股创办了平民夜校，实行男女合校，招收了350个学生，其中男生240人，女生110人；年龄最长者38岁，最小的6岁，主要是学校附近的平民子弟。1月18日在法科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到会者有七八百人。蔡元培、陈独秀都以来宾身份参加，并相继发表了演说。蔡元培在他热情洋溢的演说中说：“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从前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牌，写着‘学堂重地，闲人免入’，以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现在这块牌已经取去了。”他认为校役夜班的开办，是北京大学改变的第一步，“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他希望有更多的平民子弟进入平民夜校。

　　蔡元培把平民学校作为普及教育，使平民有到大学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是作为沟通学校与社会的一个渠道，大学生为社会服务的一项重要措施，而积极提倡。他的这一主张，得到许多学生的响应，如1921年4月，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研究社，以研究平民教育为职志。他们还以北大学生会名义，积极筹办第二平民学校。

　　平民夜校从管理到教学工作，都由北大学生义务担任。他们学习蔡元培勇于革新的精神，努力采用新法进行平民教育。平民夜校经过逐步完善，开办了高小班、国民班和特别班。特别班分甲（相当初中前三学期）、乙（相当初中后三学期）两部，学生多来自中学，具课外补课性质。高小、国民两班程度与普通小学相等，学生多为贫民及其子弟无力升学者，教学目的在于使他们能直接应用，不再作为他们升学的预备，因而教材偏重于地理、历史、国语、常识及算术计算法。学生实行分科制，不受年级的限制，即某科程度达某年级时就在该年级上课；同一学生不同课程可在不同年级，而以重要课程在最低一级代表其年级。规定教学以“启发”为原则，以“谈话”为方式，打破“注入式”，取消“讲演式”。教务处组织学生读书方法指导团，随时随地加以指导，并定期举行读书法的演讲。教员还轮流于每星期日下午率学生参观、游览、游戏或交谈，使学生在“人格化”、“自然化”、“艺术化”中得到学问。此外，规定每星期由教务处报告时事一次，以引起学生读报的兴趣；每星期六晚举行修身谈话会，每星期日上午请人讲演。学校还分设教务、行政、体育、训育、学生等委员会，以全体教职员会议为立法机构。规定教职员连续两星期不到校视事者辞职，学生连续三日不到校上课者除名。夜校经费由北大每月津贴四十元（包括学生书籍费），不敷部分，组织学生半工半读，通过贩卖实物等取得。平民夜校工作也得到北大教职员的热情支持，鲁迅曾向平民夜校赠送了《热风》、《出了象牙之塔》、《呐喊》等书籍。

　　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张，体现了他一贯的民主政治的理想，是他民主教育思想的精华。他不仅在北大开办校役夜班、平民夜校，直接为校内和学校附近的工人贫民提供学习的机会，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些措施作为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步骤，以实现接受大学教育“人人都是平等的”理想。诚然，他的平民教育主张，还是属于义务教育或社会教育的性质，但这在当时是具有开创风气意义的。当时的北京大学，“就在这样有意地改造环境之下，渐渐养成了全校平等的气氛，使得教职员、学生、校工们无形中趋于亲密团结”。正因为这样，蔡元培获得了师生和全校工友的衷心爱戴。1921年1月，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病逝。当时蔡元培正在法国考察教育，国内同人为他的夫人举行了追悼会，北大全体工友送了一幅挽联，写道：“办学堂实行男女平权，愿天下妇人们共看模范；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文字朴素，感情真挚，表达了工友们对蔡元培的崇敬之情。

　　当然，蔡元培在北大主张平民教育，主要还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有条件的市民阶层争得平等教育的地位。而他的普及平民教育的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是无法实现的。不过应该看到，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张虽是和他把教育看作匡正救危之道的思想相关联，但由于他对欧美各国社会有过实际的考察，因而对近代教育上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有一定的认识。他曾说：“各国教育之实况，城市教育每较乡村教育为优。男子教育较女子教育为完美。又一国中含有异民族者，则往往欲以一民族同化其他民族，而不许以其本民族语言施其教育。如俄国之于芬兰人，德国之于波兰人，日本之于朝鲜人是也。是皆教育上之最不平等者也。”他进而认为造成这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贫富不平等，如欧美各国“其高等教育往往学费甚昂，其素封之家不能使其子弟受此等教育。于是高等教育遂为资本家所专有”。应该说，这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造成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沟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就是要通过这些活动，培育学生消除人我界限，增进同学间的感情和团体凝聚力，养成关心和服务他人与社会的公德。他反对旧时代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哲学，不赞成过去多数学生“纯守一种独善其身的主义”。他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和正当的课外活动，增进同学间与师生间的情感和相互了解。蔡元培很重视这方面的养成教育，1918年7月，北大部分学生组织西山旅行队，他利用这个机会专门发启事，请参加的同学按提的问题介绍自己的生活经历，沟通彼此的感情，增进友谊。这虽是件小事，却很能体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而且他提的问题也颇有兴味，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也富有启迪意义。启事全文如下：

　　同在一校，觌面或不相识；或相识矣，而不能知其从前之阅历与现在之状况，虽相识如未识也。在山诸君，人数无多，询问较便，爰提出左列诸问题，请逐条作答，无者阙之，随时送鄙人处。俟集有成数，鄙人亦当为诸君述一生之所经历，以增进彼此相识之程度焉。

　　（一）姓名字号 起名之义。如以一字为兄弟行所公用者，又偏旁或有取义等。字为尊长所命与？抑自命与？别号何义？以有字、号为善乎？抑以省之为善与？

　　（二）乡里 何省？何县？城与？乡与？故乡风景与北京比较何如？与西山比较何如？故乡人情风俗与北京比较何如？

　　（三）亲属 家世有何特点？父、母俱存与？品性如何？营何职业？兄、弟、姊、妹几人？年各若干岁？在何等学校？或任何等职务？已婚娶与？有子、女若干人？几岁？已订婚与？未婚妻是否在学校？未订婚与？所希望之婚配如何？赞成独身主义者与？

　　（四）品性 刚与？柔与？敏捷与？精细与？有何等嗜好？有不善之念、能自知之而自制之与？善善之念与恶恶之念，孰为偏胜？常以何事为消遣？

　　（五）学业 从前所受之教育如何？性所最近者为何种“科学”？平日所最苦者为何种“科学”？毕业后愿任何种职业？

　　（六）经济 家境如何？现在一年之费，皆家中所供给与？毕业以后，有自费游学或留京研究之能力与？现在一年之费，作如何分配？

　　（七）对于本校之关系 对于本校不满足之感何在？教员中所最佩服者何人？同学中所最亲善者何人？以何故而亲善之与？人何种会？

　　（八）入山以来之状况 卫生上、美学上之感想如何？每日之进程如何？于音乐、绘画及其他运动，以何者为最有兴会？

　　应当说这是一份很全面、细密的学生情况调查，对于增进相互间的友谊和了解都大有裨益。在这次调查活动中，蔡元培还表示：俟学生的答卷“集有成数，鄙人亦当为诸君述一生所经历”。他的心同学生是相通的，这份细致入微的调查表充分体现了蔡元培对青年学生的关爱、期望和循循善诱的精神。作为一所著名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他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此外，蔡元培还针对北大过去存在的“精神既不贯注，形势全同散沙”的缺憾，发起由在校生和毕业同学共同组织的同学会，以求得联络感情、提携事业、改进校务和服务社会的作用。蔡元培还十分重视通过服务社会的途径，增进同学间的感情，培育团体互助精神。他提倡平民教育就含有这方面的深意。他特别称道学生经过五四运动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他说：“五四运动而后，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知道单是自己好，单雇自己有学问有思想不行，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达到，非将学问思想推及于自己以外的人不可。于是同志之连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实是五四以后学生界的一个新觉悟。”

　　二、学校要站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列

　　1.“白话派一定占优胜”

　　蔡元培主持北大进行革新之际，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文化的发端时期。这时，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旧思想，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潮，这在当时对北大，对整个文化思想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蔡元培曾是清朝名翰林，旧学根底很好。他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壬辰科主考官翁同龢曾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他青年时能为骈体文，喜用古字，文章古奥，“常人几不能读”。但他思想新颖，追求进步，反对专己守残。他在清末办学时，就开始提倡新思想，支持新派教员，并因此遭到旧派的攻击和排挤。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他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按照现代生存的需要，来重新估定其价值。他认为“处今之世而无变古之俗，殆矣”。他在1902年曾编选《文变》一书，他在序文中说道：“先儒有言，‘文以载道’。道不变也；而见道之识，随世界之进化而屡变；则载道之言，与夫载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随之而变。”对于自唐以来纂录、评选的古文典籍，他认为：“自今日观之，其所谓体格，所谓义法，纠缠束缚，徒便摹拟，而不适于发挥新思想之用；其所载之道，亦不免有迂谬窒塞，贻读者以麻木脑筋，风痹手足之效者焉。先入为主，流弊何已！”这里，蔡元培不仅认为载道之识之法，应随社会进步而变化，而且对所载之道，也有所否定，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卓越的见识。

　　1915年9月，由陈独秀编辑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一开始就举起了民主主义的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其时，蔡元培正在法国从事著译，直至1916年底回国；从当时的情况判断，他在这段时间还不可能在国外看到这本杂志。现有的材料说明，蔡元培最早接触《新青年》，是在他回国以后。当时他对北大的改革是以文科为重点的，而他所以聘请陈独秀负主持文科的重任，除了因友人的介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因翻阅《新青年》而决定聘请，这说明了他对这个刊物的欣赏和支持。他还建议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学校来办”。1917年11月，《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由上海迁至北京。直至1920年9月复返上海出版，《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完全结合起来了。自1918年1月起，经蔡元培引进的北大新派教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参加到编辑部中来。鲁迅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从这一年起，《新青年》也全部用白话文发表文章，并且宣布原来的“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从此，北大文科中的新派教员，在五四时期就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向封建文化思想发起猛烈攻击，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新青年》杂志也由于编辑力量的大大加强，又有蔡元培这样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人物的支持和北京大学作为后盾，其声誉和影响也大大加强了。《新青年》创刊时，每期只印一千份，销售量不大，而这时销量大增，最高额达一万五六千份。显然，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和蔡元培的提倡和培育分不开的。

　　蔡元培对《新青年》始终是关心和支持的。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就曾以记者的名义，刊登了《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等报道。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洪水与猛兽》等重要文章，也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五四前夕，《新青年》同人又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个周刊在北大创立，同样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和北大关系也十分密切。它主要刊登介绍和评论国内外形势的、短小精悍的文章，它和《新青年》一起，在五四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蔡元培在他的晚年，仍然对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怀念不已，仍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34年6月，他在《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认为《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以文学革命为出发点，以科学和民治（民主）为归宿点，它所提倡的语体文、语体诗等，“都是以现代的人说现代的话，打破摹仿盲从的旧习”，具有“民族思想解放的特征”；认为《新青年》盛行，五四运动勃发，在当时“轩然起一大波，其波动至今未已”。1935年8月，他为亚东图书馆及求益书社的《新青年》重印本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嘉也。”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青年》创刊后，大力宣传民主自由，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针对当时严重泛滥的尊孔复古逆流，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很快地指向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敌——被历代封建帝王所渲染的孔教。虽然蔡元培批孔的立言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那么激烈，但态度是鲜明的。早在民国元年任教育总长时，他在教育宗旨上，就取消了清朝学部规定的忠君与尊孔；后又在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当时会议曾对这个提案进行了热烈辩论，许多人认为如此激烈主张必引起社会风波，最后采取调和的办法，即在学校规程中对此不作任何规定，使其自然消失。这个提案虽然没有通过，而蔡元培却因此受到旧势力的指责。1916年他从欧洲回国后，在各地发表的讲演中，又批判了复古派要以孔教为国教的谬论。12月11日，他在江苏省教育会的演说词中，“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说”，在说到中国自古以来轻视农、工、商，“而士独尊”的原因时，表示：“吾不得不犯众怒，归咎于人人尊崇的孔子。”12月26日，信教自由会在北京中央公园开会，讨论国教问题，蔡元培应邀到会发表演说，他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宗教的起源，表达了扫除封建迷信和愚昧的观念。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是关于教育、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学说，孔子与宗派自划界限，从不言鬼神事，曾自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特别指出：“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谈。”“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亦不成名词，然则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驳斥了那些“今日尊孔之徒”。他痛感中国长期封建专制思想统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1919年1月致黄郛信中就指出：“吾国承秦始皇、汉武帝以来之习惯，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纷争，社会百业之停滞，无不由此。骛新与笃旧，学理与职业，干涉与放任，在教育界断断然相持不决者，不知凡几。”1919年3月，蔡元培在题为《科学之修养》的讲演中，又进一步用发展的观点，批判了复古派把古代典籍奉为万古不变之教条的错误观点。他说：“乃若古圣先贤之格言嘉训，虽属人造，要亦不外由时代经验归纳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随时代之变迁而异其内容。吾人今日所见为嘉言懿行者，在日后或成故纸；欲求其能常系人之信仰，实不可能。”这对于人们打破封建教条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反对“尊孔”的先驱者之一。他同陈独秀等《新青年》编者是完全一致的，从而有力地捍卫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他后来曾说：“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

　　蔡元培也是近代科学的热心提倡者。他青年时期就怀有科学救国的思想，期望科学发达，国家富强。他在清朝翰林院供职时，就披阅过诸如《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入门》、《电学问答》、《化学启蒙初阶》、《光学量力器图说》和《井矿工程开煤要法》等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方面的书籍。后来他考察了欧美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认为“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他强调科学是社会进步的杠杆，认为中国要发展新文化，就必须特别注意科学的发展。他到北大的第一次演说就要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鼓励学生组织学会，深入研究高深学问。在学系和课程建设上，他也十分注意突出自然科学的地位。他希望青年学生立志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蔡元培还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大力支持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1914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秉志等，在国外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为国内介绍科学知识，联络人才，求中国科学之发达。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得到蔡元培的热情鼓励。他出任北大校长后，专门从学校编辑处每月拨款200元给科学社，津贴印刷该社出版的《科学》杂志。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并为建立机构开展募集基金，蔡元培为此起草了《中国科学社征集基金启》，大声疾呼说：“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忧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邀聘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北大化学系教授。由于蔡元培对中国科学社的全力支持，他被该社选为“特社员”，并推举为董事长。在蔡元培的大力提倡下，北京大学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蔡元培到北大后不久，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即开始兴起。他对这场旨在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改革的新文学运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他对新派人物提倡写白话文，反对僵死的文言文的主张，十分赞同。他早在清朝编辑《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时，就采用文言和白话兼用的办法，撰写社评。1918年2月，在蔡元培发起下，北京大学成立了由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负责的歌谣征集处。征集的民歌民谣陆续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并出版《歌谣周刊》和《歌谣丛书》。文科研究所也开设研究民间文学的专题。这些都促进了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发展。

　　蔡元培认为中国的文言同欧洲的拉丁文一样，是一种已经过时了的文字。他在1919年一次题为“国文之将来”的讲演中曾指出：“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他讥讽道：“我们偶然看见几个留学外国的人，写给本国人的信，都用外国文，觉得很好笑。要是写给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话，不觉得好笑吗？”他还从文字大众化、普及教育的角度，论证了文言文的局限性。他说：“从前学国文的人，是少数的，他们的境遇，和普通人不同，就多费一点时间，还不要紧；现在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那能都费这许多时间呢？”同时，他又从发展科学的需要，说明推广白话文的必要性。他说：“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从六岁起，到二十岁，读的写的都是古人的话，所以学得很象。现在应用的科学很多了，要不是把学国文的时间腾出来，怎样来得及呢？”

　　蔡元培从历史的发展肯定了白话文的价值，指明白话代替文言的必然趋势，他写道：

　　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即如我们中国的司马迁，是人很崇拜的，假使现在有一个司马迁，人就佩服的了不得；可是他作《史记》，不抄袭《尚书》，《尚书》上‘钦’字他改作‘敬’，‘克’字他作‘能’，又改了他的词调。因为他写《史记》是给当时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改作当时的白话。后来如程朱陆王的语录，完全用白话，不像杨雄模仿《论语》的样子。因为白话实在能够发表他自己正确的意见。又如后来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模仿唐人小说，可是他的价值是不错。所以我们现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写那种图案的文章，凡是记述说明必要用白话才对。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

　　虽然蔡元培认为将来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但肯定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而且“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1936年他在南京北大同学聚餐会上叙述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时，就把提倡变更文体，兼用白话，作为整顿学校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说：当时北大教授中，既有提倡白话文学，也有极端维护文言的，“我却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曾声明，作美术文，用文言未尝不好”。这表明蔡元培对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同时也是对新派必定战胜旧派充满了信心。

　　更有意义的是，蔡元培还把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同政治上的改革要求联系起来考察。他在后来追述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功绩时，曾提出：“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在他看来，文学的革新——新文学的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有利于社会改革的进行。这就是说，他把文学看作是传导思想的工具，那么，它所反映的就应该是时代的要求、大众的呼声。这确是表现了蔡元培的进步的文学观。他正是从这点出发，支持并推广白话文。这不仅对文学革命，而且对推广新教育，都是很有意义的。他接着在转述《新青年》编者提倡白话文的努力时，表达了当时他自己的鲜明态度，他说：

　　钱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陈独秀书》，有云：“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张的“废灭汉文”虽不易实现，而先废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独秀的书，就说：“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的先生们，若是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

　　同时，蔡元培还认为白话文和平民教育所以能够得到较快发展，是学生经过五四运动获得的一种新觉悟的表现。他认为五四运动的胜利，是全国中学以上学生80天的奋斗（5月4日至7月23日）与北京、上海等都市商工界罢工、罢市的援助取得的，“所以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感于商工界援助之有力，而悟普及常识的需要；于是一方面大学生多于课余办校役夜班及平民学校；一方面促进语体文之发展，出版书籍及杂志，较前踊跃。”如蔡元培任董事长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3年开年会时，曾决议发展社会教育，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普遍推广白话文，要求不但杂志、报章、小说等皆用白话，而且一切优美的文学作品及哲学社会科学等亦用白话文。可见这时白话文已相当普遍地得到推广。应当说，以白话文作为新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有重大意义的。白话文经胡适、陈独秀等的倡导，又得到蔡元培的积极支持，在已成熟了的社会和思想条件下，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文学内容的改革是文学革命的主导方面。鲁迅于1918年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现实主义作品，则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蔡元培十分赞同文学革命。他在北大提倡歌谣研究，开设被封建文人排斥的小说、词曲、戏剧等课程，不但向大学生讲授，而且作为文科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开创了重视民间通俗文学的新风气。他尤为推重鲁迅的革命文学，曾把这一时期鲁迅的文学创作称之为“新文学开山”。关于蔡元培对鲁迅的敬重以及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郭沫若曾说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蔡元培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倡导者。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同他在校内进行的革新密切相关的。诚然，蔡元培不属于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战士，但他却是这支新文化大军不可少的竭诚保护者。五四前夕，当军阀政府对蔡元培施行政治压力和恐吓时，曾有人劝他辞退陈独秀，约束胡适，以缓和空气。蔡元培毅然回答：“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陈、胡等毫不相干。”在校内，他对陈独秀也一向是采取维护和支持态度的。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这引起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惧和仇视，他们公开下令严防、查禁“过激主义之鼓吹”，大肆污蔑新思想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企图采取强制手段来抑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1920年4月，蔡元培在《新青年》发表了《洪水与猛兽》一文。他在文中反其道而用之，指出：“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他愤怒地指出：“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他以鲧和禹治水的不同方法为喻，认为“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他认为中国现在是处在洪水与猛兽竞争的状态，他期望猛兽驯伏、洪水疏导畅通、国家安定太平的新局面早日出现。

　　2.“劳工神圣”

　　1917年10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显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伟大革命创造力。这个事实，帮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改变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他们从这一历史变动中看到中国革命可以依靠的真正力量。北大第一个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李大钊在这时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一系列的文章中，已开始指出依靠工农群众来改变中国社会现状这一崭新的革命道路。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的勃起，也振奋了许多民主主义革命家，影响了一般知识分子，使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力量产生了新的认识。蔡元培在这时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即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德国而告终。当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城“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万种欢愉声中，第一欢愉之声，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称呼石头牌坊）已经拆毁了”。军阀政府也趁机夸耀武功，大肆渲染。北京各学校于14日至16日，连续放假三天，庆祝所谓协约国的胜利。这时蔡元培极为兴奋，他在北京市民庆祝胜利大会之后，又以北大名义于15、16日在天安门外举行了两天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大会。十天之后，北大又在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举行了连续三天（28日至30日）的讲演大会。蔡元培作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劳工神圣”的两次讲演。在他的邀约下，北大教授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陈启修、王建祖、马寅初、李石曾、徐宝璜以及学生代表江绍原、廖书仓等，也作了讲演。蔡元培把这次对民众的讲演活动，称为“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在这些讲演中，对于这场战争的原因和性质，李大钊给予了透彻的分析，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他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开创的“新纪元”。但当时多数讲演者还是受了美英帝国主义宣传的影响，误认为英、美、法等协约国是主持“公理”、“正义”的，把协约国击败德国，看作“公理”战胜了“强权”。他们幻想依靠英、美、法帝国主义，实现战后的持久和平。蔡元培也不例外。他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讲演中认为：“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的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这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还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新的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是深刻的。蔡元培在16日的讲演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劳工神圣”的演说。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他满怀激情地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他鄙夷、憎恶那些不劳而食、祸国殃民的寄生虫，告诉人们：“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诚然，蔡元培在这里所说的“劳工”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科学概念，是泛指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并不是专指工人阶级。但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般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新认识。所以，“劳工神圣”口号一经蔡元培喊出后，很快就在北大和整个知识界流传开来，成为青年学生和许多报刊的时髦用语。正如后来有人指出的，蔡元培的一篇演说，“居然把‘劳工神圣’底标语，深印在觉悟者的脑筋中”，这是因为他“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

　　这里应当指出，这时蔡元培所指的劳工虽然还不是一个确切的科学概念，但他的凡“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所谓之劳工”的看法，却的确很有见地。还在1917年7月，他曾草拟过一份《教育工会宣言书》，在这份宣言中，就认为中国传统中的“士”是多歧义的，“如旧学以居位曰士，或曰以才智用者谓之士，皆以士者为仕之预备也者”。他认为这些“凡自命为士者，悉借以为弋取功名之具。其有益与人与否，非所闻也。若是者，不特无关于教育，而亦不得谓之工”。他甚至认为像孔、孟这样从事教育的人，虽可称为教育家，但因其本意在得位行道，“以政治家自见，既不见用，不得已而言教者，犹且自居于宾师之位，以大人之学自命，而鄙农圃为小人”，认为这也不能称之为工。只有“吾侪所谓教育，则即认为专门工业之一种，习之有素，持之有恒，量所任之职务以取其所需，与其他之工业同例。故吾侪不谓之士，而谓之教育工”。蔡元培感于工业发达国家各专业有工会，以为互助；一国有总工会，“以抗资本家若政治家之压制，而申其自由权”；且有国际总工会，“以为人道主义之保障，而渐达于理想之世界”。因而他发起组织教育工会，希望通过它的发展，“以促各工会之成立，以集合为总工会，而参加于国际工会。”由此可见，他对国际工人运动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对组织工会意义的认识，也很具时代性。从思想渊源看，他在这时喊出“劳工神圣”口号，要人们“认识劳工的价值”，也不是偶然的。

　　虽然蔡元培这时提出的“劳工神圣”还仅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但它却在客观上有利于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而他本人也在“平民教育”的主张下，赞助青年学生走出校门去为劳苦大众服务。1919年3月，北大学生邓中夏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接近工农群众。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时的成员虽还比较复杂，讲演的内容也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范围，但后来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20年冬，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款，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元旦，学校正式开学。邓中夏每周来讲课两次，几位北大学生被派作学校的常驻教员。他们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工人运动。这些都显示了北大进步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趋向。

　　五四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深入传播的同时，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也应运而生。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劳工神圣”的声浪日益高涨，特别是六三运动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表现，使他们重视劳动问题，甚至产生了化为工人一分子的念头。“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声浪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这反映了五四时期一代青年的追求。这种情形，自然地使他们对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开始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并转而向往社会主义。但当时思想界正呈现百家纷纭、竞相争长的局面，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外，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泛爱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等等，也都被当作“社会主义”而加以接受。这些思潮在北大校内都曾一度流行过。在这种思潮影响下，1919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主要负责人王光祈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提倡“城市中的新生活”。它一发起，便收到“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也都表示支持，并同他们一起，作为发起人联名募捐。是年冬，工读互助团就成立了三个组（后又增为四组），主要成员是北大的学生和旁听生，一些组也环绕在沙滩北大学生住宿区附近。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而主要倡议者的目的则“不是救济苦学生，是在创造新社会”。即要通过这种小团体实现大联合，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工读互助团的主要工作为办素菜食堂、制作工艺、洗衣和放映电影等，其手工产品如毛巾、袜子等都以“工读”的商标出售。规定团员每日作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生活、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书籍归团体公有。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认为：“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编织了一个美妙的“新社会”的幻景。

　　蔡元培对工读互助团的出现是十分欣喜并热心支持的。1920年1月1日，他发表了《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一文，加以介绍；1月15日，又应邀在少年中国学会作了题为“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的讲演。他认为工学互助团（蔡提议改“读”字为“学”字，故称工学互助团）有四个优点：（1）所作都是小工，可以自由支配，不必仰仗工厂；（2）每人每日作工四小时，有许多时间可以求学；（3）设在学校附近，可以到校听讲，不能到校的，专请教员来讲；（4）收入的、消费的，都由团体支配，各人于工作求学外，不必分心。全凭自己的力量，用极少经费，极简单的方法，可以尽作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他呼吁：全国的苦学生，都在各地方组织起来；全国作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达到工余求学的目的；全国有力量的人，都来助成学生、工人组织这种团体。他同样也对工读互助运动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说：“工学互助团是从小团体脚踏实地的做起。要是这种小团体一处一处的布满了，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要是感动了全国各团体都照这样做起来，全中国的最重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问题也统统解决了，这岂不是最大的希望么？”自然，美好的愿望是不能代替现实的，这种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蔡元培的这个希望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应该说，这也反映了他思想局限性的一面。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建立，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广泛反响，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群起仿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参观了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但他对这种组织的前景表示了担心：“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归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新式空想的“世外桃源”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工读互助团实行了几个月，便因经营不善难以维持和团员间的思想分歧而迅速解体了。这件事，反映了北大等青年学生为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所作的可贵的努力，是值得称颂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这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迅速破产，却为确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开辟了道路。

　　1920年五一劳动节，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第一次举行了纪念活动。这一天，由李大钊亲自主持在第二院召开了五一纪念会，参加的有校役夜班工友和学生500多人。会上散发了传单，阐述为什么要纪念五一节。传单写道：“希望诸位常常纪念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同时，北大何孟雄等八个工读互助团的团员，在北京城内第一次发起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他们出动了两辆汽车，车上插着书有“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等字样的红旗，沿街散发了几千张《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写道：“今天是世界劳动者争得八小时的纪念日，我们应该快快起来休业一天，大大庆祝一下才是。从今以后，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军人、道士、和尚、盗贼、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驱逐净尽。吾们要把田园工厂以及一切生产机关收回，自己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剥夺了去！”结果何孟雄等八人被警察拘捕。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纪念劳动节专号》，刊登有高尚德的《“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等文章，还有“劳工神圣”、“劳动者的胜利”、“资本家的末路”等四幅漫画插图。《新青年》第7卷第6号也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等文章，该号扉页还刊载了蔡元培题写的“劳工神圣”四个大字。平民教育讲演团也分五组到街头讲演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和意义，讲题有“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呢？”等等。这次活动，成为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2年，北京大学开始规定五一劳动节放假，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发出布告：“本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经校务讨论会议决，放假一日。”按1918年北大节日放假规定，节日包括双十节、孔子诞辰、校庆，以及春夏秋冬四节日（即阴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现在把国际劳动节列入学校节日，这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变化。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公开纪念劳动节，对社会是有影响的。

　　应该指出，这一时期蔡元培倡言“劳工神圣”，赞同“工学互助”，是和他对社会主义理想取同情的态度分不开的。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固然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受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影响。他热心提倡工学主义，就是希望通过工学的形式，实现互助的理想，达到没有阶级差别，没有贫富悬殊，人人劳动、平等的“幸福世界”。他曾说：“我们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尽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都是。所需有两种：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学术是。现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当的工。所以，正当的工人不能不特别劳苦，延长他工作时间。而且，除了正当的工人以外，都是靠着特殊的势力，把人类所需的逾时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当的工人，所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体魄上的需要勉强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点都没有。这不是文化的大障碍么？”他认为，除去这个障碍的方法，就是“实行工学并进的生活”，进而推广开去，就能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彼岸。当然，这只是一个空想，一个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但是，蔡元培的这种思想倾向，却使他同情社会主义理想，同情劳工生活和劳工运动。

　　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发表了蔡元培的《克卡朴氏社会主义史》一文（为李季所译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写的序文）。这篇序文虽然把社会主义学说和我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但它对社会主义学说在我国的传播作了介绍，特别指出：“俄国多数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但是切切实实把欧洲社会主义发起以来，一切经过的情形，叙述出来的还没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国辟司所增订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用白话译出，可以算是最适当的书了。”

　　同样，蔡元培对劳工的疾苦和劳工运动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1922年1月，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黄爱、庞人铨，遭到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杀害。蔡元培以愤慨的心情为《黄庞流血记》一书写了序文，热烈称赞他们实行“到民间去”的格言和为劳动运动而牺牲的精神，“是我们最好的模范”。他沉痛表示：“现在两先生竟为劳动运动死了，在两先生自然死而无憾。我们后死的人，就有两种最直接的责任：一是完成两先生还没有做成的事业，一是替两先生复仇。第一责任，是在劳工会里面，大大的尽力，叫每个劳工都有两先生的精神，使他们杀人的知道拔去一二个眼中钉，反加增了无数，那就不敢尝试了。第二责任，要认定‘冤有头，债有主’的条件，这一回的事变，直接加害的是赵恒惕，即就应该把赵恒惕来偿命。”

　　蔡元培的上述思想倾向，使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抱同情友好的态度。1922年8月，他与李大钊、胡适等北大教授宴请来京的苏俄特使越飞。他致词说：“俄国革命事业，为吾人之前驱”，“相信由此以后，世界上必发生极大之变化”。表示“愿以中国居于俄国革命的弟子之列”。这一年北京大学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庆典时，专门邀请苏俄代表越飞参加，越飞因故未能出席，特意派代表参加并代致祝词。12月23日，蔡元培在致越飞的信说：“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日，承贵代表派员莅会，并致祝辞，倾闻之下，曷胜钦感。本校同人甚望中俄人民日益亲善，并愿竭尽心力，以企图学术上之建树，为自由真理而奋进，以副贵代表备极奖掖之希望。”表达了对苏联的友好之情。同样，苏联对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23年12月，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在致北大祝贺校庆的专函中说：“国立北京大学不仅是一个高等学校的中心，也是一个使中国青年得到民族的和政治的教育的学校。这里，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围墙之内，几千的中国青年男女教养起来爱他们的国土和为民族自由而战。并且中国的几千个高洁的心都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境感到深切的痛苦而在这里跳跃，热诚的来探索一个方法——永久的准备着把他们的力量和生命献出来为人们谋一个较好的将来。”

　　综上所述，蔡元培在五四时期发出“劳工神圣”的喊声，从其自身的思想倾向看，也不是偶然的。以蔡元培的威望和地位，他对社会主义和劳动运动的同情态度，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