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三十六章 瞿秋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贡献

　　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和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他在积极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又是党在理论战线上一位活跃的战士，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在此期间，他在同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以及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积极宣传并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1924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革命运动的实际进程，更迫切地要求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无产阶级在现阶段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理论上作出正确的说明。这关系到党在实践中能否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关系到革命的成败。

　　对于以无产阶级领导权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回答，党是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和经验积累的过程。在1925年以前先后召开的党的三次代表大会，虽然还没能够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还没有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严格的区分，但是，在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开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和说明这个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1923年9月，瞿秋白就曾对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和它的政治、经济地位进行过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却能彻底地扫尽统治阶级”；为数不多的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国民运动的主干”。这就鲜明地提出了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思想。在1925年1月党的四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取得领导的地位”，并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以后，瞿秋白曾写了一系列文章，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一，指明了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应当担负的历史使命。

　　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这个革命“非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瞿秋白认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运动的进程中，要“有适于现实社会情势的步骤”，这就是说，要依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自己的斗争任务。他说：“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这是解放中国的惟一的道路”，“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就把无产阶级参加并领导民主革命，作为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提出来了，从而批判了陈独秀否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错误观点。

　　瞿秋白还具体考察了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指出由于中国民族是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民族；由于无产阶级是处于最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地位，他们的反抗是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它的阶级斗争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同时，瞿秋白又具体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十分软弱的情况下，只有无产阶级“能代表全民族提出解放全中国的要求，能以实力表示为全民族而牺牲的精神”。他以五卅运动为例，说明中国人民正是从工人的斗争中看到了力量，看到了实现自己要求的希望，所以敢于奋起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很快掀起全国性的革命风暴，实际斗争“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基于对无产阶级赞助并领导中国民主革命重要性的认识，瞿秋白把五四以来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看作是“中国国民革命新时期的开始”。这是很正确的。

　　第二，强调了农民同盟军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

　　瞿秋白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注意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从而为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他指出：“军阀统治，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劣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因而，要推翻中国反动的统治阶级，就必须依靠这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他认为“农民——其中雇农佃农是最彻底革命的分子，一般小农也极端需要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强调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争得革命的领袖权的重要条件。而他总结在五卅运动推动下，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向前发展的经验时，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全国指导要更加集中统一，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之领袖地位。这同样说明了农民同盟军问题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

　　第三，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24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瞿秋白正是从这个命题出发，肯定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由此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决不是无条件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而只是有条件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这个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是说，由于领导权的转换，使民主革命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而这个革命的结局也将是社会主义的前途。瞿秋白还具体分析了由民中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条件：其一是，由于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将与农民等建立革命民权独裁制（政府），因而，“无产阶级有了转变国民革命使之成社会革命之可能，何必又要自己来革自己的命？”其二是，民主革命胜利，“夺取中国经济之最高权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之手”，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个经济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使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脱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

　　在这里，瞿秋白是把这种“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称之为“一次革命”。这个观点，他在1923年9月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已有过初步的论述；在第一次大革命把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更迫切地提出来后，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种“一次革命”并不包含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思，因为：第一，它是指民主革命胜利后即进入社会主义，无须再进行一次新的革命；而他对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它的具体政策的规定，确定是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性质的。第二，它是和中国不可能向独立的资本主义前途发展相联系的。瞿秋白断言，由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条件，资产阶级“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结果，只能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实际仍旧受世界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也将在它们“和平方式”侵略下，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所以中国革命只有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一次革命”，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国家独立。因而第三，它也是针对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只是争得些自由的“二次革命”论的，是对陈独秀放弃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错误观点的批判。关于这几点，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作过较详尽的论述。诚然，这时毕竟是幼年的党，还不可能提出新民主主义和中国革命发展两个阶段的科学概念。但是瞿秋白把这种中国革命的方式，称之为“由劳农之民权独裁制直达社会主义独裁制的新方式”，认为这是“从未有过的新的群众革命创制”，将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范式，却确是卓越的见解。这和毛泽东后来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创造，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在探索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二

　　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必须正确处理同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同盟者的关系。中国革命经验表明，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

　　陈独秀认定资产阶级革命是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彭述之虽然表面上肯定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但他却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势力“几等于零”，是“似有实无的鬼”，“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用不着去争取领导权。这两种观点表面有别，而其实质和结果都是一样的，不但不能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而且都只会葬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瞿秋白一方面批判了那种把资产阶级的领导看作是“历史的必然”的错误观点，指出在当前中国已不存在这种历史必然的“客观环境”，因而这种观点是“与客观情形不符一”的。他指出持这种观点将会导致党在“战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势必要限制“无产阶级的一切行动”。另一方面，瞿秋白又批判了那种否认资产阶级争夺领导的“历史的可能”的错误观点，指出否认这种可能，“而不正确的运用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之策略，是很坏的机会主义倾向。”这样，瞿秋白既肯定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是具有“历史的可能”，同时又指明这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这就很好地说明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条件，这对于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并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瞿秋白在具体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性的同时，他还指出，由于中国大资产阶级是从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当革命主要是打击某一个帝国主义时，大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有可能暂时依附革命。事实上，当时革命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北洋军阀集团，南方的一些大资产阶级曾对革命表示过赞助：而且国民党也采取过联合西南军阀反对北洋军阀的政策。这种情况，增加了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当然，在认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瞿秋白是着重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危险性，对于大资产阶级是同我们争夺领导权主要对手这一点，则认识不足；而且把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都看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没有认识到政治代表人物的阶级性也是会变化的。这些反映了这时瞿秋白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还是不成熟的。但是，他从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实际运动的经验中，得出了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亦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一正确的结论，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实践证明，国共合作建立后，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如何正确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是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国共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但应该指出，当时党内对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是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对于在国民党内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根本问题，则是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政策的。陈独秀自不待说，他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持否定的态度，正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出发点，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即使是倡议实行“党内合作”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错误的。他不但把中国工人运动看成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连中国共产党也认为没有形成自己的力量，因而他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错误口号。而共产国际本身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不明确的，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就是主张中国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亲密合作，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的。这种状况，正像瞿秋白所指出的：“1923年夏决定加入国民党——这是进一步；但是没有根本明了自己的政策，……不知道加入是为着争领导权。”对于这个直接关系革命发展方向和前途的重大问题，瞿秋白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在理论上有过重要的建树。党的三大之后，即1923年9月，他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就曾以“主干和中心”的说法来解释加入国民党问题。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张，他说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在群众中有较广泛的影响，有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方便条件，“我们加入这一政党之后，不但独立的宣传鼓动万分的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宣传创造左派之自由。而且比较容易争取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由此可见，他提出的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也就是基于上述原因使它成为“中国革命组织之形式。重要的是，我们加入国民党，不是要处于客卿帮忙地位，而是要以自己为主，通过这一组织形式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瞿秋白曾明确提出”努力改造原有的国民党的任务，也就是要从组织上、思想上和政策上各方面来影响国民党。

　　党的三大在作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策的同时，曾作出了党必须保持自己独立性的规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受马林、陈独秀等右倾观点的影响，党的三大又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后来，党的四大纠正了这种提法，明确阐明了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毋庸讳言，上述右倾观点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并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策略相关联。所以，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瞿秋白关于“主干和中心”的解释，强调无产阶级要在国民党中成为“主干”、“元核”、“领导者”，应该说这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重要发挥。

　　在这里，瞿秋白强调了在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中，必须以无产阶级为主的思想，批判了陈独秀那种把资产阶级看作国民党的主体，企图以牺牲工农利益来换取同资产阶级的联合，甚至采取使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帮忙地位的机会主义策略。瞿秋白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已经失去代表民族的资格，而只有工人农民大多数群众“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在联合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实际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民族利益和中国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利益”相对立。正确的做法，无产阶级“应当以民族革命的名义，实行阶级斗争，遏止资产阶级的斗争。”那种“默认资产阶级是民族代表”，认为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便失去国民革命的意义，因而“资产阶级是应当领导国民党”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瞿秋白还明确指出，“我们要眼睛看着群众的工人农民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他坚持要“组织国民党左派运动，”争取领导权；他批评那种主张“不应当加入政权，恐怕这要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否认无产阶级应当领导国民党工作的错误思想和错误政策，指出“这是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

　　瞿秋白曾明确指出，当时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表面上看来是共产与反共产的争执，而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他认为，重要的是，“务必要固定我们革命的观点和政策”，要“善于指导全国民众往那不妥协、不犹豫，不受狭义的国家主义之煽惑，不受国民党右派之分裂的一条革命道路上前进。”但是，当时占据党的领导机关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敢扩大工农和左派力量，而对右派却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1927年1月汉口特别会议时，决定了一个杂凑的政策：一方面还要造成左派，别方面又认为现在已有‘非理想’的左派，总之，没有决定我们挺身领导。并且认为政府右倾，群众左倾，所以主张同时拉住些群众使之略略右倾，又要推动些政府，使之略略左倾。没有下攻打右派之决心。”这次会议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形成统治的一个标志。总之，由于幼年的党，不善于并错误地处置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终于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惨痛失败。

　　三

　　争取领导权自己要有力量，否则领导权还是空的。发动农民和掌握武装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条件。随着当时革命形势的展开，实践已经把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日益迫切地提了出来。党能否正确解决这个关系中国革命重大的策略和方法问题，成为革命成败的关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之一，就在于他抛弃了农民和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从而使党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与陈独秀的错误主张相反，当时党内如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彭湃、邓中夏、恽代英等，他们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进行认真探讨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对解决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意见，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党在今后斗争中进一步掌握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奠定了基础。同样，在这方面，瞿秋白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发动和依靠农民问题。中国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提出明确而彻底的土地纲领，坚定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才有可能取得中国这一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23年，瞿秋白在为党的三大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曾提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但这时他对农民问题还局限于减租的要求上，而“没有切实的、勇敢的解决农地问题”。当1925年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他“受着实际的革命时势及群众的教训”，在这一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此后他积极宣传“‘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的思想，阐明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迅速掀起了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风暴，广大农村在斗争中提出了建立政权、武装和土地的要求。这时，农民问题成了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政策进一步发展了。1926年9月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对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从农会组织、农民武装到农民政权等各个方面加以限制，并且根本不提农民土地问题。在1927年5月党的五大上，当许多人对党的土地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时，陈独秀仍提出：“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的进展，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面的一个意见，比较可靠些”。这种扩大说的实质还是要避开两湖的农民运动。由于这时党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极大地妨碍了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得无产阶级得不到农民阶级的有力援助。对此，瞿秋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阐明了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26年9月底，当北伐军已经到了汉口，彭述之竟还提出“中国革命难道是农民革命”的责难，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则主张：“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给国民党左派。”瞿秋白尖锐批判了这种企图牺牲农民利益以换取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错误做法，认定这是“根本错误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耕地农有瞿秋白明确提出，”现在，对待农民的土地革命问题已成为一个革命的试金石，我以为一切革命党和革命党人都将要在这农民问题面前显露他们的本来面目，换言之，现时测验革命党或革命党人是否真正革命的，这是一点也不能作伪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热烈赞扬和支持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文章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否定农民斗争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当《报告》遭到陈独秀、彭述之的反对，拒绝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全文发表时，瞿秋白愤怒谴责了这种错误做法，亲自将此文交给党在汉口办的长江书局单独印行，并为它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满腔热情地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同志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翟秋白强调，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党必须有正确的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纲，他曾具体提出：“（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定‘耕地农有’的标准；（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有自己的武装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四）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虽然这时瞿秋白对土地问题还没有提出具体而明确的办法，有些方面诸如对待小地主问题的提法也还有欠妥之处，但他强调努力宣传和切实执行包括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和土地革命为内容的行动纲领，使广大农民“知道‘欢迎’北伐的目的”。也就是说，要使北伐战争赋有明确的土地革命内容。这些主张，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武装问题。瞿秋白在1925年五册运动中，就提出要有“真正人民的武力”问题。随后，他又提出使人民武装起来实行反军阀战争，并把这看作“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展”。他认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基本要求都必须要人民自己的积极的甚至于武装的斗争，革命军队的战争，扑灭一切反革命的军阀，——然后才能达到目的。1926年5月，他还专门写了《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强调指出：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并论证了武装斗争要有革命党的指导才能取得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瞿秋白也是我们党内较早认识并提出武装斗争问题的。

　　当时，党在武装力量上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建立独立的工农武装问题，一是争取和改造国民革命军问题。对于前者，瞿秋白在1925年提出了“平民应有武装自卫之权”，后来在北伐战争展开后，又提出“农民自己的武装现在更成紧急的问题了，”并针对陈独秀限制农民武装的错误，尖锐指出：“在这革命斗争急遽的时期，决不可以机械的主张农民自卫军不可有常备军。”认为党在农民武装上，规定“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组织“等，说明”我们以前的农民问题政纲，是很大的弱点。至于争取和改造国民革命军问题，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对此，党在相当一段时间是缺乏自觉的。陈独秀就是错误主张一概不要武力，放弃军事行动，彭述之也荒谬地提出“绝对抛弃军事行动，这就影响了党去直接掌握军事力量。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党直接掌握的只有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其他部队的指挥权大多还在旧军人手里；共产党人虽然在其中担任一部分政治工作，但对部队还不起决定作用。本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还主张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都建立同叶挺独立团一样的共产党员的骨干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但这一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瞿秋白从五卅运动的经验出发，曾多次提出要有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问题，但这时他还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对军队的政治影响，促使武力与平民的结合，还没有提出无产阶级掌握军队问题。当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紧急阶段时，瞿秋白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和主张。他首先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其在革命军队中之影响，这是互争领袖权的斗争之很重要的一方面。”事实上，北伐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夺取了军事最高指挥权，随后又竭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国民革命军由八个军扩大到四十多个军，其中大部分成了蒋介石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这说明了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情况。瞿秋白把武装问题提到领导权的高度上，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其次，他指出，无产阶级对军队的争取，“在客观上说起来，各方面都带着有争取农民之同盟的意义”，因为“革命军队的成分，大半是失地的农民”？提高对争取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再次，他认为，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仅仅是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这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分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分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这就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军事指挥权，实现对革命军队的领导问题。这些意见是正确的、重要的，但并没有被党接受。当时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先是对蒋介石没有确定的方针，后又把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这样形势的全面逆转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正象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虽以失败告终，但它为我们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演习。在此期间瞿秋白在理论上的贡献，同样是党的宝贵财富，它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历程的最初阶段的成果。

　　（《首都师院学报》，1982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