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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始终追求光明，憎恶黑暗，坚持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民主主义的立场，为我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重视教育，为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业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景物秀丽、人文荟萃的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他原字鹤卿，后自己改字仲申，别号鹤庼。至创办爱国学社时，则常以民友为号。1904年主编《警钟》日报后，尝谓：“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因取《诗经·大雅》：“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一个字，易号孑民，从此孑民成为他的通用字号。
蔡元培生长在一个中产的商人家庭里。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二。其父蔡宝煜（又名光普）曾任钱庄经理，为人和善宽厚，乐于周济他人。蔡元培从小尊敬长辈，事亲至孝。在他十一岁那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靠他母亲勤俭持家抚养他们兄弟。母亲周氏是一位贤惠的女性，她平时常常勉励他们兄弟要“自立”、“不依赖”和“不妄言”，要他们谨慎处世。后来他曾自述其母常言：“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追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偾事。”蔡元培从小受这种母爱的教育，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已经衰落了的商人家庭里，这对于形成他的进取而又宽厚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学，因家贫节省灯火，就常常借灶火的映光夜读。先是得到叔父蔡铭恩的悉心指导，后在本县老秀才王子庄处受业，从而使他没有承继祖业经商，而走上了治学的道路。他少年读经，学作八股文。和同时代人一样，他在青少年时期也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家，言动拘谨。他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要恪守古训，例如母亲生病，曾刲臂和药以进；母亲病故，不顾家人劝阻，坚持要行“寝苫枕块”古制，这在当时习俗中也算是近于迂腐了。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赋、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备了跻身宦海的条件。但是，他在青年时期就无意于功名禄利。他毕竟生逢国家多事之秋，这时绍兴的生活虽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纷至，国势日衰的险恶情势，同样在这里激起了点点浪花，震撼着这位有为青年的心。他希望于学问中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后，就不治举子业，开始自由阅读。这时他为绍兴一位藏书家校订图书，得到博览群书的机会。他读书重思考，不盲从，并且注意从书中吸取民主的精华。如他读清末学者俞正燮的《癸已类稿》和《癸已存稿》时，不仅对俞的历史考据方法甚为称赞，而且对他著作中“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备至。1910年他在德国留学时所著《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曾以显著篇幅介绍黄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家学说，鼓吹民权和女权。由此可见俞正燮的著作对他影响之大。蔡元培在青年时代就大力肯定和赞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权思想，说明在这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开始萌芽。这时他喜爱的有关考据和词章等的书籍，除上述俞著外，还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他后来曾回忆说：“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他偶尔也在书院里作八股文，但已不再严守老八股的格调，而喜用古书通假的字调换常字，并用古书中奇特的句法变换常格。这种别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常使那些老八股家几乎读不懂。这说明察元培这时已开始看到八股文体对思想束缚的害处，不愿附庸清雅，靠做那种无用的制艺，作为攀登宦门的阶梯。蔡元培对科举制度的蔑视，孕育了他后来反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
蔡元培在科第仕途上是弄潮骄子。他应试时仍是做那种不合时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1889年乡试中举人，1890年赴京会试告捷，1802年补殿试取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职翰林院编修。这时，他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科举道路上的幸运者，受到了时人的赞赏，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在蔡元培拜见后曾在日记中写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正当蔡元培踏上宦门坦途之时，却是国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清王朝处于日暮途穷之日。虽然蔡元培在这时还不可能了解事变的全部和中国积弱的病根，但他毕竟是处在清王朝统治中心的北京，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局势的发展。他敏锐地感到了国家危机的紧迫，觉察到当时知识界中要求变革的新思想的潜流。从这时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的论著，披览报章时事，并且开始接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1894年，即蔡元培出任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动，他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写道：“上决与倭议和，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阳以东，遵海而南至旅，给兵费二万万，定七年毕给。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俟二巨万毕给，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里，且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愤怒谴责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阘葺（卑贱的意思），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放在炉火上烤的意思）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认为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1897年，他指摘清廷签订的《中俄密约》，是误国的对外政策，指出：“吾中国近二十年仿范雎远交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这时他对清政府的误国卖国行径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以救亡图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目的的变法维新运动。蔡元培对这场运动是深表同情的。他这时已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倾向改良主义的主张，对维新派人物，尤其是表现“冲决一切网罗”勇气的谭嗣同十分钦佩。在这期间，他曾较广泛地涉猎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译著，并对自然科学书籍发生兴趣。他潜心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和设施，从中加以比较，以寻求救国之道。从他对一些著述读后所写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时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变化，以及对当时维新潮流的态度。例如，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写道：“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弊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后对宋育仁（清廷驻英参赞）介绍英国国情的《采风记》、《时务论》等书又评论道：“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这无异是赞同维新派倡导的“托古改制”思想。蔡元培为了能直接博览外文书籍，还在京请人教授日语，不久就练习试译《万国地志》序、《日人败明师于平壤》等文，竟“有文从字顺之乐”。其后又译过日文的《日清战史》、《生理学》等书，并开始学英语。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他学习西方“新学”的浓厚兴趣和热烈程度，然而，蔡元培并没有和康、梁们一起行动。这固然是由于他仍然没有摆脱士大夫的习气，认为他们正在炙手可热之时，虽与梁启超有己丑乡试同年的关系，也不往纳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认为欲图变革，必须首先从办教育入手，对维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的教训十分深刻，他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这个认识，对他尔后一生的事业，即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都无作官意，唯有读书声”。这是蔡元培写在京师寓所书斋中的一帧条幅，也是他数载翰林生活的真实写照。戊戌政变后，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无可希望”。因此，他断然决定托疾请假，决绝仕途，离京南下从事教育。
蔡元培抛弃了为当时世俗所称羡的功名前程，卸却了一个沉重的因袭重担。这是他朝封建叛逆者道路迈出的决定性一歩。1898年冬，他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开始了他从事新式教育的活动。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的不同分为三斋，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高级小学、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等，都曾是这里的学生。蔡元培到校后，为了开拓新学的领域，增聘教员，加强文理科和外语的课程，注意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使这个学堂“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当时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教员提倡物竞生存的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旧派教员则仍要学生习诗词和古文，宣扬尊君卑民思想。在新旧两派的争论中，蔡元培总是倾向革新方面。这招致了校内和地方上顽固势力的忌恨。次年，学堂学董出面干渉，竟要蔡元培亲自恭书清廷所颁“正人心”的上谕悬挂在礼堂上。这是戊戌政变后，西太后为警告同情变法昌言维新的人而颁发的，它令学人“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对旧势力采取的这种警告方式，蔡元培大为愤怒，复书痛低，随即辞职而去。
此后，蔡元培继续在浙江从事教育工作。先是受聘为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到校视职后，曾数次演讲，倡导科学，鼓励学生研究应用科学，后因经费困难，校务改进无望，仅任职一年。随后又历经数校，并在绍兴为侨农创办了一所小学，极力推行新式教育。在这期间，蔡元培反对封建的意识也有了增长。igoi年，他丧妻后为续娶提出了择偶的五项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后在杭州与符合上述条件的黄仲玉举行婚礼时，又以上绣“孔子”两字的大红幛代替当地习俗悬挂的福禄寿三星画轴，以来宾演说鼓吹男女平等代替闹洞房。这些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大胆举动，曾使许多人骇怪不已。
1901年秋蔡元培来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在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规定学生半天自己读书，半天学习英文和数学，中间还安排了体操课。他亲自编订学生的修学门类及每门应读的书目，以及由浅入深的阅读次序。每个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都要写札记，由蔡元培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题多侧重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民权思想。课外他还指导学生练习演说、辩论。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二、三学生谈话，或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对时事发表感想。这种把学生阅读和教师指导结合起来的方法，既能提高学生主动钻研的兴趣，又收师生间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黄炎培后来回忆这一时期受教情景时曾说：“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得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蔡师之教人，其主旨在于“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他常常告诫学生：“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歩。‘知彼知己，百战百姓。’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要”。这反映了蔡元培有着明确的办学目的，而这感人的爱国思想，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外语，并组织演说会，定期练习演说。
在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活动中，已表现了他不因袭陈规，勇于革新的精神。他在南洋公学特班确也培养了一批高材生，如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洪允祥、李叔同、王世澂、胡仁源、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他所赏识的，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民主革命的知名人士和学者。
这一时期，蔡元培的思想趋向激烈，开始突破改良主义思想的藩篱，倾向革命。1902年春，蔡元培与在上海的新派人物蒋智由（观云）、林獬（少泉，后改名白水）、叶瀚（浩吾）、王小徐（季同）等发起建立团体，定名为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中国教育会在宣传反清革命，联络东南地区革命同志以及改良教育等方面，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1902年底，南洋公学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的高压政策发生了退学风潮，蔡元培支持并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经他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这些退学生组成了爱国学社。蔡元培被推举为学社总理。他为筹措学社经费，不顾爱子重病亲赴南京借款；登轮之际，家人赶至报告长子夭折噩耗，他忍痛委托友人料理后事，挥泪北上。这种“临难不乱，承诺不苟变”的精神，使友人无任钦佩。学社章程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蔡元培也要求“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认为“学社果能达此希望”，则“吾中国之前途，实大被其影响”。这同样清楚地表明了他办学的目的。在学社成立之前，蔡元培还与友人发起组织了爱国女校，开始由蒋智由任经理，不久蔡元培继任，学生为发起人眷属，后逐渐增加外来学生。他在爱国学社注重培育学生的革命精神，鼓励学生自由阅读，定期带领学生举行革命演说。他这时已“公言革命无所忌”。他和章太炎等组织张园演说会，宣传反清革命，并针对沙俄在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号召拒俄救国。他还发起组织保国会，联络同志，扩大影响，并在《苏报》发表《释“仇满”》等重要文章，正确地指明了民主主义的革命要求，反对了当时在一些革命者中流行的排满之说。他自己也断发短装，与学生一起进行军事操练。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曾引起清廷的注意，当时上海商务大臣吕海寰曾致函江苏巡抚恩寿，密告“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清政府则下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1903年6月，蔡元培因学社内部纠纷，愤而辞去职务，赴青岛习德语，准备到德国留学。不久即发生了章太炎、部容被捕，《苏报》被查封事件，蔡元培以无畏精神于9月返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经常到狱中探望章太炎和邹容。同年底，他与王小徐、蒋维乔等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并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报（后改名《警钟》日报），它继承了《苏报》传统，采用白话和插图形式，广泛宣传反对沙俄侵略和革命的思想。蔡元培为办好这份报纸付出了极大心血，除了编辑和琐碎的社务工作外，“每晚总须撰写两篇论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话。那时先生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好似馒头一般，我记得先生右手套了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将左手放在大衣袋里取暖，仍旧冷冰冰的坐在那里工作”。
其时，蔡元培认为，革命主要是通过暴动和暗杀两个途径，因而热心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鼓吹暗杀主义。1904年，经何海樵介绍加入秘密暗杀团，并邀钟宪鬯（期光）、俞子夷参加，在英租界秘密从事炸弹的研制。俞子夷曾回忆说：“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所需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我课余读书，试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物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开始时，蔡元培等人采用饮血誓盟的方式，以一纸书黄帝神位等字，供于上方，杀鸡滴血于酒中，他们跪地宣誓，并饮鸡血饵，然后由苏凤初开始教授。陈独秀、章士钊、刘光汉等随后也加入这个秘密组织。陈独秀后来曾回忆这段经历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淡”。蔡元培为了贯彻他认定的暴动和暗杀是革命的主要手段，因而注意在爱国学社学生中种下暴动的种子，在爱国女校学生中种下暗杀的种子。他为爱国女校写的校歌有“特殊新教育，旧法新俄吾先觉”句，并设有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史以及化学等课程，意在训练青年女子实行暗杀以贯彻俄国虚无党的主张。有人回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在校长室玻璃柜里还陈列当年制作的炸弹，这也许是他对这一段革命生涯的怀念和纪念。
1904年秋，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又称复古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它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成为东南地区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陶成章、徐锡麟、赵声、秋瑾、柳亚子等都先后加入。1905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不久蔡元培即在上海宣誓加入，并由同盟会总部委派为上海分部负责人。此后，他曾陆续介绍一批革命志士加入同盟会。黄炎培曾记述他入会经过：“民国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师忽召至其寓庐，郑重而言曰：‘我国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诸强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君谓然乎？’则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须有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今有会焉，君亦愿加盟乎？’则敬答曰：‘苟师有命，何敢不从’。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吾师即指‘平均地权’句说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师之前，宣誓加盟焉。”
1907年蔡元培获得赴德留学的机会，使他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此时去国远行，固有“所图皆不成，意颇倦”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他有“学成救国”的思想。离沪前，他把同盟会会务交给黄炎培，据黄炎培回忆：“一日，语我：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言吾所任同盟会干事，君其代我可乎？则敬诺。”他在北京等候赴德期间，曾应聘到京师大学堂译学馆讲授国文和西洋史。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前身，故蔡元培后称他在译学馆任教是服务北京大学的第一次。1907年6月，他以41岁的老学生身份，抵德半工半读，翌年入莱比锡大学，研读有关哲学、文学、人类学等课程，尤对美学、美术史发生浓厚兴趣，并翻译出版《伦理学原理》，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在德四年，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蔡元培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年底，奉孙中山之召回国，第二年一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南北统一后，又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在此期间，他着手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我国近代的教育体制。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把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实五项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旨，改成为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项，删去了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尊孔两项教育宗旨。他强调新的五项教育宗旨中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并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纲领。他重视世界观教育，即开设哲学课程，目的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同时，他又主张以美感教育作为世界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以破除人生为小己所役，一切事功以自利为前提的弊害，达到超利害，忘人我，利国福民的境界。蔡元培还主持改革学制，修订课程，改正不合共和宗旨的教科书，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各省学堂一律改称学校。他还积极谁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又特设社会教育司，希望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蔡元培所提倡的废止尊孔读经，实行思想道德教育，普及平民教育等进步措施，以及他提出的“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的教育方针，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为富国强兵、发展实业而建立新教育的要求，适应了当时巩固刚建立的共和制度的需要，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期间，讲求效率，廉正清明，上下协力创业，为时人所称道。开始筹办时，孙中山就对他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我”。他亲自“踯躅里巷”，后借到三间房舍作办公室。他主张部务重效率，反对衙门作风，他说：“办理部务，当与办理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过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为事择人，亦不必多设冗员。”初设部时，连蔡在内仅三人，后也只有三十多人。但他注意网罗人才，如蒋维乔、王云五等都是得力干才。当时人员不分等级，月薪一律三十元（一说六十元），但办事很有朝气，不推倭拖拉，“苟有案牍，随到随办。”民国初期大量的教育法令，规章制度，都是在这个时期草拟制定的。
蔡元培两任教育总长的时间前后仅半年多。他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对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日益不满，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为此，他曾多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表面竭力慰留，曾当着蔡元培的面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正色作答：“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表示了对国民负责和对独裁者的蔑视。1912年7月，他和入阁的同盟会会员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一同退出内阁，辞去总长职务，不与袁世凯合作。轰劫一时的四总长联名辞职函即出自蔡元培的手笔。他辞职后，教育部有人建议改聘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并由教育部向袁世凯提出。袁世凯对此断然拒绝，认为蔡既是革命党员，又力倡革命思想，现在发生的许多“反动”事件，多与他有关，如再让他培养出革新人才来，定会使自己的政权发生动摇。这反映了封建势力对蔡元培这样进步人物的畏惧和仇视。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欧游学，继续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及进行学术研究。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蔡元培奉孙中山之召，于六月初从欧洲回到上海。当反袁斗争日趋激烈时，蔡元培连续在《民立报》发表文章，严厉斥责袁世凯为毁弃约法、凭借武力之野心家，是酿成战祸之罪魁祸首，坚决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号召国民起来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再度赴欧留学。
1915年6月，蔡元培在居住法国期间，与吴玉章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宗旨。第二年三月，又与法国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其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的发展”。蔡元培被举为中方会长。他们一方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大批华工办学校，蔡元培并为此编写了一本《华工学校讲义》；一方面组织国内有志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一时以勤工俭学赴法留学者不下千人。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在法国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著名的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蔡畅、李富春等。蔡元培倡导勤工俭学运动是有重大历史功绩的。
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尤为重视大学教育。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施展了他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抱负。他趋时更新，整顿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他网罗各派学者，容纳不同学派，学术民主，自由争辩，对促进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改革学校体制，破除学生的旧观念，倡导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为培育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一变过去腐败沉闷的风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这一时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工作，是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最重要实践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有意义的。
蔡元培作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曾于1920年至1921年和1923年至1926年，两次出国考察教育。1926年回国后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追随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个时期蔡元培表现了明显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政客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的影响下，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分，列名附和清共，并主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站到了拥蒋反共一边，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但是，当蒋介石的反人民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后，蔡元培很快回到了民主主义的道路上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于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反动政策，不顾白色恐怖，拍案而起，保障人权。他痛低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出力营救杨开慧、胡也频、丁玲、潘梓年、罗登贤、陈赓、廖承志、许德珩、侯外庐和牛兰夫妇等人。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郑重提出：要“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实现“对于普遍人权的保障”。当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愤慨谴责当局草菅人命，要求立即缉凶，以维法纪。他亲自主持公祭并致悼词，当读至“人孰无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时，咽难成声。鲁迅参加送殓后曾对友人说：“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由于杨杏佛被害，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也停止了。此后对于保障民权的斗争，蔡元培仍以个人的力量尽力为之，如据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记述，当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嘱人转告她，说是国民党高级人员开会，讨论是否杀瞿秋白，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才，在中国不可多得，不可杀害。1933年他参加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呼吁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1936年10月，他不顾反动当局的压力，与宋庆龄等主持了鲁迅的丧葬，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推动《鲁迅全集》的出版。
这一时期，蔡元培仍继续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27年后，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一年后，他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他在中研院实行学术自由和学者治院的原则，吸引了众多的科学工作者，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等十个研究所。他主持成立了由学者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领导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研院的控制。在蔡元培的领导下，科学工作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后来在全国解放时，中研院除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半个数学所外，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今天中国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坚实基础。
蔡元培在他的晩年，为推动抗战，促进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主张抵抗，积极揭露日本的侵华政策，痛恨国民党当政者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曾当面向汪精卫晓以民族大义，沉痛指出：“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1936年9月20日，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致书蔡元培，深情回顾了五四时期旧京集会，称赞了他的爱国进步主张，热切希望这位“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为推进抗日救亡事业而继续努力。蔡元培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积极主张国内团结共御外侮，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坚定爱国立场。1937年“七七”抗战后，蔡元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他移居香港。重病中，他仍然关注抗战事业，热切盼望“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一生追求真理，献身祖国，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优秀代表。他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唁电，党中央说他“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4月14日，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题为“老成凋谢”的挽联，周恩来撰写的挽联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在大会通过的致蔡元培家属的唁电中，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历史功绩。全文如下：
香港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遽归道山，远闻噩耗，深为悲痛！窃念先生清末从事革命，提倡民权；民六任北大校长，网罗人材，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九一八后，与宋庆龄、杨杏佛诸先生等发起人权保障同盟，从事挽救青年志士，以图保留国家元气；虽为强暴所威胁，而气不为之阻。七七抗战以来，先生老矣，犹谆谆以精诚团结，言信行果，训诫国人。哲人云亡，遗教不朽。本大会追念贤劳，当与全国同胞努力完成先生所未竟之志。除电请国府明令国葬外，谨电奉唁，诸维节哀，以临大事。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先生大会叩。
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和延安各界追悼大会的挽联、唁电，表达了全国人民对这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的崇敬，同时也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崇高而恰当的评价。
当时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也为蔡元培举行公祭和追悼会，并颁布褒扬令，称颂他“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早岁志存匡复，远历重瀛，研贯中西学术。回国后，锐意以作育人才，促进民治为己任。先后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及大学院院长，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悬仰。近长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业，绩效弥彰。”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表达了深切的哀悼。
§§第二章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景物秀丽、人文荟萃的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他原字鹤卿，后自己改字仲申，别号鹤庼。至创办爱国学社时，则常以民友为号。1904年主编《警钟》日报后，尝谓：“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因取《诗经·大雅》：“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一个字，易号孑民，从此孑民成为他的通用字号。
蔡元培生长在一个中产的商人家庭里。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二。其父蔡宝煜（又名光普）曾任钱庄经理，为人和善宽厚，乐于周济他人。蔡元培从小尊敬长辈，事亲至孝。在他十一岁那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靠他母亲勤俭持家抚养他们兄弟。母亲周氏是一位贤惠的女性，她平时常常勉励他们兄弟要“自立”、“不依赖”和“不妄言”，要他们谨慎处世。后来他曾自述其母常言：“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追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偾事。”蔡元培从小受这种母爱的教育，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已经衰落了的商人家庭里，这对于形成他的进取而又宽厚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学，因家贫节省灯火，就常常借灶火的映光夜读。先是得到叔父蔡铭恩的悉心指导，后在本县老秀才王子庄处受业，从而使他没有承继祖业经商，而走上了治学的道路。他少年读经，学作八股文。和同时代人一样，他在青少年时期也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家，言动拘谨。他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要恪守古训，例如母亲生病，曾刲臂和药以进；母亲病故，不顾家人劝阻，坚持要行“寝苫枕块”古制，这在当时习俗中也算是近于迂腐了。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赋、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备了跻身宦海的条件。但是，他在青年时期就无意于功名禄利。他毕竟生逢国家多事之秋，这时绍兴的生活虽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纷至，国势日衰的险恶情势，同样在这里激起了点点浪花，震撼着这位有为青年的心。他希望于学问中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后，就不治举子业，开始自由阅读。这时他为绍兴一位藏书家校订图书，得到博览群书的机会。他读书重思考，不盲从，并且注意从书中吸取民主的精华。如他读清末学者俞正燮的《癸已类稿》和《癸已存稿》时，不仅对俞的历史考据方法甚为称赞，而且对他著作中“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备至。1910年他在德国留学时所著《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曾以显著篇幅介绍黄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家学说，鼓吹民权和女权。由此可见俞正燮的著作对他影响之大。蔡元培在青年时代就大力肯定和赞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权思想，说明在这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开始萌芽。这时他喜爱的有关考据和词章等的书籍，除上述俞著外，还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他后来曾回忆说：“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他偶尔也在书院里作八股文，但已不再严守老八股的格调，而喜用古书通假的字调换常字，并用古书中奇特的句法变换常格。这种别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常使那些老八股家几乎读不懂。这说明察元培这时已开始看到八股文体对思想束缚的害处，不愿附庸清雅，靠做那种无用的制艺，作为攀登宦门的阶梯。蔡元培对科举制度的蔑视，孕育了他后来反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
蔡元培在科第仕途上是弄潮骄子。他应试时仍是做那种不合时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1889年乡试中举人，1890年赴京会试告捷，1802年补殿试取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职翰林院编修。这时，他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科举道路上的幸运者，受到了时人的赞赏，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在蔡元培拜见后曾在日记中写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正当蔡元培踏上宦门坦途之时，却是国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清王朝处于日暮途穷之日。虽然蔡元培在这时还不可能了解事变的全部和中国积弱的病根，但他毕竟是处在清王朝统治中心的北京，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局势的发展。他敏锐地感到了国家危机的紧迫，觉察到当时知识界中要求变革的新思想的潜流。从这时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的论著，披览报章时事，并且开始接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1894年，即蔡元培出任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动，他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写道：“上决与倭议和，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阳以东，遵海而南至旅，给兵费二万万，定七年毕给。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俟二巨万毕给，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里，且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愤怒谴责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阘葺（卑贱的意思），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放在炉火上烤的意思）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认为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1897年，他指摘清廷签订的《中俄密约》，是误国的对外政策，指出：“吾中国近二十年仿范雎远交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这时他对清政府的误国卖国行径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以救亡图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目的的变法维新运动。蔡元培对这场运动是深表同情的。他这时已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倾向改良主义的主张，对维新派人物，尤其是表现“冲决一切网罗”勇气的谭嗣同十分钦佩。在这期间，他曾较广泛地涉猎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译著，并对自然科学书籍发生兴趣。他潜心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和设施，从中加以比较，以寻求救国之道。从他对一些著述读后所写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时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变化，以及对当时维新潮流的态度。例如，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写道：“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弊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后对宋育仁（清廷驻英参赞）介绍英国国情的《采风记》、《时务论》等书又评论道：“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这无异是赞同维新派倡导的“托古改制”思想。蔡元培为了能直接博览外文书籍，还在京请人教授日语，不久就练习试译《万国地志》序、《日人败明师于平壤》等文，竟“有文从字顺之乐”。其后又译过日文的《日清战史》、《生理学》等书，并开始学英语。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他学习西方“新学”的浓厚兴趣和热烈程度，然而，蔡元培并没有和康、梁们一起行动。这固然是由于他仍然没有摆脱士大夫的习气，认为他们正在炙手可热之时，虽与梁启超有己丑乡试同年的关系，也不往纳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认为欲图变革，必须首先从办教育入手，对维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的教训十分深刻，他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这个认识，对他尔后一生的事业，即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都无作官意，唯有读书声”。这是蔡元培写在京师寓所书斋中的一帧条幅，也是他数载翰林生活的真实写照。戊戌政变后，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无可希望”。因此，他断然决定托疾请假，决绝仕途，离京南下从事教育。
蔡元培抛弃了为当时世俗所称羡的功名前程，卸却了一个沉重的因袭重担。这是他朝封建叛逆者道路迈出的决定性一歩。1898年冬，他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开始了他从事新式教育的活动。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的不同分为三斋，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高级小学、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等，都曾是这里的学生。蔡元培到校后，为了开拓新学的领域，增聘教员，加强文理科和外语的课程，注意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使这个学堂“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当时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教员提倡物竞生存的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旧派教员则仍要学生习诗词和古文，宣扬尊君卑民思想。在新旧两派的争论中，蔡元培总是倾向革新方面。这招致了校内和地方上顽固势力的忌恨。次年，学堂学董出面干渉，竟要蔡元培亲自恭书清廷所颁“正人心”的上谕悬挂在礼堂上。这是戊戌政变后，西太后为警告同情变法昌言维新的人而颁发的，它令学人“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对旧势力采取的这种警告方式，蔡元培大为愤怒，复书痛低，随即辞职而去。
此后，蔡元培继续在浙江从事教育工作。先是受聘为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到校视职后，曾数次演讲，倡导科学，鼓励学生研究应用科学，后因经费困难，校务改进无望，仅任职一年。随后又历经数校，并在绍兴为侨农创办了一所小学，极力推行新式教育。在这期间，蔡元培反对封建的意识也有了增长。igoi年，他丧妻后为续娶提出了择偶的五项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后在杭州与符合上述条件的黄仲玉举行婚礼时，又以上绣“孔子”两字的大红幛代替当地习俗悬挂的福禄寿三星画轴，以来宾演说鼓吹男女平等代替闹洞房。这些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大胆举动，曾使许多人骇怪不已。
1901年秋蔡元培来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在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规定学生半天自己读书，半天学习英文和数学，中间还安排了体操课。他亲自编订学生的修学门类及每门应读的书目，以及由浅入深的阅读次序。每个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都要写札记，由蔡元培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题多侧重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民权思想。课外他还指导学生练习演说、辩论。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二、三学生谈话，或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对时事发表感想。这种把学生阅读和教师指导结合起来的方法，既能提高学生主动钻研的兴趣，又收师生间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黄炎培后来回忆这一时期受教情景时曾说：“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得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蔡师之教人，其主旨在于“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他常常告诫学生：“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歩。‘知彼知己，百战百姓。’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要”。这反映了蔡元培有着明确的办学目的，而这感人的爱国思想，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外语，并组织演说会，定期练习演说。
在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活动中，已表现了他不因袭陈规，勇于革新的精神。他在南洋公学特班确也培养了一批高材生，如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洪允祥、李叔同、王世澂、胡仁源、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他所赏识的，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民主革命的知名人士和学者。
这一时期，蔡元培的思想趋向激烈，开始突破改良主义思想的藩篱，倾向革命。1902年春，蔡元培与在上海的新派人物蒋智由（观云）、林獬（少泉，后改名白水）、叶瀚（浩吾）、王小徐（季同）等发起建立团体，定名为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中国教育会在宣传反清革命，联络东南地区革命同志以及改良教育等方面，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1902年底，南洋公学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的高压政策发生了退学风潮，蔡元培支持并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经他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这些退学生组成了爱国学社。蔡元培被推举为学社总理。他为筹措学社经费，不顾爱子重病亲赴南京借款；登轮之际，家人赶至报告长子夭折噩耗，他忍痛委托友人料理后事，挥泪北上。这种“临难不乱，承诺不苟变”的精神，使友人无任钦佩。学社章程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蔡元培也要求“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认为“学社果能达此希望”，则“吾中国之前途，实大被其影响”。这同样清楚地表明了他办学的目的。在学社成立之前，蔡元培还与友人发起组织了爱国女校，开始由蒋智由任经理，不久蔡元培继任，学生为发起人眷属，后逐渐增加外来学生。他在爱国学社注重培育学生的革命精神，鼓励学生自由阅读，定期带领学生举行革命演说。他这时已“公言革命无所忌”。他和章太炎等组织张园演说会，宣传反清革命，并针对沙俄在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号召拒俄救国。他还发起组织保国会，联络同志，扩大影响，并在《苏报》发表《释“仇满”》等重要文章，正确地指明了民主主义的革命要求，反对了当时在一些革命者中流行的排满之说。他自己也断发短装，与学生一起进行军事操练。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曾引起清廷的注意，当时上海商务大臣吕海寰曾致函江苏巡抚恩寿，密告“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清政府则下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1903年6月，蔡元培因学社内部纠纷，愤而辞去职务，赴青岛习德语，准备到德国留学。不久即发生了章太炎、部容被捕，《苏报》被查封事件，蔡元培以无畏精神于9月返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经常到狱中探望章太炎和邹容。同年底，他与王小徐、蒋维乔等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并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报（后改名《警钟》日报），它继承了《苏报》传统，采用白话和插图形式，广泛宣传反对沙俄侵略和革命的思想。蔡元培为办好这份报纸付出了极大心血，除了编辑和琐碎的社务工作外，“每晚总须撰写两篇论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话。那时先生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好似馒头一般，我记得先生右手套了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将左手放在大衣袋里取暖，仍旧冷冰冰的坐在那里工作”。
其时，蔡元培认为，革命主要是通过暴动和暗杀两个途径，因而热心介绍俄国虚无党的历史，鼓吹暗杀主义。1904年，经何海樵介绍加入秘密暗杀团，并邀钟宪鬯（期光）、俞子夷参加，在英租界秘密从事炸弹的研制。俞子夷曾回忆说：“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所需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我课余读书，试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物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开始时，蔡元培等人采用饮血誓盟的方式，以一纸书黄帝神位等字，供于上方，杀鸡滴血于酒中，他们跪地宣誓，并饮鸡血饵，然后由苏凤初开始教授。陈独秀、章士钊、刘光汉等随后也加入这个秘密组织。陈独秀后来曾回忆这段经历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淡”。蔡元培为了贯彻他认定的暴动和暗杀是革命的主要手段，因而注意在爱国学社学生中种下暴动的种子，在爱国女校学生中种下暗杀的种子。他为爱国女校写的校歌有“特殊新教育，旧法新俄吾先觉”句，并设有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史以及化学等课程，意在训练青年女子实行暗杀以贯彻俄国虚无党的主张。有人回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在校长室玻璃柜里还陈列当年制作的炸弹，这也许是他对这一段革命生涯的怀念和纪念。
1904年秋，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又称复古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它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成为东南地区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陶成章、徐锡麟、赵声、秋瑾、柳亚子等都先后加入。1905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不久蔡元培即在上海宣誓加入，并由同盟会总部委派为上海分部负责人。此后，他曾陆续介绍一批革命志士加入同盟会。黄炎培曾记述他入会经过：“民国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师忽召至其寓庐，郑重而言曰：‘我国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诸强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君谓然乎？’则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须有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今有会焉，君亦愿加盟乎？’则敬答曰：‘苟师有命，何敢不从’。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吾师即指‘平均地权’句说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师之前，宣誓加盟焉。”
1907年蔡元培获得赴德留学的机会，使他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此时去国远行，固有“所图皆不成，意颇倦”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他有“学成救国”的思想。离沪前，他把同盟会会务交给黄炎培，据黄炎培回忆：“一日，语我：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言吾所任同盟会干事，君其代我可乎？则敬诺。”他在北京等候赴德期间，曾应聘到京师大学堂译学馆讲授国文和西洋史。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前身，故蔡元培后称他在译学馆任教是服务北京大学的第一次。1907年6月，他以41岁的老学生身份，抵德半工半读，翌年入莱比锡大学，研读有关哲学、文学、人类学等课程，尤对美学、美术史发生浓厚兴趣，并翻译出版《伦理学原理》，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在德四年，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蔡元培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年底，奉孙中山之召回国，第二年一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南北统一后，又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在此期间，他着手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我国近代的教育体制。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把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实五项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旨，改成为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项，删去了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尊孔两项教育宗旨。他强调新的五项教育宗旨中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并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纲领。他重视世界观教育，即开设哲学课程，目的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同时，他又主张以美感教育作为世界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以破除人生为小己所役，一切事功以自利为前提的弊害，达到超利害，忘人我，利国福民的境界。蔡元培还主持改革学制，修订课程，改正不合共和宗旨的教科书，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各省学堂一律改称学校。他还积极谁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又特设社会教育司，希望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蔡元培所提倡的废止尊孔读经，实行思想道德教育，普及平民教育等进步措施，以及他提出的“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的教育方针，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为富国强兵、发展实业而建立新教育的要求，适应了当时巩固刚建立的共和制度的需要，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期间，讲求效率，廉正清明，上下协力创业，为时人所称道。开始筹办时，孙中山就对他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我”。他亲自“踯躅里巷”，后借到三间房舍作办公室。他主张部务重效率，反对衙门作风，他说：“办理部务，当与办理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过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为事择人，亦不必多设冗员。”初设部时，连蔡在内仅三人，后也只有三十多人。但他注意网罗人才，如蒋维乔、王云五等都是得力干才。当时人员不分等级，月薪一律三十元（一说六十元），但办事很有朝气，不推倭拖拉，“苟有案牍，随到随办。”民国初期大量的教育法令，规章制度，都是在这个时期草拟制定的。
蔡元培两任教育总长的时间前后仅半年多。他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对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日益不满，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为此，他曾多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表面竭力慰留，曾当着蔡元培的面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正色作答：“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表示了对国民负责和对独裁者的蔑视。1912年7月，他和入阁的同盟会会员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一同退出内阁，辞去总长职务，不与袁世凯合作。轰劫一时的四总长联名辞职函即出自蔡元培的手笔。他辞职后，教育部有人建议改聘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并由教育部向袁世凯提出。袁世凯对此断然拒绝，认为蔡既是革命党员，又力倡革命思想，现在发生的许多“反动”事件，多与他有关，如再让他培养出革新人才来，定会使自己的政权发生动摇。这反映了封建势力对蔡元培这样进步人物的畏惧和仇视。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欧游学，继续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及进行学术研究。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蔡元培奉孙中山之召，于六月初从欧洲回到上海。当反袁斗争日趋激烈时，蔡元培连续在《民立报》发表文章，严厉斥责袁世凯为毁弃约法、凭借武力之野心家，是酿成战祸之罪魁祸首，坚决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号召国民起来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再度赴欧留学。
1915年6月，蔡元培在居住法国期间，与吴玉章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宗旨。第二年三月，又与法国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其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的发展”。蔡元培被举为中方会长。他们一方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大批华工办学校，蔡元培并为此编写了一本《华工学校讲义》；一方面组织国内有志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一时以勤工俭学赴法留学者不下千人。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在法国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著名的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蔡畅、李富春等。蔡元培倡导勤工俭学运动是有重大历史功绩的。
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尤为重视大学教育。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施展了他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抱负。他趋时更新，整顿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他网罗各派学者，容纳不同学派，学术民主，自由争辩，对促进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改革学校体制，破除学生的旧观念，倡导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为培育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一变过去腐败沉闷的风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这一时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工作，是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最重要实践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有意义的。
蔡元培作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曾于1920年至1921年和1923年至1926年，两次出国考察教育。1926年回国后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追随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个时期蔡元培表现了明显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政客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的影响下，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分，列名附和清共，并主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站到了拥蒋反共一边，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但是，当蒋介石的反人民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后，蔡元培很快回到了民主主义的道路上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于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反动政策，不顾白色恐怖，拍案而起，保障人权。他痛低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出力营救杨开慧、胡也频、丁玲、潘梓年、罗登贤、陈赓、廖承志、许德珩、侯外庐和牛兰夫妇等人。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郑重提出：要“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实现“对于普遍人权的保障”。当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愤慨谴责当局草菅人命，要求立即缉凶，以维法纪。他亲自主持公祭并致悼词，当读至“人孰无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时，咽难成声。鲁迅参加送殓后曾对友人说：“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由于杨杏佛被害，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也停止了。此后对于保障民权的斗争，蔡元培仍以个人的力量尽力为之，如据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记述，当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嘱人转告她，说是国民党高级人员开会，讨论是否杀瞿秋白，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才，在中国不可多得，不可杀害。1933年他参加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呼吁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1936年10月，他不顾反动当局的压力，与宋庆龄等主持了鲁迅的丧葬，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推动《鲁迅全集》的出版。
这一时期，蔡元培仍继续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27年后，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一年后，他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他在中研院实行学术自由和学者治院的原则，吸引了众多的科学工作者，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等十个研究所。他主持成立了由学者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领导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研院的控制。在蔡元培的领导下，科学工作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后来在全国解放时，中研院除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半个数学所外，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今天中国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坚实基础。
蔡元培在他的晩年，为推动抗战，促进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主张抵抗，积极揭露日本的侵华政策，痛恨国民党当政者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曾当面向汪精卫晓以民族大义，沉痛指出：“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1936年9月20日，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致书蔡元培，深情回顾了五四时期旧京集会，称赞了他的爱国进步主张，热切希望这位“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为推进抗日救亡事业而继续努力。蔡元培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积极主张国内团结共御外侮，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坚定爱国立场。1937年“七七”抗战后，蔡元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他移居香港。重病中，他仍然关注抗战事业，热切盼望“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一生追求真理，献身祖国，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优秀代表。他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唁电，党中央说他“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4月14日，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题为“老成凋谢”的挽联，周恩来撰写的挽联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在大会通过的致蔡元培家属的唁电中，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历史功绩。全文如下：
香港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遽归道山，远闻噩耗，深为悲痛！窃念先生清末从事革命，提倡民权；民六任北大校长，网罗人材，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九一八后，与宋庆龄、杨杏佛诸先生等发起人权保障同盟，从事挽救青年志士，以图保留国家元气；虽为强暴所威胁，而气不为之阻。七七抗战以来，先生老矣，犹谆谆以精诚团结，言信行果，训诫国人。哲人云亡，遗教不朽。本大会追念贤劳，当与全国同胞努力完成先生所未竟之志。除电请国府明令国葬外，谨电奉唁，诸维节哀，以临大事。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先生大会叩。
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和延安各界追悼大会的挽联、唁电，表达了全国人民对这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的崇敬，同时也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崇高而恰当的评价。
当时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也为蔡元培举行公祭和追悼会，并颁布褒扬令，称颂他“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早岁志存匡复，远历重瀛，研贯中西学术。回国后，锐意以作育人才，促进民治为己任。先后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及大学院院长，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悬仰。近长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业，绩效弥彰。”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表达了深切的哀悼。
§§第二章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