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二节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正在法国的蔡元培以欣喜的心情，获悉国内政局的重大变动。8月间，他写了《对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篇短文，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深入地揭露了袁世凯专制政体的社会根源，他写道：“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杞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武庙宣誓，教院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蔡元培在政治上早已同袁世凯彻底决裂，但他并不把袁的专制、复辟看作个人的行动，而是透过现象看到民国建立之后封建复辟势力得以存在的社会原因；基于这个认识，他并不陶醉于因袁世凯垮台这一现实造成的共和胜利的幻景，而是发出：“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表示了对国内政治的忧虑。这说明察元培的认识是比较深刻、清醒的，也可以看出不久他回国后在北大施展抱负的政治思想基础。

　　袁死后，蔡元培同其他因反袁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一样，准备回国服务。北京国会里的一批浙江籍议员，曾打电报请他回国担任浙江省长，但他一如既往，无意于高位厚禄，婉言回绝了。这时，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已提出辞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和次长已由范源濂、袁希涛分别担任，范、袁曾与蔡元培在民元教育部共过事，深知蔡之为人，于是，经浙籍议员陈黻宸和北大教授马叙伦的推荐，并取得时任总统的黎元洪同意，范即提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9月1日，蔡元培在法国收到了范源濂的促归任职电。原电文是：

　　蔡鹤卿先生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范源濂宥。

　　蔡元培接电报后即决定返回，并远道专程往访李石曾，约其同到北京大学，“以整理故都之学府，引为吾人共同之责任”，同时还约吴稚晖亦同去。10月2日，他同吴玉章一道自马赛启程回国，11月8日抵上海，先后在上海、绍兴等地小住。

　　如前所述，民国建立后，北京大学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民主主义的改革，但由于官僚积习很深，改革极不彻底，校政还相当腐败。不少人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混资历谋取官位。他们对专任的教员不欢迎，甚至教学认真的反遭反对；而对由政府官吏兼任教员的，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亦十分欢迎，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作自己将来仕途的靠山。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是敷衍塞责，“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台上读一遍”。由于学生有这种“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造成了学科发展上轻文理的极不正常现象。因此，学校里缺少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泛滥。

　　对当时北大腐败的校风，时为北大学生的顾颉刚曾有过形象的描述，他说：那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撈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象个什么‘最高学府’？”由此可见，北大当时受到社会非议并非偶然。

　　所以，蔡元培到上海后，曾有不少友人劝他莫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得不好反坏了自己的名声。对于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一事，在当时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同意见，如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等都曾持反对态度；蔡元培还曾邀汪、吴来北大相助，也被拒绝了。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孙中山对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支持，以及他对北京大学寄予的厚望。孙中山很重视开辟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对蔡元培也十分了解和信任。他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到那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去主持高等教育。这样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所以竭力主张蔡往就此职。孙中山对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支持，对于蔡力排众议最后接受任命有重大影响。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期间，与孙中山之间曾就当时国事问题有过书信往返。1918年初，蔡元培曾为国史编纂处编修国史问题征求孙中山意见，孙中山也热情作复。孙中山对蔡在北大的工作是了解和满意的。据有人回忆，国民党一大时，由孙中山提名蔡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当时会场中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是认为蔡在北京政府势力下出任北大校长，有依附军阀之嫌，一是批评蔡放纵学生，仇孝非孔。有的代表还当场提出询问。孙中山当即表示这是误会，他说：“我知道他最清楚，故我有此处置。”他还说蔡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因为北方政治环境的关系，所以只提议他为候补监委，以使他不致因地位过于显著而不便工作。孙中山希望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按蔡于1923年离开北大到欧洲考察），仍能到北京去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对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支持，确是一种远见卓识。

　　在一些友人的赞助下，蔡元培也认为做大学校长不是做官；而且认为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他在当时曾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表示当时的决心。当然，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长、也有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因素，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鲁士受拿破仑揉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主义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可见他出任北大校长，是同他的爱国宏愿，为共和培养“完全之人格”的人才相联系的。他在这里所说的从教育着手，“使吾国转危为安”，既包含对国家富强的殷切期望，也指对已濒临绝境的民主共和事业的挽救，为此而从事启迪民智、培育人才，确仍不失为一救国之途，也是民主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他抱定了整顿和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知难而进，毅然于12月22日北上就任北大校长的职务。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开始到校执行校长职务。

　　蔡元培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人，他的到来，给暮气很深的北大带来了新的气息。他到校的那一天，校役们也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表示欢迎，他即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他们鞠躬还礼。北大校长当时是所谓由大总统任命的简任官，过去是从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这个行动使欢迎的师生和校役们感到惊讶和新鲜。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都脱帽鞠躬。蔡元培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融洽。从前学生有事和校长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示之后，张贴在告示牌上。蔡元培厌恶这种衙门作风，他到校后立即出布告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学生对学校有改进建议时，他就把提案送登校刊，择其可行者付诸实行。他和学生之间还常有文字交往，研讨学术，为学生的著述和发行的刊物题签写序。一位学生为其祖母八十大寿请他题字，他也欣然命笔，写了“美意延年”四个大字。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在清末就已有《哲学要领》、《中国伦理学史》、《伦理学原理》等译著刊行于世。他的学问和道德修养，为学术界所推重，也深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景仰。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讲述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阐明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禅。”他特别强调大学生要有正大的宗旨，“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明，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维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所以他把“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放在首要的位置。正是在这种宗旨下，他开始了对学校的管理体制、科系设置、课程建设、教师队伍以及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

　　蔡元培出任校长的这一年，北大进行了一次纪念校庆二十周年的活动。由于北大是诞生于外侮日深，民族危机达到极点的清朝末年，它的成长几经波折，几度停办，因此校庆纪念日，是采取揉合京师大学堂成立的1898年和1902年复校的12月17日而定的。据记载，这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校庆纪念。蔡元培在这次校庆纪念会上曾发表演说，介绍了德国大学的情形，提出：“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来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他惋惜当时国家百事停滞不进，未能有此好现象，但又说：“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对北大的进步寄予了厚望。

　　二十周年校庆时，制作了一首纪念歌，歌词是：

　　棫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喜此时幸遇先生察”，反映了师生对蔡元培的欢迎和希望。北大的历史确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章 锐意改革 整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