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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开男女同校之先河
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
蔡元培早年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时，就反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加给女子的深重压迫，提倡男女平等。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有大改革，则女权必须扩张；占有半数的女胞获得平等地位以后，国力将能增加一倍。当他决绝仕途从事教育救国之日起，就首先把教育普及与实行男女平等联系起来，强调“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欲令人人受教育，当以女学为最重要”。他参与创办并始终支持的爱国女学校，是我国一所最早以灌输革命思想为宗旨的女校。他在这所学校不取贤妻良母的教育，而以培养从事革命之女性为目的。在年长的女生中，他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使学生具有以暗杀为手段的献身革命精神。民国初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开始在全国推行小学男女同校。1917年12月创办的北京孔德学校，蔡元培被推为校长。孔德学校学生以北大教员的子女为主，采取了男女兼收的办法。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那种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一类的封建礼教观念，仍然十分顽固。民国初年实行新学制后，初等小学虽然实现了男女同校，而高等小学则往往就无法实行。至于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来就很少，自然更谈不到男女同校了。五四以前，全国为女子设立的高等学校，仅有教会办的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又称燕京女子大学，后合并于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大学三处。北京女子师范虽在1917年开办过国文教育专修科一班，1918年又开办过手工图画专修科一班，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直到1919年4月23日始正式命名。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这时北京高等师范分男女两校，彼此防备，门禁森严。据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五四前夕，为了串连女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去女子高等师范，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两个女同学代表接待我们，还有一个女学监。我们坐在这一头，女同学坐在那一头，中间坐着女学监。房间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行。这就是当时男女同学间的情况”。
对于这种状况，蔡元培极为不满。他积极呼吁男女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并努力创造条件使大学实现男女同校。1919年3月在天津青年会的讲演中，他就指出：“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尚远不速。然则既受此次大战之教训，鉴于各国教育之革新，宜如何奋勉耶？”十分痛心这种落后状态，奋勉革新。同月15日，他在北京青年会又作了题为《贫民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讲演，进一步提出破除男女界限，矫正轻视女子的恶习，尊重妇女的人格，平等互助；强调随着女权的发展，男女社交公开，权利平等，已成为世界的进步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里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他主张：“不论何等工作，只要于生理上心理上相宜的，都可以自由选择，都可以让他们共同操作。”在这个讲演中，他已有在大学试验男女同校的打算。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的呼声很高，进步舆论界纷纷要求大学开放女禁。但各大学还不敢向教育部提议，因为一提议必通不过。早在1918年底，教育部在给北大的公函中就声称：“国立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至于女学前途，转兹障碍。”蔡元培则认为，“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这个意思，他在同上海《中华新报》旅京记者的谈话中，作了公开的说明。他在谈话中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生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这个谈话，在这家报纸1920年1月1日的新年号上刊登了。这就公开向社会表示北大可以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在当时封建礼教仍然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社会里，无疑是一个很勇敢的号召在这里，蔡元培使用的方法也很巧妙，他利用教育部规定的学制并没有专收男生这一条，来实现男女同校的革新；这样就绕过向教育部提议必遭拒绝的障碍，造成既成事实，迫使顽固的教育当局不得不承认。后来有人责难说：“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他就据理回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上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使对方无话可说。
在五四以前，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少数知识妇女也开始发出了要求妇女解放的呼声。1919年四、五月间，甘肃省有一位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允许女子进大学读书。她在信中说：“我国数千年皆沿防隔内外之陋习，欲一旦冲决藩篱，实行男女接席共事，阻力必多，且女子无能力，何堪任事。是故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她对蔡元培提倡男女平等寄托着希望：“先生任教育总长宣布政见于参议院，曾一及之，乃如昙花一现，遂无人过问矣。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仍主张男女平等。然则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表示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但由于长期以来女子受到社会的歧视，即使这位勇敢的女学生也没有提出直接进大学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到北大补习班学习；而补习班是北大专为那些没有考取的学生办的。这封信寄到北京的时候，恰好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所以没有结果。六月，邓春兰又在京沪各报刊登了她写的一封征求同志、呼吁大学开女禁的信。这引起了进步舆论界的重视。《少年中国》在这一年八月专门出了一期妇女号的特刊，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并转载了邓春兰的信。在许多人撰写的文章中，都把女子教育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不久，蔡元培关于大学不禁女生的谈话公开发表了。1920年2月，江苏籍女学生王兰向北大提出入学请求。由于这时招收新生的考期已过，学校遂同意她入学旁听；两天之后，她便到校听讲，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随后又有奚浈、查晓园报名入校旁听。于是，援例请求的，“日必数起”。这一年春北大先后招收了九位女学生（旁听），成为我国国立大学最早一批实现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1920年3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为此专门发了“本校女生”消息，作了详细介绍：
本校自允女生入学以来，各处函询入学资格而欲来者，日必数起，其已经得许入学旁听者，文科有九人：
王兰 江苏无锡 20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杨寿壁 贵州贵阳 19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赵懋云 四川南溪 28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赵懋华 四川南溪 23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邓春兰 甘肃循化 22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刘慎 江苏南汇 21岁 英文系一年级旁听
查晓园 浙江海宁 21岁 英文系一年级旁听
韩恂华 天津 21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程勤若 安徽歙县 26岁 国文系一年级旁听
从1920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录取了九名本科女生。
蔡元培的这一进步措施，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1920年2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九号），就以“女子共学的先声”为题，报道了招收女生的消息：“男女共学已为国内学者多数的主张，本校即先行开放，以为各校倡。但因未得教育部许可，暂时不招正科生，只设女生旁听席，即有王兰、奚侦、查晓园三位女士入本校旁听。现在还有许多来报名的，闻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云。”周刊第十号（3月7日）又在封面刊登了最先入校的查晓园、奚祯、王兰三位女生的照片，并加了“本校开放第一次的女同学”的标题。
北大作为国立大学最早实现男女同校，这是我国大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成就是蔡元培积极倡导和勇于革新的结果，同时它也反映了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深刻影响。第一个进入北大的女生王兰，曾这样叙述她的思想变化：
这时正是新思潮发展的时候，我的弟弟在北大念书，常把些新思潮的杂志带给我看，或者把新思潮的根本道理讲给我听，我从此以后，脑筋里便渐渐的添了些新思想，以前的旧思想逐渐减少，从前的旧生活也就逐渐觉得否认起来了。我入北大的动机实在很早，并非从新思想输入后才发端的。不过往前那种想入北大的心，只是因为男女教育太不平等，才激起的反动而已。直到新思想输入后，这种观念才算到成熟的日子了。
实行男女同校是对旧礼教的一次大冲击，它势必引起封建卫道者的恐惧和仇视。这一年四月教育部在给北大的公函中又重弹老调，称：“旁听办法虽与招正科学生不同。唯国立学校为社会观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也为此对北大进行所谓“告诫”。而这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奉两系军阀，对蔡元培极为不满，男女共校问题也竟然成为他们对他进行迫害的一个口实。
但是，男女同校一经北大首倡，逐渐酿成潮流，全国各地学校纷起仿效。如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山西、福建等地的公私立大学，都开始陆续招收女生。这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北大男女同校的影响下，燕京大学男女两校准备合并，在他们召开的男女两校联欢会上，蔡元培被邀请作为男校代表致词。蔡元培在讲演时风趣地说：“秩序单上却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说句笑话，我似乎不好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几个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如在法文专修馆，我是挂名的馆长；馆中有女生两人。在孔德学校，我是挂名的校长；校中一百多学生，女生比男生占多数。我所专任的是国立北京大学，现在也有女生九人。这几个学校，可以叫作男校么？”为了尊重主人，他还是代表北京男校致了祝贺之枕，但他仍借此机会重申男女同校的主张：“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自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以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那时考期已过，有各处女生要求到校旁听，我们审查资格后，允许旁听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来应试，一定照男生一样办理。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别。”
诚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男女同校是很困难的。据有人统计，到1923年，北大男女生总数为2246人，其中女生仅11人，而全国这一年有女生的专科学校也仅占全国专科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二十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古老的中国，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革新的重大意义。难怪后来有人向一位日本女教育家介绍蔡元培首倡男女同校的情景时，使这位女教育家不胜感动，她流着眼泪说：日本没有贤明的人作同样的提倡，使我伤心。
蔡元培早年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时，就反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加给女子的深重压迫，提倡男女平等。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有大改革，则女权必须扩张；占有半数的女胞获得平等地位以后，国力将能增加一倍。当他决绝仕途从事教育救国之日起，就首先把教育普及与实行男女平等联系起来，强调“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欲令人人受教育，当以女学为最重要”。他参与创办并始终支持的爱国女学校，是我国一所最早以灌输革命思想为宗旨的女校。他在这所学校不取贤妻良母的教育，而以培养从事革命之女性为目的。在年长的女生中，他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使学生具有以暗杀为手段的献身革命精神。民国初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开始在全国推行小学男女同校。1917年12月创办的北京孔德学校，蔡元培被推为校长。孔德学校学生以北大教员的子女为主，采取了男女兼收的办法。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那种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一类的封建礼教观念，仍然十分顽固。民国初年实行新学制后，初等小学虽然实现了男女同校，而高等小学则往往就无法实行。至于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来就很少，自然更谈不到男女同校了。五四以前，全国为女子设立的高等学校，仅有教会办的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又称燕京女子大学，后合并于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大学三处。北京女子师范虽在1917年开办过国文教育专修科一班，1918年又开办过手工图画专修科一班，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直到1919年4月23日始正式命名。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这时北京高等师范分男女两校，彼此防备，门禁森严。据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五四前夕，为了串连女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去女子高等师范，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两个女同学代表接待我们，还有一个女学监。我们坐在这一头，女同学坐在那一头，中间坐着女学监。房间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行。这就是当时男女同学间的情况”。
对于这种状况，蔡元培极为不满。他积极呼吁男女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并努力创造条件使大学实现男女同校。1919年3月在天津青年会的讲演中，他就指出：“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尚远不速。然则既受此次大战之教训，鉴于各国教育之革新，宜如何奋勉耶？”十分痛心这种落后状态，奋勉革新。同月15日，他在北京青年会又作了题为《贫民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讲演，进一步提出破除男女界限，矫正轻视女子的恶习，尊重妇女的人格，平等互助；强调随着女权的发展，男女社交公开，权利平等，已成为世界的进步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里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他主张：“不论何等工作，只要于生理上心理上相宜的，都可以自由选择，都可以让他们共同操作。”在这个讲演中，他已有在大学试验男女同校的打算。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的呼声很高，进步舆论界纷纷要求大学开放女禁。但各大学还不敢向教育部提议，因为一提议必通不过。早在1918年底，教育部在给北大的公函中就声称：“国立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至于女学前途，转兹障碍。”蔡元培则认为，“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这个意思，他在同上海《中华新报》旅京记者的谈话中，作了公开的说明。他在谈话中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生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这个谈话，在这家报纸1920年1月1日的新年号上刊登了。这就公开向社会表示北大可以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在当时封建礼教仍然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社会里，无疑是一个很勇敢的号召在这里，蔡元培使用的方法也很巧妙，他利用教育部规定的学制并没有专收男生这一条，来实现男女同校的革新；这样就绕过向教育部提议必遭拒绝的障碍，造成既成事实，迫使顽固的教育当局不得不承认。后来有人责难说：“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他就据理回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上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使对方无话可说。
在五四以前，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少数知识妇女也开始发出了要求妇女解放的呼声。1919年四、五月间，甘肃省有一位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允许女子进大学读书。她在信中说：“我国数千年皆沿防隔内外之陋习，欲一旦冲决藩篱，实行男女接席共事，阻力必多，且女子无能力，何堪任事。是故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她对蔡元培提倡男女平等寄托着希望：“先生任教育总长宣布政见于参议院，曾一及之，乃如昙花一现，遂无人过问矣。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仍主张男女平等。然则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表示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但由于长期以来女子受到社会的歧视，即使这位勇敢的女学生也没有提出直接进大学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到北大补习班学习；而补习班是北大专为那些没有考取的学生办的。这封信寄到北京的时候，恰好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所以没有结果。六月，邓春兰又在京沪各报刊登了她写的一封征求同志、呼吁大学开女禁的信。这引起了进步舆论界的重视。《少年中国》在这一年八月专门出了一期妇女号的特刊，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并转载了邓春兰的信。在许多人撰写的文章中，都把女子教育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不久，蔡元培关于大学不禁女生的谈话公开发表了。1920年2月，江苏籍女学生王兰向北大提出入学请求。由于这时招收新生的考期已过，学校遂同意她入学旁听；两天之后，她便到校听讲，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随后又有奚浈、查晓园报名入校旁听。于是，援例请求的，“日必数起”。这一年春北大先后招收了九位女学生（旁听），成为我国国立大学最早一批实现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1920年3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为此专门发了“本校女生”消息，作了详细介绍：
本校自允女生入学以来，各处函询入学资格而欲来者，日必数起，其已经得许入学旁听者，文科有九人：
王兰 江苏无锡 20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杨寿壁 贵州贵阳 19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赵懋云 四川南溪 28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赵懋华 四川南溪 23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邓春兰 甘肃循化 22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刘慎 江苏南汇 21岁 英文系一年级旁听
查晓园 浙江海宁 21岁 英文系一年级旁听
韩恂华 天津 21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程勤若 安徽歙县 26岁 国文系一年级旁听
从1920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录取了九名本科女生。
蔡元培的这一进步措施，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1920年2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九号），就以“女子共学的先声”为题，报道了招收女生的消息：“男女共学已为国内学者多数的主张，本校即先行开放，以为各校倡。但因未得教育部许可，暂时不招正科生，只设女生旁听席，即有王兰、奚侦、查晓园三位女士入本校旁听。现在还有许多来报名的，闻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云。”周刊第十号（3月7日）又在封面刊登了最先入校的查晓园、奚祯、王兰三位女生的照片，并加了“本校开放第一次的女同学”的标题。
北大作为国立大学最早实现男女同校，这是我国大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成就是蔡元培积极倡导和勇于革新的结果，同时它也反映了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深刻影响。第一个进入北大的女生王兰，曾这样叙述她的思想变化：
这时正是新思潮发展的时候，我的弟弟在北大念书，常把些新思潮的杂志带给我看，或者把新思潮的根本道理讲给我听，我从此以后，脑筋里便渐渐的添了些新思想，以前的旧思想逐渐减少，从前的旧生活也就逐渐觉得否认起来了。我入北大的动机实在很早，并非从新思想输入后才发端的。不过往前那种想入北大的心，只是因为男女教育太不平等，才激起的反动而已。直到新思想输入后，这种观念才算到成熟的日子了。
实行男女同校是对旧礼教的一次大冲击，它势必引起封建卫道者的恐惧和仇视。这一年四月教育部在给北大的公函中又重弹老调，称：“旁听办法虽与招正科学生不同。唯国立学校为社会观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也为此对北大进行所谓“告诫”。而这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奉两系军阀，对蔡元培极为不满，男女共校问题也竟然成为他们对他进行迫害的一个口实。
但是，男女同校一经北大首倡，逐渐酿成潮流，全国各地学校纷起仿效。如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山西、福建等地的公私立大学，都开始陆续招收女生。这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北大男女同校的影响下，燕京大学男女两校准备合并，在他们召开的男女两校联欢会上，蔡元培被邀请作为男校代表致词。蔡元培在讲演时风趣地说：“秩序单上却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说句笑话，我似乎不好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几个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如在法文专修馆，我是挂名的馆长；馆中有女生两人。在孔德学校，我是挂名的校长；校中一百多学生，女生比男生占多数。我所专任的是国立北京大学，现在也有女生九人。这几个学校，可以叫作男校么？”为了尊重主人，他还是代表北京男校致了祝贺之枕，但他仍借此机会重申男女同校的主张：“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自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以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那时考期已过，有各处女生要求到校旁听，我们审查资格后，允许旁听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来应试，一定照男生一样办理。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别。”
诚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男女同校是很困难的。据有人统计，到1923年，北大男女生总数为2246人，其中女生仅11人，而全国这一年有女生的专科学校也仅占全国专科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二十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古老的中国，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革新的重大意义。难怪后来有人向一位日本女教育家介绍蔡元培首倡男女同校的情景时，使这位女教育家不胜感动，她流着眼泪说：日本没有贤明的人作同样的提倡，使我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