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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倡导平民教育
蔡元培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极为重视人才的培养。他痛切地感到国家的积弱，科学技术的落后，认为：“国内学术界觉得人才不足，是无可讳言的”。他委身于教育事业后，就积极倡言平民教育，主张让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培养出各方面的人才。他把培育人才和民主共和事业相联系，深信中国定将人才辈出，科学发达，国运转机。正是从这种信念出发，蔡元培努力推行社会教育，支持开设平民学校，发起勤工俭学，实行男女合校，并且直接创办或经他支持设立了许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而他在对北大的改革和整顿工作中，同样也贯彻了这种平民教育的思想。
原来设在马神庙公主府（现在的景山东街）的北大门口，曾挂着一块大匾，仿佛旧衙门的虎头牌一样，使人们望而止歩。蔡元培反对那种把大学看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观念和做法，他长校后，即让人把匾取走，主张大学“人人都可以进去”。为此，他首先对北大原来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使那些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过去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后来也多是由各地衙门推荐选送，绝大多数是缙绅豪富子弟。后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京师大学堂这种“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招生也没有严格的制度和标准，所招的学生也多是一些纨绔子弟，并无真才实学。蔡元培则提倡平民教育，坚持不看资格、出身，注重以成绩优劣为标准，使许多有志青年能进入北大。如1917年从暑假开始，北大连续三次招生，凡有同等学历的人都可报考，择优录取。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大学生的组成，而且由于招收学生质量的提高，对于改变学校的风气，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后来成为北大名教授的杨晦曾深情地回忆说：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了招生制度，他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由于蔡先生坚持平民教育，择优录取的原则，才使许多有志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学。
当时招生考试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以1920年在北京、上海两地招收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系学生为例，考试的科目及要求的程度是：一、国文，应试程度须略通中国学术及文章的源流与变迁。二、外文（所报考的语种），要求（1）曾阅读过数种本语种的文学著作，能列举并批评其内容；（2）能以国语与外国语互译；（3）能用所习的外文作文并无文法上的谬误。三、数学，包括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四、论理学（即逻辑），须了解演绎、归纳的方法及其应用。五、历史，须习过中国通史及西洋通史。六、地理，包括中外人文地理。各科考试皆以六十分为及格，录取各科及格以上的优秀者。当时文、理本科学生，主要由预科毕业生升入，对外只招收少量学生。而每年招收相当数量的预科一年级新生，亦要求较高的质量。招考时分初试和复试两种。初试包括：国文（解释文义，作文及句读）、外国语（英、法、德、俄四国语种任选一种，要求能翻译，文法正确）、数学（包括算木、代数、平面几何）。初试全部及格后，方得参加复试。复试包括：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理化和博物。学校还设有入学试验委员会，负责招生事宜，并由校长从教授中指派出题委员和阅卷委员。经过改革后的考试制度，比过去较为完善；实行了严格的考试和择优录取的办法，这对于打破大学被权势者所垄断的局面，使出身贫寒而具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得以深造，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蔡元培不仅注重培育人才，而且看到在中国努力多出人才、早出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北大，他除了改革招生制度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听讲的除正式学生外，还可以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这种旁听生制度，也体现了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当时学校旁听生章程规定：“旁听生得依其志愿，于各系中选听愿习之功课。”他们不必专习某一学科，也不规定修业年限，在旁听生审査标准上只要“有最小限度之学力”，“经关系学科教员面试认为确有听讲学力”的，均可入学旁听，与正式学生有同样的听课机会，但学校不发给毕业证书。选科生是指选修一定科目的非正式学生，其所选功课试验合格后，由各科发给修业证书；选科生如各种应有之试验均达到及格者，亦可发给毕业证书。1919年，因学校在本科生中实行选科制，为避免名称的混乱，在这一年修订的旁听生章程中，取消了选科生名称，统一称为旁听生。修订后的章程规定：“本科各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旁听生得依其志愿，于各系中选听愿习之功课。”入学时须将所经历之学校及平时所研究之学业填具志愿书，“经本校教授主任会审查合格后，应缴纳全年学费，领取旁听证方准其听讲。”并规定：“旁听生按正科生所需要，听满应习之单位，并随同考试及格者，得请将预科所有功课补行考试，及格后改称正科生，一律给与毕业文凭。”那时曾把这种做法称为“人人可以自由听讲。”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旁听生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一制度对于改变过去大学生大多数是出身于地主、官僚和富商家庭的状况，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一制度的实行，京津以至远近省份的知识青年来北大听讲学习的很多，他们环绕在汉花园、北河沿一带居住，利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进行攻读，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这些旁听生在某些方面还可与正规生享受同等待遇，如1922年克兰夫人在北大设立的奖励女生学额，就规定旁听生可同样获得此项奖励名额，但需习本科生科目。该年旁听女生刘莆芳因符合条件，获得一个名额。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者和失业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听某教授的课，或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溜”进来的旁听生一样不被歧视，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讲堂上听课；教室里人坐满了，他们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门口，照样饶有兴趣地听讲。当时每门课多发有讲义，这些讲义或是放在图书馆里，或是放在教室门口，他们同样可以取用。这种旁听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革命者或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人才。如柔石、胡也频、李伟森以及曹靖华等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曹靖华后来曾回忆说：蔡先生“在北大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最值得纪念的。他长北大时，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了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种旁听生制度除了有助于使更多人得到深造的机会外，同时也在客观上为职业革命家提供了方便条件，后来有不少共产党人就是以北大旁听生的身分做掩护，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的。此外，蔡元培还为华侨学生开办特别补习班，使他们能够顺利升入本科，让更多的华侨子弟有机会到北大学习。
蔡元培曾这样解释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他在校内创办校役夜班，“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他积极支持学生创设平民夜校，使“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1918年1月，有部分学生联名向蔡元培写信反映，第一宿舍丙字号工友何以庄勤于职守，业余好学，文理通达，只因家中贫寒而废学，建议校长量才拔用。蔡元培很重视同学的建议，为不埋没何之所长，立即把他调到文科教务处担任缮写工作，并酌增其月薪。蔡元培在给同学的复信中，除充分反映他爱惜人才，鼓励好学上进的精神外，还提出了筹办校役夜班的计划。信的全文是：
来函及何以庄所作三篇，均悉。昔郭林宗于旅舍中躬自扫除；美国大学生间有于晨间执洒扫之役，或午晚间为人侍膳者；日本大学生有于倮余散报纸或拉入力车者。为贫而役，本非可耻。一校之中，职员与仆役，同是作工，并无贵贱之别。（法国教育家多入工会，东方人或以任教育事业者至等于官吏，误也。）不过所任有难易，故工赀有厚薄耳。惟何以庄既文理清通，不可没其所长，已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繕写之务，酌增月给，借以励其为好学之诚，而欢成诸君之美意。且本校对于校役，本有开设夜班之计画。他日刻期开课，尚须请诸君及其他寄宿舍诸君分门教授，必为诸君所赞成。因何以庄事而联想及之，并以闻。
蔡元培为筹办校役夜班，亲自筹划班次，招聘教员。为此，从3月18日起，连续六天在北大日刊上刊登《校长告白》，函告全校同学。全校共设十班，分为甲、乙两组，每组受业三晚；每班教员六人，共60人。他希望同学“各以所长，分任教科”。同学们积极响应，一周中即有三十多人报名任教，有的教职员也参加。3月27日，蔡元培在校长室主持召开校役夜班教员会，到会夜班教员57人。会议议决：在景山东街及北河沿两处校舍各设夜班教务处一所；教学分为国文与修身、算术与理科以及外国语三部，每部推举一位主任；凡本校校役一律入班学习；国文教学用白话体，修身用讲演体，算术除笔算外兼习珠算；外国语于英、法、德及世界语中任选一种，为选修课。随后，组成了各门教授会并推选了主任：国文教授会，主任为康白情；修身教授会，主任为高月彩；算学教授会，主任为梅廷献；理科教授会，主任为罗加伦；外国语教授会，主任为李四杰。
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积极倡议下，北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办。这在北大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那一天全校工友二百三十多人，均身着长衣，胸佩花朵，齐集文科第一教室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亲自到会并发表演说。他强调“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责任。故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也。”他认为夜校的好处，有益于现在的工作，有益于他种职业之预备，“若就性之所近，力求进步，亦未尝不可成为学者，为乡村学校教师。”当时校役夜班开设有：修身、国文、算术和理科四门必修课，并由学员于英、德、法语和世界语中任选一种作为外语课。夜班除教务主任由各教授会公举一人外，教员全部由学生义务担任。许多同学都很热心这项工作，除认真授课外，还发起募捐，为学员购买书籍。许多教职员都热心捐助，如李大钊曾捐助票银三元。校役夜班共办了两年多时间。
1920年，在蔡元培的积极赞助下，由学生会教育股创办了平民夜校，实行男女合校，招收了350个学生，其中男生240人，女生110人；年龄最长者38岁，最小的6岁，主要是学校附近的平民子弟。1月18日在法科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到会者有七八百人，蔡元培、陈独秀都以来宾身分参加，并相继发表了演说。蔡元培在他热情洋溢的演说中说：“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从前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牌，写着‘学堂重地，闲人免入’，以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现在这块牌已经取去了”。他认为校役夜班的开办，是北京大学改变的第一歩，“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他希望有更多的平民子弟进入平民夜校。
蔡元培把平民学校作为普及教育，使平民有到大学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是作为沟通学校与社会的一个渠道，大学生为社会服务的一项重要措施，而积极提倡。他的这一主张，得到许多学生的响应，如1921年4月，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研究社，以研究平民教育为职志。他们还以北大学生会名义，积极筹办第二平民学校。
平民夜校从管理到教学工作，都是由北大学生义务担任。他们学习蔡元培勇于革新的精神，努力采用新法进行平民教育。平民夜校经过逐步完善，开办了高小班、国民班和特别班。特别班分甲（相当初中前三学期）、こ（相当初中后三学期）两部，学生多来自中学，具课外补课性质。高小、国民两班程度与普通小学相等，学生多为贫民及其子弟无力升学者，教学目的在于使他们能直接应用，不再为他们升学的预备，因而教材偏重于地理、历史、国语、常识及算术计算法。学生实行分科制，不受年级的限制，即某科程度达某年级时就在该年级上课；同一学生不同课程可在不同年级，而以重要课程在最低一级代表其年级。规定教学以“启发”为原则，以“谈话”为方式，打破“注人式”，取消“讲演式”。教务处组织学生读书方法指导团，随时随地加以指导，并定期举行读书法的演讲。教员还轮流于每星期日下午率学生参观、游览、游戏或交淡，使学生在“人格化”、“自然化”、“艺术化”中得到学问。此外，规定每星期由教务处报告时事一次，以引起学生读报的兴趣；每星期六晚举行修身谈话会，每星期日上午请人讲演。学校还分设教务、行政、体育、训育、学生等委员会，以全体教职员会议为立法机构。规定教职员连续两星期不到校视事者辞职，学生连续三日不到校上课者除名。夜校经费由北大每月津贴四十元（包括学生书籍费），不敷部分，组织学生半工半读，通过贩卖实物等取得。平民夜校工作也得到北大教职员的热情支持，鲁迅曾向平民夜校赠送了《热风》、《出了象牙之塔》、《呐喊》等书籍。
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张，体现了他一贯的民主政治的理想，是他民主教育思想的精华。他不仅在北大开办校役夜班、平民夜校，直接为校内和学校附近的工人贫民提供学习的机会，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些措施作为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步骤，以实现接受大学教育“人人都是平等的。”诚然，他的平民教育主张，还是属于义务教育或社会教育的性质，但这在当时是具有开创风气意义的。当时的北京大学，“就在这样有意地改造环境之下，渐渐养成了全校平等的气氛，使得教职员、学生、校工们无形中趋于亲密团结。”正因为这样，蔡元培获得了师生和全校工友的衷心爱戴。1921年1月，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病逝，当时蔡正在法国考察教育，国内同人为他的夫人举行了追悼会，北大全体工友送了一幅挽朕，写道：“办学堂实行男女平权，愿天下妇人们共看模范；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文字朴素，感情真挚，表达了工友们对蔡元培的崇敬之情。
当然，蔡元培在北大主张平民教育，主要还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有条件的市民阶层争得平等教育的地位。而他的普及平民教育的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是无法实现的。但应该看到，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张虽是和他把教育看作匡正救危之道的思想相关联，而由于他对欧美各国社会有过实际的考察，因而对近代教育上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有一定的认识。他曾说：“各国教育之实况，城市教育每较乡村教育为优。男子教育较女子教育为完美。又一国中含有异民族者，则往往欲以一民族同化其他民族，而不许以其本民族语言施其教育。如俄国之于芬兰人，德国之于波兰人，日本之于朝鲜人是也。是皆教育上之最不平等者也。”他进而认为造成这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贫富不平等，如欧美各国“其高等教育往往学费甚昂，其素封之家不能使其子弟受此等教育。于是高等教育遂为资本家所专有。”应该说，这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造成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沟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就是要通过这些活动，培育学生消除人我界限，增进同学间的感情和团体凝聚力，养成关心和服务他人与社会的公德。他反对旧时代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哲学，不赞成过去多数学生“纯守一种独善其身的主义”。他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和正当的课外活动，增进同学间与师生间的情感和相互了解。蔡元培很重视这方面的养成教育，1918年7月部分学生组织西山旅行队，他利用这个机会专门发启事，请参加的同学按提的问题介绍自己的生活经历，这虽是件小事，却很能体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而且他提的问题也颇有兴味，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也富有启迪意义。启事全文如下：
同在一校，觌面或不相识；或相识矣，而不能知其从前之阅历与现在之状况，虽相识如未识也。在山诸君，人数无多，询问较便，爰提出左列诸问题，请逐条作答，无者阙之，随时送鄙人处。俟集有成数，鄙人亦当为诸君述一生之所经历，以增进彼此相识之程度焉。
（一）姓名字号起名之义。如以一字为兄弟行所公用者，又偏旁或有取义等。字为尊长所命与？抑自命之与？别号何义？以有字、号为善乎？抑以省之为善与？
（二）乡里何省？何县？城与？乡与？故乡风景与北京比较何如？与西山比较何如？故乡人情风俗与北京比较何如？
（三）亲属家世有何特点？父、母俱存与？品性如何？营何职业？兄、弟、姊、妹儿人？年各若干岁？在何等学校？或任何等职务？已婚娶与？有子、女若干人？几岁？已订婚与？未婚妻是否在学校？未订婚与？所希望之婚配如何？赞成独身主义者与？
（四）品性刚与？柔与？敏捷与？精细与？有何等嗜好？有不善之念、能自知之而自制之与？善善之念与恶恶之念，孰为偏胜？常以何事为消遣？
（五）学业从前所受之教育如何？性所最近者为何种“科学”？平日所最苦者为何种“科学”？毕业后愿任何种职业？
（六）经济家境如何？现在一年之费，皆家中所供給与？毕业以后，有自费游学或留京研究之能力与？现在一年之费，作如何分配？
（七）对于本校之关系对于本校不满足之感何在？教员中所最佩服者何人？同学中所最亲善者何人？以何故而亲善之与？入何种会？
（八）入山以来之状况卫生上、美学上之感想如何？每日之进程如何？于音乐、绘画及其他运动，以何者为最有兴会？
应当说这是一份很全面、细密的学生情况调查，对于增进相互友谊和了解都大有裨益。蔡元培还针对北大过去存在的“精神既不贯注，形势全同散沙”的缺憾，发起由在校生和毕业同学共同组织的同学会，以求得联络感情、提携事业、改进校务和服务社会的作用。蔡元培还十分重视通过服务社会的途径，增进同学间的感情，培育团体互助精神。他提倡平民教育就涵有这方面的深意。他特别称道学生经过五四运动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他说：“五四运动而后，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知道单是自己好，单是自己有学问有思想不行，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达到，非将学问思想推及于自己以外的人不可。于是同志之连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实是五四以后学生界的一个新觉悟”。
§§第四章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
原来设在马神庙公主府（现在的景山东街）的北大门口，曾挂着一块大匾，仿佛旧衙门的虎头牌一样，使人们望而止歩。蔡元培反对那种把大学看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观念和做法，他长校后，即让人把匾取走，主张大学“人人都可以进去”。为此，他首先对北大原来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使那些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过去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后来也多是由各地衙门推荐选送，绝大多数是缙绅豪富子弟。后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京师大学堂这种“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招生也没有严格的制度和标准，所招的学生也多是一些纨绔子弟，并无真才实学。蔡元培则提倡平民教育，坚持不看资格、出身，注重以成绩优劣为标准，使许多有志青年能进入北大。如1917年从暑假开始，北大连续三次招生，凡有同等学历的人都可报考，择优录取。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大学生的组成，而且由于招收学生质量的提高，对于改变学校的风气，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后来成为北大名教授的杨晦曾深情地回忆说：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了招生制度，他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由于蔡先生坚持平民教育，择优录取的原则，才使许多有志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学。
当时招生考试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以1920年在北京、上海两地招收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系学生为例，考试的科目及要求的程度是：一、国文，应试程度须略通中国学术及文章的源流与变迁。二、外文（所报考的语种），要求（1）曾阅读过数种本语种的文学著作，能列举并批评其内容；（2）能以国语与外国语互译；（3）能用所习的外文作文并无文法上的谬误。三、数学，包括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四、论理学（即逻辑），须了解演绎、归纳的方法及其应用。五、历史，须习过中国通史及西洋通史。六、地理，包括中外人文地理。各科考试皆以六十分为及格，录取各科及格以上的优秀者。当时文、理本科学生，主要由预科毕业生升入，对外只招收少量学生。而每年招收相当数量的预科一年级新生，亦要求较高的质量。招考时分初试和复试两种。初试包括：国文（解释文义，作文及句读）、外国语（英、法、德、俄四国语种任选一种，要求能翻译，文法正确）、数学（包括算木、代数、平面几何）。初试全部及格后，方得参加复试。复试包括：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理化和博物。学校还设有入学试验委员会，负责招生事宜，并由校长从教授中指派出题委员和阅卷委员。经过改革后的考试制度，比过去较为完善；实行了严格的考试和择优录取的办法，这对于打破大学被权势者所垄断的局面，使出身贫寒而具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得以深造，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蔡元培不仅注重培育人才，而且看到在中国努力多出人才、早出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北大，他除了改革招生制度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听讲的除正式学生外，还可以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这种旁听生制度，也体现了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当时学校旁听生章程规定：“旁听生得依其志愿，于各系中选听愿习之功课。”他们不必专习某一学科，也不规定修业年限，在旁听生审査标准上只要“有最小限度之学力”，“经关系学科教员面试认为确有听讲学力”的，均可入学旁听，与正式学生有同样的听课机会，但学校不发给毕业证书。选科生是指选修一定科目的非正式学生，其所选功课试验合格后，由各科发给修业证书；选科生如各种应有之试验均达到及格者，亦可发给毕业证书。1919年，因学校在本科生中实行选科制，为避免名称的混乱，在这一年修订的旁听生章程中，取消了选科生名称，统一称为旁听生。修订后的章程规定：“本科各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旁听生得依其志愿，于各系中选听愿习之功课。”入学时须将所经历之学校及平时所研究之学业填具志愿书，“经本校教授主任会审查合格后，应缴纳全年学费，领取旁听证方准其听讲。”并规定：“旁听生按正科生所需要，听满应习之单位，并随同考试及格者，得请将预科所有功课补行考试，及格后改称正科生，一律给与毕业文凭。”那时曾把这种做法称为“人人可以自由听讲。”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旁听生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一制度对于改变过去大学生大多数是出身于地主、官僚和富商家庭的状况，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一制度的实行，京津以至远近省份的知识青年来北大听讲学习的很多，他们环绕在汉花园、北河沿一带居住，利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进行攻读，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这些旁听生在某些方面还可与正规生享受同等待遇，如1922年克兰夫人在北大设立的奖励女生学额，就规定旁听生可同样获得此项奖励名额，但需习本科生科目。该年旁听女生刘莆芳因符合条件，获得一个名额。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者和失业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听某教授的课，或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溜”进来的旁听生一样不被歧视，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讲堂上听课；教室里人坐满了，他们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门口，照样饶有兴趣地听讲。当时每门课多发有讲义，这些讲义或是放在图书馆里，或是放在教室门口，他们同样可以取用。这种旁听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革命者或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人才。如柔石、胡也频、李伟森以及曹靖华等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曹靖华后来曾回忆说：蔡先生“在北大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最值得纪念的。他长北大时，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了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种旁听生制度除了有助于使更多人得到深造的机会外，同时也在客观上为职业革命家提供了方便条件，后来有不少共产党人就是以北大旁听生的身分做掩护，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的。此外，蔡元培还为华侨学生开办特别补习班，使他们能够顺利升入本科，让更多的华侨子弟有机会到北大学习。
蔡元培曾这样解释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他在校内创办校役夜班，“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他积极支持学生创设平民夜校，使“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1918年1月，有部分学生联名向蔡元培写信反映，第一宿舍丙字号工友何以庄勤于职守，业余好学，文理通达，只因家中贫寒而废学，建议校长量才拔用。蔡元培很重视同学的建议，为不埋没何之所长，立即把他调到文科教务处担任缮写工作，并酌增其月薪。蔡元培在给同学的复信中，除充分反映他爱惜人才，鼓励好学上进的精神外，还提出了筹办校役夜班的计划。信的全文是：
来函及何以庄所作三篇，均悉。昔郭林宗于旅舍中躬自扫除；美国大学生间有于晨间执洒扫之役，或午晚间为人侍膳者；日本大学生有于倮余散报纸或拉入力车者。为贫而役，本非可耻。一校之中，职员与仆役，同是作工，并无贵贱之别。（法国教育家多入工会，东方人或以任教育事业者至等于官吏，误也。）不过所任有难易，故工赀有厚薄耳。惟何以庄既文理清通，不可没其所长，已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繕写之务，酌增月给，借以励其为好学之诚，而欢成诸君之美意。且本校对于校役，本有开设夜班之计画。他日刻期开课，尚须请诸君及其他寄宿舍诸君分门教授，必为诸君所赞成。因何以庄事而联想及之，并以闻。
蔡元培为筹办校役夜班，亲自筹划班次，招聘教员。为此，从3月18日起，连续六天在北大日刊上刊登《校长告白》，函告全校同学。全校共设十班，分为甲、乙两组，每组受业三晚；每班教员六人，共60人。他希望同学“各以所长，分任教科”。同学们积极响应，一周中即有三十多人报名任教，有的教职员也参加。3月27日，蔡元培在校长室主持召开校役夜班教员会，到会夜班教员57人。会议议决：在景山东街及北河沿两处校舍各设夜班教务处一所；教学分为国文与修身、算术与理科以及外国语三部，每部推举一位主任；凡本校校役一律入班学习；国文教学用白话体，修身用讲演体，算术除笔算外兼习珠算；外国语于英、法、德及世界语中任选一种，为选修课。随后，组成了各门教授会并推选了主任：国文教授会，主任为康白情；修身教授会，主任为高月彩；算学教授会，主任为梅廷献；理科教授会，主任为罗加伦；外国语教授会，主任为李四杰。
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积极倡议下，北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办。这在北大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那一天全校工友二百三十多人，均身着长衣，胸佩花朵，齐集文科第一教室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亲自到会并发表演说。他强调“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责任。故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也。”他认为夜校的好处，有益于现在的工作，有益于他种职业之预备，“若就性之所近，力求进步，亦未尝不可成为学者，为乡村学校教师。”当时校役夜班开设有：修身、国文、算术和理科四门必修课，并由学员于英、德、法语和世界语中任选一种作为外语课。夜班除教务主任由各教授会公举一人外，教员全部由学生义务担任。许多同学都很热心这项工作，除认真授课外，还发起募捐，为学员购买书籍。许多教职员都热心捐助，如李大钊曾捐助票银三元。校役夜班共办了两年多时间。
1920年，在蔡元培的积极赞助下，由学生会教育股创办了平民夜校，实行男女合校，招收了350个学生，其中男生240人，女生110人；年龄最长者38岁，最小的6岁，主要是学校附近的平民子弟。1月18日在法科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到会者有七八百人，蔡元培、陈独秀都以来宾身分参加，并相继发表了演说。蔡元培在他热情洋溢的演说中说：“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从前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牌，写着‘学堂重地，闲人免入’，以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现在这块牌已经取去了”。他认为校役夜班的开办，是北京大学改变的第一歩，“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他希望有更多的平民子弟进入平民夜校。
蔡元培把平民学校作为普及教育，使平民有到大学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是作为沟通学校与社会的一个渠道，大学生为社会服务的一项重要措施，而积极提倡。他的这一主张，得到许多学生的响应，如1921年4月，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研究社，以研究平民教育为职志。他们还以北大学生会名义，积极筹办第二平民学校。
平民夜校从管理到教学工作，都是由北大学生义务担任。他们学习蔡元培勇于革新的精神，努力采用新法进行平民教育。平民夜校经过逐步完善，开办了高小班、国民班和特别班。特别班分甲（相当初中前三学期）、こ（相当初中后三学期）两部，学生多来自中学，具课外补课性质。高小、国民两班程度与普通小学相等，学生多为贫民及其子弟无力升学者，教学目的在于使他们能直接应用，不再为他们升学的预备，因而教材偏重于地理、历史、国语、常识及算术计算法。学生实行分科制，不受年级的限制，即某科程度达某年级时就在该年级上课；同一学生不同课程可在不同年级，而以重要课程在最低一级代表其年级。规定教学以“启发”为原则，以“谈话”为方式，打破“注人式”，取消“讲演式”。教务处组织学生读书方法指导团，随时随地加以指导，并定期举行读书法的演讲。教员还轮流于每星期日下午率学生参观、游览、游戏或交淡，使学生在“人格化”、“自然化”、“艺术化”中得到学问。此外，规定每星期由教务处报告时事一次，以引起学生读报的兴趣；每星期六晚举行修身谈话会，每星期日上午请人讲演。学校还分设教务、行政、体育、训育、学生等委员会，以全体教职员会议为立法机构。规定教职员连续两星期不到校视事者辞职，学生连续三日不到校上课者除名。夜校经费由北大每月津贴四十元（包括学生书籍费），不敷部分，组织学生半工半读，通过贩卖实物等取得。平民夜校工作也得到北大教职员的热情支持，鲁迅曾向平民夜校赠送了《热风》、《出了象牙之塔》、《呐喊》等书籍。
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张，体现了他一贯的民主政治的理想，是他民主教育思想的精华。他不仅在北大开办校役夜班、平民夜校，直接为校内和学校附近的工人贫民提供学习的机会，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些措施作为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步骤，以实现接受大学教育“人人都是平等的。”诚然，他的平民教育主张，还是属于义务教育或社会教育的性质，但这在当时是具有开创风气意义的。当时的北京大学，“就在这样有意地改造环境之下，渐渐养成了全校平等的气氛，使得教职员、学生、校工们无形中趋于亲密团结。”正因为这样，蔡元培获得了师生和全校工友的衷心爱戴。1921年1月，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病逝，当时蔡正在法国考察教育，国内同人为他的夫人举行了追悼会，北大全体工友送了一幅挽朕，写道：“办学堂实行男女平权，愿天下妇人们共看模范；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文字朴素，感情真挚，表达了工友们对蔡元培的崇敬之情。
当然，蔡元培在北大主张平民教育，主要还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有条件的市民阶层争得平等教育的地位。而他的普及平民教育的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是无法实现的。但应该看到，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张虽是和他把教育看作匡正救危之道的思想相关联，而由于他对欧美各国社会有过实际的考察，因而对近代教育上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有一定的认识。他曾说：“各国教育之实况，城市教育每较乡村教育为优。男子教育较女子教育为完美。又一国中含有异民族者，则往往欲以一民族同化其他民族，而不许以其本民族语言施其教育。如俄国之于芬兰人，德国之于波兰人，日本之于朝鲜人是也。是皆教育上之最不平等者也。”他进而认为造成这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贫富不平等，如欧美各国“其高等教育往往学费甚昂，其素封之家不能使其子弟受此等教育。于是高等教育遂为资本家所专有。”应该说，这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造成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沟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就是要通过这些活动，培育学生消除人我界限，增进同学间的感情和团体凝聚力，养成关心和服务他人与社会的公德。他反对旧时代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哲学，不赞成过去多数学生“纯守一种独善其身的主义”。他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和正当的课外活动，增进同学间与师生间的情感和相互了解。蔡元培很重视这方面的养成教育，1918年7月部分学生组织西山旅行队，他利用这个机会专门发启事，请参加的同学按提的问题介绍自己的生活经历，这虽是件小事，却很能体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而且他提的问题也颇有兴味，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也富有启迪意义。启事全文如下：
同在一校，觌面或不相识；或相识矣，而不能知其从前之阅历与现在之状况，虽相识如未识也。在山诸君，人数无多，询问较便，爰提出左列诸问题，请逐条作答，无者阙之，随时送鄙人处。俟集有成数，鄙人亦当为诸君述一生之所经历，以增进彼此相识之程度焉。
（一）姓名字号起名之义。如以一字为兄弟行所公用者，又偏旁或有取义等。字为尊长所命与？抑自命之与？别号何义？以有字、号为善乎？抑以省之为善与？
（二）乡里何省？何县？城与？乡与？故乡风景与北京比较何如？与西山比较何如？故乡人情风俗与北京比较何如？
（三）亲属家世有何特点？父、母俱存与？品性如何？营何职业？兄、弟、姊、妹儿人？年各若干岁？在何等学校？或任何等职务？已婚娶与？有子、女若干人？几岁？已订婚与？未婚妻是否在学校？未订婚与？所希望之婚配如何？赞成独身主义者与？
（四）品性刚与？柔与？敏捷与？精细与？有何等嗜好？有不善之念、能自知之而自制之与？善善之念与恶恶之念，孰为偏胜？常以何事为消遣？
（五）学业从前所受之教育如何？性所最近者为何种“科学”？平日所最苦者为何种“科学”？毕业后愿任何种职业？
（六）经济家境如何？现在一年之费，皆家中所供給与？毕业以后，有自费游学或留京研究之能力与？现在一年之费，作如何分配？
（七）对于本校之关系对于本校不满足之感何在？教员中所最佩服者何人？同学中所最亲善者何人？以何故而亲善之与？入何种会？
（八）入山以来之状况卫生上、美学上之感想如何？每日之进程如何？于音乐、绘画及其他运动，以何者为最有兴会？
应当说这是一份很全面、细密的学生情况调查，对于增进相互友谊和了解都大有裨益。蔡元培还针对北大过去存在的“精神既不贯注，形势全同散沙”的缺憾，发起由在校生和毕业同学共同组织的同学会，以求得联络感情、提携事业、改进校务和服务社会的作用。蔡元培还十分重视通过服务社会的途径，增进同学间的感情，培育团体互助精神。他提倡平民教育就涵有这方面的深意。他特别称道学生经过五四运动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他说：“五四运动而后，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知道单是自己好，单是自己有学问有思想不行，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达到，非将学问思想推及于自己以外的人不可。于是同志之连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实是五四以后学生界的一个新觉悟”。
§§第四章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