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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兼容并包方针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是蔡元培在北大实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学术空气的一项重要措施。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囊括大典”，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网罗众家”，则指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自然，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因而，蔡元培对教员的选择，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
这种兼容并包主义，是和蔡元培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原则分不开的。他反对宗派习气，门户之见，认为“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学术思想问题，应当“任吾人自由讨论。”他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允许他们并存，自由讨论。他认为，我国先秦时代思想界所以出现百家争鸣这种“空前绝后之伟观”，是因为“种种学说并兴”、“相竞相攻”使然的，到汉武帝采董仲舒独尊儒家之主张，遂使“诸家之说熠矣。”他极力反对这种“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反对封建式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对学术思想的束缚。所以他主张“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就是他所提倡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种思想自由的原则，反映了察元培是善于正确处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他并不否认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且是坚持学术和教育活动必须为民主共和政治，为振兴国家服务。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他又把学术和政治作了严格区分，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不以人废言；二是反对用政治干涉学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思想，允许学术研究的自由。这确是体现了察元培办学思想的反封建性，同时也反映了发展学术的客观要求。
同时，这一方针，也是和蔡元培一向反对专己守残，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主张相联系的。兼容并包是体现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精神，他认为对于治学者来说，“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这种“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实际上是旧式书院的恶劣学风。而不同学派的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使学生能够较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出新义，提出自己的创见。所以当时北大教授中就广泛地包含了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如史学方面，有信古派的陈汉章、黄侃等，有疑古派的钱玄同、胡适等；经学方面，有今文学派的崔适，有古文学派的刘师培；文学方面，有文言派的黄侃、刘师培、林损等，有白话派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在文字训诂方面，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介石、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等等。可谓容古、今、新、旧各派于一校。教员中的不同观点也可以唱“对台戏”，如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王昆仑曾对此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这不仅充分表现了学术民主，而且能启发学生的思路，培养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兴趣与能力。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它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气氛。”再者，这一方针，也反映了察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风。他深知在当时的中国，人才匮乏，是处于“青黄不接的时代，很难得品学兼备的人才”，他从国家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强盛的愿望出发，十分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因此对于教员，他认为主要应看他有无专门学问，至于个人的政治倾向，只要不涉及所授的课程，就不必强求一律。他要求“学生对于教员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他们”。他还针对守旧势力对北大教员的攻击，指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处。
蔡元培采兼容并包方针，不拘一格广泛延揽人才。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
第一，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这就是他所说的教员要“积学与热心”的标准。他表示延聘教员应向这一标准努力进行。
蔡元培长校后，组织了一个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职员。委员以教授为限。规定聘任委员会非校长或其代表人出席不得开会。凡新聘或延聘教授都要经过委员会的审查与投票决定。审核是很严格的。如1921年11月由周作人推荐俄国学者马耶所夫讲授《欧洲哲学史》，经蔡元培同意提交聘任委员会讨论通过。“因会员均以俄国人只可请讲俄国文学之类；若欧洲文学史等，恐与中国人相去无几也”。未能通过。1818年又由校评议会通过《教员延聘施行细则》，规定第一年为初聘，有效期为一学年，具试用性质，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续聘书，这才长期有效。过期未送续聘书者，即作为解约。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科方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等；同时也有旧学深沉的黄侃、刘师培、黄节、崔适、屠寄、陈介石、陈汉章等人。此外，文科的马叙伦、陈垣、马裕藻、朱希祖、马衡、陈大齐、刘文典、陈寅恪、顾兆熊、陈衡哲、肖友梅、许之衡、樊际昌、沈兼士、杜国庠、吴承仕、徐悲鸿、徐炳昶、熊十力，法科的马寅初、陶孟和、周览、陈启修、黄右昌、王宠惠、张耀曾等人也都是国内闻名的专家学者。理科方面，知名教授如李四光、颜任光、何杰、翁文灏、钟观光、李书华、夏元瑮、秦汾、王仁辅、丁文仁、俞同奎、何育杰、胡濬济、冯祖荀、温宗禹、任鸿隽、王尚济，外籍教授葛利普等。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实可谓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盛极一时。
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低下，不适合在大学任教的，不论中外教员，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约合同予以解聘。如品行不端的所谓“探艳团”团长、英文教员徐佩铣等，被解聘出校。当时北大有几位外籍教员，多是由外国驻华公使馆或我国驻外使馆私人介绍来的。其中有的人不学无术，个别的品行不端，蔡元培即按照合同将他们停聘。1917年3月18日，蔡元培将不称职的英籍教员克德来（Cartw right）、燕瑞博（Robert William Swallow）解职，《北京日报》并刊登了消息，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先是，他们具呈控告北大及蔡元培，说是指称他们不堪胜任教职，使其今后职业大受损害，为此要求索取一年薪金及克德来合同未满之二年薪金；继之，英国公使馆公开出面干涉，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最后，由英国公使朱尔典亲自出马，找蔡元培直接谈判，进行恫吓。对此，蔡元培毫不退缩和畏惧，据理批驳。当外交部和教育部多次来函询问情况，要北大和平解决，并指责蔡元培不应在报端先行宣布时，他明确回答说：“本校辞退克教员，系按照合同第九条办理，毫无不合”。“以是本校虽承贵部谆谆以和平解决相劝，而苦别无办法。若该教员必欲赴诉，则听其自由而已”。至于报端公布，应由该报自负责任，“不能谓出于本校之主使调唆”。在同朱尔典谈判时，拒绝了对方要北大续聘的无理要求，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竟威胁说：“阁下愿意作为证人出庭吗？”蔡元培严正回答：“如果按照法律，需要我作证，我也许会出庭。”另一个法国教员被裁后也因此向法庭控告，蔡元培委托王宠惠出庭，因有聘约为据，对方无法得逞。这一时期被解聘的外籍教员还有牛兰德（New-land）、斯华鲁（Swallow）、伦特（Lent）、纽伦等。蔡元培后来论及此事时曾说：“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我们斟酌了一下，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蔡元培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敢于顶住帝国主义分子的压力，表现了他革新的决心和勇气，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气概。
由于广延积学而热心之士，使这时北大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学生称赞大多数教授“学识丰富而有见解”；远近学生也都慕名而来。
第二，对教员的品德也有一定的要求。蔡元培从人才难得，不能求全责备的观点出发，“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动，悉听自由，”对于那些素行失检者，只要不荒废功课，亦取自由主义态度；但他对此有一个要求，即“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所以他虽致力于邀约饱学之士来校任教，增进学生的智识；但亦十分注意学生品德的修养。如果教员的行为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他们的学识如何渊博，也不姑息。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在教职员中提倡个人道德修养，他特意婉请素行不检的教职员入会。一年之后，将几个虽有学术声誉而私生活仍旧糜烂的教授决意解聘。
第三，要求讲究教授法。蔡元培很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指出：“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由的研究学问的。”他要求教员能够引导、启发学生从事研究，反对那种“注水入瓶，注满就算完事”的教学方法，认为大学中“全为注入式的讲义，课程繁重，使学生无自修之余暇，又安有自动之机会？”因此他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作为学科教授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到校后，即针对当时北大教学上的弊病，把“改良讲义”作为一项重要计划提了出来，主张“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采取每门课都发给学生纲要式讲义的办法，对改进教授法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北大教员的讲义多是随讲随印随发，由于将讲演内容印成讲义分发，与口授不同，教员编写时自然格外要求材料精确明晰；课堂讲授时也不便简单重复讲义内容，这就需要择其要者作新的补充和发挥；同时也不能年年照发旧讲义，而必须有新的增订和安排，所以这样做对教学双方都大有益处。当时北大一些教员为学生所编写的讲义，经过修改润色后，就是一部学术著作。由学校出版的一套《北京大学丛书》，其中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都是由讲义而成书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对中国小说史具有开山意义的辉煌著作，它也是鲁迅这时在北大讲课用的讲义修订而成的。蔡元培对这项工作是极为重视的，常常为著作撰写序跋介绍。如他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的序文中称赞说：“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并列举了该书在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以及系统的研究等几方面的长处。他为徐宝璜所著《新闻学大意》一书写的序中，称赞他留美归国后，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他任新闻学研究会主任一年以来，四易其稿，“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而对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更是推崇备至。
第四，对教员的教学任务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原先北大教员中兼课之风很盛，而法科教员中也多是由政府官吏兼任。蔡元培到校后，增加了专任教员，并发出通告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按照这个办法，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在他校兼课，而政府官吏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这时北大教员分教授、讲师、助教三种，助教不授课，只在系里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教授与讲师均授课。讲师系指在校外担任职务而在本校兼课的教员，当时讲师除是按授课钟点计酬外，与教授没有地位的区别。教授为专任教员，如教授改在其他机关任职，其在本校职务则改为讲师。上述办法还规定，本校教员任课钟点以二十小时（每星期）为度，兼任教员在本校任课钟点已达十二小时者，在他校兼课不能超过八小时；教员请假过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辞退。这些规定，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作用。
蔡元培对教员的延聘，既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又是坚持原则，有一定的标准；同时，他对教员又是十分尊重和爱护的。1922年2月，他根据教授聘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地提出《教员保障案》，以完善教授的聘任及任职的制度，这个提案经校评议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付诸实行。提案的全文为：
查本校聘设教授之意，要不外欲受聘者专心致意于功课之讲授，及学术之研究，此意至善，亦即任教授者之所乐于从事者也。然事每与愿违，盖因尚有使教授不能专心致意者在耳。举其要者，如所任功课之常有变更，及地位之时有摇动，均足减少教授浓厚之兴味，发生不良之影响。如下列意见三条能见诸实行，则本校聘设教授之原意，及教授专心功课与学术之志愿，均可完成矣。
（一）凡已得续聘书之各系教授之辞退，应由该糸教授会开会讨论，经该系教授会五分之四之可决，并得校长之认可，方能办理。如该系教授不及五人，应经全体教授可决。但开会时，本人不能列席。
理由：聘请教授时，既须经聘任委员会之通过，主任之赞成，校长之函聘，复有试教一年之规定手续，可谓郑重矣。试教期满，复经续聘，是校中认其能胜任矣。故辞退，特亦应经郑重之手续，不应凭学生之意见，或主任、或教务长一人之意见，将其贸然辞退。
（二）各教授应担任何项功课，应由该系教授会开会，公同商定。一经商定后，应始终令其担任。即欲变更，亦须再行开会议决。
理由：查现行办法，各教授担任何项功课，多由主任一人决定，并不先征本人同意。至近上倮时，方由注册部通知，又本年所任功课，虽各方面并无不满意之表示，而至下年时，仍可由主任决定，另换他人担任。此法流弊甚多，撮要列举于后：
（1）各教授所任功课，往往有为本人所不能、或不愿讲授者。
（2）通知过迟，遂致搜罗材料，编辑讲义，均须仓卒从事，本人既深感不便，讲授时又难使听者满意。
（3）功课常有变更，致教授无意于数种学科为特别乏研究。若本项意见能见诸实行，则上列各弊，可以免除。一二年后，教授对于学术界，必能多有贡献。
（三）各系教授会，应每月至少开会一次。凡本系科目之增减，应开教授会议决，不能由主任或教务长一人决定。
理由：查教授会组织法中，原有‘教授会每月开会一次，商议本部应办事宜’，及‘凡关于下列诸事（其一即‘本部学科之增设及废止’）本部教授皆有参预讨论之责’。自应切实施行，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而免垄断专制之弊。
这项提案，不仅对于健全教授聘任制度，而且对于提高学校的教学和学术水平，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体现了察元培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
由于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整顿、充实了教师队伍，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尤为可贵的是，蔡元培在延聘教员工作中，注意学力，不讲资历，确实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而使这一时期北大的教师队伍相当“年轻化”。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6.6%，50岁以上的仅六人，占7.9%。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为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而这时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所以这时北大的教师队伍是相当年轻的，这给学校带来了朝气，也推动了学校革新工作的进行。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囊括大典”，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网罗众家”，则指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自然，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因而，蔡元培对教员的选择，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
这种兼容并包主义，是和蔡元培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原则分不开的。他反对宗派习气，门户之见，认为“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学术思想问题，应当“任吾人自由讨论。”他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允许他们并存，自由讨论。他认为，我国先秦时代思想界所以出现百家争鸣这种“空前绝后之伟观”，是因为“种种学说并兴”、“相竞相攻”使然的，到汉武帝采董仲舒独尊儒家之主张，遂使“诸家之说熠矣。”他极力反对这种“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反对封建式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对学术思想的束缚。所以他主张“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就是他所提倡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种思想自由的原则，反映了察元培是善于正确处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他并不否认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且是坚持学术和教育活动必须为民主共和政治，为振兴国家服务。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他又把学术和政治作了严格区分，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不以人废言；二是反对用政治干涉学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思想，允许学术研究的自由。这确是体现了察元培办学思想的反封建性，同时也反映了发展学术的客观要求。
同时，这一方针，也是和蔡元培一向反对专己守残，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主张相联系的。兼容并包是体现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精神，他认为对于治学者来说，“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这种“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实际上是旧式书院的恶劣学风。而不同学派的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使学生能够较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出新义，提出自己的创见。所以当时北大教授中就广泛地包含了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如史学方面，有信古派的陈汉章、黄侃等，有疑古派的钱玄同、胡适等；经学方面，有今文学派的崔适，有古文学派的刘师培；文学方面，有文言派的黄侃、刘师培、林损等，有白话派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在文字训诂方面，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介石、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等等。可谓容古、今、新、旧各派于一校。教员中的不同观点也可以唱“对台戏”，如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王昆仑曾对此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这不仅充分表现了学术民主，而且能启发学生的思路，培养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兴趣与能力。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它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气氛。”再者，这一方针，也反映了察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风。他深知在当时的中国，人才匮乏，是处于“青黄不接的时代，很难得品学兼备的人才”，他从国家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强盛的愿望出发，十分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因此对于教员，他认为主要应看他有无专门学问，至于个人的政治倾向，只要不涉及所授的课程，就不必强求一律。他要求“学生对于教员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他们”。他还针对守旧势力对北大教员的攻击，指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处。
蔡元培采兼容并包方针，不拘一格广泛延揽人才。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
第一，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这就是他所说的教员要“积学与热心”的标准。他表示延聘教员应向这一标准努力进行。
蔡元培长校后，组织了一个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职员。委员以教授为限。规定聘任委员会非校长或其代表人出席不得开会。凡新聘或延聘教授都要经过委员会的审查与投票决定。审核是很严格的。如1921年11月由周作人推荐俄国学者马耶所夫讲授《欧洲哲学史》，经蔡元培同意提交聘任委员会讨论通过。“因会员均以俄国人只可请讲俄国文学之类；若欧洲文学史等，恐与中国人相去无几也”。未能通过。1818年又由校评议会通过《教员延聘施行细则》，规定第一年为初聘，有效期为一学年，具试用性质，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续聘书，这才长期有效。过期未送续聘书者，即作为解约。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科方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等；同时也有旧学深沉的黄侃、刘师培、黄节、崔适、屠寄、陈介石、陈汉章等人。此外，文科的马叙伦、陈垣、马裕藻、朱希祖、马衡、陈大齐、刘文典、陈寅恪、顾兆熊、陈衡哲、肖友梅、许之衡、樊际昌、沈兼士、杜国庠、吴承仕、徐悲鸿、徐炳昶、熊十力，法科的马寅初、陶孟和、周览、陈启修、黄右昌、王宠惠、张耀曾等人也都是国内闻名的专家学者。理科方面，知名教授如李四光、颜任光、何杰、翁文灏、钟观光、李书华、夏元瑮、秦汾、王仁辅、丁文仁、俞同奎、何育杰、胡濬济、冯祖荀、温宗禹、任鸿隽、王尚济，外籍教授葛利普等。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实可谓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盛极一时。
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低下，不适合在大学任教的，不论中外教员，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约合同予以解聘。如品行不端的所谓“探艳团”团长、英文教员徐佩铣等，被解聘出校。当时北大有几位外籍教员，多是由外国驻华公使馆或我国驻外使馆私人介绍来的。其中有的人不学无术，个别的品行不端，蔡元培即按照合同将他们停聘。1917年3月18日，蔡元培将不称职的英籍教员克德来（Cartw right）、燕瑞博（Robert William Swallow）解职，《北京日报》并刊登了消息，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先是，他们具呈控告北大及蔡元培，说是指称他们不堪胜任教职，使其今后职业大受损害，为此要求索取一年薪金及克德来合同未满之二年薪金；继之，英国公使馆公开出面干涉，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最后，由英国公使朱尔典亲自出马，找蔡元培直接谈判，进行恫吓。对此，蔡元培毫不退缩和畏惧，据理批驳。当外交部和教育部多次来函询问情况，要北大和平解决，并指责蔡元培不应在报端先行宣布时，他明确回答说：“本校辞退克教员，系按照合同第九条办理，毫无不合”。“以是本校虽承贵部谆谆以和平解决相劝，而苦别无办法。若该教员必欲赴诉，则听其自由而已”。至于报端公布，应由该报自负责任，“不能谓出于本校之主使调唆”。在同朱尔典谈判时，拒绝了对方要北大续聘的无理要求，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竟威胁说：“阁下愿意作为证人出庭吗？”蔡元培严正回答：“如果按照法律，需要我作证，我也许会出庭。”另一个法国教员被裁后也因此向法庭控告，蔡元培委托王宠惠出庭，因有聘约为据，对方无法得逞。这一时期被解聘的外籍教员还有牛兰德（New-land）、斯华鲁（Swallow）、伦特（Lent）、纽伦等。蔡元培后来论及此事时曾说：“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我们斟酌了一下，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蔡元培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敢于顶住帝国主义分子的压力，表现了他革新的决心和勇气，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气概。
由于广延积学而热心之士，使这时北大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学生称赞大多数教授“学识丰富而有见解”；远近学生也都慕名而来。
第二，对教员的品德也有一定的要求。蔡元培从人才难得，不能求全责备的观点出发，“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动，悉听自由，”对于那些素行失检者，只要不荒废功课，亦取自由主义态度；但他对此有一个要求，即“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所以他虽致力于邀约饱学之士来校任教，增进学生的智识；但亦十分注意学生品德的修养。如果教员的行为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他们的学识如何渊博，也不姑息。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在教职员中提倡个人道德修养，他特意婉请素行不检的教职员入会。一年之后，将几个虽有学术声誉而私生活仍旧糜烂的教授决意解聘。
第三，要求讲究教授法。蔡元培很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指出：“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由的研究学问的。”他要求教员能够引导、启发学生从事研究，反对那种“注水入瓶，注满就算完事”的教学方法，认为大学中“全为注入式的讲义，课程繁重，使学生无自修之余暇，又安有自动之机会？”因此他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作为学科教授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到校后，即针对当时北大教学上的弊病，把“改良讲义”作为一项重要计划提了出来，主张“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采取每门课都发给学生纲要式讲义的办法，对改进教授法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北大教员的讲义多是随讲随印随发，由于将讲演内容印成讲义分发，与口授不同，教员编写时自然格外要求材料精确明晰；课堂讲授时也不便简单重复讲义内容，这就需要择其要者作新的补充和发挥；同时也不能年年照发旧讲义，而必须有新的增订和安排，所以这样做对教学双方都大有益处。当时北大一些教员为学生所编写的讲义，经过修改润色后，就是一部学术著作。由学校出版的一套《北京大学丛书》，其中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都是由讲义而成书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对中国小说史具有开山意义的辉煌著作，它也是鲁迅这时在北大讲课用的讲义修订而成的。蔡元培对这项工作是极为重视的，常常为著作撰写序跋介绍。如他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的序文中称赞说：“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并列举了该书在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以及系统的研究等几方面的长处。他为徐宝璜所著《新闻学大意》一书写的序中，称赞他留美归国后，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他任新闻学研究会主任一年以来，四易其稿，“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而对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更是推崇备至。
第四，对教员的教学任务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原先北大教员中兼课之风很盛，而法科教员中也多是由政府官吏兼任。蔡元培到校后，增加了专任教员，并发出通告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按照这个办法，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在他校兼课，而政府官吏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这时北大教员分教授、讲师、助教三种，助教不授课，只在系里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教授与讲师均授课。讲师系指在校外担任职务而在本校兼课的教员，当时讲师除是按授课钟点计酬外，与教授没有地位的区别。教授为专任教员，如教授改在其他机关任职，其在本校职务则改为讲师。上述办法还规定，本校教员任课钟点以二十小时（每星期）为度，兼任教员在本校任课钟点已达十二小时者，在他校兼课不能超过八小时；教员请假过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辞退。这些规定，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作用。
蔡元培对教员的延聘，既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又是坚持原则，有一定的标准；同时，他对教员又是十分尊重和爱护的。1922年2月，他根据教授聘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地提出《教员保障案》，以完善教授的聘任及任职的制度，这个提案经校评议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付诸实行。提案的全文为：
查本校聘设教授之意，要不外欲受聘者专心致意于功课之讲授，及学术之研究，此意至善，亦即任教授者之所乐于从事者也。然事每与愿违，盖因尚有使教授不能专心致意者在耳。举其要者，如所任功课之常有变更，及地位之时有摇动，均足减少教授浓厚之兴味，发生不良之影响。如下列意见三条能见诸实行，则本校聘设教授之原意，及教授专心功课与学术之志愿，均可完成矣。
（一）凡已得续聘书之各系教授之辞退，应由该糸教授会开会讨论，经该系教授会五分之四之可决，并得校长之认可，方能办理。如该系教授不及五人，应经全体教授可决。但开会时，本人不能列席。
理由：聘请教授时，既须经聘任委员会之通过，主任之赞成，校长之函聘，复有试教一年之规定手续，可谓郑重矣。试教期满，复经续聘，是校中认其能胜任矣。故辞退，特亦应经郑重之手续，不应凭学生之意见，或主任、或教务长一人之意见，将其贸然辞退。
（二）各教授应担任何项功课，应由该系教授会开会，公同商定。一经商定后，应始终令其担任。即欲变更，亦须再行开会议决。
理由：查现行办法，各教授担任何项功课，多由主任一人决定，并不先征本人同意。至近上倮时，方由注册部通知，又本年所任功课，虽各方面并无不满意之表示，而至下年时，仍可由主任决定，另换他人担任。此法流弊甚多，撮要列举于后：
（1）各教授所任功课，往往有为本人所不能、或不愿讲授者。
（2）通知过迟，遂致搜罗材料，编辑讲义，均须仓卒从事，本人既深感不便，讲授时又难使听者满意。
（3）功课常有变更，致教授无意于数种学科为特别乏研究。若本项意见能见诸实行，则上列各弊，可以免除。一二年后，教授对于学术界，必能多有贡献。
（三）各系教授会，应每月至少开会一次。凡本系科目之增减，应开教授会议决，不能由主任或教务长一人决定。
理由：查教授会组织法中，原有‘教授会每月开会一次，商议本部应办事宜’，及‘凡关于下列诸事（其一即‘本部学科之增设及废止’）本部教授皆有参预讨论之责’。自应切实施行，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而免垄断专制之弊。
这项提案，不仅对于健全教授聘任制度，而且对于提高学校的教学和学术水平，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体现了察元培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
由于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整顿、充实了教师队伍，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尤为可贵的是，蔡元培在延聘教员工作中，注意学力，不讲资历，确实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而使这一时期北大的教师队伍相当“年轻化”。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6.6%，50岁以上的仅六人，占7.9%。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为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而这时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所以这时北大的教师队伍是相当年轻的，这给学校带来了朝气，也推动了学校革新工作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