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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量引进新派人物
蔡元培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的发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不偏不倚、客观主义的方针。其实不然。应该看到，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革命也冲击了封建文化思想的阵地。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和二次革命的被镇压，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复古逆流也就大肆泛滥起来。这时的北京大学仍然是一个顽固的封建文化堡垒，封建文化思想充斥各个学科，并竭力排斥资产阶级新学。这一时期，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虽然发生了很大分化，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也进一步扩大，他们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努力探索新的救国道路。于是，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积极倡言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计。从这一方针的基本倾向看，也正是为了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争得地盘。所以蔡元培在北大大力反对“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一道同风之旧见”，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新思潮。在一定意义上说，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助成了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由此可知，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不是一种无原则、无目的、新旧良莠混杂的放任的方针，而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进新思想传播，以适应革新需要为前提条件的。这是它特定的重要内涵，表现了它的进步性。同时，他实行兼容并包，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还同他整顿北大，改变其腐败局面的计划相联系的。他曾说：“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因此，他致力于引进新派学者，企求破旧催新，改变北大顽固守旧的风气。有这样一个事例：他到校不久，拟在北大开设法国文学、哲学、美术等讲座，并曾为此写信委托巴黎法华教育会邀请法国学者来华讲学，他提出受聘者的主要条件，一是要求本人是“新党”，一是能“热心教授中国人，且不与守旧派接近者”。这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基本倾向，和他在校内积极引进和支持新派教员的做法是一致的。
蔡元培到北大后是从整顿文科入手的。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人物不少，原来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派居占优势，是北大革新的障碍，且当时文科学长、旧派人物夏锡棋已辞职，因此亟需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于是，蔡元培到校后的第十天，即1917年1月13日，就聘请了以编辑《新青年》著名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辛亥革命前后曾留学日本。早年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主张民主革命，反对君主专制。该报停刊后返回安徽，1904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以其鲜明的民主革命立场，生动通俗的文字，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还组织半军事性质的秘密反清团体“岳王会”，自任会长，并一度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等领导的制作炸药的秘密小组，这成为他“初次和蔡先生共事”。辛亥革命后，先后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夏回到上海，9月，独力为群益书局主编《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高擎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从而以此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蔡元培出长北大后，曾访晤医专校长汤尔和，了解北大的情况，并征询文科学长的人选问题。汤向他举荐陈独秀，称其“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取陈主编的《新青年》十余本给他看。其时陈独秀正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为编书局招股事到北京，住前门外一家旅馆，北大预科国文主任沈尹默和他相遇后，也向蔡元培作了推荐。蔡元培过去对陈独秀在新闻界的活动曾留有深刻的印象，佩服他办报时表现出的“毅力和责任心”，这时经汤、尹的介绍，旧事重忆，他后来曾说：“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汪原放后来在《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文中，也回忆了蔡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并表示“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于是，蔡元培即往陈住处晤谈，请其就北大文科学长之职。开始，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相推辞，蔡元培说：“那没有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在蔡元培的坚请下，陈慨然应允。
当时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原放，曾记述了蔡元培往访陈独秀，求贤若渴的情景。他在日记中叙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的第一次告访：“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随后，蔡又多次往访，汪曾对人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后来我和仲甫商量，晚上早睡，早上要起得早些才好”。这种礼贤下士、求才心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陈独秀，而他和蔡元培也早有过共事关系，对蔡的人格力量和革新精神也深为敬佩，所以经过恳谈，即表示愿同舟共济，革新北大。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即呈报教育部，请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呈文称：“前安徽高等学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1月13日教育部即颁令任命。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即以他主编的《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新思潮；不久，他又毅然“甘冒全国学究之故，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团结了一批新派教员，迅速地在校内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从这时起，陈独秀和蔡元培一道，积极推动了北大文科的改革。
陈独秀才思敏捷，办事果敢，能打开局面，成为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得力干将。蔡元培对陈独秀也极为器重和爱护，对他不检细行的弱点也不求全责备。对他们两人都有所了解的梁漱溟晩年曾评述说：“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于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爱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记得有一次校方召开北大三院教授会议，会上发生争执，陈独秀当面直通通指责理科学长、科学家夏元瑮，使夏下不了台，会上不少教授对陈的盛气凌人十分不满，形成僵局，是蔡先生当场出面解劝，才为陈解了围”。这个评述是中肯的。应当说蔡元培对陈独秀的看法是始终如一的，1933年亚东图书馆将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册出版，蔡为其写的序中说：这部文存的文章，“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
《新青年》杂志原是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编辑的。1917年初迁到北京，社址设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即陈独秀住处）。1918年1月，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这时《新青年》成为同人刊物，编辑员即主要撰稿人，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也都是经由蔡元培或延续聘请或先后引进到北大任教的。蔡元培后来曾回忆说：“陈君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与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周启民诸君甚相得；后来又聘到已在《新青年》发表过文学革命通讯的胡适之君，益复兴高采烈，渐渐儿引起新文化运动来。”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聪慧好学，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著文深刻分析民权之旁落，对民国前途表示隐忧。毕业后一度在北京主编《法言报》。1913年底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留日期间，参与组织革命团体——“神州学会”，秘密从事反袁运动。1916年回国后，主编《晨钟报》。1917年初，应章士钊之请，任《甲寅》日刊编辑。先后发表的《〈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章，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
1917年11月，由蔡元培聘请为北大图书部主任。原来北大图书馆藏书少，设备差，制度也不健全。蔡元培整顿学校时，很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曾请章士钊主持其事，但章到任不久即辞职他去。由于李大钊留日时常为章主编的《甲寅》杂志撰稿，章士钊甚推重李的才干，因此向蔡元培推荐李接替图书部主任职务。章士钊后来回忆说：“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李大钊接任后，制定改革方案，建立和健全图书管理借阅制度，并从国内外购进大量图书，其中有许多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和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1918年10月，图书馆迁入了沙滩红楼一层新址，李大钊在这里开辟了二十一个书库和六个大阅览室。同时还为一些学会开辟研究室，提供材料，如1921年10月北大学生费觉天、黄绍谷、鄢祥褆等发起组织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李大钊面允收集材料，别置一室，以供会员参考”。经过李大钊的大力整顿，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成了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在这里聚会，向李大钊请教问题，共同商讨革命工作。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曾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半年之久，并在这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不仅为北大图书馆的建设做了开拓性工作，并且还积极参与发起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从理论上阐明了图书馆工作的性质和作用，是我国建立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定人。
1922年12月，李大钊改任北大校长室秘书，负责处理学校日常具体工作。
李大钊在北大的地位和作用，为时人所推重。章士钊曾回忆说：“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而李大钊对北大也怀有极深的感情，他曾把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成为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0年7月8日，校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图书部主任改为教授”，因而学校又聘请李大钊兼任史学、经济等系教授。他在史学、政治、经济等系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以及《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讲座；有的讲演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曾由学生记录并在《北大日刊》上登栽。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它影响并推动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诚然，蔡元培允许不同学派存在和发展的思想自由原则，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来的。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是超出人们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是蔡元培所不能预料的。但应该肯定，蔡元培的兼收并蓄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在客观上是起了促进和保护的作用。例如，1924年，北京反动政府曾以提倡共产主义的罪名，下令通缉李大钊。当时北大给教育部的函中就提出：“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科学问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并要求“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就是援引蔡元培的思想、学术自由的原则，同反动政府进行说理斗争的。
蔡元培为了罗致新派人物，还注意从青年新进，国外留学生中物色人才。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1904年后在上海先后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读书。曾在中国公学加入“竞业学会”，并积极为《竞业旬报》撰稿，发表不少白话文文章和小说。1910年到北京考取留美官费生，成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1910—1917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反对革命。他曾赞成袁世凯和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留美学生的爱国运动。胡适在留学期间，常向国内《新青年》投稿，井和陈独秀通信，系统讨论过文学革命问题。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虽然还仅限于文学的形式方面，但在当时却发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北大新派教授的注意。陈独秀曾称其“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同年4月，胡适又写了一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翻案文章。蔡元培对这个留美青年能写出这样兴衰救弊和推翻旧案的文章，十分欣赏；而这时陈独秀也向他作了推荐，意请胡适代其为文科学长，蔡除仍坚请陈出任学长外，遂决定邀请胡适来北大任教。陈独秀到北大后，曾致书胡适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就正式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哲学研究所主任。第二年，他用白话文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蔡元培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胡适支持蔡元培的革新事业，如在招收女生问题上，他在1919年10月发表《大学开女禁问题》一文，认为大学招收女生是近代高等教育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提出要实现这一点，要分步骤创造条件，即第一步要先聘任女教授；二是招收女子旁听；三是改革现行女子教育，使其与高等教育相衔接。这些意见是中肯的。他对蔡元培革新北大的精神和成就是钦佩的，他认为蔡先生造成北大最重大的变化是两个：一个是组织方面，即从校长、学长独裁制改变为教授治校制；二是大力提倡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使北大成为国内思想自由的中心，引起青年学生对各种社会活动的浓厚的兴趣。五四运动中蔡离校出走后，他协助维持校政。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作出过重要贡献，虽然他的文学主张和他的政治主张一样，都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但他积极提倡白话文，后来还作白话文学史以证明白话文的价值，对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北大新派教授中著名的还有钱玄同和刘半农，他们都是文学革命的积极响应者。
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中季，浙江吴兴人。早年曾剪发以示“义不帝清”，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在东京曾师事章太炎治音韵训诂之学，并与鲁迅、刘师培等交柱。1910年回国后在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痛感复古的危害，后以“疑古玄同”自号。1913年到北京，曾任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教员，授文字学。1916年到北京大学为沈兼士代课，1917年9月，蔡元培正式聘任他为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猛烈抨击旧文学，斥之为“文选妖孽”，“桐城谬种”。他极力主张用白话文体作文章，在《新青年》上他是第一个写白话文的，并建议《新青年》“做为白话文的试验场”，改用横排版，加新式标点等。在他的倡议下，《新青年》自四卷一号起（1918年1月），改用白话文，并加标点符号。钱玄同还是一个激烈的语言文字改革论者，主张废除汉字代以拼音文字。他曾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还在校内讲演宣传这个主张，而他所授的文字学课也确有独到之处。钱玄同这种以拼音文字代象形文字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对汉字缺乏历史主义的分析，过于偏激，蔡元培也认为“不易实现”。
刘半农（1891—1934），名复，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早年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1916年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7年蔡元培聘他为北大文预科教授，先后开设了国文、文法等课程，并在文科研究所小说组讲授《中国的下等小说》（通俗小说）。他讲授文法课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法通论》、《中国文法讲话》等。刘半农是文学革命的健将和最早的新诗人之一。从1918年起，他用白话写了许多活泼清新的新诗，另外还仿他家乡江阴的民歌，创作了具有浓厚地方方言色彩的诗歌，分别收在《扬鞭集》和《瓦釜集》中。刘半农在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具有勇敢战斗的精神。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刊出了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编辑部的信（即《文学革命之反响》）。信中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各种谬说罗织在一起，树立起对立面，然后由刘半农在同一期《新青年》上著文作答。刘半农的复信笔锋犀利，文字诙谐活泼，把封建复古派的各种谬论驳斥得淋漓尽致。这两封轰动一时的“双簧信”，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段佳话。鲁迅曾称赞这一时期的刘半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五四运动后不久，刘半农转而专心治学，安于学者的生涯。
鲁迅是稍后一点到北大任教的，而他与北大的关系却早已十分密切。鲁迅和蔡元培之间有着真挚的友谊。辛亥革命后不久，鲁迅就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教育部供职。当时向蔡推荐鲁迅的许寿裳，后来曾记述了这件事：“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目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鲁迅应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随后，蔡元培随政府北迁而来到北京后，即电催鲁迅北上。从这时起，鲁迅即开始和北大一些教授，如钱玄同、朱希祖、马叙伦、沈尹默、沈兼士等人有往来。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职务，1月7日，鲁迅由绍兴省亲返抵北京，三天后他就往北大访晤了察元培，此后他们之间时通音问，常相过从。蔡元培曾说，自鲁迅供职教育部后，他们“始常常见面”。此后二十余年间，他们的友谊一直在延续和发展着，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他们共同为保障民权而战斗，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改革，鲁迅是关注的。1917年8月，鲁迅应蔡元培的要求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样。他巧妙地将北大二字组成一个圆形图案，这个图样后被采用作校徽而为北大学生长期佩带。1918年6月25日，《北大日刊》刊登了鲁迅的《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的考古论文（署名周树人，后以《南齐〈吕超墓志〉跋》为题收入《集外集拾遗》）。这是鲁迅在北大刊物上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从1918年起，鲁迅和北大的一些新派教授，一道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和《故乡》等不朽名作。这些现实主义的杰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一时期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蔡元培曾誉之“为新文学开山”。而这时北大学生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组织，也引起鲁迅的注意，如文学团体新潮社及其出版的《新潮》杂志，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向友人作过推荐。在五四前夕发生的新旧思潮激战时，鲁迅坚定地和北大新派教授站在一起，他在这时写的《敬告遗老》、《旧戏的威力》、《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等几篇杂文中，以匕首般的犀利，尖锐批判了林纾等的复古守旧派。1920年8月2日，北大正式聘请鲁迅为文科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8月6日鲁迅在日记中载：“晚马幼渔来送聘书。”即指应聘北大事。马幼渔即马裕藻，时任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鲁迅受聘后，于这一年12月24日起，开始到北京大学兼职授课，直至1926年8月，前后达六年之久。北大成为鲁迅任教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鲁迅在北大任教期间，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热情关怀进步文学社团如新潮、浅草、沉钟、春光等，大力奖掖文学后进，成为北大学生敬爱的一位导师。
鲁迅在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是一门选修课。鲁迅以他渊博的学识、鞭辟入里的精湛分析和密切联系实际的教授法，使这门课成为听讲的人最多、最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当年一位听讲的学生曾这样描述鲁迅讲课时的情景：“每次每次，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下呼吸的声音。”“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句，……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被迫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明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大家抬起头来，见到了鲁迅先生苍白的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
诗人冯至也回忆说：“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之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我们听他的课，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鲁迅在北大的教学和文学革命活动，使他成为青年学生最敬重的导师和诤友。当有人问起他是否对上课有兴趣时，他曾说：“那配教什么哩，不过很喜欢年轻人，他们也还没有讨厌自己，所以一点钟也是还乐于去做的。”他非常爱护青年，为了“造出大群的新战士”，在青年身上倾注了他的心血，确是做到了“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的寓所经常接待一批又一批登门求教的学生，他们之间虽然年龄相差很大，而鲁迅总是像朋友一样亲切接待、交谈；夜深了，他亲自端着煤油灯送出门外，而偏僻的小巷早已没有人声人影了。这种“和蔼若朋友然”的接触和交谈，和他的讲课一样，给学生的教益和印象都十分深刻。这正如他的一位学生说的：“我走过许多绅士、老爷、教授、名流和学者的书斋，在此地我才看见知识和人凝结在一起的典型。”和鲁迅一夕交谈得到的勉励和启示，“已把我从小地主的狭笼中解放了出来，我尝到自由的美味了”。
当1925年12月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的时候，鲁迅出席了纪念会，并应学生会征文请求，写了《我观北大》一文，发表在《北大学生会周刊》上。他公开回答了当时一些帮闲文人、无聊政客散布鲁迅利用北大搞派别活动的流言蜚语，说：“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一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又说：“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喑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这是鲁迅对蔡元培长校时期北大的正确评价，它也反映了鲁迅和北大的密切关系。
北大新派教授除了这些《新青年》的编者们外，蔡元培在文理科教员中，都引进了一些思想新进、赞同革新的人物，如顾孟余、朱希祖、马裕藻、陈大齐、周作人、吴虞、沈兼士、沈士远、高一涵、周鲠生、陈启修、马寅初、陶孟和、徐宝璜、李四光、颜任光、朱家骅、李书华等。著名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琛继续留任理科学长。这使北大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使整个学校气象一新。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革命也冲击了封建文化思想的阵地。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和二次革命的被镇压，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复古逆流也就大肆泛滥起来。这时的北京大学仍然是一个顽固的封建文化堡垒，封建文化思想充斥各个学科，并竭力排斥资产阶级新学。这一时期，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虽然发生了很大分化，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也进一步扩大，他们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努力探索新的救国道路。于是，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积极倡言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计。从这一方针的基本倾向看，也正是为了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争得地盘。所以蔡元培在北大大力反对“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一道同风之旧见”，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新思潮。在一定意义上说，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助成了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由此可知，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不是一种无原则、无目的、新旧良莠混杂的放任的方针，而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进新思想传播，以适应革新需要为前提条件的。这是它特定的重要内涵，表现了它的进步性。同时，他实行兼容并包，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还同他整顿北大，改变其腐败局面的计划相联系的。他曾说：“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因此，他致力于引进新派学者，企求破旧催新，改变北大顽固守旧的风气。有这样一个事例：他到校不久，拟在北大开设法国文学、哲学、美术等讲座，并曾为此写信委托巴黎法华教育会邀请法国学者来华讲学，他提出受聘者的主要条件，一是要求本人是“新党”，一是能“热心教授中国人，且不与守旧派接近者”。这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基本倾向，和他在校内积极引进和支持新派教员的做法是一致的。
蔡元培到北大后是从整顿文科入手的。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人物不少，原来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派居占优势，是北大革新的障碍，且当时文科学长、旧派人物夏锡棋已辞职，因此亟需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于是，蔡元培到校后的第十天，即1917年1月13日，就聘请了以编辑《新青年》著名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辛亥革命前后曾留学日本。早年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主张民主革命，反对君主专制。该报停刊后返回安徽，1904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以其鲜明的民主革命立场，生动通俗的文字，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还组织半军事性质的秘密反清团体“岳王会”，自任会长，并一度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等领导的制作炸药的秘密小组，这成为他“初次和蔡先生共事”。辛亥革命后，先后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夏回到上海，9月，独力为群益书局主编《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高擎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从而以此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蔡元培出长北大后，曾访晤医专校长汤尔和，了解北大的情况，并征询文科学长的人选问题。汤向他举荐陈独秀，称其“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取陈主编的《新青年》十余本给他看。其时陈独秀正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为编书局招股事到北京，住前门外一家旅馆，北大预科国文主任沈尹默和他相遇后，也向蔡元培作了推荐。蔡元培过去对陈独秀在新闻界的活动曾留有深刻的印象，佩服他办报时表现出的“毅力和责任心”，这时经汤、尹的介绍，旧事重忆，他后来曾说：“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汪原放后来在《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文中，也回忆了蔡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并表示“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于是，蔡元培即往陈住处晤谈，请其就北大文科学长之职。开始，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相推辞，蔡元培说：“那没有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在蔡元培的坚请下，陈慨然应允。
当时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原放，曾记述了蔡元培往访陈独秀，求贤若渴的情景。他在日记中叙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的第一次告访：“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随后，蔡又多次往访，汪曾对人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后来我和仲甫商量，晚上早睡，早上要起得早些才好”。这种礼贤下士、求才心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陈独秀，而他和蔡元培也早有过共事关系，对蔡的人格力量和革新精神也深为敬佩，所以经过恳谈，即表示愿同舟共济，革新北大。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即呈报教育部，请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呈文称：“前安徽高等学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1月13日教育部即颁令任命。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即以他主编的《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新思潮；不久，他又毅然“甘冒全国学究之故，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团结了一批新派教员，迅速地在校内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从这时起，陈独秀和蔡元培一道，积极推动了北大文科的改革。
陈独秀才思敏捷，办事果敢，能打开局面，成为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得力干将。蔡元培对陈独秀也极为器重和爱护，对他不检细行的弱点也不求全责备。对他们两人都有所了解的梁漱溟晩年曾评述说：“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于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爱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记得有一次校方召开北大三院教授会议，会上发生争执，陈独秀当面直通通指责理科学长、科学家夏元瑮，使夏下不了台，会上不少教授对陈的盛气凌人十分不满，形成僵局，是蔡先生当场出面解劝，才为陈解了围”。这个评述是中肯的。应当说蔡元培对陈独秀的看法是始终如一的，1933年亚东图书馆将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册出版，蔡为其写的序中说：这部文存的文章，“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
《新青年》杂志原是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编辑的。1917年初迁到北京，社址设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即陈独秀住处）。1918年1月，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这时《新青年》成为同人刊物，编辑员即主要撰稿人，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也都是经由蔡元培或延续聘请或先后引进到北大任教的。蔡元培后来曾回忆说：“陈君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与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周启民诸君甚相得；后来又聘到已在《新青年》发表过文学革命通讯的胡适之君，益复兴高采烈，渐渐儿引起新文化运动来。”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聪慧好学，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著文深刻分析民权之旁落，对民国前途表示隐忧。毕业后一度在北京主编《法言报》。1913年底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留日期间，参与组织革命团体——“神州学会”，秘密从事反袁运动。1916年回国后，主编《晨钟报》。1917年初，应章士钊之请，任《甲寅》日刊编辑。先后发表的《〈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章，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
1917年11月，由蔡元培聘请为北大图书部主任。原来北大图书馆藏书少，设备差，制度也不健全。蔡元培整顿学校时，很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曾请章士钊主持其事，但章到任不久即辞职他去。由于李大钊留日时常为章主编的《甲寅》杂志撰稿，章士钊甚推重李的才干，因此向蔡元培推荐李接替图书部主任职务。章士钊后来回忆说：“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李大钊接任后，制定改革方案，建立和健全图书管理借阅制度，并从国内外购进大量图书，其中有许多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和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1918年10月，图书馆迁入了沙滩红楼一层新址，李大钊在这里开辟了二十一个书库和六个大阅览室。同时还为一些学会开辟研究室，提供材料，如1921年10月北大学生费觉天、黄绍谷、鄢祥褆等发起组织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李大钊面允收集材料，别置一室，以供会员参考”。经过李大钊的大力整顿，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成了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在这里聚会，向李大钊请教问题，共同商讨革命工作。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曾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半年之久，并在这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不仅为北大图书馆的建设做了开拓性工作，并且还积极参与发起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从理论上阐明了图书馆工作的性质和作用，是我国建立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定人。
1922年12月，李大钊改任北大校长室秘书，负责处理学校日常具体工作。
李大钊在北大的地位和作用，为时人所推重。章士钊曾回忆说：“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而李大钊对北大也怀有极深的感情，他曾把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成为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0年7月8日，校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图书部主任改为教授”，因而学校又聘请李大钊兼任史学、经济等系教授。他在史学、政治、经济等系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以及《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讲座；有的讲演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曾由学生记录并在《北大日刊》上登栽。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它影响并推动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诚然，蔡元培允许不同学派存在和发展的思想自由原则，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来的。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是超出人们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是蔡元培所不能预料的。但应该肯定，蔡元培的兼收并蓄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在客观上是起了促进和保护的作用。例如，1924年，北京反动政府曾以提倡共产主义的罪名，下令通缉李大钊。当时北大给教育部的函中就提出：“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科学问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并要求“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就是援引蔡元培的思想、学术自由的原则，同反动政府进行说理斗争的。
蔡元培为了罗致新派人物，还注意从青年新进，国外留学生中物色人才。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1904年后在上海先后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读书。曾在中国公学加入“竞业学会”，并积极为《竞业旬报》撰稿，发表不少白话文文章和小说。1910年到北京考取留美官费生，成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1910—1917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反对革命。他曾赞成袁世凯和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留美学生的爱国运动。胡适在留学期间，常向国内《新青年》投稿，井和陈独秀通信，系统讨论过文学革命问题。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虽然还仅限于文学的形式方面，但在当时却发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北大新派教授的注意。陈独秀曾称其“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同年4月，胡适又写了一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翻案文章。蔡元培对这个留美青年能写出这样兴衰救弊和推翻旧案的文章，十分欣赏；而这时陈独秀也向他作了推荐，意请胡适代其为文科学长，蔡除仍坚请陈出任学长外，遂决定邀请胡适来北大任教。陈独秀到北大后，曾致书胡适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就正式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哲学研究所主任。第二年，他用白话文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蔡元培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胡适支持蔡元培的革新事业，如在招收女生问题上，他在1919年10月发表《大学开女禁问题》一文，认为大学招收女生是近代高等教育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提出要实现这一点，要分步骤创造条件，即第一步要先聘任女教授；二是招收女子旁听；三是改革现行女子教育，使其与高等教育相衔接。这些意见是中肯的。他对蔡元培革新北大的精神和成就是钦佩的，他认为蔡先生造成北大最重大的变化是两个：一个是组织方面，即从校长、学长独裁制改变为教授治校制；二是大力提倡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使北大成为国内思想自由的中心，引起青年学生对各种社会活动的浓厚的兴趣。五四运动中蔡离校出走后，他协助维持校政。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作出过重要贡献，虽然他的文学主张和他的政治主张一样，都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但他积极提倡白话文，后来还作白话文学史以证明白话文的价值，对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北大新派教授中著名的还有钱玄同和刘半农，他们都是文学革命的积极响应者。
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中季，浙江吴兴人。早年曾剪发以示“义不帝清”，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在东京曾师事章太炎治音韵训诂之学，并与鲁迅、刘师培等交柱。1910年回国后在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痛感复古的危害，后以“疑古玄同”自号。1913年到北京，曾任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教员，授文字学。1916年到北京大学为沈兼士代课，1917年9月，蔡元培正式聘任他为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猛烈抨击旧文学，斥之为“文选妖孽”，“桐城谬种”。他极力主张用白话文体作文章，在《新青年》上他是第一个写白话文的，并建议《新青年》“做为白话文的试验场”，改用横排版，加新式标点等。在他的倡议下，《新青年》自四卷一号起（1918年1月），改用白话文，并加标点符号。钱玄同还是一个激烈的语言文字改革论者，主张废除汉字代以拼音文字。他曾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还在校内讲演宣传这个主张，而他所授的文字学课也确有独到之处。钱玄同这种以拼音文字代象形文字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对汉字缺乏历史主义的分析，过于偏激，蔡元培也认为“不易实现”。
刘半农（1891—1934），名复，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早年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1916年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7年蔡元培聘他为北大文预科教授，先后开设了国文、文法等课程，并在文科研究所小说组讲授《中国的下等小说》（通俗小说）。他讲授文法课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法通论》、《中国文法讲话》等。刘半农是文学革命的健将和最早的新诗人之一。从1918年起，他用白话写了许多活泼清新的新诗，另外还仿他家乡江阴的民歌，创作了具有浓厚地方方言色彩的诗歌，分别收在《扬鞭集》和《瓦釜集》中。刘半农在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具有勇敢战斗的精神。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刊出了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编辑部的信（即《文学革命之反响》）。信中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各种谬说罗织在一起，树立起对立面，然后由刘半农在同一期《新青年》上著文作答。刘半农的复信笔锋犀利，文字诙谐活泼，把封建复古派的各种谬论驳斥得淋漓尽致。这两封轰动一时的“双簧信”，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段佳话。鲁迅曾称赞这一时期的刘半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五四运动后不久，刘半农转而专心治学，安于学者的生涯。
鲁迅是稍后一点到北大任教的，而他与北大的关系却早已十分密切。鲁迅和蔡元培之间有着真挚的友谊。辛亥革命后不久，鲁迅就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教育部供职。当时向蔡推荐鲁迅的许寿裳，后来曾记述了这件事：“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目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鲁迅应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随后，蔡元培随政府北迁而来到北京后，即电催鲁迅北上。从这时起，鲁迅即开始和北大一些教授，如钱玄同、朱希祖、马叙伦、沈尹默、沈兼士等人有往来。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职务，1月7日，鲁迅由绍兴省亲返抵北京，三天后他就往北大访晤了察元培，此后他们之间时通音问，常相过从。蔡元培曾说，自鲁迅供职教育部后，他们“始常常见面”。此后二十余年间，他们的友谊一直在延续和发展着，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他们共同为保障民权而战斗，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改革，鲁迅是关注的。1917年8月，鲁迅应蔡元培的要求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样。他巧妙地将北大二字组成一个圆形图案，这个图样后被采用作校徽而为北大学生长期佩带。1918年6月25日，《北大日刊》刊登了鲁迅的《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的考古论文（署名周树人，后以《南齐〈吕超墓志〉跋》为题收入《集外集拾遗》）。这是鲁迅在北大刊物上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从1918年起，鲁迅和北大的一些新派教授，一道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和《故乡》等不朽名作。这些现实主义的杰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一时期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蔡元培曾誉之“为新文学开山”。而这时北大学生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组织，也引起鲁迅的注意，如文学团体新潮社及其出版的《新潮》杂志，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向友人作过推荐。在五四前夕发生的新旧思潮激战时，鲁迅坚定地和北大新派教授站在一起，他在这时写的《敬告遗老》、《旧戏的威力》、《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等几篇杂文中，以匕首般的犀利，尖锐批判了林纾等的复古守旧派。1920年8月2日，北大正式聘请鲁迅为文科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8月6日鲁迅在日记中载：“晚马幼渔来送聘书。”即指应聘北大事。马幼渔即马裕藻，时任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鲁迅受聘后，于这一年12月24日起，开始到北京大学兼职授课，直至1926年8月，前后达六年之久。北大成为鲁迅任教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鲁迅在北大任教期间，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热情关怀进步文学社团如新潮、浅草、沉钟、春光等，大力奖掖文学后进，成为北大学生敬爱的一位导师。
鲁迅在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是一门选修课。鲁迅以他渊博的学识、鞭辟入里的精湛分析和密切联系实际的教授法，使这门课成为听讲的人最多、最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当年一位听讲的学生曾这样描述鲁迅讲课时的情景：“每次每次，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下呼吸的声音。”“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句，……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被迫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明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大家抬起头来，见到了鲁迅先生苍白的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
诗人冯至也回忆说：“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之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我们听他的课，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鲁迅在北大的教学和文学革命活动，使他成为青年学生最敬重的导师和诤友。当有人问起他是否对上课有兴趣时，他曾说：“那配教什么哩，不过很喜欢年轻人，他们也还没有讨厌自己，所以一点钟也是还乐于去做的。”他非常爱护青年，为了“造出大群的新战士”，在青年身上倾注了他的心血，确是做到了“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的寓所经常接待一批又一批登门求教的学生，他们之间虽然年龄相差很大，而鲁迅总是像朋友一样亲切接待、交谈；夜深了，他亲自端着煤油灯送出门外，而偏僻的小巷早已没有人声人影了。这种“和蔼若朋友然”的接触和交谈，和他的讲课一样，给学生的教益和印象都十分深刻。这正如他的一位学生说的：“我走过许多绅士、老爷、教授、名流和学者的书斋，在此地我才看见知识和人凝结在一起的典型。”和鲁迅一夕交谈得到的勉励和启示，“已把我从小地主的狭笼中解放了出来，我尝到自由的美味了”。
当1925年12月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的时候，鲁迅出席了纪念会，并应学生会征文请求，写了《我观北大》一文，发表在《北大学生会周刊》上。他公开回答了当时一些帮闲文人、无聊政客散布鲁迅利用北大搞派别活动的流言蜚语，说：“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一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又说：“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喑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这是鲁迅对蔡元培长校时期北大的正确评价，它也反映了鲁迅和北大的密切关系。
北大新派教授除了这些《新青年》的编者们外，蔡元培在文理科教员中，都引进了一些思想新进、赞同革新的人物，如顾孟余、朱希祖、马裕藻、陈大齐、周作人、吴虞、沈兼士、沈士远、高一涵、周鲠生、陈启修、马寅初、陶孟和、徐宝璜、李四光、颜任光、朱家骅、李书华等。著名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琛继续留任理科学长。这使北大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使整个学校气象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