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二节 融合中西文化

　　蔡元培到校后，对课程的改革和建设极为重视。

　　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在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方面，曾进行过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资产阶级新学的内容。但是这时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特别是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的需要，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又公然把“法孔孟”定为教育宗旨，下令各校在编写修身、国文教科书时，必须“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如有违背斯义或漏未列入者，并妥慎改订，呈部审查。”这种“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使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新学又受到了压抑。虽然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很快破产了，但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仍在继续。所以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学校的教学思想仍很陈旧保守，课程设置也很落后，不少教员不学无术，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

　　蔡元培在课程改革和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汇贯通。他在1922年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曾剀切剖析了清末流行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我国学术发展的严重束缚。他指出在民元之前，“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倾向，所以，当时学校的方计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教者、学者大都偏重旧学一方面；西学方面不容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很热心，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这就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而民国建立以后，由于“国体初更，百事务新”，一些人又“大有完全弃旧之概”。他认为这些都是片面的，不足取的，因而在文化学术和课程建设的取向上，主张“贯通中西”。他在这方面有一些很好的见解和做法。

　　首先，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他在谈到中国画也要吸取西洋画的优点时说：“今世为中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他认为各民族间互相师法才能有进步和发展，他举例说：“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古国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腊之文明；高尔日耳曼诸民族吸收希腊、罗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欧洲诸国之文明”。他痛感近世中国由于封闭、隔绝，在学术文化发展上大大落后于西方，“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只在他固有的范围内、固有的特色上进化，故‘文艺的中兴’，在中国今日才开始发展”。他认为要使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得到发展，就应该开放，善于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1916年秋，在他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就与汪精卫、李石曾联名致函国内有关人士，提出：“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吾国教育不能不兼容欧化，已为有识者所公认。元培等留法较久，考察颇详，见其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义之正大，与吾国儒先哲理类相契合；而学术明备，足以裨益吾人者尤多。”他从这个思想出发，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外国科学成果，融合中西文化。他在北大“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他“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北大原来设有“中国哲学门”，一位学生曾建议改为“哲学系”，不局限于一国哲学，而要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这个建议和蔡元培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相一致，因而接受了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

　　为了更好地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蔡元培是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的。以世界语为例，北大是我国提倡世界语较早的一个学校。蔡元培主持北大后，即聘世界语学者孙国璋（字芾仲）来校主讲世界语，于文科设立讲习班，参加学习的达到五百多人。蔡元培倡立的校役夜班正班也把世界语作为外国语学科之一，与国语算术及理科并重。蔡元培为了利于世界语学者作高深的研究，于1920年创立北大世界语研究会，自兼会长，孙国璋为副。1922年俄国学者、盲诗人爱罗先珂受聘来校讲授世界语会话，孙专讲文法及读本，世界语班学生倍增。1922年春由北大发起组织了北京世界语学会。是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一致通过北大提出的“以世界语首先加入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这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世界语研究会开展纪念柴门霍甫诞辰的活动，在北大召开了全国世界语联合大会。参加者达两千多人。蔡元培出席并发表演说，主张中国应普及世界语，以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会上通过的议案，要求在各级学校增加世界语课程，多方面推广世界语，并筹办世界语专门学校。由北大负责筹办的世界语专门学校，于1923年在北京西城孟端学校内成立，蔡元培兼任校长，校董有蔡元培、鲁迅、张季鸾、爱罗先珂、周作人等。蔡元培提倡世界语，在北大开设世界语课程，是和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主张相一致的。

　　其次，认为对外国学术文化应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他认为“人类之消化作用，不唯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物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因而消化是以“我”为主体，对于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善。”他既承认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后人继承发扬，又反对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既强调学习外国，求得发展，又坚决反对“全盘欧化”，反对简单的模仿，生吞活剥外国的东西。他殷切地告诫人们，在向外国学习时，要重在为我所用，要吸收而消化之，切忌为他人所同化。他对此作了意深词恳的剖祈：

　　分工之理，在以己之所长，补人之所短，而人之所长，亦还以补我之所短。故人类分子，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者是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級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否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儿辈英人、法人。支世界上能增加此几辈有学问有德行之德人、英人、法人，宁不甚善？无如失其我性为可惜也。往者学生出外，深受刺激，其有毅力者，或缘之而益自发愤，其志行稍薄弱者，即弃损其‘我’同化于外人。所望后之留学者，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学业修毕，更遍游数邦，以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也。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也仍然是十分感人而富有意义的。这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确为针砭时弊，金石之言。

　　但这种简单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国的倾向，当时在北大同样严重存在。严复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全校积极推广外语会话，在本科和预科课堂上除一些国学课程外，都用英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预科教务会议全讲英语，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难言。这种状况，虽然对推广外语学习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长了盲目崇洋和轻视祖国文化的倾向。特别是当时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留学生较多，他们当中有些人几乎不用汉语讲话，甚至有的教中国历史时也要讲几句英语以显示其有学问。对此，许多人表示不满，连一些外国教员也不以为然，“叹为非兴国之征”。蔡元培长校后，极力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他规定开教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开始时，一个外国教授起而反对，说：“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从容地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都说中国话？”使对方语塞，无言以对。从这时起，开会时一律用中文，不再讲英语。在课堂上，他明确要求除外国语文课外，其他课程必须使用祖国语言。对《大学理科月刊》刊登的论文，则规定除一些专有名词外，也一律要用中文书写。这些措施受到了进步舆论的赞许。

　　蔡元培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时又强调结合本国的实际，保存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如中国文学系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又于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起征集民间歌谣，供大学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面，“于数理化等学科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亦是一例。

　　蔡元培到北大后为筹办生物学系，曾与法国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后没有实现），但他没有单纯依赖外国，而是努力发展我国自己的生物学。1918年他聘请钟观光为北大理预科教授，担负采集我国植物标本的工作。钟观光（1868—1940），字宪鬯，浙江镇海人。著名植物学家。蔡元培创立中国教育会和民初主持教育部时，曾与他共事。这时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先后深入福建、广东、云南、广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省调查我国植物分布情况，历时五载，搜集和积累了许多珍贵植物标本与资料，对我国早期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他创建了北大植物标本室。1925年北大生物系正式成立后，钟观光仍留校继续整理标本，直至1927年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止。这时生物系已整理出植物标本八千多种，为教学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件事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和消化欧美国家的先进文化，根本是着眼于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

　　再其次，蔡元培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何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歩的发展。他说：“贩运传译，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又说：“研究者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认为“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这种科学不仅指某一学科或研究的成果，而更重要的是指科学的方法。他主张中国不但在“发明的科学”（指自然科学）方面应采用“西洋方法来试验”，而且“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即人文方面，“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1921年6月，他到美国考察教育时，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讲演中，曾阐述了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规律，他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这种借鉴与创新的统一，表现了蔡元培进步的中西文化观。这种主张反对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来束缚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见；这对于改革学校的课程也有重要意义，史学系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来，文科学长陈独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因而引起旧派教员的不满；1917年秋成立中国史学门时，他们多改归这新学门，想把这里作为他们旧派的阵地。但蔡元培、陈独秀同样重视史学的改革，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史学门增设西洋史各课，改称史学系，由原来一国的史学变为世界的史学。这时史的课程除中国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现代史，分别在四个年级讲授外，世界史有西洋史（分上古、中古和近世史），但东洋史还只有印度古代史和日本近世史。蔡元培还将史学系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一起编入第五学组，表示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为了改革中国旧史学，这时将原来选修课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课程，改为必修科，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并且聘请西洋史教授翻译欧美新史学及唯物史观等书，陈翰笙等人也在这时应聘来系介绍欧美新史学。1920年李大钊任史学系教授后，曾先后讲授过《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重要课程。因而改变了过去史学门只重史料的偏向，开始重视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历史的研究。这时的史学界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当然，这主要是指这时新思潮对学术界的影响而言，对多数教授来说，其史学观点还是唯心主义的。

　　此外，蔡元培还主张史学必须以科学的依据为基础，要学习欧美新史学的优点。他后来曾说：“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这件事实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才长；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藉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藉，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他认为治史学者不仅要重视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质学也有密切关系。1923年5月，北大考古学会成立，先后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如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出土的周代铜器，北京宫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甘肃敦煌古迹调查等，这对建立科学的史学和丰富学生的史学知识有一定意义。

　　蔡元培在关于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相比较的课程。他说：“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絞。”这时国文系除开设本国文学、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词史、戏曲史等）课程外，还开设了外国文学著作选读、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以资比较。又如，他认为：“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蔡元培是我国较早提出比较学问题的，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开扩知识领域是有好处的。

　　值得指出的是，蔡元培在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明确提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我国文明输出”。在他看来，国际和平的取得，是以互相了解为前提，而“现在欧美大势，中国人已经渐渐了解；独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不了解的很多。”因而要输出中国文明，让国际了解中国。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除了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外，蔡元培还重视直接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经胡适等邀请来华后，蔡元培曾出面与杜威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商议，留他在北大讲授一年哲学。杜威除在北大讲学外，还在中国各地巡回讲演，前后达两年多，遍历十一个省，大量散布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恶劣影响。蔡元培对杜威是谁崇的，但他并不赞同实用主义教育观点。如他在学与术的关系上重学理的研究，在科学研究上，他认为并不是所有项目都能立即得到应用，更难短期就有明显的效果，但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科学研究的意义。这些观点有助于抵制实用主义思想对教育、科研领域的侵蚀。

　　继之，罗素、班乐卫、今西龙、杜里舒、阿士本、耶尔朔夫、福田德三等也曾应邀来校讲学或作学术讲演。1920年8月，北大特授与法国数学家班乐卫、里昂大学校长儒班、美国哲学家杜威、美驻华公使芮恩施以荣誉学位，蔡元培主持了授予仪式并发表演说。这是北大第一次授予外国学者以荣誉学位。

　　1921年蔡元培到欧洲考察教育时，曾亲自分别访问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邀请他们来华讲学。这一年3月8日，他在法国访晤居里夫人，当面邀请她来华讲学，居里夫人答：“此次不能柱，当于将来之暑假中谋之。”同年3月16日，他在德国偕原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琛访问爱因斯坦，“询以是否能往中国？答甚愿，但须稍迟。彼询如往中国演讲，应用何种语言？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即能译者之一。”1922年秋，爱因斯坦应邀到日本讲学，他表示愿同期来华，双方并商妥了来华讲学的条件。但由于中国方面拟以各团体联合名义发出联合邀请信，往返协商费时，致使爱因斯坦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未接到中方正式邀请信件，以为北大不打算践约，便延长了访日时间；直到12月22日，他方收到蔡元培寄去的信，才了解是误解，但日程已无法改变，致使这次访华无法实现。爱因斯坦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苦痛。”“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当时，北大曾为爱因斯坦访华作准备，于1922年11至12月举行了爱因斯坦学说公开演讲，讲题有：《爱因斯坦以前之力学》（主讲人丁燮林）、《相对各论》（何吟苜）、《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高叔钦）、《爱因斯坦之生平及其学说》（夏元瑰）、《非欧几里特的几何》（王士枢）、《相对通论》（文范村）、《相对论与哲学》（张竟生）。此外，北大当时还组织有相对学说讲演会和研究会，介绍和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蔡元培也很重视派遣教员、学生出国留学，1918年5月，他曾呈请教育部咨商外交部，请于美国退回庚子赔款用于留学名额中增加北大人选。他提出过去北大有派选留学生成例，京师学堂期间，1903年曾派学生31名赴日留学；1906年曾分别资遣毕业生赴日留学游历；1907年复派师范毕业生八名赴英、法、美三国留学。自民国成立，国库奇绌，派生之举，因而停止。他认为“此不仅无以鼓励学生，亦且有碍学术发达，诚莫大之遗憾也。”

　　他在呈请中提出：“本校文、法、理、工四科每年毕业，约计十四班左右，每班以二人或一人计算，二十名之额，似难再减”。后得以派遣。他还很重视挑选准备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派往国外留学，学习外国文化科学知识，以便回校后开设新课，充实课程建设。

　　如史学系为培养师资，曾由学校选派本系毕业生姚士鳌、理科毕业生毛子水赴德学习史学和地理学。理科如汪敬熙、杨钟健、孙云铸等，也都是在这一时期资送出国留学，后来他们都回北大担任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