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三节 倡导道德文章并重

　　道德与文章（指文化知识与学术造诣）并重，是中国知识分子视为传统的美德，也是对知识分子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蔡元培认为：“研究学理，不可不屏除纷心的嗜好。”过去，北大的校风是很腐败的，当时社会上有所谓八大胡同“两院一堂”之称，校内一些无聊文人也搞什么“探艳团”之类的下流组织。许多学生无意于学术研究，却醉心于运动官吏议员；在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蔡元培对此深恶痛绝，极力矫正这种风气。他指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他认为任何挽救时弊的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育为中坚”。在他看来，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将来在工作上称职的人，而且还应负有培养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积极提倡大学生应有健康活泼的课外生活，并常以砥砺德行的话勉励学生，指出在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社会中，“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所以，蔡元培在扶植社团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的同时，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

　　民国初年，蔡元培曾与李石曾、吴稚晖、宋教仁等人先后发起三个改良社会的团体，即进德会、六不会和社会改良社，其主要戒约为：不狎妓、不赌博、不置妾、不吸烟、不饮酒等。但当时并没有能认真实行。1916年底他归国后，目睹各地“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此风尤甚。”他感到：“尤可骇者，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也。”因此，他出任北大校长后，决心集合同志，矫弊易俗，增进道德修养。1918年1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发起组织进德会。规定会员分为三种：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会章规定入会以前的行为，本会均不过问；成立以后，“当公定罚章，并举纠察员若干人执行之。”蔡元培还加意动员平素行为不检点的人入会，希望他们能够用以绳己。后经会议决定，取消会员分甲、乙、丙三级的办法，而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三项为基本条件，其他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五项为自由选择条件，可任选几项或不选均可。这个组织在校内影响较大，教职员大部分加入，学生入会的也不少。1918年6月正式成立时，教员中入会的有七十六人，职员中入会的有九十二人，学生中有三百零一人。学校行政人员和教授大多入会，知名的有：蔡元培（守基本三戒，外加不作官、不作议员、不吸烟）、李大钊（守基本三戒，外加不饮酒、不吸烟）、陈独秀、夏元琛、王建祖、温宗禹、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马寅初、沈尹默、周作人、马叙伦、李石曾、陈大齐、沈兼士、徐宝璜、何杰、陈汉章、辜鸿铭、章士钊、马裕藻、俞同奎、顾兆熊、康心孚、王宠惠等；学生中有邓中夏、高尚德、许德珩、傅斯年、张崧年、区声白、廖书仓、康白情、张国焘、朱一鹗、王有德、俞士镇、常惠等。当然，也有恐守之不力而不愿入会者，如文科教授黄侃曾复信进德会说：“谨启者：奉到进德会愿书一纸，侃于贵会宗旨本极赞成，但入会与否，系个人之自由，此时信仰不出本心，则他时守之不力，万不敢自欺复欺贵会。相应将愿书一纸璧还，伏祈鉴谅是幸。”

　　当时《北京大学日刊》曾对进德会的活动作过一些报导。现录1918年7月4日刊登的该会评议员、纠察员第一次会记录如下：

　　《进德会启事》：“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进德会评议员、糾察员第一次会记录。”

　　本日到会者二十九人，姓名如左：

　　蔡元培、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陈宝锷、高日采。以上六人评议员。

　　李煜瀛、郑阳和、江智、钱玄同、陈大齐、李大钊、胡追、康白情、朱一鹗、王恩久、李辛白、徐之杰、王少石、肖纯锦、陈汉章、蔡镇瀛、马寅初、陈邦济、江永一、黄中、廖书仓、梁展章、吴继哲。以上二十三人糾察员。

　　（一）李大钊君提议，改会名为‘有不为会’，讨论结果，赞成者少数，又以仍用旧名付表决，赞成者多数。（二）李君又以纠察员之职任与其职任之履行，颇不易做到，提议废除糾察员之名。座中讨论时，有提议以被举之糾察员，悉改为评议员者，以举手表决之，赞成者大多数，作为通过。（三）议推书记二人，掌本会通讯记录之事，当即推定江智、傅斯年二君。（四）议定本会刊行杂志一种，大约每季一出，定名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当即推定编辑员四人：沈尹默、钱玄同、李大钊、康白情。（五）议决废除原定甲、乙、丙等阶级，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之条，为入会者必要条件，其余五条戒律，由会员自由任之。

　　进德会是以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的，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不满，对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过较好的影响。但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超政治思想和走“道德救国”之路的幻想，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蔡元培不仅注重提倡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同时也注意对学生的纪律要求。当时学校章程规定：“各科得选品行敦笃学问优长之学生为优待生。”受免缴一年学费的优待。“班长或舍长在一学年内能恪守校规堪为同学之表率者，学年终酌给以奖品。”而“学生品行不修学业荒废者，大学校长及各科学长得谴责之，或命其停学或退学。”如：“对于职员无礼者”，“屡次请假者”，“与同学交恶者”，“辱骂夫役人等不顾行检者”，都要受学长谴责命其悛改。而上述之一情节较重或经谴责而不改者，以及“在校内或斋宿滋生事端破环秩序者”，“一学期内旷课至十小时以上者”，则要受记过处分。对“所习各科功课有敷衍塞责屡戒不悛者”，任课教员认为必要时可命其对所授功课暂时停学。而对有“不法行为校长认为与本校秩序或名誉有重大关系者”，“学年内记过三次者”，“每学期由开学起二十日以上未曾到校亦未请假或假满至一月以上而不续假者”等，则令其退学。虽然这些规定并没有完全认真实行，但蔡元培对那些严重违反校规，特别是损害学校名誉的学生，是坚持原则的。

　　蔡元培经常教育学生要珍视集体荣誉，反对因个人放荡而损害集体。他认为群体之间有着休戚相关的关系，“世界之休戚，国家之休戚随之。国家之休戚，学校之休戚随之。学校之休戚，学生之休戚随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北京举行庆祝提灯会，蔡元培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出布告要求学生全体参如，对少数不准备参加的则警告说：“一班之中有一二人焉，明知他班全体整齐愉快之状况，而忍使本班不免有缺点焉；此其人即不屑以世界眼光，国家观念等绳之，而第即其对于本校及本班之无情，亦必为同班诸生所不齿。故本校不复为按名稽核之举，而仅记何班是否全到。苟有规避不到者，请本班同学自检举之，然后施以相当之惩戒。同班诸生，决不恕此无情之同学，而为之容隐，此本校职员所深信不疑者也。”在他看来，维护团体荣誉是每一个人应有的高尚情感，也是一个团体的向心力的重要保证，而这不但要通过个人的修养来培育，同时还要靠纪律来维系。

　　蔡元培还主张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开诚布公，互相尊重，反对匿名揭帖，彼此攻讦。原先，北大学生生活自由漫散，互不相关，偶而发生问题就写揭帖贴在墙上。这种揭帖往往无中生有，匿名攻击。蔡元培很反对这种风气，他曾说：“种种揭帖，教人看了难受。要是看的人信了他们的话，那对面的人几乎不能做人了。设身处地，又当如何？”他多次在日刊上布告，“禁止匿名揭帖”，要求“攻讦同学，以后一律除去”，对于教员，“诸生无论有任何意见，随时均可与教员正式通信或面谈，绝无写匿名信之必要。”蔡元培作风民主，学生可随时向学校或他本人去函，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要求；但对不具名的或笼统具某系某年级全体学生的，则一般不予受理。

　　由于蔡元培的提倡和引导，原先盛行的匿名揭帖逐渐销声匿迹了，代之的是师生和同学之间的开诚相见，互相切磋，形成了民主、融洽的气氛。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曾记述了当年蔡元培反对匿名揭帖的情景，他说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満，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损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的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敢知，但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而对于学生的缺点，蔡元培总是以满腔热情循循善诱，诚意相待，从不嫌弃。傅斯年还回忆蔡到德国考察时，“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来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这个例子很说明蔡元培的为人和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

　　蔡元培还注意引导学生尊重教师，养成尊师重道的良好道德风尚。有一次，他了解到有少数学生在讲堂或实验室中，对于教员讲授与指导方法，偶与旧习惯不同，不能平心静气，动辄悻悻然形于辞色；“其间一二不肖者，甚至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他认为，“以大学学生而有此等外乎情理之举动，诚吾人所大惑不解者也”。为此，他专门写了《劝北大学生尊重教师布告》，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对学生剀切剖析，循循善镑，他恳切地说：“行道之人，偶迷方向，执途人而询之，必致谢词。欧美各国，入肆购物，彼以物来，此以钱住，必互道谢。为教员者，牺牲其研究学术之时间与心力，而教授诸君，指导诸君，所以裨益诸君者，较诸指途、售物，奚啻百倍？诸君宁无感谢之本意，而忍伤其感情耶？诸君学成以后，难保无躬任教员之一日，设身处地，能不爽然？”当然，蔡元培决不赞成盲从，也不会同意庸才误人子弟。国文门一位教员学识差，学生不满，在课堂上接二连三向他提问，结果他没有能够答得出，弄得满头是汗的下讲堂，自动提出辞职。这件事发生后，原以为是学生有意为难，所以蔡元培、陈独秀知道后都很震怒，蔡更认为是整顿学生的时期到了。但他们没有草率从事，而是把同学集合起来，把原来学生提问的一些问题，一个个的考问学生之后，晓得并不是学生无理取闹，也就同意了那位教员辞职，不再处罚学生了。

　　由于蔡元培重视道德教育，同时又有健康而丰富的课外生活，使多数学生能够专心向学、努力上进，作风也比较朴素。当时在北大校园里，除极少数学生着西装革履外，多数人是市布长衫，不尚时髦；一些学生虽家道贫寒而本人能专心学问者，同样受到同学敬重。许多进步学生学业优秀，忧国忧民，并自觉地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如邓中夏曾和十几位同学，在东皇城根达教胡同四号租了几间房，经他的提议，凡居住这个公寓的，都要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挑水、打扫。他还起草了生活和学习公约，大家都签了名。规定两人合住一间，除了必要生活用品外，不事陈设。另外有阅报室、文娱室和会客室。为了研究问题，大家凑钱，订购了许多书刊，把每个省的报纸都订了一份。邓中夏还为这个集体公寓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曦园”。他借喻像晨曦一样的蓬勃朝气，来表现这种新的生活。

　　经过蔡元培的热心提倡，一变北大过去腐败沉闷的局面，使之气象一新；确实是培养了学术研究、思想自由的空气，开创了一种良好的风气。

　　蔡元培初任校长时，曾向师生提出要以学术上的成绩和学校风气的改变，来准备纪念北大校庆二十五周年。后来一位校友曾回忆蔡元培主持的这一次纪念活动的情景，他写道：

　　从十二月十六号起，一连三天，研究所，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全部开放？外加各种展览。在第三院大礼堂旁的操场里，再搭起一个能容六七千人的大席棚，每天上午在这里举行学术讲演，都是以中国或世界《二十五年来的……》作讲题，下午是游艺会，一直到中夜。每天有上千成万的人来参观，还总嫌入场卷发的太少。

　　就在十七的晚上，北大的正生曰，音乐传习所定在马神庙新收拾好的第二院大礼堂中，作第一次的公开演奏。……那时北大学生的人数不到三千也有二千多，这次音乐演奏会的入场券不能遍发，就放在纪念会的办公室里，让爱好音乐的人自己去取。我呢，也拿到一张，盼到晚上七点，就奔到第二院去，真是幽静，可是进了礼堂，人已坐满，而人还不断的来，不但内无隙地，就在外面也是人声嘈杂，还站有几百人想进来。已经挤进来的大半没有持券，有券的却挤不进来。眼见的快到八点钟了，坐在演奏台下面听众当中的北大校长蔡先生知道这个情形了，走到演奏台上，面向着听众，似乎有些怒容，继而蔼然的说：这次音乐传习所第一次公开演奏，在广大的场所中因为收不住音，仿佛是不甚相宜，所以定在这个礼堂中演奏，不能普遍的发给入门券，是因为会场小的缘故。我们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礼堂，不是沙场，我劝没有入门券而进会场的人要一律退出，出去告知外面没有持券的也一律退去，让有券的可以进来。爱好音乐的诸位，如果愿意听，我请音乐传习所的诸同人再为诸位演奏一次，不但一次，以后也可以常常的演奏。现在就请你们没有持入门券而进来的人都出去，并且照我的话去告知没有持券的而也想进来的人。蔡先生说完这话之后站在台上，只听见台下一阵鼓掌声，有一百多位没有持券的人都站起来，依着次序陆续的出去，大家静悄悄的。蔡先生还站在台上，含着微笑点首。我座位的周围是空虛而且寂靜，眼看没有券的人一个个的退去，有券的一个个的进来，第二院中还是那么静穆和严肃，音乐演奏会还是按时开幕。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里的眼泪要跟着蔡先生的微笑一齐出来，我不知道巍然在我前面的是高山呢还是大海。……

　　从这件“小事”的记叙里，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的精神风貌，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蔡元培在北大革故鼎新的效果。

　　§§第七章 在新旧思潮的激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