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一节 “白话派一定占优胜”

　　蔡元培主持北大进行革新之际，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发端时期。这时，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旧思想，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潮，这在当时对北大，对整个文化思想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蔡芫培曾是清季名翰林，旧学根底很好。他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壬辰科主考官翁同龢曾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他青年时能为骈体文，喜用古字，文章古奥，“常人几不能读”。但他思想新颖，追求进步，反对专己守残。他在清末办学时，就开始提倡新思想，支持新派教员，并因此遭到旧派的攻击和排挤。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他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按照现代生存的需要，来重新估定其价值。他认为“处今之世而无变古之俗，殆矣！”他在1902年曾编选《文变》一书，他在序文中说道：“先儒有言，‘文以载道’。道不变也；而见道之识，随世界之进化而屡变；则载道之言，与夫载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随之而变。”对于自唐以来纂录、评选的古文典籍，他认为：“自今日观之，其所谓体格，所谓义法，纠缠束缚，徒便摹拟，而不适于发挥新思想之用；其所载之道，亦不免有迂谬窒塞，贻读者以麻木脑筋，风痹手足之效者焉。先入为主，流弊何已！”这里，蔡元培不仅认为载道之识之法，应随社会进步而变化，而且对所载之道，也有所否定，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卓越的见识。

　　1915年9月，由陈独秀编辑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一开始就举起了民主主义的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其时，蔡元培正在法国从事著译，直至1916年底回国止；从当时的情况判断，他在这段时间还不可能在国外看到这本杂志。从现有的材料说明，蔡元培最早接触《新青年》，是在他回国以后。当时他对北大的改革是以文科为重点的，而他所以聘请陈独秀负主持文科的重任，除了因友人的介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因翻阅《新青年》而决定聘请，这说明了他对这个刊物的欣赏和支持。他还建议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学校来办”。1917年11月，《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由上海迁至北京。直至1920年9月复返上海出啤止，《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完全结合起来了。自1918年1月起，经蔡元培引进的北大新派教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参加到编辑部中来。鲁迅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从这一年起，《新青年》也全部用白话文发表文章，并且宣布原来的“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从此，北大文科中的新派教员，在五四时期就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向封建文化思想发起猛烈攻击，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新青年》杂志也由于编辑力量的大大加强，又有蔡元培这样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人物的支持和北京大学做为后盾，其声誉和影响也大大加强了。《新青年》创刊时，每期只印一千份，销售量不大，而这时销数大增，最高额达一万五六千份。显然，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和蔡元培的提倡和培育分不开的。

　　蔡元培对《新青年》始终是关心和支持的。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巻第五号上，就曾以记者的名义，刊登了《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等报道。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洪水与猛兽》等重要文章，也都在这个刊物发表。五四前夕，《新青年》同人又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个周刊在北大创立，同样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和北大关系也十分密切。它主要刊登介绍和评论国内外形势的、短小精悍的文章，它和《新青年》一起，在五四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蔡元培在他的晩年，仍然对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怀念不已，仍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34年6月，他在《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认为《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以文学革命为出发点，以科学和民治（民主）为归宿点，它所提倡的语体文、语体诗等，“都是以现代的人说现代的话，打破摹仿盲从的旧习”，具有“民族思想解放的特征”；认为《新青年》盛行，五四运动勃发，在当时“轩然起一大波，其波动至今未已。”1935年8月，他为亚东图书馆及求益书社的《新青年》重印本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嘉也”。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青年》创刊后，大力宣传民主自由，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针对当时严重泛滥的尊孔复古逆流，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很快地指向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敌——孔家店。虽然蔡元培批孔的立言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那么激烈，但态度是鲜明的。早在民国元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在教育宗旨上，就取消了清季学部规定的忠君与尊孔；后又在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当时会议曾对这个提案进行了热烈辩论，许多人认为如此激烈主张必引起社会风波，最后采取调和的办法，即在学校规程中对此不作任何规定，使其自然消失。这个提案虽然没有通过，而蔡元培却因此受到旧势力的指责。1916年他从欧洲回国后，在各地发表的讲演中，又批判了复古派要以孔教为国教的谬论。12月11日，他在江苏省教育会的演说词中，“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说”，在说到中国自古以来轻视农、工、商，“而士独尊”的原因时，表示：“吾不得不犯众怒，归咎于人人尊崇的孔子。”12月26日，信教自由会在北京中央公园开会，讨论国教问题，蔡元培应邀到会发表演说，他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宗教的起源，扫除封建迷信和愚昧的观念，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是关于教育、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学说，孔子与宗派自划界限，从不言鬼神事，曾自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特别指出：“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淡”。“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亦不成名词，然则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驳斥了那些“今日尊孔之徒”。他痛感中国长期封建专制思想统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在1919年1月致黄郛信中就指出：“吾国承秦始皇、汉武帝以来之习惯，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纷争，社会百业之停滞，无不由此。鹜新与笃旧，学理与职业，干渉与放任，在教育界断断然相持不决者，不知凡几”。1919年3月，蔡元培在题为《科学之修养》的讲演中，又进一步用发展的观点，批判了复古派把古代典籍奉为万古不变之教条的错误观点，他说：“乃若古圣先贤之格言嘉训，虽属人造，要亦不外由时代经骄归纳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随时代之变迁而异其内容。吾人今日所见为嘉言懿行者，在日后或成故纸；欲求其能常系人之信仰，实不可能。”这对于人们打破封建教条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反对“尊孔”的先驱者之一，他同陈独秀等《新青年》编者是完全一致的，从而有力地捍卫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他后来曾说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

　　蔡元培是近代科学的热心提倡者。他青年时期就怀有科学救国的思想，期望科学发达，国家富强。他在清末翰林院供职时，就披阅过诸如《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入门》、《电学问答》、《化学启蒙初阶》、《光学量力器图说》和《井矿工程开煤要法》等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方面的知识。后来他考察了欧美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认为“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他强调科学是社会进步的杠杆，认为中国要发展新文化，就必须特别注意科学的发展。他到北大的第一次演说中，就要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鼓励学生组织学会，深入研究高深学问。在学系和课程建设上，他也十分注意突出自然科学的地位。他希望青年学生立志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蔡元培还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大力支持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1914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秉志等，在国外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为国内介绍科学知识，联络人才，求中国科学之发达。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得到蔡元培的热情鼓励。他出长北大后，专门从学校编辑处每月拨款二百元给科学社，津贴印刷该社出版的《科学》杂志。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并为建立机构开展募集基金，蔡元培为此起草了《中国科学社征集基金启》，大声疾呼说：“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忧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邀聘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北大化学系教授。由于蔡元培对中国科学社的全力支持，他被该社选为“特社员”，并推举为董事长。在蔡元培的大力提倡下，北大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蔡元培到北大后不久，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即开始兴起。他对这场旨在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改革的新文学运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他对新派人提倡写白话文，反对僵死的文言文的主张，十分赞同。他早在清朝编辑《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时，就采用文言和白话兼用的办法，撰写社评。1918年2月，在蔡元培发起下，学校成立了由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负责的歌谣征集处。征集的民歌民谣陆续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并出版《歌谣周刊》和《歌谣丛书》。文科研究所也开设研究民间文学的专题。这些都促进了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发展。

　　蔡元培认为中国的文言同欧洲的拉丁文一样，是一种已经过时了的文字。他在1919年一次题为《国文之将来》的讲演中曾指出：“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繙绎的工夫，这是何苦来？”他讥讽道：“我们偶然看见几个留学外国的人，写给本国人的信，都用外国文，觉得很好笑。要是写给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话，不觉得好笑吗？”他还从文字大众化，普及教育的角度，论证了文言文的局限性。他说：“从前学国文的人，是少数的，他们的境遇，和普通人不同，就多费一点时间，还不要紧；现在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那能都费这许多时间呢？”同时，他又从发展科学的需要，说明推广白话文的必要性。他说：“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从六岁起，到二十岁，读的写的都是古人的话，所以学得很象。现在应用的科学很多了，要不是把学国文的时间腾出来，怎样来得及呢？”

　　蔡元培从历史的发展肯定了白话文的价值，指明白话代替文言的必然趋势，他写道：

　　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即如我们中国的司马迁，是人很崇拜的，假使现在有一个司马迁，人就佩服的了不得；可是他作《史记》，不抄袭《尚书》，《尚书》上‘钦’字他改作‘敬’，‘克’字他作‘能’又改了他的词调。因为他写《史记》是给当时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改作当时的白话。后来如程朱陆王的语录，完全用白话，不像杨雄模仿《论语》的样子。因为白话实在能够发表他自己正确的意见。又如后来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模仿唐人小说，可是他的价值是不错。所以我们现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写那种图案的文章，几是记述说明必要用白话才对。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

　　虽然他认为将来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但肯定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而且“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1936年他在南京北大同学聚餐会上叙述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时，就把提倡变更文体，兼用白话，作为整顿学校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说：当时北大教授中，即有提倡白话文学，也有极端维护文言的，“我却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曾声明，作美术文，用文言未尝不好。”这表明蔡元培对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同时也是对新派必定战胜旧派充満了信心。

　　更有意义的是，蔡元培还把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同政治上的改革要求联系起来考察。他在后来追述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功绩时，曾提出：“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在他看来，文学的革新，——新文学的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是有利新思想的传播，有利社会改革的进行。这就是说，他把文学看作是传导思想的工具，那么，它所反映的就应该是时代的要求，大众的呼声。这确是表现了蔡元培的进步的文学观。正是从这点出发，支持并推广白话文。他接着在转述《新青年》编者提倡白话文的努力时，表达了当时他自己的鲜明态度，他说：

　　钱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曰致陈独秀书，有云：“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张的“废灭汉文”虽不易实现，而先废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独秀的书，就说：“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休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铦文的先生们，若是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

　　同时，蔡元培还认为白话文和平民教育所以能够得到较快发展，是学生经过五四运动获得的一种新觉悟的表现。他认为五四运动的胜利，是全国中学以上学生八十日的奋斗（5月4日至7月23日）与北京、上海等都市商工界罢工、罢市的援助取得的，“所以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感于商工界援助之有力，而悟普及常识的需要；于是一方面大学生多于课余办校役夜班及平民学校；一方面促进语体文之发展，出版书籍及杂志，较前踊跃”。如蔡元培任董事长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3年开年会时，曾决议发展社会教育，井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普遍推广白话文，要求不但杂志、报章、小说等皆用白话，而且一切优美的文学作品及哲学社会科学等亦用白话文。可见这时白话文已相当普遍地得到推广。应当说，以白话文作为新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有重大意义的。白话文经胡适、陈独秀等的倡导，又得到蔡元培的积极支持，在已具备了成熟的社会和思想条件下，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文学内容的改革是文学革命的主导方面。鲁迅于1918年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现实主义作品，则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蔡元培十分赞同文学革命。他在北大提倡歌谣研究，开设被封建文人排斥的小说、词曲、戏剧等课程，这不但向大学生讲授，而且作为文科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开创了重视民间通俗文学的新风气。他尤为推重鲁迅的革命文学，曾把这一时期鲁迅的文学创作称之为“新文学开山”。关于蔡元培对鲁迅的敬重以及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郭沫若曾说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蔡元培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倡导者。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同他在校内进行的革新密切相关的。诚然，蔡元培不是属于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战士，但他却确是这支新文化大军不可少的竭诚保护者。五四前夕，当军阀政府对蔡元培施行政治压力和恐吓时，曾有人劝他辞退栋独秀，约束胡适，以缓和空气，蔡元培毅然回答：“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陈、胡等毫不相干。”而在校内，他对陈独秀也一向是采取维护和支持态度的。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这引起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惧和仇视，他们公开下令严防、查禁“过激主义之鼓吹”。大肆污蔑新思想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企图采取强制手段来抑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1920年4月，蔡元培在《新青年》发表了《洪水与猛兽》一文。他在文中反其道而用之，指出：“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他愤怒地指出：“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他以鲧和禹治水的不同方法为喻，认为“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他认为中国现在是处在洪水与猛兽竞争的状态，他期望猛兽驯伏，洪水疏导畅通，国家安定太平的新局面早日出现。